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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兩岸史話-力圖改變中國國際地位

    兩岸史話-力圖改變中國國際地位

     汪榮寶以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利益為外交目標,面對軍閥混戰的內外交困局面,敢於明確表達自己的政見。對外為改變「弱國無外交」的舊規,提出不少富於創見而又適合中國國情的外交思想、戰略和主張,尤其在處理中日關係上折衝樽俎,為爭取中國獨立自主的地位和收回國家權力作了諸多努力,展示出強烈的愛國意識和值得稱道的外交藝術。汪榮寶為改變中國國際地位而堅持不懈的精神,使他不僅在國內深受各界的尊敬和推崇,而且享有較高的國際知名度。  逾二日,張學良又邀平津名流李石曾、胡適、吳達詮、周作民、朱啟鈐、潘復、張志潭、胡惟德、陳籙、曹汝霖、陸宗輿、王揖唐、顧維鈞、湯爾和、章士釗、羅文幹、王蔭泰,以及東北高級官員王樹翰、劉哲、莫德惠、于學忠、萬福麟、王樹常、戢翼翹、鮑文樾包括汪榮寶在內的二十七人,磋商東北問題。出席諸人多以依靠國聯、聽命「中央」為是,會後推汪榮寶、章士釗二人起草電報,向南京政府申述關於東北外交問題的意見。  當九一八事變之初,日本重臣及政府都不主張事情擴大,等到若槻禮次郎內閣下台,幣原喜重郎辭職,而國民政府未能把握時機,導致事態愈加嚴峻。後來國民政府請國聯調停,結果適得其反。  國府採不抵抗政策  這更證明了汪榮寶此前向王正廷力言國聯調查不可靠、日本絕決不肯聽命於調查團說法的正確性,曹汝霖曾感慨道:「由今思之,不能不說袞父有先見之明也。」此後張學良與蔣介石國民政府在對待日本侵略東北的問題上取得了共識,於是切實奉行不抵抗政策,下令東北軍全部撤退到長城以內,以至東三省在短短幾個月內就淪陷。當汪榮寶的建言遭到拒絕後,他盛怒之下發誓不再過問國事。兩年後一九三三年七月汪榮寶因患心臟病在北京協和醫院病逝,全國各大報紙對其病逝的消息作了報導,如《大公報》、《申報》等,在一定程度上可見他的影響力。  汪榮寶擔任駐日公使長達近九年,是民國時任期時間最長的公使,在二十世紀二○年代敏感而複雜的中日關係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身處艱苦的工作環境中,其中幾年時間以臨時板房或租賃房屋為辦公場所,帶領使館加上他僅有的七名工作人員,調查日本政治、經濟、社會狀況,關注日本軍事力量的消長,艱難處理中日修約、濟案寧案談判等中日交涉事件。對此其後代回憶到:「(日本)猜詐百端,動絓荊棘,君折衝禦難,或先發以制陰謀,或弭縫以消後患,或傾誠建白,捍格不行,或委曲求全,謗黜叢集,盡其彷徨焦思之情,又非言語所能形況,而事關密計,亦並非他人所得盡知者。」從中可見其任職艱難的狀況及中日交涉之複雜。  汪榮寶早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後又任公使長期在日居住,因而對日本社會有深刻的認知和了解,同時積累了大量的人脈,他與日本外務省、農商省、內務省、文部省都保持了良好的關係,與日本文學界多有聯繫,還加入東京詩社,與諸多日本文人彼此唱和贈作。一九二八年日本同仁會創辦漢文醫學雜誌,汪榮寶為之作序。曹汝霖評價說汪榮寶任職期間「與日本朝野文學之士,彼此唱和,頗受歡迎。而與幣原外相,更為推契。」他處理中日交涉事件能把握好分寸,冷靜果斷地應對複雜問題,持對日不妥協政策,竭力維持民族國家的權利,展現了一個職業外交家的愛國情操和敬業風範。  值得一提的是,汪榮寶所在家族與日本關係淵源頗深。他的二伯父汪鳳藻早在一八九二至一八九四年就擔任清朝使日大臣,而他的後代即其第四子汪公紀在二十世紀五○年代擔任台灣「駐日代表團」副團長,並任「中日文化經濟協會」幹事長,對日本歷史和文化有深入研究,汪公紀先生還撰寫有著作《日本史話》。汪氏家族三代均有人任駐日使節,可稱得上駐日外交世家。  維護國家民族利益  綜上所述,汪榮寶是民國時期外交家群體中的重要成員,從他身上可以看到職業外交家的特徵。所謂的職業外交家指的是伴隨著清朝的滅亡和民國的誕生而逐步形成的外交家群體,他們是新時代的產物和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結晶,他們在中國外交界的崛起始於巴黎和會與華盛頓會議上的卓越表現,山東問題的辯論,廢除二十一條交涉,拒簽巴黎和約,收回山東權益等,其中顧維鈞、陸徵祥、王正廷、施肇基、顏惠慶等為卓越的代表,汪氏亦是其中重要成員。  汪榮寶以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利益為外交目標,面對軍閥混戰的內外交困局面,敢於明確表達自己的政見。對外為改變「弱國無外交」的舊規,提出不少富於創見而又適合中國國情的外交思想、戰略和主張,尤其在處理中日關係上折衝樽俎,為爭取中國獨立自主的地位和收回國家權力作了諸多努力,展示出強烈的愛國意識和值得稱道的外交藝術。汪榮寶為改變中國國際地位而堅持不懈的精神,使他不僅在國內深受各界的尊敬和推崇,而且享有較高的國際知名度。  (系列完)

  • 兩岸史話-建議東北軍全力抵抗日本侵略

    兩岸史話-建議東北軍全力抵抗日本侵略

     汪榮寶在歸國不久即被張學良聘為北平陸海空軍副司令部行營參議,兼任北平外交委員會委員長。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晨,張學良在北平召集顧維均、汪榮寶、章士釗、湯爾和、羅文幹、李哲、王蔭泰、王樹翰、莫德惠召開會議,研究日本發動事變攻陷瀋陽北大營的目的以及處理辦法,會上汪榮寶指出:日本各地都在遊行示威,躍躍欲試,想以武裝占領東北,力言東北軍應全力抵抗,並為之出謀畫策。  具有豐富外交經驗的汪榮寶敏銳感受到了國民政府政策的轉變,加之自己身心疲憊,在八月六日到達南京之後,遂以未履行好公使之責提出辭職,他寫道:「榮寶身膺使任,有保護僑民及增進彼此親善關係之責,茲於任國領土以內,發生此種巨變,竟致多數僑胞,無辜慘死,不能弭患事先,更使將來彼我關係,益生隔閡,有違素志,抱疚無窮,應請呈明國民政府,准予開缺,以明責任,曷勝感幸之至。」  汪榮寶主動辭職也在情理之中,此前北洋政府時期曾請辭未能如願,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又向南京政府提出辭職,其好友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張元濟頗為不解,曾去信問詢道:「吾兄駐節東鄰,久孚物望,折衝樽俎,正仗槧才,何乃高引為懷,急流勇退,想中樞倚重,未必能遽賦遂初也。」為辭職歸國之便,汪榮寶還將在日本的書籍陸續寄華,希冀「他日一旦得請,便可輕裝就道也」。  免職消息掀起波潮  可見汪榮寶主動請辭非為虛言,但最終未獲准辭。然而他日益感到新政府無視他對中日關係問題的建議,此次回歸國內專注學術或為絕好機會,從一定程度上說,被免職也好,自己辭職也罷,離開紛繁複雜的政局舒展身心確是他的願望。但正值敏感時期去職,難免有被政府遺棄的難堪與尷尬之感。  汪榮寶被免職的消息在輿論界掀起波潮,有人指責政府外交部處置不當,南京政府又試圖以亞洲司司長職安慰他,下定決心辭職的汪榮寶向外界宣佈,「頻年在日,勉膺使席,心力交瘁。此次回國,本意在長期休養。此次鮮案,吾國僑民損失之巨,觸目驚心,予奉令調查,已將報告製成。此次留京,係備政府關於鮮案之諮詢而已,其他職務,概不願就」。就這樣,處於「知天命」之年的汪榮寶離開外交舞台,結束長達十七年的外交生涯。  曾有研究者對於汪的去職評說:「汪在朝結束調查後曾發表聲明,云『朝案』之起因純粹是因謠言而起,除此之外無他,而對於日本官民保護避難華僑之措置,汪表示感謝。這些都與國民政府與日談判的基點相左,更難以符合中國民眾對日責難,因此,汪的離職在所難免。」筆者分析這種說法並未把握住問題的實質,正是汪榮寶認清日本對中國有所舉動的陰謀,堅決主張對日要有明確的強硬態度,這與南京政府的對日妥協外交基調不符,最終才導致被免職。  在萬寶山事件和朝鮮排華運動中,汪榮寶是被推上前台的第一人。萬寶山事件從本質上來說是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前奏,期間日本表現出對中國的強硬態度,並暗中調動增兵直指東三省。汪榮寶身在日本多年,與政府官員接觸頻繁,深切感受日本對外侵略的野心,力主對日本採取較為主動的外交方針。  由於南京國政府採取對日妥協政策,因而並沒有強烈要求日本道歉、賠款並徹查此事,相反卻通過臨陣換將的方式,將長時間擔任駐日公使瞭解日本政情和已擁有人脈關係的汪榮寶匆忙撤職,以謀求妥協。結果日本借該事件探明了國民政府的態度和立場,蔣介石的軟弱和低姿態,更進一步助長了日本強硬派的囂張氣焰,精心策畫的九一八事變隨即爆發。  臨陣換將助長敵國  針對汪榮寶駐日公使的地位,九一八事變後四川督軍陳宧曾言:「今日之敗,坐樞府非其人,誠得中材主之,折衝樽俎,但任袞甫有餘矣!」當然,這樣的評論難免有過譽之嫌,侵略中國東三省既然為日本國策,以汪氏一人之力也無法扭轉時局,但他駐日公使之份量可見一斑。作為政界和外交界名流,事實上,汪榮寶在歸國不久即被張學良聘為北平陸海空軍副司令部行營參議,兼任北平外交委員會委員長。  他隨時關注著國內和國際時局之變動,尤其對虎視眈眈之鄰國日本的動態極為重視。九一八事變發生第二天汪榮寶就提出了建議。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晨,張學良在北平召集顧維均、汪榮寶、章士釗、湯爾和、羅文幹、李哲、王蔭泰、王樹翰、莫德惠召開會議,研究日本發動事變攻陷瀋陽北大營的目的以及處理辦法,會上汪榮寶指出:日本各地都在遊行示威,躍躍欲試,想以武裝占領東北,力言東北軍應全力抵抗,並為之出謀畫策。  (待續)

  • 兩岸史話-朝鮮排華事件的代罪羔羊

    兩岸史話-朝鮮排華事件的代罪羔羊

     主張對日不可退讓的汪榮寶成為國民黨政府政策調整的「犧牲品」,也成為了朝鮮排華事件的替罪羊,其被免職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汪榮寶此次奉命主要是調查排華運動的真相,作為外交官,他深知謹慎調查事實的重要性,尤其此事牽涉到日本,因此格外慎重地收集相關資料,所發言論也有理有據。當時中國社會群情激憤,一般輿論都將朝鮮排華的矛頭對準日本,認為是其策動的結果,汪榮寶施展外交策略,在未調查清楚之前並未直言是日本所為。  經過實地調查和勘測,他針對朝鮮排華運動原因做出如下解釋:「報紙惡宣傳;無知韓人受愚;當地官憲疏忽;平壤無中國領事,韓案責任無推諉餘地。」隨著調查的深入,在看過觸目驚心的事實後,汪榮寶認為日本政府對此案負有不可推卸之責任,「今損害如斯重大,應由日負責賠償」。  日本以此搧風點火  八月六日他向國民政府呈遞了《朝鮮排華慘案調查報告》,綜其後果推其原因,認為此事變之發生:「其直接原因,由於日本朝鮮各報,就萬寶山事件,捏造事實,擴大宣傳,對於朝鮮無知群眾,肆行煽惑。」日政府無論如何辯解,絕不能辭其責任。關於萬寶山事件調查結果是:「所謂萬寶山事件者,只有鮮人以日本勢力為後盾,壓迫華人之事實,絕無中國官吏何等壓迫鮮農之舉動。所有日韓各報紙宣傳,全屬有意簧鼓,聳動聽聞。」至於朝鮮排華運動與萬寶山事件「有原因結果關係者」,其道理不辯自明。  如何處理萬寶山事件實為外交難題。事件發生後,日本方面以此為藉口,煽風點火擴大事態,在野黨政友會利用該事件,攻擊執政的民政黨政府奉行軟弱外交,並立即派出以侵華狂熱分子森恪為首的代表團分赴滿蒙、朝鮮進行調查。七月七日,日本政府召開內閣會議,專門討論了萬寶山事件及朝鮮排華問題,主張對中國採取強硬態度。汪榮寶在調查中就在思考如何處理這一案件,他清楚外交交涉需要充分的調查與研究,做到事實確鑿,言必有據,絕不能貿然從事,而看似簡單的對日本政府的抗議也必須有充分證據。  他推測日方絕不會輕易承認過錯,相反會將責任推到中國身上,為此明確提出該案交涉的三個要點:(1)日本保證鮮民不再發生排華暴動;(2)日方正式道歉;(3)賠償損失。他在《朝鮮排華慘案調查報告》中向國民政府分析:「此項交涉之關鍵,日方主張一切由彼按照國內法辦理,檢舉也,預審也……救濟也,一切自行發動,自行辦結。而我方則主張用國際交涉,道歉也,懲凶也……賠償損失也,一切皆須以雙方同意行之。此中分歧之點,全在責任問題,責任問題明瞭,以上各節自可迎刃而解。此項責任,完全屬於彼方,而我方絕對無絲毫之責任可言。所有一切交涉辦法,自有國際通例。……應請根據既定方針,切實進行,以期必勝。」他認為中國政府必須提出明確的條件和目標,對日方要講究外交策略,且態度要堅定,同時爭取國際輿論支持與同情也很重要。  一九三一年八月初,汪榮寶正風塵僕僕、馬不停蹄地趕赴南京,於八月五日達到上海,在當日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再次強調「道歉、保障、賠償之對日交涉三原則」,然而此時他卻強烈地感覺到將被國民政府免去駐日公使職務的外交信號。汪榮寶在中日關係敏感點被免職當然是有原因的,主要是由南京國民政府對日外交政策決定的。  蔣介石考慮到國內國際局勢,此時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內」的外交方針,下定決心對日妥協以完成所謂的「安內」大業,因而有意將此事件格調降低,並在談判中向日本妥協。當汪榮寶輾轉各地調查事件時,國民政府卻有另外籌謀和打算,外交部一開始就將萬寶山案與朝鮮排華案視為兩類不同性質的事件,並確定了以地方、中央之名與日本分別談判的方針,並對汪榮寶所提出的解決方案置之不理。時國內群情激奮,輿論多指責政府,為安撫國內民眾,就得有人為這場妥協外交「負責」。  為妥協外交負責任  早在七月二十二日,江蘇省國民黨黨部就電致政府請撤換外交官:「省黨部開第一一二次會議決議,外交部長王正廷、駐日公使汪榮寶、駐韓總領事張維城,對於此次朝案,應對無力,庸儒誤國,呈請中央速予撤職,以利外交而維國權。」汪榮寶不斷向媒體記者談論調查朝鮮排華運動情況,無形中刺激民眾的反日情緒,從而推高中國政府向日本交涉的調門,這與蔣介石的意圖背道而馳。因而,主張對日不可退讓的汪榮寶成為國民黨政府政策調整的「犧牲品」,也成為了朝鮮排華事件的替罪羊,其被免職已是不可避免的了。(待續)

  • 兩岸史話-前往朝鮮關注受難華僑

    兩岸史話-前往朝鮮關注受難華僑

     萬寶山事件可以說是在日本精心策畫和挑唆下發生的,事件爆發後日本即在朝鮮進行歪曲報導,散布「朝鮮人被中國人襲擊殘殺」的謊言,煽動朝鮮人襲擊殘殺華僑。朝鮮民眾不明真相,媒體紛紛刊載:「我官民襲擊韓僑,情形危急,致激動鮮眾,群起仇襲,死傷不計其數。」朝鮮以日本撐腰遂將矛頭對準當地的華僑,掀起了慘無人道的「排華運動」。  萬寶山事件指一九三一年五月長春附近萬寶山地區中、朝農民因修建水渠引起的案件。一九三一年四月,吉林長春長農稻田公司經理郝永德擅自將長春縣萬寶山地區的五百坰土地轉租給朝鮮移民李升熏等人耕種,李等截流築壩,引水灌田,使中國農民數萬畝農田有被淹之患。五月三十日,長春縣政府在當地農民的請求下,派警察阻止朝鮮農民挖渠築壩,日本駐長春領事館則乘機派員警前往干涉,旋經長春市政籌備處與日本駐長春領事田代重德協商達成臨時議定書,決定在問題解決前停止施工。但日方違約於六月二十四日讓朝鮮移民強行突擊施工挖渠。  七月一日萬寶山一帶農民四百餘人來到現場填平管道,遂與鮮民發生衝突,次日日方出動五十餘名警察和十多名便衣逮捕中國農民,並預先埋伏機槍掃射,致使中國農民傷亡數十人,受毒刑拷打者十多人,釀成重大外交事件。  萬寶山事件可以說是在日本精心策畫和挑唆下發生的,事件爆發後日本即在朝鮮進行歪曲報導,散布「朝鮮人被中國人襲擊殘殺」的謊言,煽動朝鮮人襲擊殘殺華僑。朝鮮民眾不明真相,媒體紛紛刊載:「我官民襲擊韓僑,情形危急,致激動鮮眾,群起仇襲,死傷不計其數。」朝鮮以日本撐腰遂將矛頭對準當地的華僑,掀起了慘無人道的「排華運動」。  七月三日凌晨,由仁川首先引發的排華運動迅速蔓延到朝鮮全境,排華運動最激烈的為平壤、鎮南浦、仁川、京城、釜山、元山、新義州等七地,運動致使華僑死亡一百四十二人,重傷五百四十六人,失蹤九十一人,財產損失達四百一十六餘萬日元。如此嚴重的事態亟需進行外交交涉。  擔任赴韓調查專使  面對日益嚴峻的局勢,中國駐朝鮮漢城總領事張維城竭力維持,同時電請國民政府派人主持調查相關事宜以及進行談判交涉。自一九一○年日本吞併朝鮮之後,中國在漢城設立總領事館,負責辦理中朝外交事宜和管理在朝鮮僑民事務,但按照當時外交慣例,朝鮮總領事館隸屬中國駐日公使館管轄。此時汪榮寶正任駐日本公使一職,理應負責處理案件。  事實上汪榮寶在七月六日就前往日本外務省,訪晤亞細亞局長,要求「對於平壤以及朝鮮各地之鮮人暴動事態」速加鎮壓,並對日本政府「提出嚴重抗議」,七月八日他又到日外務省會晤幣原外相,提出口頭嚴重抗議。國民政府外交部鑒於事態嚴重,決定「特派專員赴韓調查韓地華僑受損詳情,備為交涉根據」。至於人選,最終外交部確定由汪榮寶擔任,七月九日外交部電:「朝鮮事件,政府甚為重視,請執事前往調查慰問。」待調查事畢,回京向政府報告。這樣,汪榮寶在情理之中被推上了處理朝鮮排華運動和萬寶山事件的風頭浪尖。  詳查真相提出解方  汪榮寶接任赴韓專使後即著手準備前往朝鮮調查事宜,將使館事務交江參事暫行代理,與日本外相幣原定期會晤,面行通知。七月十三日晚,他由東京啟程道經神戶,調駐該館領事任家豐隨行,幫同辦理此案事宜,十五日抵達釜山,開始了緊張的調查工作。汪榮寶輾轉各地,在朝調查具體行程是:「十五日到釜山,十六日到京城,十七日到平壤,留兩日到鎮南浦,後折回京城,再到仁川,復回京城而到新義州,昨到(二十三日)安東,調查行程共十二日。」期間他每日向外交部報告調查情形,提出應對方案,如七月十六日向外交部提出「宜乘此時,證據顯然,要求日人組織共同調查委員會實地調查,以作交涉基礎。」  他每到一處就詳查華僑受難情況,馳往難民收容所,演說撫慰受難的僑胞,設法解決他們的食宿等難題,到醫院探望受傷僑民,巡視華僑商店損毀情形。除此之外,他還詳細瞭解華僑受損狀況。在排華運動中,平壤僑民受害最為殘酷,統計此次死一百○九人,傷一百六十三人,生死不明者六十三人,財產損失共計約日金二百五十四萬五千元,對仁川、釜山、新義州等地華僑之傷亡和財產損失均有詳細數目,這為未來交涉提供了具體數字依據。二十三日汪榮寶離開朝鮮到安東,當晚搭乘安奉線車前往瀋陽,在瀋陽停兩日,遍晤當地重要官員,啟程前往北平,於三十日面見張學良,陳述調查情形。(待續)

  • 兩岸史話-因萬寶山事件被迫辭職

    兩岸史話-因萬寶山事件被迫辭職

     汪榮寶身在日本,親身感到日本國內對華氛圍的轉變,加之長期擔任駐外公使的閱歷,讓他對時事具有深邃的洞察力,預測到日本將對中國採取不利舉動,遂多次向國民政府外交部上書,告知危急形勢,提醒中國要有所防備。  汪榮寶還關注日本人口問題,他意識到日本人口和移民問題無不與中國密切相關。一九二七年初他專門撰寫日國人口近況的報告,調查日本歷史上人口狀況,並引用具體數字分析人口增加之情形。報告首先對日近年人口增加進行詳述:至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日國人口總數為兩千兩百二十九萬一千六百二十人,其中「結婚者十六萬兩千兩百三十七人,生產數六十六萬三千一百四十八人,死亡數四十二萬零六百二十一人,計生產超過死亡之數二十四萬兩千五百二十七人」。  調查日本軍事動態  隨後對人口多年生產率和死亡率進行比較,指出隨著教育的進步,實業的發達,人民知識的增高以及兒童養育院日漸增設,人口生產死亡率遂漸減低,增加率則提高。日本經濟的發展使得國民之平均壽命增加較多,據統計一九○○年平均壽命僅三十五歲,至一九二五年已增至五十歲。報告最後又將日本近七十年來歷次國家調查人口總數表及增加人數表一併附列,以觀日國人數增加之情形。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國際地位得以提升,與西方國家尤其是英美幾乎能並駕齊驅,汪榮寶從各方面調查日本軍事動態,把日本造船業之現狀、海運界之現狀詳細報告給中央政府。他甚為關注日本與美國展開的軍備競賽,將西方強國的海軍戰艦數目也仔細調研。  日本通過各種外交管道提高在國際軍事中的影響力,在遠東通過與美國軍備競爭,在歐洲則與英國結盟。當時美國已確立世界霸主地位,因而對日本縱容較多,而英與日結盟的主要目的是維護本國在遠東太平洋區域的利益,因此難免貌合神離,期間有諸多的矛盾和衝突。  日本仍將其主要精力放在朝鮮和中國東三省,故駐滿洲的軍隊數量在不斷增加,武器裝備通信設備等日益完善。汪榮寶密切關注並及時彙報。  除此之外,日本航空實力的增加也引起汪的注意,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彙報到:日本代表團出席第四次國際航空會議,會議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在羅馬開幕,日政府派出以合雷拉中校為首席代表的代表團出席,合氏為日本航空學專家,並在會議上被選為國際航空會議副會長。日本代表團提出關於航空的多篇論文,並提議將來在大洋中建造停泊飛艇之用的小島,該設置在和平時代應由國際共管,在戰爭時代則由一中立國管理,提議日文應成為會議中應用公式語文,與法語、英語、德語應享同等地位,從中足見日本發展航空業之野心。  至二十世紀三○年代初,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日益顯露。汪榮寶身在日本,親身感到日本國內對華氛圍的轉變,加之長期擔任駐外公使的閱歷,讓他對時事具有深邃的洞察力,預測到日本將對中國採取不利舉動,遂多次向國民政府外交部上書,告知危急形勢,提醒中國要有所防備。  據曹汝霖回憶,在九一八事變前,汪榮寶聞幣原外相曾有「若日軍強取東三省,無異吞了一炸彈」之言,遂向幣原探詢日本政府對東三省真意。幣原說,少壯派軍人的行動,我不贊成,惟聞東三省懸案積至三百餘件,張學良一味推延,迄未解決,現託病躲在北京,總不見面。若貴國政府能將東省懸案從速商議,逐次解決,我亦可對少壯派軍人交代,使他們無法藉口等語。  日本侵中野心顯露  汪榮寶聞之此言,即請假回國,見外交部長,自告奮勇,願當其衝。「時外交部長為王正儒堂(正廷),聽了袞父之言,反有輕視之言,說日本只是恫嚇,未必能對東三省出於冒險行動。設若有此行動,我國尚有國聯為後盾。袞父又說國聯不可靠,日本軍人亦決不聽從國聯。現在談判,或可避免戰禍,失此機會,後悔無及。兩人言語衝突,袞父是性情中人,即說,你們如此攪法,我敬謝不敏,將來你們後悔之日。即當面辭職,儒堂亦未挽留。」看到南京國民政府不重視自己的建議。汪榮寶憂心如焚,遂另謀策略,發電堅請政府派人到日本暗察形勢,在他的多次懇請下,外交部勉強派湯爾和等一行到日考察,一九三一年春就在湯歸國不久,萬寶山事件驟然爆發,隨後發生了朝鮮排華運動,汪榮寶正是因為主持調查該事件而被迫辭職的。  (待續)

  • 兩岸史話-意見已不被南京政府重視採納

    兩岸史話-意見已不被南京政府重視採納

     汪榮寶雖出任南京國民政府的駐外使節,但外交主張和意見已不受到新政府的重視和採納,這也為他第二年的辭職埋下了伏筆。  民國後日本向中國派遣駐華公使多有變動,一九二九年八月,公使芳澤謙吉奉召歸國,駐華公使位置空缺,日本政府欲以小幡酉吉繼任,但因一九一五年小幡任駐華使館書記官時,夥同駐日公使日置益逼迫袁世凱政府接受變中國為日本獨佔殖民地的「二十一條」,南京國民政府拒絕接受其任職。日本外務省對中國外交部的態度極為不滿,並連續照會駐日公使汪榮寶,讓其從中轉圜疏通。  汪榮寶對小幡任職亦頗持疑慮,但考慮到中日邦交關係的走勢,時任濱口首相、幣原外相屢次聲明,必盡力改變前任田中義一對華強硬的政策,如能藉此時機中日兩國誠意和好,於中國外交轉折有益無害,「日現任政府既有對華真誠,欲謀親善,而我則取無味空傷感情之事,誠非得計」,決定暗中運動外交部接受小幡。汪榮寶首先向張學良求助,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日致電張帥,文曰:「漢帥鈞鑒:極密。昨幣原約晤,以宣布政見,拒絕小幡駐華,極度憤慨,謂似此情形,兩國交涉前途極可憂慮,已詳情外交閱。事態嚴重,特密電奉聞,公有何轉圜善策,乞密示。」  難免落上賣國罵名  第二天張學良回電,稱對政府拒絕小幡使華事之前無所聞,因不明真相無從置喙,「吾兄所慮極是」,並願想設法疏通。汪又向時任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參議湯爾和發電,提出變通之策:「以此事如難轉圜,恐生重大結果,故竭力設法避險,免生枝節。如中國以二十一條為嫌,不妨由日政府將小幡當時地位、職務聲明,以免誤解。惟弟不便再行進言,尊處倘能與晉方聯名婉勸,或可有效。如何?」湯爾和積極向張學良建言辦法。  汪榮寶非常清楚以自己駐日公使的身分,若明確為有侵華之嫌的小幡辯護,難免會落上賣國之罵名,也會置南京外交部於尷尬境地。針對如何讓南京接受小幡使華,他間接向張學良提出:可以與晉方閻錫山聯名婉勸。張學良也因東北所處特殊地位不便向中央陳說,於是發電轉請閻錫山從中設法,「鈞座高瞻遠矚,對於此節,必有卓裁,應否密勸中央,設法轉圜之處,祈酌奪施行並盼復示。」  閻錫山遂聯絡他處向中央政府陳述此事。為小幡任職事汪榮寶輾轉與國內政要電文往來,但最終並未得到圓滿的結果。一九三○年一月分,日本外交界對小幡使華亦有所變動,加之國民政府的多次拒絕,日政府決定以上海領事重光葵代理駐華公使。小幡使華問題相比於國內險象環生複雜的政治局勢和日益突出的中日交涉問題可謂是小事件,但從側面可以看出汪榮寶雖出任南京國民政府的駐外使節,但外交主張和意見已不受到新政府的重視和採納,這也為他第二年的辭職埋下了伏筆。  除了處理繁雜的中日交涉事宜,汪榮寶還密切關注日本國內的政治、經濟、軍事等形勢,詳細收集相關資料並定期向中國政府彙報,便於中央當局掌握日本動態從而制定對日策略和政策。他還領導和督促駐橫濱、長崎、神戶總領事關注當地政局變動,尤其是日本關稅變革和進出口貿易情形,令駐當地領事及時向國內彙報。  作為駐日公使的汪榮寶首要關注日本政治格局,對內閣更迭、政黨換屆及各施政方針、外交政策等均有詳細調研和報告。如一九二四年他赴任不久就給外交部發回日本內閣更迭情形的報告,以及清浦首相發表政綱概要的報告,其中詳細記述前屆內閣倒臺過程:內閣在一九二三年九月關東大地震之後倉促成立,有所謂的地震內閣之稱,內閣對復興經濟舉措不力,受到在野黨的指責和攻擊,民眾不滿,以至農商務大臣因保險問題被迫辭職,又因縮小軍備經費問題威信不足。  關注日本政治外交  樞密院院長清浦奎吾被推舉組成新內閣,並將新內閣成員名單列於後,「內閣總理大臣清浦奎吾,外務大臣松井慶四郎,內務大臣水野鍊太郎,大藏大臣勝田主計,陸軍大臣宇恒一成,海軍大臣村上格一,司法大臣鈴木喜三郎,文部大臣江木千之,農商務大臣前田利定,通信大臣藤村義郎,鐵道大臣小村謙次郎。」  針對清浦首相的政綱概要內容也進行詳細報告,如振興民族精神、復興國民經濟、嚴正綱紀、改正選舉等。他關注日本各政黨的綱領和政策,對各政黨進行調研,研究各政黨宣言書及議決文,掌握了日本勞工黨、社會民眾黨、憲友會等產生過程及各自施政綱要。日本內閣更迭較快,新的首相上任後均要發表政見,如一九二五年加藤首相任職後,發表內閣行政方針及對華對俄政策,一九二六年九月若槻首相執政後發表政見書,汪榮寶把這些資料加以分類匯總並報告給本國政府。(接右頁)

  • 見證日本對華關係轉變

    見證日本對華關係轉變

     會後田中寫成《帝國對滿蒙的積極政策》上奏日本天皇,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摺》。汪榮寶敏銳地意識到日本外交政策的轉變,他十分擔憂強硬勢力在日本的增長,這不僅是影響中日關係的問題,更深層次講就是日本極有可能會加快對中國的侵略步伐,因而及時提醒政府要密切注意日本軍隊的動態,同時對日保持高度警惕。  日本在二十世紀二○年代對華外交政策歷經從「幣原外交」到「田中外交」的重大轉變,這兩種外交策略表現出不同時期外交的特點,呈現出日本對華關係的發展脈絡。「幣原外交」是指著名外交家幣原喜重郎提出的外交準則,其核心是「維護和增進正當的權益」,「尊重各國正當的權益」,尊重外交前後相承主義,維持和平穩定,以保持同外國的信任關係。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一日,幣原就任加藤高明內閣的外相,開始了近代史上的「幣原外交」,他調整對華政策,以不干涉內政為原則,強調通過外交和經濟手段維護和擴大權益,緩和了以往露骨的對華軍事侵略,使日中關係度過了一段比較穩定的時期。汪榮寶與幣原外相保持著良好的交往且私人關係也不錯,因而遇到交涉問題相對容易溝通,他及時向外交部彙報,認為日本外交政策以採取經濟主義為主,中國政府應在北京特別關稅會議期間把握好機會,與日本等國談判以收回本國的關稅自主權。  田中奏摺臭名昭著  一九二七年春日本陷入空前嚴重的金融危機,國內矛盾日益激化,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友會總裁、陸軍大將田中義一於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日組閣。田中組閣後就對中國實施積極侵略的方針,宣稱解決中國問題是內閣重大使命之一,並出兵山東製造濟南慘案,試圖在中國攫取「商租權」和「滿蒙五條鐵路的鋪設」等權利。田中內閣於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七日召開所謂的「東方會議」,圍繞著中日關係敏感的問題進行討論,涉及到中國政局、在華經濟權益、山東撤兵和排日、抵制日貨等問題,會議閉幕時田中將會議討論的結果總結為《對華政策綱領》,其中最核心的內容是獨霸「滿蒙」、分裂中國,實質上正式確立了侵略中國滿蒙的戰略方針。  會後田中寫成《帝國對滿蒙的積極政策》上奏日本天皇,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摺》。汪榮寶敏銳地意識到日本外交政策的轉變,他十分擔憂強硬勢力在日本的增長,這不僅是影響中日關係的問題,更深層次講就是日本極有可能會加快對中國的侵略步伐,因而及時提醒政府要密切注意日本軍隊的動態,同時對日保持高度警惕。他隨後針對此次會議撰寫了詳細的報告,發給北洋政府外交部,請求務必討論並提出應對之策。外交部接到報告後,僅由署理外交部長王蔭泰召集了一次會議,邀請了幾位朝野人士參加討論一番,此後再無下文。強鄰如此無理叫囂,而南北當局卻都如東風吹馬耳,置若罔聞,汪榮寶甚感無奈和憤懣。  日本政治政策與其國內經濟狀況緊密相連,汪榮寶深感經濟對政治的影響,因而對日經濟形勢和對華貿易政策有詳細研究和報告,其中涉及到日本預算、關稅體系和關稅之沿革、日移民計畫政策、日本棉紗出口狀況、日本國債數額等問題。他呈報的有關日本一九二七年預算報告,其中詳列門類,並附有具體數目:「外務:二千六百,內務:八千五百(除北海道第二期拓殖費),大藏: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五(除營繕管財局預算),陸軍:二萬三千八百,海軍:六萬五千,司法:五千三百,農林:一萬五千,商工:一萬三千,通信:一萬九千,合計:一百六十四萬四百七十五。以上單位均為千元」。其中重點提到陸軍省對中國新增加的軍費,要求各種經費總計約四百二十萬元,主要用於駐朝鮮和滿洲軍隊的武器擴充和軍事教育等事項。從上述預算中可見日本經濟發展狀況以及對華軍事策略。  針對日本對華貿易政策,汪榮寶於一九二六年五月彙報日本外務省通商局長發表的對華貿易之意見書。意見書中稱中日兩國同文同種,唇齒輔車,地理上、歷史上均有密切關係,因此兩國必須「經濟提攜,相生相養」,以增進兩國國民福祉,而達共存共榮之目的。  日本對華經濟控制  書中對中國經濟現狀和地位作了評價,日本認為:中國土地廣大,物資豐富為世界罕見,且生活簡易,勞力低廉,「國民如能覺悟,開發實業,必成一極大工業國家可預期也。現時中國工業不能發展者,皆由內亂頻發,各種事業為之妨害,一俟內亂平定,建造統一國家,確定產業政策,定能發展。」  而日本工業現狀僅於技術資本稍占優勝,物資、勞力均皆缺乏,將來中國興起產業革命,中日之間的貿易亦必受重大影響,因而日本國內各界應搶先做好準備,並在中國尋求開發資源等商機。從上述意見書中可觀日本對中國的調查更為具體和翔實,並有長遠計畫方案,這也間接反映出日本絕不會放鬆對華經濟控制。(待續)

  • 兩岸史話-調停內戰 開國民會議

    兩岸史話-調停內戰 開國民會議

     汪榮寶以駐日公使身分領銜駐德國、駐義大利等駐外使節上奏北京政府,對南北分裂之局勢提出主和意見,主張南北停戰,召開國民會議以解決一切。  此時奉系也保持著與汪榮寶的聯絡。一九二六年九月,北伐軍攻入江蘇打敗孫傳芳,孫氏無路可走只有投靠張作霖,奉系之所以能夠接納孫傳芳,正是汪榮寶在中間作了諸多的斡旋和調解工作,這可從九月三十日趙欣伯寫給汪榮寶的電文中探知,文中明確告知奉系對時局之態度:  主張和平南北停戰  「一、奉方此後當與老師(指汪榮寶)格外親密,請老師屈認奉方為一家。二、關於收拾時局之策,甚願容納我師所建議者。三、惟推段上台一節,當視各方情形而定。四、章仲和、曹汝霖等,皆擬起用。五、日本各方面多主張奉方保境安民,不出關問事。奉方亦本此意。惟若中央無人,國家將陷於無政府狀態,奉方既為中國人,焉能置之不問,故若不得已時,不能不暫執中央政權。此事請我師對於日本朝野釋明,徹底的請其諒解。六、對於孫氏(孫傳芳)已經實行提攜。」從上述文字中可見奉系對汪榮寶也實施拉攏之策,並在某種程度上願意接受其調停之說。  面對複雜混亂國內局勢,經過對南北勢力的分析和整體深思熟慮,身為外交官的汪榮寶從國家安定和民族大義出發,提出「南北停戰,開國民會議」的解決策略,並向國內各方軍閥勢力表達其意。他發電聯絡施肇基等駐外使節,請聯合署名,共有駐外十三國公使陸續回覆同意,他對調停議和之策充滿信心。一九二六年十月七日,汪榮寶以駐日公使身分領銜駐德國、駐義大利等駐外使節上奏北京政府,對南北分裂之局勢提出主和意見,主張南北停戰,召開國民會議以解決一切。  針對汪榮寶等駐外公使的主和宣言,國內各勢力反應強烈。孫傳芳處為自保表示願意接受,奉系已表示願接納其建議,國內各團體如上海總商會亦極力支持,該會在十月七日致電汪榮寶,稱「國內戰爭蔓延愈廣,國權日銷,民生日索,挽回乏術,正切焦憂。捧誦冬日公電,切懇列帥罷兵,以會議奠訂國是。危詞苦志,至以撤廢駐外各使為請。仰見群公海外憂勞,心繫邦國。循誦正論,感佩同深。」  政府要員王寵惠對議和之舉頗持肯定,於十月十二日致電汪榮寶,先詳述國內各勢力現狀:吳佩孚退守河南後諸將不奉命作戰,未能乘機南攻;孫傳芳敗於江西,且「以部下之離散,不日將見失敗」;南方蔣介石立長江下游贛、浙,唐生智、李宗仁則活動於兩湖,唐、李本為保定軍官學堂畢業,「將組新保定系,抱合川、黔、鄂、湘、桂,以成新局」。  王寵惠認為南北議和實有可能:聞近以蔣介石專橫,「唐、李均憤憤」,蔣以外諸人均與段祺瑞有舊,「長江事了,南北均倦,無力他求」,「此時必眾推南北共通之人出任,合一主持和平,以立新局。」而西北之霸閻錫山於上月曾密聚十一省代表,已共同推舉段祺瑞復職,「此舉大有益,可與南方共鳴者也」。奉系「終必徇眾意」,附條件而舉段祺瑞。其他勢力均贊成段復職,以此結束混亂之局勢。王寵惠最後頗為顧慮日政府之態度,請汪榮寶探詢日對段祺瑞意見,希冀快速請其出山,議和之事可早定。  而汪榮寶的老朋友曹汝霖則對國內形勢和議和之舉持悲觀態度。他此前於九月二十四日致電汪,稱「時局益形混亂,南軍乘敝北伐,北方毫無團結,武漢失守,南昌復告警矣。豫局內潰,子玉(指吳佩孚)驕橫尤甚,失敗固在意中,大局因而橫決。此後奉天責任更重,而軍閥依然故我。政治不入軌道,前途實難見光明。現政府顢頊無用,更無足論矣。」十月十八日針對議和主張,曹汝霖指出「日來江浙風雲突起,恐蘇孫根本動搖。形勢急變,南軍未必肯和。」未知奉系何種態度,若「果能保持實力利用時勢為北方開一新局面,以與南方對峙乎?如能捐棄成見,南北互讓,以求可以救國之法。」然因軍閥政黨截然異途,以求治道,「則南北所持之極端主張,未始非可得一適中之道。」顯然和談是有難度的。  組建南京國民政府  十一月七日曹再致電汪,稱「現在南北新舊之爭,已至肉迫時候,果能立一建設方案,南北新日熔為一爐,未始無救亡之道。惜乎南黨北閥,均無徹底覺悟之意,為可憂耳!國民會議誠為解決之不二法門,然目前改造中央,與日後之地方善後,尤為切要之圖。」他觀察中央局勢,孫傳芳敗局已定,而奉系張作霖推遲來京,段祺瑞趁機撈取政治資本欲捲土重來,但恐難成為事實。  曹汝霖認為無論是孫傳芳聯合實力派奉系對抗國民軍,還是擁立王士珍之流,目前對於中央「非根本改造不可;對於地方,非另有主張不可。若只嬗遞政權,陳陳相因,未見其可也。」他推測國民黨之三三制主張,「亦漸有實行之傾向」,恐怕南軍要另立政府與北庭抗禮了。汪榮寶所提之議和主張最終並未實施,南京革命軍隨後很快攻占江南重地南京和上海,於一九二七年四月分組建了南京國民政府。(待續)

  • 兩岸史話-居中斡旋 力促南北議和

    兩岸史話-居中斡旋 力促南北議和

     汪榮寶與國內友人和政要保持著頻繁的通信聯絡,與蔣方震、王寵惠、趙欣伯、曹汝霖、孫傳芳等來往發電,探知國內各軍閥的狀況,尋求對混亂局勢之解決辦法。  一九二六年是中國政壇風雲迭起的年分,直系軍閥吳佩孚東山再起,擁兵二十萬,占據河南、湖北、湖南三省以及陝西的東部和直隸保定一帶,控制著京漢鐵路。另一直系軍閥孫傳芳手握重兵二十萬,據有江蘇、安徽、浙江、福建和江西五省。  奉系軍閥張作霖擁兵三十五萬,占有東北各省和北京、天津等地,控制著津浦鐵路北段。南方各省軍閥漸而統一到蔣介石旗下。吳佩孚、張作霖在該年三至四月間採取聯合步驟,準備先打擊馮玉祥的軍隊,隨後在南方進攻湖南,進而消滅廣東勢力。孫傳芳由於同吳、張存在尖銳矛盾,表面上保境安民,實際上坐山觀虎鬥,以便從中漁利。汪榮寶深感國內局勢的複雜多變,而各種政治力量之動態必會引發對日外交之變動,日本方面亦極為關注中國政局,因而他與北洋政要保持著聯繫,及時把握局勢。  聯絡各方尋求和平  一九二六年二月到五月間,汪榮寶與時任國務院秘書長孫潤宇來往電文不斷。中央政府段祺瑞執政無方,一年多來毫無建樹,四月二十日被迫宣布下台,依託皖系的安福系隨之瓦解,吳佩孚將要進京,與奉系張作霖共同商議國家大事。孫潤宇向汪榮寶通告國內形勢,並詢問日本方面對中央政府吳佩孚之態度。  六月二十八日,吳佩孚、張作霖在北京會晤商談國是,二人把手言和,決定兩軍聯手打擊馮玉祥,馮被迫撤出北京。趁北方軍閥混戰,一九二六年七月,蔣介石誓師北伐,北伐軍決定採取集中兵力先殲滅吳佩孚、後消滅孫傳芳、最後消滅奉系張作霖各個擊破的戰略方針,主力軍快速挺進湖南、湖北,兩湖地區成了北伐戰爭的主要戰場,局勢急轉之下。期間至一九二七年初,汪榮寶與國內友人和政要保持著頻繁的通信聯絡,與蔣方震、王寵惠、趙欣伯、曹汝霖、孫傳芳等來往發電,探知國內各軍閥的狀況,尋求對混亂局勢之解決辦法。  奉系張作霖與汪榮寶針對東北問題亦有電文往來。一九二六年八月張作霖決定在東三省進行整頓,首先從穩定金融開始,決計嚴行打擊奸商,維護奉系發行的紙幣奉票的金融根本地位,並限制日本人設立取引所套取利潤,遭到日本商人的抵制。為此曹汝霖發電汪榮寶,詳述金融整頓之事,電稱:「近日奉票日漸低落,查係奸商倒把所致,當飭嚴行禁止。實緣奉票為三省金融本位,驟然恐慌,關係命脈商務及三省數千萬人民生計,有不得不維護之勢;且此舉完全對內,自信於國際當無關係。」  對於盛傳的驅趕日本商人、限制經商一說,他認為「定係營業取引所日人肆意造謠,致日當局不明真相,發生誤會。」「且以甲國紙幣,在乙國設立取引所,為買空賣空之標的物,實係治外法權,國際間所不許。」請汪榮寶代為日本政府婉轉表達明白。張作霖對日人干涉奉系之內部事務頗為敏感,八月二十一日他在再次發電汪榮寶,稱「此間取締賭博式之倒把,係整理奉票之關鍵,純屬對內,無關國際」,「實係整理內政,非他方所能干涉。」汪榮寶遵其所囑,多次向日外務省明白解釋,並請日本不要干預東三省內政。  時南方國民革命軍發展迅速,革命軍與吳佩孚在湖南、湖北展開激戰,六月十一日革命軍攻入長沙,隨後攻占平江和岳陽,切斷粵漢路,緊接著進入湖北境內作戰,吳佩孚率軍南下,南北決戰即將開始。時孫傳芳占據長江五省,又因東南處南北夾擊之勢立境困難,他頗為急切地向駐日公使汪榮寶探知有關時局的看法,八月二十日,他令蔣方震發電東京,稱「現閣不日解體,國民軍已遠退,吳不日南下,漢口南軍亦取攻勢,南北決戰將於一月中見之。」孫氏與東北奉系有積仇,「無從屈志交歡」,若攻打南軍,非一時可了,若聽任南方革命軍攻打武漢,「則東南又不能自安也。」就此形勢,「馨公(指孫傳芳)甚望我公有以見敬」,「外交界觀察如何?甚望見示」。  革命軍與軍閥激戰  九月十日蔣方震再次電汪榮寶,文稱:「武漢既變,北奉業已動員,此間江西一路,恐終不覓一戰。時局轉移愈趨愈緊,馨公甚望我公隨時有所指示。」「馨公此次對日外交,極為重視,深望我公有以相助。」並請汪與孫傳芳直接聯繫,第三天即九月二十二日,孫傳芳親自發電給汪榮寶,向其講明國內形勢:南軍勢力正焰,吳軍渙散恐武漢難保,而武漢與各國關係至巨,英、美、日各國提出交涉,陳述自己的政治主張,「思整頓內政,頗願各方從內政之良痞上相競,而不以軍事之強弱相競」。「願奉軍不破列國均勢,撤回侵贛軍隊,保持五省之安寧。」向汪問詢「外交形勢及應付方策,如有卓見,更望隨時見示。」汪榮寶及時回電闡述主張。(接右頁)

  • 兩岸史話-曹錕賄賂議員 當選總統

    兩岸史話-曹錕賄賂議員 當選總統

     直系內部出了問題,時任陸軍巡閱使馮玉祥因與吳佩孚有矛盾,暗中與奉系和皖系段祺瑞密洽,於十月二十三日回師,發動北京政變,囚禁總統曹錕,導致直系部隊全線潰退,奉系乘勝追擊,十一月五日占領天津,直系戰爭宣告結束。  一九二四年九月江浙戰爭爆發,九日段祺瑞通電討伐曹錕,並聯繫奉系軍閥張作霖反曹,由此引發了大規模戰爭,史稱第二次直奉戰爭。曹錕於一九二三年十月通過賄賂國會議員當選為中華民國大總統,成為備受國人唾罵的「賄選總統」,這更導致直系內部四分五裂,勢力日益削弱。第二次直奉戰爭由醞釀到接戰至結束前後不過兩個月,中間直系內部矛盾重重,加之馮玉祥之變,引發了國內各種政治勢力之變動。汪榮寶密切關注局勢,並探明日本政府對戰事的態度,力圖通過外交途徑影響國內政局。  日本拒援中國內亂  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五日在直奉酣戰中,汪榮寶致電外交部,報告各列強對中國內戰之態度。法國駐日大使克羅特爾.保羅對於中國時局極望恢復和平,「擬聯合英、美、日,商議調停辦法」,即由「列強共同出面,惟不用文書,僅令駐北京外交團及駐奉天領事團,分別向雙方為口頭勸告,立即休戰,一切問題,用和平方法解決」。且稱純以友誼關係向兩方為和議媒介,絲毫不帶干涉性質,此為調停主義,時德國持不干涉之態度,英國大使稱因國內忙於選舉無暇顧及此事。汪榮寶最為關注日本的態度,他晤見外務省亞細亞局長出淵勝次,秘詢政府意見。  日方稱對此次中國內亂絕不援助,「政府斷不以一厘之財,一粒之彈援助張作霖,對於北京政府亦然」。汪反詰道:為何奉天軍隊內有多數日本人在內,出淵稱:彼謂此係個人行動,與政府絕無關係。日對於法國之主張亦不反對,但認為時機尚未成熟。十月十六日、十七日,汪榮寶又兩次晤見日幣原外相,詳述中國政府此次用兵之理由,婉曲探詢日本政府真意所在。  幣原稱對於事變有兩點為確定:第一,日本政府對於目下交戰之任何一方,絕對不供給軍械及金錢,致生延長戰事之結果。第二,日本決不乘中國動亂,利用機會,攫取何種權利之野心。至於解決途徑,日本「以為兵禍連結,無論結局如何,於國家必有損無益,總以速復平和為要」。若中國政府能接納列國提議,日本可與美、英、法各國同時勸告,一面休戰,一面各派代表,選定地點,開始議和。至和議條件任聽兩方自由討論,列國毫不預聞。  身為關切中國命運且肩負責任的外交家,汪榮寶急切地希望國內和平統一,因而對西方各國的調停主義頗持積極態度,但憑著多年的政治敏感和國內友人傳遞的資訊,他判斷戰事不會拖至長久。果然直系內部出了問題,時任陸軍巡閱使馮玉祥因與吳佩孚有矛盾,暗中與奉系和皖系段祺瑞密洽,於十月二十三日回師,發動北京政變,囚禁總統曹錕,導致直系部隊全線潰退,奉系乘勝追擊,十一月五日占領天津,直系戰爭宣告結束。  這次戰事使得稱雄中原的直系受到致命打擊,曹錕也被趕下台,從此一蹶不振。十月二十六日,馮玉祥等通電全國,擁段祺瑞為國民軍大元帥,電請孫中山即日北上商議國是。  汪榮寶惑於國內局勢之變幻,更感於中日關係之棘手,請友人孫潤宇快速告知情形,並請其代自己向政府轉達辭職事。孫於十一月六日回電,詳述北京事變及各方勢力之情形:「馮使班師回京,東西城車馬不通,電話斷絕,市街均由馮軍保衛。居民不知究竟,稍形恐慌,及主張和平布告、覓吳命令發表,人心稍安。」曹錕辭職,清遜帝溥儀被迫搬出皇官,暫由黃郛出任內閣總理。  直系吳佩孚已由津退卻,孫分析直系失敗的原因有二:一是人才缺乏,門戶太緊,二是顏惠慶組閣後堅持任顧維鈞為外交總長,激起日本陸軍之憤慨,「加之軍事處雖係軍事最高機關,但對於軍事上無所籌畫所致。」他還論及孫中山北上籌備國民會議之事,「國民會議之成立,亦無准期,今後大勢殊難預料。不過此種改革,在世界歷史上言之,亦不失為進化之一步耳。」對汪榮寶辭職事,孫潤宇分析國內問題尚無頭緒,外間問題更無人問津,外交部亦無徹底解決方法,提出可趁此時機歸國探詢意見,或者先發電商酌於內閣總理黃郛。  軍閥之間合縱連橫  汪榮寶電致曹汝霖,詢問局勢並請其代呈辭職事,時曹汝霖正忙於父親喪事,於十二月六日回電,稱國內局勢尚難意料,段祺瑞入京後利用馮玉祥和張作霖的矛盾,與張聯手將馮逼出北京,中央政府處於奉系掌控下。另外孫中山已北上抵津,因同行者有赤化主義者,故受到天津租界的注意,甚至有干涉開會之舉。對於汪榮寶歸國之事,曹向段祺瑞明白陳述,但段僅有「勉為共難」之語,再無解決之法。(待續)

  • 兩岸史話-日本人強索最惠國待遇

    兩岸史話-日本人強索最惠國待遇

     日方要求擴大在華權益,提出給予修築新鐵路、商租土地、增設領事館以及關稅互惠、無條件最惠國待遇等項權利。  日方揪住中國照會中有「修約期滿至應有權利一段刪除」之內容,與中方開始虛與委蛇。與幣原會晤後十月二十一日,汪榮寶發電致外交部,詢對該文字的態度,十月二十三日,外交部回電:「此次修約照會,政府慎重將事,幾費斟酌,始有改訂之決定。修約期滿應有權利一段,如經刪去,恐愈惹起中國輿論之反響,於修改前途反多窒礙,希望日本政府加以諒解。」很明顯不同意刪除該段文字。而日方堅持刪除該段,汪榮寶深感談判之艱難,幾與外交部溝通,並在十月三十一日與日外相晤談修約事宜。  堅拒接受日方條款  幣原有意提出諸多問題刁難,汪榮寶均從容應答。如幣原提照會內「根本修改」係作何解釋?汪答:「舊約係片面的,今日商訂新約,自應採用平等相互主義。所謂根本修改者,即指平等相互而言。」幣原謂:「按照舊約第二十六條規定,期滿修改只以稅則及約內關乎通商務款為限,今所謂根本修改,是否專就稅則及通商各款而言?抑並其他問題在內?」汪答:「以當然含有其他問題在內,凡一切非平等相互之規定,皆擬修改」。  幣原云:「然則此事並非專係主張約文內第二十六條所賦與之權利,更有約文範圍以外之商議也。」汪又答:「以本國國民深知現行條約完全不平等,對於此種歷史的遺物,厭棄已久,故欲乘此舊約滿限之機會,開誠布公與貴國另訂一種平等相互之約。今日之請求,固不容以舊日之約文為束縛也。」幣原又對照會內「假使修約期滿,至保有其應有之權利」文字表示反對,認為有似隱有脅迫日政府之意,擔心日外交部發表後反對黨趁機鼓動,對現任政府多有妨礙。  汪榮寶解釋說:「以此節文字本非重要,絕不可以為含有脅喝之意。」當晚,日本各大媒體記者紛紛到中國駐日使館,質問照會內容,汪榮寶將修約之意明告,並竭力陳說中國此次提出修改商約照會是按照時勢,根據法理,為最妥當最合理之要求,務望日本國民全體贊成,並提出希冀相互平等之新條約速行成立。他反覆演說約達三十分鐘之久,記者彼等甚為感動。  儘管中國政府方面想快速解決修約問題,但日方卻不承認中方廢止舊約的權力,並一再拖延談判事宜。至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六日北京政府宣布廢止《中比條約》後,日本政府才於十一月十日接受中國修約談判,並在北京進行磋商。但因日政府面臨重新組閣危機,遂延宕下來。  北京外交部一再催促早日開議,電令汪榮寶向日本政府「切實交涉」。此時正值幣原喜重郎再次擔任日本外相,他宣布對華外交四項方針,宣稱尊重保全中國之主權和領土,並積極與中方溝通相關事宜。一九二七年一月十日,汪榮寶與幣原進行長時間磋商,有關修約談判取得進展。一月二十一日,外長顧維鈞與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在北京進行正式談判,但在隨後的談判中,日方反而要求擴大在華權益,提出給予修築新鐵路、商租土地、增設領事館以及關稅互惠、無條件最惠國待遇等項權利。  中方堅決拒絕接受日方條款,而是同意三個月、三個月地將舊約有效期一次次地延長,最後一次延期開始於一九二八年四月二日,但北京政府很快就垮台了,因而談判陷於停頓,中日商約遂成懸案。此時動盪的北京政局連使館日常開支以及人員的薪資所需的經費也難以提供,汪榮寶不得已返國索薪,但是隨國民革命軍北伐日益推進,他只得回到日本任所。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汪榮寶轉任為新政府的駐日全權公使,奉命繼續與日本修約談判。七月十九日,國民政府外交部照會日本政府,指出中日條約展期將到,國民政府「根據平等相互之原則,商定新約。在新約尚未訂立以前,當按照本國政府所頒布中華民國與各外國舊約已廢新約未成前之臨時辦法,宣布實行,以維持中日兩國之政治、商務關係。」然而日本方面對修約之事依然態度強硬,七月二十五日,首相田中義一會見英、美、法、義等國駐日使節,通報了日本對修約問題的立場,聲稱不承認中國單方面宣布終止條約。  積極解決修約問題  汪榮寶對此積極尋找解決辦法,八月七日他與外務省亞細亞局局長有田八郎見面,有田強調不承認現行條約由一方任意宣告廢棄,揚言日本政府無論如何斷難讓步。對此,汪榮寶聲明中國方面同意在議訂新約期內適用《臨時辦法》已是十分禮讓,他提出日本政府可以在覆文中表明不承認條約失效的主張,同時派全權代表與中國議訂條約,這樣國民政府可以省卻許多辯駁,雙方可以立即開始新約的商談。  但有田表示,「關於條約效力問題,絕非可以含糊了事,苟彼此無明確解釋,則一切權利義務,均在動搖之中,危險甚多,且此項要求,乃日本全國輿論一致之點,政府斷不能不積極主張。」汪榮寶的提議實際上要暫且擱置對條文法理上的爭執,而開始實質性的談判,但由於日方故意拖延且提出無理條件,修約問題一再擱置,直到一九二九年五月分中日才開始正式磋商。(接右頁)

  • 南北分裂 蔣介石領導北伐

    南北分裂 蔣介石領導北伐

     蔣介石回國重新執政後,進行第二次北伐,一九二八年四月,日本以保護僑民為由,出兵占領濟南,五月一日,國民政府軍隊在濟南遇日軍挑釁,三日,日軍向中國軍隊發起進攻,並闖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戰地政務委員會外交處,殺害國民政府駐山東交涉員蔡公時等十七人。之後又重炮轟城,造成中國軍民死亡達六千餘人、傷一千餘人的濟南慘案。汪榮寶奉南京國民政府之命,向日本嚴正抗議「第二次出兵山東」。  一九二七年後北京政府處於風雨飄搖之中,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國民大革命運動開展起來,蔣介石領導的南方革命軍誓師北伐,決心推翻現有政府另立新政權,北京政府岌岌可危。趁中國南北內亂之際,日本政府為阻止南京軍隊北上,保護其在華北之特殊勢力和權益,五月二十七日,田中內閣悍然通過出兵山東決議,同時增兵青島、濟南等處。  汪榮寶密切關注著國內形勢,並奉政府之命對日本干涉中國內政提出嚴重抗議,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三日,他訪問日本首相田中義一,抗議日本「第一次出兵山東」,要求日本對中國局勢保持不干涉態度。  一九二七年十月蔣介石受到國民黨各方勢力的打壓被迫下野,於十一月初到日本訪問,十一月三日會晤汪榮寶,談及中國政局情形和日本的關係。  國民革命軍北伐  蔣介石回國重新執政後,進行第二次北伐,一九二八年四月,日本以保護僑民為由,出兵占領濟南,五月一日,國民政府軍隊在濟南遇日軍挑釁,三日,日軍向中國軍隊發起進攻,並闖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戰地政務委員會外交處,殺害國民政府駐山東交涉員蔡公時等十七人。  之後又重炮轟城,造成中國軍民死亡達六千餘人、傷一千餘人的濟南慘案。汪榮寶奉南京國民政府之命,向日本嚴正抗議「第二次出兵山東」。一九二八年六月「皇姑屯事件」後,張學良主持東北政權,加強了與南京國民政府的接觸,但日本無理干涉,七月初日本駐瀋陽總領事林權助訪問張學良,要求張中止易幟,否則將採取行動。汪榮寶奉命於七月二十一日、三十日,向日本外務省提出嚴重抗議,要求停止干涉舉措。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之初對日交涉問題極為複雜,漢口租界事件、南京事件、濟南慘案等中日間的重重懸案難以解決,尤其是濟南慘案給中國軍民造成重大傷亡,而日軍駐兵濟南無意撤離。作為駐日公使的汪榮寶面臨著眾多棘手的問題,一方面要爭取日本對南京國民政府的外交承認和支持,同時又要與日本進行艱苦的談判,還要保證雙方談而不破,可見其身負之重任。  在中日對濟南慘案的交涉中,田中內閣以出兵山東製造慘案阻礙北伐的目的未能實現,因而在談判中想要用「強硬」態度迫使南京儘快屈服了結,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態度非常傲慢,且不肯屈尊南下,轉飭日本駐滬總領事矢田七太郎執行談判。一九二八年七月十八日矢田訪見中國外長王正廷,告以日本欲快速結束濟案,除一口氣開列要中國政府道歉、懲辦禍首、賠償損失、保證日本在華僑安全的四項要求作為談判原則外,還提出中日談判地點應放在濟南等無理要求,遭到王正廷的嚴詞拒絕。  在此後的談判中間,汪榮寶成為日本和南京政府交涉的消息通道。八月底矢田應召回國,接受了所謂的田中對華新方針,九月六日自東京返任,汪榮寶及時將日本對華政策電告外交部:田中已授矢田以交涉濟南慘案全權,期盼中國不提賠款、懲凶、道歉、只要求不再發生此類不幸之保障,為國民政府瞭解日本策略提供了準確的資訊。  命日本撤出山東  十月十九日,外長王正廷和矢田七太郎在南京商洽,中國方面提出一併解決舊約修訂、濟南慘案、南京事件和漢口事件等中日間各項懸案的想法,並堅持濟案解決必須以日本軍隊全部撤出山東為前提,日本方面則只願先解決寧案與濟案,並企圖將濟南撤兵問題當作談判中的籌碼,交涉陷於僵局。期間汪榮寶奉命向日政府聲明中國政府的態度和政策,並與外務省各員進行交涉,力圖快速解決各種懸案,經過曲折反覆的談判,終於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中日達成解決濟南慘案的協定,簽署《中日濟案協定》,協定簽訂後經雙方協商,日軍將於五月二十日全部撤離山東。第二日汪榮寶發電致外交部,報告交涉圓滿解決,並囑向主席和部長轉達慶忱。  中央政府的執政方針和外交策略關乎與各國外交關係,而北洋政府因內部派系鬥爭不斷,為爭奪地盤和控制中央,頻發戰事,每屆政府對外政策未能保持一致。汪榮寶雖身在國外,但對國內時局卻甚為重視,保持著對局勢的高度敏感,除經常與外交部發電溝通外,還與國內政要和友人保持通信往來,探知國內動態,他和張作霖、孫傳芳、王寵惠、曹汝霖、孫潤宇、湯爾和等聯絡不斷,他關注國內革命運動進展,對南北分裂之局勢力主議和統一,以駐外公使的身分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國內各方勢力。(待續)

  • 兩岸史話-解決留日學生補助款問題

    兩岸史話-解決留日學生補助款問題

     汪榮寶與日本有關方面詳細擬定了《庚款補助留日學生學費分配辦法》。這些規定是日本政府庚款補助中國留日學生政策的基礎性文件,標誌著日本政府的庚款補助制度的發軔。  一九二四年二月六日,日本派出對華文化事務局局長出淵勝次及事務官岡部長景等人,中國以駐日公使汪榮寶、教育部特派員朱念祖、學務專員陳延齡為代表,雙方進行協商和談判,先由汪公使提出說帖一件作為參考,再與出淵局長交換意見之後,雙方最終達成一致協約,共同簽署了《日本對華文化事業協定》,內容如下:  (一)日本方面舉辦對華文化事業時,應將中國方面有識階級之代表的意見十分尊重。(二)庚子賠款項下資金,主用於中國人所辦之文化事業,至於對日本在山東所已設學校病院及其它現時日本各團體在華經營之文化事業,其補助就關於山東項下支出之。(三)在北京地方設立圖書館及人文科學研究所。(四)在上海地方設立自然科學研究所。(五)辦理前二項事業應支經費隨後另定之。  關注中國留日學生  (六)將來庚子賠款項下資金有盈餘時,應再舉辦下列事業:(甲)就適當地點設立博物館。(乙)在濟南地方設立醫科大學以病院附屬之。(丙)在廣東地方設立醫學及附屬病院。(七)對於第三項至第六項所開各事業,評議委員會,以中日兩國人組織之,其員數各評議員會約二十名,中日兩方各十名,有兩方協商另選中國人一名為會長。(八)北京圖書館及研究所之用地,由中國政府免價撥給。(九)救恤費之名義,應從速改為慈善費或其他名稱。  這項協議亦稱《汪─出淵協定》,其中詳細規定日本利用庚子賠款在中國舉辦的各種文化事業的內容,其影響重大。根據該協定,汪榮寶與日本有關方面詳細擬定了《庚款補助留日學生學費分配辦法》。這些規定是日本政府庚款補助中國留日學生政策的基礎性文件,標誌著日本政府的庚款補助制度的發軔。此後汪榮寶一直關注著中國留日學生事宜,妥善處理留學生爭奪補助費風潮等問題,切實解決他們的生活和學習困難。  根據《日本對華文化事業協定》,一九二五年五月四日,中國外交總長沈瑞麟與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進行換文,決定設立「東方文化事業會」,作為日本對華文化事業機構。日政府任命入澤達吉、服部宇之吉、大河內正敏、太田為吉、狩野直喜、山琦直方、瀨川淺之進七人為總委員會委員,中國方面任命湯中、王樹楠、王式通、王照、柯劭忞、賈恩紱、江庸、胡敦復、鄭貞文、熊希齡、楊策等十一人為委員,共同經辦文化事業。  北洋政府將位於北京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原黎元洪大總統的住宅確定為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的所址,於一九二五年十月召開第一次總委員會議,決定分經學、史學、哲學、文學、法制、經濟、宗教、美術、考古學、語言學九個學科建設。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於東京舉行第二次總委員會,決議在一九二六年及一九二七年度進行三個專案的研究:一調查研究新字典的編纂方法,二編纂《四庫全書》補遺及續編,三編纂十三經的注疏通檢。  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設於上海法租界,於一九二八年八月動工興建,研究部門分為醫學部和理學部,該所自建立直到一九四五年工作未中斷。當然,日本所謂對華文化事業難免帶有文化侵略的性質,因而遭到國內大學和知識界的反對,汪榮寶身為簽字代表亦曾受到攻擊和指責。  積極接洽文化交流  作為駐日公使兼知名的學者,汪榮寶一直為中日文化交流往來提供通道和便利,如一九三○年九、十月間他連續接洽中國教育聯合會代表劉季洪、孟憲承、張鐘藩、孫枋、陶小祉等赴日考察社會教育,接洽吳模達、譚伯羽等至東京參加萬國工程會議。汪榮寶尤其重視對中國典籍和文物的保護,連續搜集流失在日的中國罕見典籍,並多次與日本有關方面交涉,當時許多中國古代善本的珍貴書籍在國內久已失傳,而在日本卻有收藏,他安排並協助商務印書館張元濟等在日本影印珍本。一九二八年十月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張元濟以學藝社名譽社員名義,鄭貞文以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中國委員的名義,同時赴日本訪求散佚的我國孤本、善本古書。  汪榮寶和日本宮內省接洽,使得張元濟、鄭貞文進入日本皇室圖書館查閱珍藏的漢籍,張元濟側重經、史、子、集,鄭貞文側重古代文藝、小說方面。他們在日居留三個多月,精選並拍攝了中國宋、元、明等時代的珍貴古書四十六種,如《宋刊論語注疏》、《宋刊平齋文集》、《元刊全相平話》、《明刊醒世恒言》、《明刊古今小說》、《影本鈔本群經音辨》等。二人將所拍底片帶回國內,由商務印書館整理為《輯印古書》並陸續出版,對保存和留傳中國古籍做出重要貢獻。(接右頁)

  • 兩岸史話-維護民族利益 修改不平等條約

    兩岸史話-維護民族利益 修改不平等條約

     抓住與西方各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將到期的機會,與各國進行根本性修約的談判,希望以國際法為依據,借此收回治外法權、公共租界等中國各種權利,為此開展了轟轟烈烈的修約運動。  北洋政府時期的外交界形成以顧維鈞、王正廷、施肇基等為代表的一批職業外交家,他們強烈支持北京政府利用外交手段收回國家權利,抓住與西方各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將到期的機會,與各國進行根本性修約的談判,希望以國際法為依據,借此收回治外法權、公共租界等中國各種權利,為此開展了轟轟烈烈的修約運動。汪榮寶作為駐日公使主要參與了《中日通商行船條約》的修訂談判。該條約將於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日第三次期滿(條約訂於一八九六年七月二十一日,為期十年,期滿續延十年,同年十月二十日交換批准),北洋政府希冀借此與日本外交部展開修約談判,進而根本修改不平等之條款。  參與中日修約談判  北洋政府為應對即將到來的中日修約談判,在一九二六年九月就著手準備談判相關資料,並針對談判中如何提出修約要求與汪榮寶溝通和商酌。如九月十二日外交部發電詢問三個重要問題:一是與《中日通商行船條約》相關之附屬公文和光緒二十九年所訂之續約是否一併修改?電文中指出「事實上續約既有最惠國條款,若不一併提出,是此次提議修改通商行船條約直與不修等,且續約亦即永無再行修改之機會。」二是因條約中的第二十六款僅言修改未言失效,對日照會中是否僅說明修正,不提到期失效之語?三是該條約是否到期即宣布失效,還是期滿後六個月失效?這三個問題是此次修約的核心問題,汪榮寶對此反覆思考,並參照之前的修約談判結果,於十月二十四日回電外交部,闡明自己的觀點和態度。  針對第一個問題,他指出條約既已到期,附屬文本係解釋正約而設,當然在修改之列,所訂之續約是根據《辛丑合約》第十一款而來,與正約相銜接並儼然一體,且續約中未記載修改日期,當以正約中以記明,故談判時需一併提出修改。針對第二個問題作了極為詳細的探究,他指出第二十六條文中僅有「聲明更改字樣,至更改不成立應如何辦理,並無一字提及」,而日文則有關於繼續有效的條件,除「兩方無改正要求」一語外,尚有「條約未經改正」一語,摘譯如下:「由十年滿期最終日起算,六個月以內如兩締約國間無論何方均無改正之要求句條約未經改正時句本條約及稅目由前十年之最終日起算,向後十年仍繼續有效」。  汪榮寶分析:按照譯文所云「兩締約國間無論何方均無改正之要求」和「條約未經改正時」兩個語句是側注關係,抑是平列關係,頗有疑議。然查閱英文原約中間有「and」字樣,即「則無改正之要求為一事,未經改正又為一事」。因漢文、日文有參差不符之處,如果日方欲按照英文為準,我方甚難駁辯,也較難提出「到期失效」之說。但是修約之事關係政府對外方針,若政府決計廢除不平等條約,大可不必拘牽文義,屆時日方不承諾修約,惟有自行宣布廢止即可。  針對期滿談判失效問題,他指明如果政府提前按照約文提議修改,而彼方拖延時期,可採用宣言廢約主義,無論何時均可宣告條約廢止。從電文中可看出,汪榮寶對修約之事非常重視,並提出自己明確的主張:即支持全面修約廢除不平等條約,從而收回國家權利,同時對具體問題提出應對之策,他更多主張政府要態度強硬堅決,必要時可單方宣告廢止條約,可見身為外交家的汪榮寶維護民族利益之外交觀。  日方代表消極應付  按照中日雙方的協定,修約談判主要地點在北京,從十月初開始外交部與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進行修約之談判,中國政府明確表示全面修約之意,而日方以影響中日關係為由推諉拖延,僅願對稅則和通商條款談判。隨著《中日通商行船條約》期滿將至,外交部撰擬了對日照會文稿,請東京的汪榮寶提出修改意見,汪提出可將照會中「不再繼續」字樣改為「不願再行繼續」,以表示政府修約之決心。  外交部於十月十九日照會日使,稱「中國政府對於前述各約照現行之方式實希望不再繼續,而願即進行根本改訂」,以便促進兩國共同利益,希望該項必要修改,期滿六個月後修改新約,並著重提出:「假使修約期滿而新約尚未成立,則屆時中國政府不得不決定對於舊約之態度而宣示之。」同時發文給汪榮寶,請其代轉日本外務省。汪氏將照會送達,並希日方盡快回覆。第二天即十月二十日,幣原與汪榮寶會晤,表示「主義上並不反對,惟請將文內假使修約期滿至應有權利一段刪除,以免發表後惹起日本國民反感,於事無益有損。」其實對中方提出的修約要求消極應付。(待續)

  • 兩岸史話-多次催促日本撤軍

    兩岸史話-多次催促日本撤軍

     汪榮寶到任後不久,就受命著手解決日本撤軍問題。一九二四年一月,他奉命拜訪日本外務省,催促日本撤走進入中國南滿協助奉系軍閥張作霖的日軍,但在國內軍閥派系政爭局面下難以履行使命。經過一年多與日本的交涉,他愈感到中日關係之敏感和複雜程度,每次談判無不唇乾舌焦,精力卒疲,遂又萌生退意。但當時各軍閥執政迭更,國中擾攘之局亙十餘年不息。  汪榮寶提出八條交換意見:(一)地段須在市內中心,交通便利之處。(二)位址面積須與現在使館總坪數大略相同。(三)新地址上地面之物須廉價售予中國。(四)地段及坪數有欠缺時須給補償金。(五)給予遷移費。(六)中國使館在永田町永租借權須隨同轉移,繼續存在。(七)租金為一百四十六元九十七錢一厘,此後不超過此數。(八)俄、義、比三國館如有要求增價時,本使館亦得同時要求增價。  經過多次談判和協商,他與日本政府商定以麻布區板倉德川賴貞侯爵府邸與中國使館地址交換。但北洋政府外交部卻一再推延,未成定案。直到一九二八年八月日本政府再次催促,汪榮寶致函剛成立的南京政府請求迅速核定批准,十月五日國民政府議決照辦,中國使館才終搬遷至東京麻布區重建。可以想見,汪榮寶身為駐日全權公使,連辦公場所都無著落的無奈與艱辛之狀。  軍閥派系政爭紛雜  汪榮寶到任後不久,就受命著手解決日本撤軍問題。一九二四年一月,他奉命拜訪日本外務省,催促日本撤走進入中國南滿協助奉系軍閥張作霖的日軍,但在國內軍閥派系政爭局面下難以履行使命。一九二五年春汪榮寶之父汪鳳瀛病逝,他回國奔喪,處理喪事和家族事宜。經過一年多與日本的交涉,他愈感到中日關係之敏感和複雜程度,每次談判無不唇乾舌焦,精力卒疲,遂又萌生退意。但當時各軍閥執政迭更,國中擾攘之局亙十餘年不息,汪榮寶歷任外交使節,久聞外人對中國輕詆之語及其狡謀,深感自己與其頤養天年,不若出任艱鉅,「冀於國有利,無釁其他」,恰逢假期結束政府又敦促赴任,於是毅然就道。  他再次到任後正值中國北京召開關稅特別會議,西方共有英、美、日、法、義、比、葡、荷、丹麥、瑞典、挪威、西班牙十二國代表出席,王正廷代表中國宣讀關稅自主提案。一九二五年十月會議召開前夕,汪榮寶為免除日本的疑慮,特用日文寫成關稅會議意見書,向日本各界尤其是實業家宣傳,呼籲他們支持中國實現關稅自主。但國內政局動盪,各地軍閥派系林立,中央控制力極度脆弱,雖然召開多次會議並對稅率、厘金等諸多問題進行談判,但因各國反對態度強硬,無法得到妥善解決,直到一九二八年南京國民政府成後,在外長王正廷的主持下才開始實質性的關稅談判。  汪榮寶任職期間,正是中日關係敏感且多變的階段,日本因頻繁的內閣更替,歷屆首相對華政策有重大差別,而日本國內軍國主義強硬勢力正在逐漸抬頭並開始控制中央政權,中國國內卻因各派軍閥爭奪地盤和權力戰爭不斷,甚至出現南北分治的混亂局勢。汪氏正是在這樣多重壓力下交涉處理著中日諸多繁雜的外交事件。  汪榮寶就任伊始所要解決的就是中日之間留學教育和文化事業相關事宜。民國初美國退還多收的中國庚子賠款,將主要款項用於留學教育,中國的大批優秀學生赴美留學,此時日本認識到對華留學政策的不完善,因而有意仿效美國,將多收的庚子賠款主要用於對華文化事業費用和擴大對中國留日學生的教育。  關注中日文教事業  早在一九一八年二月,日本駐華公使林權助就向日政府彙報了美國退款興學取得的成就,建議政府通過減免庚子賠款或其他方法,迅速為留日學生建立完備的教育設施,以平息中國留學生的反日情緒。在中國和日本有關人士的強烈呼籲下,一九二三年三月,日本第四十六屆國會通過了《對華文化事業特別會計法案》,決定退還部分庚款,以補給中國留學生的學費、生活費和各項留學教育事業。  一九二三年十月,日本外務省為瞭解關東大地震後中國留學生的動態,掌握他們的思想狀況及對日感情,命「日華學會」全面調查學生情況,主要包括留日學生的姓名、官私費別、籍貫、學習成績、性格、學費狀況、與各考試成績相關事項、思想、宗教、運動及與身體狀況等,內容極為廣泛。該項調查為日本制定新的留學政策提供了參考。  針對日本對華文化事業政策,汪榮寶與日外務省進行多次磋商,於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三十一日及一九二四年一月八日,在外務省召開非正式協議會,就中國留學生補給時間、學費支付辦法等初步達成協定。(待續)

  • 兩岸史話-抗議日本干涉東北易幟

    兩岸史話-抗議日本干涉東北易幟

     汪榮寶在任期間,參與中日各種條約的談判,處理棘手的濟南慘案,抗議日本干涉「東北易幟」,以至調查處理萬寶山事件等,他均能折衝樽俎,義正辭嚴有禮有節地與日本政府進行交涉,嚴厲指責其干涉中國內政之舉,堅決維護民族尊嚴和利益。  汪榮寶頗為關注瑞士報刊對日本動態的報導,曾多次向中國政府報告相關情況,如一九二一年四月「瑞報關於日本對美對國際聯合會之言論」,談到美國與日本的關於移民等諸多矛盾,尤其對近年來美日兩國犧牲鉅款以擴充海軍進行軍備競賽,日本政府試圖打破遠東之均勢遭到美國的遏制和對抗進行詳解。  新文化運動興起  又如彙報的瑞士報紙對英日同盟的意見,日本天皇訪問英國、法國發表演說,提出結盟以解決遠東問題的方案,而英國政府力圖與日本維持太平洋海面之平等,英國與日本早在一九○二年即簽訂同盟條約,互相承認其特殊之利益。其中還規定遇有戰爭除係被第三國攻擊應出而助戰、並襄助訂立合約外,兩國各保持中立。此後於一九○五年續約,一九一一年後換新約,日本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實受到同盟條約之影響。戰後英日在遵守國際聯盟相關規則之下,仍保持同盟關係,可見兩國各有利益與目的。  駐瑞士期間,歐洲形勢有所緩解,館務相對稀少,因此汪榮寶抽出時間遊歷了歐洲,他留戀於瑞士的湖光山色,陶醉在如詩如畫的美景之中,遊覽中間撰寫了大量的詩篇,記述在歐洲的見聞和感想。汪榮寶密切關心國內的文化動態和政治形勢。此時國內興起了新文化運動,國內大批知識界有聲望的學者積極參與,在大力宣傳提倡民主和科學、引進新思潮的同時,部分學者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反思和重新定位,並興起了對古典音韻學的研究熱潮,汪榮寶於一九二三年撰寫《歌戈魚虞模古讀考》一文,從而引發一場關於音韻學的大討論。至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前外長陸徵祥為照顧生病的夫人(比利時國籍),汪榮寶調任駐日本公使,由陸氏接任瑞士公使。  擔任駐日公使是汪榮寶外交生涯上的轉捩點,從一九二二年調任日本公使,直到一九三一年因萬寶山事件辭職,他擔任駐日公使長達九年。近代中日關係一直處於緊張複雜的狀態,對中國來說,希冀與日本友好相處,對日本而言,則以不斷製造兩國摩擦為策略。汪榮寶在任期間,參與中日各種條約的談判,處理棘手的濟南慘案,抗議日本干涉「東北易幟」,以至調查處理萬寶山事件等,他均能折衝樽俎,義正辭嚴有禮有節地與日本政府進行交涉,嚴厲指責其干涉中國內政之舉,堅決維護民族尊嚴和利益。  近代中國向日本派遣使節始於晚清,清朝第一任使日欽差大臣是何如璋,最後一任使日欽差大臣是汪大燮。一九一二年民國成立後改派為外交代表,仍由汪兼任,直到一九一三年八月卸任,後由駐橫濱總領事馬廷亮任代辦使事,至同年十月十四日由陸宗輿接任,陸氏是民國首任駐日全權公使,任間參加中日二十一條談判,直到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日離職。此後一年多由劉崇傑任代辦使事。民國第二任駐日公使是章宗祥,他於一九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到任,一九一九年五四愛國運動中被免職。此後中國駐日本公使職一直空缺,中日關係交涉繁雜而敏感,前兩任駐日公使均被指斥為「賣國賊」,因此該職可謂是個費力不討好的差事,甚至可以稱之為燙手的山芋。  一九二○年九月十日,胡惟德被任為駐日全權公使,到一九二二年三月三十日離職,同年六月由汪榮寶接任。汪氏被任命駐日使節應是順理成章之事,他青年時代在日本留學,諳熟日文,對日本政治經濟和社會多有瞭解,況且其伯父汪鳳藻早在甲午戰爭前就擔任使日大臣。巧合的是,曾在晚清政壇被稱為「四大金剛」四人中至此有三人擔任過駐日公使,而前兩任均被指責為親日分子和賣國賊,汪榮寶感於陸宗輿和章宗祥之境遇,同時預料到中日交涉荊棘叢生,稍不留意自己也會落得同樣下場,於是再三推辭並上遞辭呈,但北洋政府不准。汪榮寶感到彷徨抑鬱,為此推遲至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才到任,讓他無法預料的是,在日本一待就是八年之久,直到一九三一年八月離職,成為民國時期在任時間最久的駐日公使。  終出任駐日公使  汪榮寶赴日上任時,恰逢日本關東大地震災害發生不久,中國使館房屋倒塌變為廢墟,他所面臨的是無處辦公甚至無法工作的困境。汪氏帶領使館工作人員只得修築數間簡陋板房充作臨時辦公場所,艱難維持著館務,同時積極聯絡國內人士繼續對日開展救援工作。當時北洋政府控制力極度脆弱,實際有效統治區十分狹窄,而國家經濟又非常落後,財政來源微乎其微,以至於政府經常處於經濟窘境中。此後幾年中汪榮寶屢次向北洋政府提議重建館舍,但限於經費拮据擱置未辦,使得館址被荒草淹沒,破敗不堪,當時國內官紳來東京目睹此景象無不觸目傷懷。後來日本政府重建東京,將中國使館、俄國、義大利、比利時館所在地劃為遷移地,令四國另覓新址。(接右頁)

  • 兩岸史話-巴黎和會積極爭取山東權益

    兩岸史話-巴黎和會積極爭取山東權益

     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徹底失敗,國內隨即爆發學生主導的五四愛國運動。  時任比利時公使的汪榮寶對戰後局勢頗為樂觀,認為這是中國提高國際地位和收回權益的最好時機。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一日,汪榮寶接到外交總長陸徵祥電文,稱將委派他、顧維鈞、王正廷、顏惠慶與陸氏一起擔任中國出席巴黎和會全權代表。汪氏積極收集資料,並聯絡其他駐外官員商討對策和方案。但最終北洋政府因各種原因,更改了參加和會代表的名單,任命陸徵祥為首席代表,其他駐英公使施肇基、駐美公使顧維鈞、新任駐比公使魏宸組,以及南方軍政府王正廷為代表,而將汪榮寶列入代表團成員。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一日,由外交總長陸徵祥率領的代表團踏上前往巴黎的征程,汪榮寶因已在歐洲,比利時與法國距離甚為便捷,從布魯塞爾逕赴巴黎參會。  民國外交官初亮相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二日,經過四十多天的長途跋涉中國代表抵達巴黎,此時,距和會開幕只有六天時間,而汪榮寶於一月五日已被任命為駐瑞士公使,但為參加和會仍在此等候。中國代表抵達巴黎後卻面臨著尷尬的處境,之前陸徵祥曾獲知中國將有三個代表名額參會,但抵達巴黎後得知卻只有兩個名額,英法各國又對中國南北分裂狀態提出置疑,要求南北方兩個政府取得共識而且代表團同時要有南北雙方的代表。  代表團團長陸徵祥因確定參加和會的全權代表名單問題屢次受到指責和批評,甚至內部發生分裂,致使他一度出走,代表團群龍無首,陷入四分五裂境地。為解決這一困境,汪榮寶與其他公使一道,積極開展活動,維護了代表團的團結和穩定,並為爭取中國山東權利做周密的計畫和籌備工作。  巴黎和會是民國職業外交官初次在國際上的展示和亮相,以顧維鈞為代表新的外交官群體為維護國家利益和主權,針對山東問題發表有禮有節、擲地有聲的演講,闡述了中國要求直接收回德國在山東的一切特權的正義主張。這展示出中國外交官群體高超的外交技能和靈活的手腕,他們的努力獲得了空前的成功,歐美各國媒體爭相報導中國代表團的呼籲,為中國贏得了廣泛的國際同情,國際輿論的支援一度使中國處於十分有利的地位。但所謂的外交實質上是國家實力的較量,在日本的干預阻擾下,英法美各國竟同意簽署了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的一切權益轉讓給日本的條約,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徹底失敗,國內隨即爆發了學生主導的五四愛國運動。  汪榮寶親眼目睹所謂的強權政治最終戰勝公理正義,巴黎和約徹底暴露了西方各國弱肉強食的分贓本質,一度標榜為公理化身的美國和英法日意沆瀣一氣,不過是一丘之貉,不禁痛心疾首百感交集,失望和無奈之情填塞心間。  巴黎和會期間,他受政府之命轉任中國首任駐瑞士公使,不過因參加和會,直到四月二十二日才正式赴瑞士就職。值得提到的是,汪榮寶的三子汪孝熙於一九五三年任台灣當局駐比利時大使館公使,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任台灣當局駐比利時大使館特命全權大使,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病逝於比利時任上。可見父子兩代與比利時的淵源頗為深厚。  從一九一九年一月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汪榮寶擔任駐瑞士公使三年多的時間。期間他密切關注戰後歐洲各國局勢,並對瑞士國內的政黨變革、內閣更迭、經濟發展、國際交涉等問題仔細調研,為北洋政府提供對歐政策諮詢和參考。他還代表中國參加在日內瓦召開的第三屆國際勞工大會,並代表中國簽署了國際《禁止販賣婦孺公約》。  第一位駐瑞士公使  瑞士位於歐洲中部,與德國、法國、義大利、奧地利及列支敦士登接壤。瑞士是聯盟制國家,事實上在一八四八年之前真正的瑞士歷史並不存在,準確地說只存在各個獨立地區的歷史,而這些獨立地區逐漸形成了瑞士,瑞士聯盟最終形成於一八四八年改憲。瑞士是一個永遠中立國,其永久中立國的地位始於一八一五年的維也納會議,並在一戰後為一九一九年凡爾賽和約再次確認,因此在歐洲歷史上一直扮演著中立國的角色,而其中立國地位能夠保持是因為實行全民皆兵制。瑞士是當時歐洲國民富裕和經濟發達的國家之一,其旅遊資源豐富,有世界公園的美譽。伯爾尼是聯邦政府所在地,蘇黎世和日內瓦都是歐洲著名的都市。  近代以來,當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中國大門時,瑞士沒有參加對中國的瓜分,沒有強迫中國簽訂不平等條約。民國建立後,一九一三年十月,瑞士政府正式承認中華民國政府,但沒有互派外交人員。直到一九一八年,中華民國駐日公使章宗祥與瑞士聯邦駐日公使在東京簽訂了《中瑞友好條約》,約定互派使節加強外交聯繫。一九一九年一月,中華民國在瑞士設立公使館,並開始派遣駐瑞士公使,汪榮寶成為首任駐瑞士公使,兩年後一九二一年瑞士也在中國上海設立總領事館,次年在廣州建立領事館。  (接右頁)

  • 兩岸史話-為中國參戰提供政策參考

    兩岸史話-為中國參戰提供政策參考

     汪榮寶與駐法公使胡惟德交換意見,決定共同發電給北洋政府,表明支持中國盡快參戰之明確態度。  當歐洲展開一場空前的世界大戰之時,積貧積弱的中國仍處在困境之中,一九一四年八月六日袁世凱頒布大總統令,宣布「對於此次歐洲各國戰事,決意嚴守中立」。北京政府希望以中立而不使歐洲戰火燒到自身,因此竭力強調自己的中立國權利。  在關注歐洲戰事的同時,汪榮寶一直考慮中國是否參戰問題,他為此進行過艱難的思考,並於其他公使交換意見,較早的指出中國不能置身事外,應適時做出參戰的準備。事實上一九一七年之前,北京政府內部希望能參與一戰的想法便已存在,政府人士梁士詒、張國淦等明確指出中國所謂中立其實是消極之策,要積極尋求對策,但限於時局和者不眾,且遭到日本阻遏未能實現。  陳請政府對德宣戰  一九一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德國宣布恢復對協約國的無限制潛艇戰,德美關係惡化,二月三日美國宣布對德絕交,並希望其他中立國採取共同行動。美國駐華公使力勸中國追隨美國,其他英國、義大利等均表示支持中國參戰,此時的日本也改變過去反對態度,催促中國對德斷交。駐日公使章宗祥主張中國採取進一步行動。二月十二日,章致電段祺瑞,電稱「此事已成騎虎,現不與德絕,聯合國將視為敵,危機甚大,速斷為宜。」為加快對德絕交進程,他甚至主張繞過國會來進行此事。  汪榮寶與駐日公使章宗祥是要友,政治外交見解多有相同,可以想見二人對參戰問題應有過多次的交流,其參戰主張應一致。另外,駐美公使顧維鈞在給國內的電報中不斷強調中國加入協約國的好處,力促北京向德奧宣戰,同時設立專門小組搜集材料並予以分析,為在戰後和平會議上爭取廢除不平等條約做準備。他明確提出為使山東問題得到妥善解決,為在戰爭結束時提高國際地位,中國必須加入協約國作戰。當時圍繞著中立還是加入協約國,中國內部出現了一場大爭論,外交官、政治家和軍事將領及社會各界都捲入這場爭論,意見紛呈,莫衷一是。  作為外交家的汪榮寶觀察到經過幾年的交戰,歐洲各國被戰爭拖累得疲憊不堪,彼此處於膠著狀態,實力強大的美國對德宣戰,使得戰爭戰局日益明朗化,協約國即將取得勝利,中國此時更要抓住關鍵時機對德宣戰。他與駐法公使胡惟德交換意見,決定共同發電給北洋政府,表明支持中國盡快參戰之明確態度。  該電首先發給駐義大利公使王廣圻,後經上海駐法領事轉交給時任副總統馮國璋,電文稱:「副總統鈞鑒:報傳復辟,大總統被脅辭職。應請副總統按照約法即日繼任,任命內閣,召集議會,一面對德宣戰,免彼先發,藉外援以自重。中國存亡,惟公是賴。迫切陳詞,敬乞電復。胡惟德、汪榮寶。三日。中華民國六年七月」。電中一方面密切關注中國國內局勢,另一方面陳請政府對德宣戰,其焦灼迫切之情溢於言表。  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中國正式對德宣戰,這使中國使館面臨嚴峻考驗,對德宣戰就要關閉中國使館,汪榮寶一方面擬定撤離人員名單,妥善處理中國在比利時利益的善後保護事宜,同時為在比利時的中國人,特別是留學生的去留問題做了安排,爭取中國政府給自費留學生提供補助。汪榮寶洞察形勢變局,針對參戰後中國與各協約國關係問題,與駐英公使施肇基、駐法公使胡惟德、駐義公使王廣圻於一九一八年五月舉行會議,商討策略和應對方案。讓汪榮寶深感欣慰的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比利時光復,他又率領使館人員重返布魯塞爾,妥當安排相關事宜,使得中國與比國的關係很快恢復正常往來。  中國參加巴黎和會  一九一八年夏,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協約國的勝利而結束,中國成為戰勝國,收回德國在中國的權利指日可待。駐美公使顧維鈞持樂觀態度,認為現在正是時機,中國應該在即將召開的和會上向各國鳴不平,以爭回失去的權利。「中國所不滿的不僅僅是歐洲列強的帝國主義政策,而且還有十九世紀後期使中國蒙受苦難的日本侵略者。日本侵略的最近事例便是日本提出的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要求,以及於提出最後通牒後強迫中國締結的中日條約。」戰後美國的態度又讓北京政府感到振奮。  一九一八年一月,美國總統威爾遜發表著名的《十四條宣言》,規畫戰後世界新秩序,著重強調外交公開,民族自決,國無大小強弱一律享有同等權利,戰勝國不要求割地賠款,倡議設立國際聯盟,維持世界和平等。為爭取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成功,徐世昌總統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特於總統府設置外交委員會,他在成立會上發表演說,謂巴黎和會在國際上「將開一新紀元」,我國「不能不希望於此次和議之結果」。(待續)

  • 兩岸史話-汪榮寶大力主張責任內閣制

    兩岸史話-汪榮寶大力主張責任內閣制

     儘管與革命派的出發點不同,但汪榮寶與他們的觀點本質上是相同的。  十一月一日,憲法起草委員會將憲法提交到憲法會議進行議決。在憲法委員會加速制憲時,袁世凱也加快了干預制憲的步伐。十一月四日,他宣布解散國民黨,隨後收繳國會兩院中國民黨議員的證書和徽章,致使國會因人數不足而無法開會討論憲法。憲法起草委員會迫於形勢,於十一月十日召開理事會,宣布將憲法草案及一切文件統交國會收存,宣告自行解散。十一月十三日,國會參眾兩院議長發出通告,宣布國會「停止議事」。《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終未能成為民國正式憲法。  《中華民國憲法草案》是多位政治精英集體智慧的勞動成果,而汪榮寶作為憲法大綱及條文的草擬者之一,為此更是付出了大量心血。在草擬過程中,他能與其他委員保持一致意見,同心合力對抗袁世凱的干預,為制定出一部真正體現民主實質的憲法而努力,這種敢於追求民主並付諸行動的實踐精神誠為可貴。  從抗拒到同情革命  民國初年各種政治力量競爭激烈,以袁世凱為首的政府派,及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成為兩大政治勢力,兩派在諸多問題上的觀點相互對峙,從而引發各種矛盾衝突,以至發展到兵戎相見的地步。汪榮寶一方面專注於民主共和體制的完善,同時又竭力防止君主專制舊制度的復辟,與革命派、袁世凱的關係都較為複雜。  民國初期,汪榮寶對革命派抱有較強的排斥心理,基本態度是不支持,抗拒為多,合作較少,這首先表現他對改組參議院的態度上。在南京臨時參議院中,以同盟會會員為主體的革命派議員占據多數,占參議員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二左右,這讓袁世凱頗為不滿。袁氏就任臨時大總統後,力主參議院遷至北京,在北遷過程中乘機對參議院進行改組。他利用參議院相關法規中未對如何執行民選作具體規定的漏洞,發電全國限定各省以省議會為選舉機關,省議會未成立者,即以清末所設諮議局改稱省議會,從中選舉出參議員。作為剛剛從清王朝蛻變來的舊改革派,汪榮寶亦擔心革命黨主張過於激進,若讓他們占據議員多數會影響政府的決策,因而積極支持改組參議院。  汪榮寶以舊參議員多為同盟會成員的理由,和湯化龍、曾有瀾、張伯烈等共同極力主張重新選舉議員。他不顧南京參議院中「新舊議員交替更換」的規定,聯合新議員反對原議員出席會議,不遺餘力地排擠南京舊議員。在四月二十九日參議院舉行的第二次會議中,出現了「新舊議員衝突激烈」的局面。  開會後江西議員李國珍、湖北議員張伯烈等人相繼演說,均稱各省官派參議員自經改選後即當取消,萬無再加入本院理由,汪榮寶更是高聲附和:「據約法第十八條所規定,各省參議院五人,由各地選派。此條所謂選派,與都督之委派不同,依此條解釋,各都督委派之議員,已無繼續存在之理由。」在袁世凱和舊官僚的阻擾下,北京臨時參議院重新改選後,在議院一百二十六席中同盟會占四十餘席,僅占席位約百分之三十二,人員比南京臨時參議院時期明顯減少。  汪榮寶抗拒革命派最為明顯的表現即是對「二次革命」的態度。一九一三年三月,袁世凱派人刺殺了國民黨領袖宋教仁,引發轟動一時的「宋教仁案」。「宋案」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激起革命黨人對袁政府的嚴重不滿。同年七月,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打起反袁旗幟,發動「二次革命」。汪榮寶作為進步黨成員,極力反對革命派武力對抗政府,他代表進步黨在國會中提出和撰擬《咨請政府征伐叛徒建議案》,聲稱:「臨時政府,曾按照約法組織正當機關,此外有潛竊土地,私立名號,與政府反抗,就是背叛民國,為四萬萬人公敵」,建議政府為維持國家生存起見,應適用武力的嚴厲方法對待「亂黨」。執筆討伐革命派,足見他抗拒革命派的心理。  與革命派同一戰線  汪榮寶與革命派抗拒還反映在參加穩健的政黨,與激進的同盟會、國民黨相抗衡。他選擇參加共和黨、進步黨,這些黨派所持政綱皆屬穩健,主張與政府合作。共和黨和國民黨是北京臨時參議院中的兩大政黨,相互抗衡彼此競爭,汪榮寶是共和黨成員,與國民黨相對立。一九一三年國會召開後,他又加入進步黨,與國民黨相對抗。從其政黨活動來看,基本上處於與國民黨相對立的一方,可見對革命派的抗拒心理。  誠然,汪榮寶對革命派的態度並不友善,但他是民主共和制的贊同者,在國體及政體等問題上與革命派的觀點總體上是一致的。在政體形式上,他清醒地認識到總統制和責任內閣制的區別,責任內閣制使國家權力相對分散和均衡,在處理重大問題時可以經過集體討論,能夠限制個人權力的過渡膨脹,防止個人權威影響到國家的政治走勢,因而力主實行責任內閣制。儘管與革命派的出發點不同,但汪榮寶與他們的觀點本質上是相同的,因此,當袁世凱政府的行為超越了法律界限,違背共和國家的政治原則時,他能毫不猶豫地與革命派站在同一戰線上,譴責政府的違法行為。(待續)

  • 兩岸史話-倡孔教入憲定為國教

    兩岸史話-倡孔教入憲定為國教

     汪榮寶作為憲法起草委員會成員,積極提倡「孔教入憲」。九月中旬,他和陳銘鑒提出了定孔教為國教案,提案認為中國的國粹「即孔子之教」,漢唐以來,已「公認孔教為唯一之國教」,孔子之教足以「扶植國脈,維繫人心」。  在擬定的憲法草案中,最讓袁世凱感到不滿的即國會委員會問題。該問題是在臨近憲法草案起草完畢時由公民黨議員李慶芳提議的。設置國會委員會的辦法一經提出就得到多數憲法起草委員的認同。在十月十四日憲法草案的二讀會上,張耀曾首先說明設置委員會目的,汪榮寶等多位委員表示贊同,「主張不設置國會委員會者,只孫鐘一人」,孫認為「國會委員會權力太大,不啻一國會小影子,恐有時不免為政府所推諉。」汪榮寶則認為「其利勝於弊」。  袁氏毀憲意圖明顯  最後表決以多數贊成通過設置國會委員會。在隨後的多次會議中,各委員討論確定了國會委員會的組成和職權,其中規定:在國會閉會後,國會委員會作為國會的常設機構,成員共四十人,參眾兩院各選出二十人。職權包括:大總統為維持公安或防禦非常災患需發布與法律有同等效力之教令時,應經國會委員會之議決;大總統宣告戒嚴如國會委員會認為無必要時,應宣告解散戒嚴等。  國會委員會作為在國會閉會期間監督袁世凱政府的機構,它的設置明顯擴大了立法機關的權力,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行政部門的權威,打破了權力均衡,違反共和國家三權分立的民主原則。國會委員會問題受到當時一些政治家的批評,袁世凱政府的高級顧問日本人有賀長雄就持反對態度,認為憲法內設立國會委員會為常駐機關,實為各國憲法所沒有的「奇例」,此條可謂「對袁之第三次革命」。那麼平素強調維護政府權威的汪榮寶為何也持贊成態度呢?筆者分析汪榮寶之所以支持設置國會委員會,皆因袁世凱干涉、破壞憲法的意圖日益明顯,他試圖通過國會委員會這一機構,對袁世凱在國會閉會期間的活動進行監督,將政府的行為限定在法律範圍內,其用意可謂深矣!  民國初年,社會道德失範,信仰發生危機,國民思想處於無序和真空狀態。一些深受儒家文化薰陶的知識份子如康有為、梁啟超、嚴復、夏曾佑組織了「孔教會」、「孔道會」等團體,發起了聲勢浩大的「孔教運動」,試圖借助傳統文化穩定社會秩序。國會開始制定憲法後,陳煥章、嚴復等致書憲法起草委員會,呼籲定孔教為國教,各團體或個人紛紛致書,陳述孔教價值,要求將其寫入憲法。在這樣的氛圍中憲法起草委員會被迫考慮孔教入憲問題。  汪榮寶作為憲法起草委員會成員,積極提倡「孔教入憲」。九月中旬,他和陳銘鑒提出了定孔教為國教案,提案認為中國的國粹「即孔子之教」,漢唐以來,已「公認孔教為唯一之國教」,孔子之教足以「扶植國脈,維繫人心」。若不明定孔教為國教,任人民自由信仰,恐怕不僅會「啟人誤會」,招致「邪說橫行,異端蜂起」,且「全國將失其中心」,流弊甚大。文中最後要求「在憲典內定孔教為國教」。  他們的提案受到憲法起草委員會的重視。在九月二十七日的憲法會中,汪榮寶再次提出「孔教應於憲法中定為國教案」,並強調說孔子「大同小康等學說即盧梭之民約論」,皆為治本之要義,「孔教為文明進步之國教,非野蠻時代之迷信宗教可比,應定為國教。」汪榮寶還駁斥了若定孔教為國教即激起蒙藏各族反對的觀點,聲明孔教並無仇視他教之意。  折衷通過孔教入憲  憲法起草委員對此展開討論,令他失望的是當日議會表決時否決了該提案。首次討論沒有結果,汪榮寶又尋找合適時機再行提出。十月十三日,憲法起草委員會又開會討論孔教入憲問題。汪榮寶搶先發言道:「孔教為中國二千年來歷史上習慣上固有之國教。憲法上規定信教自由,即係開放主義。如不定孔教為國教,不能保障固有,必致孔教消滅於無形。」議員向乃祺、朱兆莘、王敬芳等均表贊成,而徐鏡心、伍朝樞、汪彭年、盧天游、谷鍾秀表示反對,他們認為定孔教為國教與宗教自由相矛盾。此次提案依然未獲通過。  前兩次討論的失敗促使汪榮寶改變策略,他決定避開宗教字眼,改用較容易讓其他委員接受的提法。十月二十八日,在憲法草案的二讀會上,汪榮寶第三次提出孔教入憲案,提議在憲法第十九條中增加「民國教育依孔子之教義為大本」一項。委員們對此展開爭論,藍公武建議改為「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不牴觸共和國體者為大本」,朱兆莘提出「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大本」,陳銘鑒提出「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倫理之大本」。汪彭年、張耀曾表示反對,指責孔子學說如君為臣綱之類多不合民主政體,嚴重違反宗教自由原則。結果以上各種提法在表決時皆未獲通過,最後孫潤宇提出折衷方案,建議改為「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之大本」,該提法在表決時獲三十一票贊成,多數通過。(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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