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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國第一任總理熊希齡

    民國第一任總理熊希齡

     鄙人之政見,可以簡單言之者,則使中華民國為法制國是也。 \n 袁世凱開給熊希齡的一張名單是:財政周自齊、交通楊士琦、外交孫寶琦、內務朱啟鈐、陸軍段祺瑞、海軍劉冠雄。只剩下農商、司法和教育三個閒曹讓熊希齡支配。熊希齡想請張謇掌農商,梁啟超掌司法,汪大燮或楊度掌教育。但梁啟超以不能掌財政便不願入閣。張謇、汪大燮皆以梁啟超不入而相率不出。 \n 梁啟超終挺身而出 \n 熊內閣一時成了僵局,為此熊希齡內心十分不快。但他無法改變袁世凱的意向,只好向梁啟超抱怨:「屢次皆公促我來,屬我犧牲,我既犧牲,而公乃自潔,足見熊希齡三字,不抵梁啟超名字之尊。」又詰梁說:「公既不出,則張季直、汪伯棠皆牽連不出,熊內閣勢將小產,此時進步黨將持何等態度?又如公等均不出,熊內閣純以官僚組織之,輿論必不滿意,此時進步黨又將持何等態度?故為進步黨計,公亦不可不出。」 \n 梁啟超當然不願看到熊內閣流產。適稍後袁世凱也略有變通,即財政總長改由熊希齡自兼,周自齊任交通,於是梁啟超答允出掌司法,張謇、汪大燮遂也同意填補農商與教育兩個空缺。9月11日,經國會通過,這個內閣總算草草組成了。閣員9人中,進步黨係4人,北洋派係5人,可以說是北洋派與進步黨的聯合內閣。 \n 熊內閣組成後,倒是有心想幹一番大事業。熊希齡本人顯然充滿信心。9月14日他發布了《就任國務總理布告》,謂「民國肇造,百度草創,銓敘未遑。幹幸之徒,乘間思進,請託運動,昌言無忌。賢路為之閉塞,庶政因以不修,紀綱蕩然,國何以立?本總理德薄能鮮。忝膺高位,他無所冀,惟願整躬率屬,獎勵廉恥,綜核名實,挽回今日之風氣,以期補救於萬一」。 \n 9月27日,熊希齡在參、眾兩院議員暨各黨代表的茶話會上發表了演說,宣稱:鑑於前此內閣不過是總統府「蓋印、副署之機械而已,各部總長亦未積極負責任」,因此他的內閣「當以組織責任內閣為著手」,並欲「與總統府畫清許可權,勉成責任內閣人員,當不顧利害,積極負責任」。他當時囑梁啟超起草了一個洋洋萬言的《大政方針宣言》,對於內政、外交、軍事、財政、實業、交通、司法、教育八大政都做了規畫詳明的論說。 \n 要言之,其根本之點在於立足建設:「今之言治者,動曰我國破壞之時告終,建設之時方始」,「希齡等今日不敢語於建設,但得竭其綿薄,以立建設之基礎,為願已足」。 \n 熊內閣的大政方針標榜在內政上,擬實行軍民分治、廢省存道和減政主義,並推行官吏考試任免制度。外交上執「遠交近親」主義,迅速解決蒙古問題,但求沒有重大事故發生,從而得以「集全力以整理內治」。內治以整理財政為當務之急,主要是從嚴格控制預算、節減冗費、改革稅則、整理幣制等方面入手,即「治標與治本兩策同時並用」。 \n 軍事上,盡可能裁兵與縮減軍費,全國分為九大軍區,常備軍減為20師,中央與地方軍容有50萬人即可。實業上採取「保護」與「開放」並舉的政策,即對棉、鐵、絲、茶、糖等內地產業實行保護,對普通之礦業實行開放。要裁轍釐金,增加關稅,吸引外資,對私營工商業實行獎勵,並闢墾荒地,興修水利,設立農業銀行,以求改良農業。 \n 交通上主要是改善和擴張郵、電、航、路四政。教育上實施義務教育和注重實業教育,並整飭綱紀,移風易俗,提高國民的智慧程度。 \n 司法上主要是完備法律,並力圖收回領事裁判權。 \n 總之,熊內閣的大政方針,在政治上,其主旨在於貫徹資產階級的民主法制精神,建立「一真正共和國」。 \n 熊希齡特別強調指出:「但鄙人之政見,可以簡單言之者,則使中華民國為法制國是也。」「欲使中華民國鞏固,非造成法制國不可。」 \n 在經濟上,則是為了大力發展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將中華民國儘快地納入現代化建設的軌道,使之逐步走上繁榮富強的道路。然而,熊內閣的大政方針是難以施行的。因為它觸犯了袁世凱蓄謀推行的封建軍閥專制統治和擴張官僚資本主義經濟勢力的意圖,故袁世凱雖然表面上表示「讚許」,聲言對熊內閣「絕不掣肘」,可是在暗裡,在實際中,卻總是生出種種阻力,幾乎無時無事不使熊內閣陷於困境。 \n 軍事大權袁氏獨掌 \n 其中最為致命的是對熊內閣的畫清總統府與國務院的許可權以及統一中央財權的破壞。這兩項本來沒有寫入大政方針宣言中,但實際上是熊內閣的命脈,是與大政方針互為表裡而「不能公開」的「副本」,「惟視實行之力如何,行得過便為成功,行不過即為失敗」。 \n 可是結果怎樣呢?結果是儘管熊希齡屢次向袁世凱建議,謂以後諸多要政,勿由總統府「代辦」,須由國務院經理,以求責任內閣「名實相符」,可是到頭來仍是:各省有關重要會議特別是有關軍事祕密者,更只直呈總統府,而總統府對於各方的指令,亦只署「奉諭特達,公府祕書廳」字樣,根本就不把國務院放在眼裡。(系列完)

  • 民國第一任總理熊希齡——國務院成袁世凱橡皮圖章(八)

    鄙人之政見,可以簡單言之者,則使中華民國為法制國是也。 \n袁世凱開給熊希齡的一張名單是:財政周自齊、交通楊士琦、外交孫寶琦、內務朱啟鈐、陸軍段祺瑞、海軍劉冠雄。只剩下農商、司法和教育三個閒曹讓熊希齡支配。熊希齡想請張謇掌農商,梁啟超掌司法,汪大燮或楊度掌教育。但梁啟超以不能掌財政便不願入閣。張謇、汪大燮皆以梁啟超不入而相率不出。 \n \n梁啟超終挺身而出 \n \n \n \n熊內閣一時成了僵局,為此熊希齡內心十分不快。但他無法改變袁世凱的意向,只好向梁啟超抱怨:「屢次皆公促我來,屬我犧牲,我既犧牲,而公乃自潔,足見熊希齡三字,不抵梁啟超名字之尊。」又詰梁說:「公既不出,則張季直、汪伯棠皆牽連不出,熊內閣勢將小產,此時進步黨將持何等態度?又如公等均不出,熊內閣純以官僚組織之,輿論必不滿意,此時進步黨又將持何等態度?故為進步黨計,公亦不可不出。」 \n梁啟超當然不願看到熊內閣流產。適稍後袁世凱也略有變通,即財政總長改由熊希齡自兼,周自齊任交通,於是梁啟超答允出掌司法,張謇、汪大燮遂也同意填補農商與教育兩個空缺。9月11日,經國會通過,這個內閣總算草草組成了。閣員9人中,進步黨係4人,北洋派係5人,可以說是北洋派與進步黨的聯合內閣。 \n熊內閣組成後,倒是有心想幹一番大事業。熊希齡本人顯然充滿信心。9月14日他發布了《就任國務總理布告》,謂「民國肇造,百度草創,銓敘未遑。幹幸之徒,乘間思進,請託運動,昌言無忌。賢路為之閉塞,庶政因以不修,紀綱蕩然,國何以立?本總理德薄能鮮。忝膺高位,他無所冀,惟願整躬率屬,獎勵廉恥,綜核名實,挽回今日之風氣,以期補救於萬一」。 \n9月27日,熊希齡在參、眾兩院議員暨各黨代表的茶話會上發表了演說,宣稱:鑑於前此內閣不過是總統府「蓋印、副署之機械而已,各部總長亦未積極負責任」,因此他的內閣「當以組織責任內閣為著手」,並欲「與總統府畫清許可權,勉成責任內閣人員,當不顧利害,積極負責任」。他當時囑梁啟超起草了一個洋洋萬言的《大政方針宣言》,對於內政、外交、軍事、財政、實業、交通、司法、教育八大政都做了規畫詳明的論說。 \n要言之,其根本之點在於立足建設:「今之言治者,動曰我國破壞之時告終,建設之時方始」,「希齡等今日不敢語於建設,但得竭其綿薄,以立建設之基礎,為願已足」。 \n熊內閣的大政方針標榜在內政上,擬實行軍民分治、廢省存道和減政主義,並推行官吏考試任免制度。外交上執「遠交近親」主義,迅速解決蒙古問題,但求沒有重大事故發生,從而得以「集全力以整理內治」。內治以整理財政為當務之急,主要是從嚴格控制預算、節減冗費、改革稅則、整理幣制等方面入手,即「治標與治本兩策同時並用」。 \n軍事上,盡可能裁兵與縮減軍費,全國分為九大軍區,常備軍減為20師,中央與地方軍容有50萬人即可。實業上採取「保護」與「開放」並舉的政策,即對棉、鐵、絲、茶、糖等內地產業實行保護,對普通之礦業實行開放。要裁轍釐金,增加關稅,吸引外資,對私營工商業實行獎勵,並闢墾荒地,興修水利,設立農業銀行,以求改良農業。 \n交通上主要是改善和擴張郵、電、航、路四政。教育上實施義務教育和注重實業教育,並整飭綱紀,移風易俗,提高國民的智慧程度。 \n司法上主要是完備法律,並力圖收回領事裁判權。 \n總之,熊內閣的大政方針,在政治上,其主旨在於貫徹資產階級的民主法制精神,建立「一真正共和國」。 \n熊希齡特別強調指出:「但鄙人之政見,可以簡單言之者,則使中華民國為法制國是也。」「欲使中華民國鞏固,非造成法制國不可。」 \n在經濟上,則是為了大力發展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將中華民國儘快地納入現代化建設的軌道,使之逐步走上繁榮富強的道路。然而,熊內閣的大政方針是難以施行的。因為它觸犯了袁世凱蓄謀推行的封建軍閥專制統治和擴張官僚資本主義經濟勢力的意圖,故袁世凱雖然表面上表示「讚許」,聲言對熊內閣「絕不掣肘」,可是在暗裡,在實際中,卻總是生出種種阻力,幾乎無時無事不使熊內閣陷於困境。 \n \n軍事大權袁氏獨掌 \n \n \n \n其中最為致命的是對熊內閣的畫清總統府與國務院的許可權以及統一中央財權的破壞。這兩項本來沒有寫入大政方針宣言中,但實際上是熊內閣的命脈,是與大政方針互為表裡而「不能公開」的「副本」,「惟視實行之力如何,行得過便為成功,行不過即為失敗」。 \n可是結果怎樣呢?結果是儘管熊希齡屢次向袁世凱建議,謂以後諸多要政,勿由總統府「代辦」,須由國務院經理,以求責任內閣「名實相符」,可是到頭來仍是:各省有關重要會議特別是有關軍事祕密者,更只直呈總統府,而總統府對於各方的指令,亦只署「奉諭特達,公府祕書廳」字樣,根本就不把國務院放在眼裡。(系列完) \n

  • 兩岸史話-民國第一任總理熊希齡

    兩岸史話-民國第一任總理熊希齡

     熊希齡受命組閣,然而他的內閣卻一時難產。 \n 還在1913年6月上旬,輿論界就有了熊希齡組閣的傳聞。其實,國務總理這一位置,袁世凱真正的意中人是徐世昌而不是熊希齡。據上海一家報紙透露:有某君去謁袁世凱,詢及改組短期內閣,並力薦梁啟超、湯化龍、熊希齡三人。 \n 袁搖頭說:「梁、湯一書生,僅能提筆作文,不勝國家重任;熊頗有才具,然人甚圓滑,草寄牆上,隨風俯仰,亦不相宜。總理一席,殆捨徐菊人莫屬。」有資料記載袁世凱曾經派徐的祕書吳笈孫到青島去迎徐世昌入京,只因徐不肯出山。同時還比較難辦的是,徐純係前清的一位舊官僚,在民初政黨相爭的情勢下沒有市場,國會中的國民黨和進步黨都將反對他,難獲通過。 \n 竭力婉拒堅不就職 \n 當時袁世凱與某君談話,袁問以徐世昌組織內閣將會如何?某君答曰:「知徐者頗知其規模道德遠勝常流,但今以熊、徐比,熊之通過或易於徐。」這就是說,熊希齡有政黨支持,而徐世昌沒有。熊希齡可以憑藉進步黨在國會中的優勢獲得通過,故袁世凱不得不收起徐世昌組閣的念頭。 \n 同時袁世凱也考慮到,國民黨在國會中還有一部分勢力,欲戰勝和排除國民黨,也不能不先借重進步黨。至於以張謇與熊希齡相比較,在袁的心目中,自然又是熊希齡更為合適。加之張謇也不肯出,並薦熊以自代,故袁世凱思之再三,終於選擇了熊。當時黃遠生就預測到:即便是熊希齡「力辭不就,然其結果則必為袁所強」。 \n 當然,熊希齡是絕不願意輕意就職的。民初政局的杌隉,他心裡十分清楚。故袁世凱三番五次地電邀,他皆力辭。 \n 6月底的一通辭電這樣說:「今以浮暴之徒,造成一寡廉鮮恥世界,雖孔子復生,無補今世。希齡擬俟蒙邊少定,即歸營實業,不復與聞政事。幸公致此世於郅治,某亦得享共和幸福。」 \n 然袁世凱毫不放鬆,立即覆電謂:「東海高臥,南通倦勤,總揆非公莫屬。望勉就大任,挽此頹風。雖不能孔子之期月已可;亦當念子輿之捨我其誰。若令世凱一人孤立無助,或當先我公歸田。」電文的末尾並稱:「即不肯就,亦請來京一商大計,一言可決,敬候旌車。」 \n 熊希齡接到袁世凱的這份電報後,甚為惶悚。覺得不來北京是不行了,遂定於二十日後啟程。但他還是表示不願就任國務總理。在啟程前他向袁世凱發出一電,訴說了自己的苦衷。 \n 他說:當今處於政黨內閣時代,「政黨內閣,本為共和立憲國之正當理由」,也是自己曾經所一貫主張的。但自己已經宣布脫黨,「今以超然資格,對於兩黨固無成見,然終有共和黨以往之嫌疑,遇有政見,主持穩健或與進步黨相同時,國民黨終必疑為有實無名之進步黨派,不憚以私見相反對」。而進步黨又可能因為自己「脫黨之故,未能滿意,終恐難收維持一致之效」。如果各黨派以其政見互不相同,視內閣中位置為爭權奪利之目標,那麼衝突和爭執就在所難免,恐將來「仍不免為混合內閣之覆轍」。倘若由自己意見「決定於各黨中,或黨外自約同志以組織內閣」,又恐「未必能得兩黨多數之同意」。加之自己「與現在之暴烈分子、腐敗官僚兩派絕不相容」,因此,如行組閣,深感為難,「終恐有負鈞座之期望,而誤國家之大政」。 \n 應當說,熊希齡的苦衷是實在的,他的不願就職也的確是明智的。可是袁世凱不管這些,他只是急切地需要熊希齡盡快入京。1913年7月21日,熊希齡由熱河趕到北京。據劉厚生記述,熊一入京,袁世凱就對他施展了這樣的手段,即利用熊希齡前在熱河清理行宮故物的事情做起文章。 \n 原來熊希齡曾經撿康熙、乾隆的御筆聯扇贈送過姜桂題,並且又曾勉強收取過宮裡看守官員硬塞給他的幾件古玩,所有這些,都被袁世凱派去暗中監視他的人一一記錄清楚。 \n 故熊希齡到北京的時候,袁世凱就派人向熊「暗示」,謂熊在清理行宮宮物的過程中有「侵盜嫌疑」,如今有「把柄落在總統手裡」,如果「不就總理之職,即是看不起總統」云云。這樣的事,當然一時說不清楚,傳出之後,只會令人難堪。直到此時,熊希齡方知入了袁的圈套。 \n 人事權限處處受阻 \n 他只好自認晦氣,不得不「應允就職」。但他也向袁世凱提出:「必須張謇、梁啟超、汪大燮同時入閣」,袁亦應允。隨後,袁即向國會正式提出熊希齡組閣。儘管國民黨部分議員表示強烈反對和抵制,但國民黨議員中也有「溫和派」與進步黨攜手。7月30日投票表決,國會議員202人中,126人贊成,72人反對,4人棄權。熊希齡以多數票獲通過。31日,袁世凱任命熊希齡為國務總理。 \n 熊希齡受命組閣,然而他的內閣卻一時難產。按照熊希齡的意願,他要把自己的內閣組成「第一流經驗與第一流人才內閣」。他心目中的「第一流人才」蓋指梁啟超、張謇、汪大燮、楊度等人。可是梁啟超欲掌財政,楊度欲掌交通,這兩個位置都在袁世凱那裡受阻。袁世凱所看重的一些部門是絕不願輕易放手的。(待續)

  • 民國第一任總理熊希齡——中了袁世凱的圈套(七)

    熊希齡受命組閣,然而他的內閣卻一時難產。 \n還在1913年6月上旬,輿論界就有了熊希齡組閣的傳聞。其實,國務總理這一位置,袁世凱真正的意中人是徐世昌而不是熊希齡。據上海一家報紙透露:有某君去謁袁世凱,詢及改組短期內閣,並力薦梁啟超、湯化龍、熊希齡三人。 \n袁搖頭說:「梁、湯一書生,僅能提筆作文,不勝國家重任;熊頗有才具,然人甚圓滑,草寄牆上,隨風俯仰,亦不相宜。總理一席,殆捨徐菊人莫屬。」有資料記載袁世凱曾經派徐的祕書吳笈孫到青島去迎徐世昌入京,只因徐不肯出山。同時還比較難辦的是,徐純係前清的一位舊官僚,在民初政黨相爭的情勢下沒有市場,國會中的國民黨和進步黨都將反對他,難獲通過。 \n \n竭力婉拒堅不就職 \n \n \n當時袁世凱與某君談話,袁問以徐世昌組織內閣將會如何?某君答曰:「知徐者頗知其規模道德遠勝常流,但今以熊、徐比,熊之通過或易於徐。」這就是說,熊希齡有政黨支持,而徐世昌沒有。熊希齡可以憑藉進步黨在國會中的優勢獲得通過,故袁世凱不得不收起徐世昌組閣的念頭。 \n同時袁世凱也考慮到,國民黨在國會中還有一部分勢力,欲戰勝和排除國民黨,也不能不先借重進步黨。至於以張謇與熊希齡相比較,在袁的心目中,自然又是熊希齡更為合適。加之張謇也不肯出,並薦熊以自代,故袁世凱思之再三,終於選擇了熊。當時黃遠生就預測到:即便是熊希齡「力辭不就,然其結果則必為袁所強」。 \n當然,熊希齡是絕不願意輕意就職的。民初政局的杌隉,他心裡十分清楚。故袁世凱三番五次地電邀,他皆力辭。6月底的一通辭電這樣說:「今以浮暴之徒,造成一寡廉鮮恥世界,雖孔子復生,無補今世。希齡擬俟蒙邊少定,即歸營實業,不復與聞政事。幸公致此世於郅治,某亦得享共和幸福。」 \n然袁世凱毫不放鬆,立即覆電謂:「東海高臥,南通倦勤,總揆非公莫屬。望勉就大任,挽此頹風。雖不能孔子之期月已可;亦當念子輿之捨我其誰。若令世凱一人孤立無助,或當先我公歸田。」電文的末尾並稱:「即不肯就,亦請來京一商大計,一言可決,敬候旌車。」 \n熊希齡接到袁世凱的這份電報後,甚為惶悚。覺得不來北京是不行了,遂定於二十日後啟程。但他還是表示不願就任國務總理。在啟程前他向袁世凱發出一電,訴說了自己的苦衷。 \n他說:當今處於政黨內閣時代,「政黨內閣,本為共和立憲國之正當理由」,也是自己曾經所一貫主張的。但自己已經宣布脫黨,「今以超然資格,對於兩黨固無成見,然終有共和黨以往之嫌疑,遇有政見,主持穩健或與進步黨相同時,國民黨終必疑為有實無名之進步黨派,不憚以私見相反對」。而進步黨又可能因為自己「脫黨之故,未能滿意,終恐難收維持一致之效」。如果各黨派以其政見互不相同,視內閣中位置為爭權奪利之目標,那麼衝突和爭執就在所難免,恐將來「仍不免為混合內閣之覆轍」。倘若由自己意見「決定於各黨中,或黨外自約同志以組織內閣」,又恐「未必能得兩黨多數之同意」。加之自己「與現在之暴烈分子、腐敗官僚兩派絕不相容」,因此,如行組閣,深感為難,「終恐有負鈞座之期望,而誤國家之大政」。 \n應當說,熊希齡的苦衷是實在的,他的不願就職也的確是明智的。可是袁世凱不管這些,他只是急切地需要熊希齡儘快入京。1913年7月21日,熊希齡由熱河趕到北京。據劉厚生記述,熊一入京,袁世凱就對他施展了這樣的手段,即利用熊希齡前在熱河清理行宮故物的事情做起文章。原來熊希齡曾經撿康熙、乾隆的御筆聯扇贈送過姜桂題,並且又曾勉強收取過宮裡看守官員硬塞給他的幾件古玩,所有這些,都被袁世凱派去暗中監視他的人一一記錄清楚。 \n故熊希齡到北京的時候,袁世凱就派人向熊「暗示」,謂熊在清理行宮宮物的過程中有「侵盜嫌疑」,如今有「把柄落在總統手裡」,如果「不就總理之職,即是看不起總統」云云。這樣的事,當然一時說不清楚,傳出之後,只會令人難堪。直到此時,熊希齡方知入了袁的圈套。 \n \n人事權限處處受阻 \n \n \n他只好自認晦氣,不得不「應允就職」。但他也向袁世凱提出:「必須張謇、梁啟超、汪大燮同時入閣」,袁亦應允。隨後,袁即向國會正式提出熊希齡組閣。儘管國民黨部分議員表示強烈反對和抵制,但國民黨議員中也有「溫和派」與進步黨攜手。7月30日投票表決,國會議員202人中,126人贊成,72人反對,4人棄權。熊希齡以多數票獲通過。31日,袁世凱任命熊希齡為國務總理。 \n熊希齡受命組閣,然而他的內閣卻一時難產。按照熊希齡的意願,他要把自己的內閣組成「第一流經驗與第一流人才內閣」。他心目中的「第一流人才」蓋指梁啟超、張謇、汪大燮、楊度等人。可是梁啟超欲長財政,楊度欲長交通,這兩個位置都在袁世凱那裡受阻。袁世凱所看重的一些部門是絕不願輕易放手的。(待續) \n

  • 兩岸史話-民國第一任總理熊希齡

    兩岸史話-民國第一任總理熊希齡

     國民黨的要人宋教仁在上海車站遇刺。追查凶手,牽涉到現任國務總理趙秉鈞,袁世凱亦不能避其嫌。真相大白後,國民黨與袁世凱劍拔弩張,於是發生了「二次革命」。 \n 2月28日,四國銀行團如約向南京臨時政府交付了首批墊款二百萬兩(主要用於遣散軍隊及償還債務),但29日北京兵變發生後,四國銀行團藉口局勢不穩,停止了續付墊款,所以才有後來唐紹儀又改向比國借款之一節。 \n 四國銀行團當時對唐紹儀很生惡感,對他施加種種壓力。一方面,阻礙比國不能在法國發買債票,使得向比國的續借款項無法兌現;另一方面,逼迫唐紹儀取消比國借款,向他們「謝罪」。唐無法,既然比國借款無法兌現,又為了從銀行團獲得急需的款項,便只好一一照辦。 \n 國務總理出面借錢 \n 但是,當唐紹儀取消比款,向銀行團道歉,並商向重新借款談判時,四國銀行團竟提出了十分苛刻的財政監督條件:其一,使用墊款,須每月先開出預算,經外國顧問官核准後方能開支;其二,所有軍隊遣散,須在北京設一陸軍協會,由外國武官會同商定辦法,於武昌、南京各重要處所實行遣散,遣散之時,由外國武官會同監督,每一兵繳械之後,即發支票一紙,自往銀行取款。 \n 這樣的條件,當然令人難以接受。故唐紹儀表示:「此事國民絕不承認,故亦不敢允諾。」四國銀行團則稱:「貴國若不承認此事,我輩對於借款之用途殊不放心,即借款一事,即無可商議之處。」因此,當5月3日熊希齡入京之日,也正是唐紹儀與四國銀行團談判走向決裂之時。 \n 談判決裂了怎麼行呢?當時的情勢已經十分嚴重。因為半個月後,即為南北兩方饑軍發放月餉之期,若無現款接濟,即有「嘩潰」之虞。「大亂復起,政府既未鞏固,危亡即在目前」,故袁世凱非常焦急,希望趕快採取措施,設法補救。如何補救呢?在5月4日召開的國務員會上,國務員們展開了討論。唐紹儀因為借款受挫,不免憤怒。他主張不如放棄借款,在國內發行公債,找一千個中國富翁,各買公債一萬元,這一千萬元的借款也就有了。 \n 蔡元培則主張不如對革命士兵曉以大義,使其無款而自行解散。若硬是不肯,則可每人發給一紙募捐委任狀,令其自募。宋教仁認為上述兩種方案都不可行。他力陳當前的情勢是捨借款而更無他路可走,不可不委曲求全。宋教仁的意見為大多數國務員所贊同,因此大家覺得還是應當設法「轉圜」。如何「轉圜」呢?有人提出:既然財政總長熊希齡已經來到北京,何不由他出面再與四國銀行團進行一次談判? \n 鑑於唐總理已與銀行團鬧翻,或者先由大總統找銀行團接談一下,算是照顧銀行團的面子,然後再由熊總長出面具體磋商。多數國務員都認為此策可行,只有唐紹儀獨抱悲觀,不表贊成,說是「恐其無效」。但熊希齡卻極願意一試。他對唐紹儀說:「即使無效,也不能不從頭一商。且大總統當能居間,或可轉圜。」其實,熊希齡認為財政借款,本來就是財政總長去辦的事,何以卻由國務總理包辦代替了呢? \n 1913年3月20日,國民黨的要人宋教仁在上海車站遇刺。外界聲討不斷,一路追查凶手,牽涉到最高屠的袁世凱亦不能避其嫌。真相大白後,國民黨與袁世凱劍拔弩張,於是發生了「二次革命」。 \n 熊希齡不希望國家破裂,故對於革命黨人有所指謫。6月21日,他致電趙鳳昌與張謇說:「外患方亟,內亂忽興,國土瓜分,人民奴隸,吾輩亦罹其禍。而蒙防吃緊,俄、日陰謀,岌岌可危,苟無內訌,尚可以兵力、外交應赴;今若此,非使蒙古九百萬方里之領土概棄之於外人乎?無論南方勝負如何,而領土減削,外債增加,斷斷不免,誠不知南方黨人是何居心!」 \n 因此,他希望趙、張「婉勸孫、黃諸君,嚴戒黨人,勿再暴動」,並謂自己「前與十九省都督通電天下,力保共和,非得再使帝制復活,此言必實踐也」。7月8日,當他得悉革命黨人在江西準備起兵抵抗北洋軍時,又發出通電:「尚望參、眾兩院破除黨見,電責叛軍首領迅速解兵,聽候裁判。」「倘有不聽忠告,窮兵黷武,塗炭生靈者,願與黎副總統及各省都督共擊之。」 \n 獲得難得組閣機遇 \n 他的這種立場,與剛剛成立的進步黨的主張是一致的。7月18日,進步黨本部發出通電,聲稱「同人業經提案,促令政府迅速戡亂,以保統一,而遏禍機」。不過,進步黨的目的在於藉此擠垮國民黨,以求獲得袁世凱的青睞從而操縱國會和內閣,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仍屬「黨見」;而熊希齡已經宣告脫黨,他的目的只是出自一種善良的願望,即不希望看到統一的破裂和國土的分割,純屬「己見」。 \n 然而不管怎樣,他與進步黨畢竟都是站在袁世凱政府一邊的。也許正因為這樣,後來袁世凱用武力鎮壓了南方革命黨人,利用進步黨壓制國民黨,熊希齡作為進步黨的「名譽理事」,居然獲得了組閣的機遇。(待續)

  • 民國第一任總理熊希齡——被袁世凱利用壓制國民黨(六)

    2月28日,四國銀行團如約向南京臨時政府交付了首批墊款二百萬兩(主要用於遣散軍隊及償還債務),但29日北京兵變發生後,四國銀行團藉口局勢不穩,停止了續付墊款,所以才有後來唐紹儀又改向比國借款之一節。 \n四國銀行團當時對唐紹儀很生惡感,對他施加種種壓力。一方面,阻礙比國不能在法國發買債票,使得向比國的續借款項無法兌現;另一方面,逼迫唐紹儀取消比國借款,向他們「謝罪」。唐無法,既然比國借款無法兌現,又為了從銀行團獲得急需的款項,便只好一一照辦。 \n \n \n \n但是,當唐紹儀取消比款,向銀行團道歉,並商向重新借款談判時,四國銀行團竟提出了十分苛刻的財政監督條件:其一,使用墊款,須每月先開出預算,經外國顧問官核准後方能開支;其二,所有軍隊遣散,須在北京設一陸軍協會,由外國武官會同商定辦法,於武昌、南京各重要處所實行遣散,遣散之時,由外國武官會同監督,每一兵繳械之後,即發支票一紙,自往銀行取款。 \n這樣的條件,當然令人難以接受。故唐紹儀表示:「此事國民絕不承認,故亦不敢允諾。」四國銀行團則稱:「貴國若不承認此事,我輩對於借款之用途殊不放心,即借款一事,即無可商議之處。」因此,當5月3日熊希齡入京之日,也正是唐紹儀與四國銀行團談判走向決裂之時。 \n談判決裂了怎麼行呢?當時的情勢已經十分嚴重。因為半個月後,即為南北兩方饑軍發放月餉之期,若無現款接濟,即有「嘩潰」之虞。「大亂復起,政府既未鞏固,危亡即在目前」,故袁世凱非常焦急,希望趕快採取措施,設法補救。如何補救呢?在5月4日召開的國務員會上,國務員們展開了討論。唐紹儀因為借款受挫,不免憤怒。他主張不如放棄借款,在國內發行公債,找一千個中國富翁,各買公債一萬元,這一千萬元的借款也就有了。 \n蔡元培則主張不如對革命士兵曉以大義,使其無款而自行解散。若硬是不肯,則可每人發給一紙募捐委任狀,令其自募。宋教仁認為上述兩種方案都不可行。他力陳當前的情勢是捨借款而更無他路可走,不可不委曲求全。宋教仁的意見為大多數國務員所贊同,因此大家覺得還是應當設法「轉圜」。如何「轉圜」呢?有人提出:既然財政總長熊希齡已經來到北京,何不由他出面再與四國銀行團進行一次談判? \n鑑於唐總理已與銀行團鬧翻,或者先由大總統找銀行團接談一下,算是照顧銀行團的面子,然後再由熊總長出面具體磋商。多數國務員都認為此策可行,只有唐紹儀獨抱悲觀,不表贊成,說是「恐其無效」。但熊希齡卻極願意一試。他對唐紹儀說:「即使無效,也不能不從頭一商。且大總統當能居間,或可轉圜。」其實,熊希齡認為財政借款,本來就是財政總長去辦的事,何以卻由國務總理包辦代替了呢? \n1913年3月20日,國民黨的要人宋教仁在上海車站遇刺。外界聲討不斷,一路追查凶手,牽涉到最高屠的袁世凱亦不能避其嫌。真相大白後,國民黨與袁世凱劍拔弩張,於是發生了「二次革命」。 \n熊希齡不希望國家破裂,故對於革命黨人有所指謫。6月21日,他致電趙鳳昌與張謇說:「外患方亟,內亂忽興,國土瓜分,人民奴隸,吾輩亦罹其禍。而蒙防吃緊,俄、日陰謀,岌岌可危,苟無內訌,尚可以兵力、外交應赴;今若此,非使蒙古九百萬方里之領土概棄之於外人乎?無論南方勝負如何,而領土減削,外債增加,斷斷不免,誠不知南方黨人是何居心!」 \n因此,他希望趙、張「婉勸孫、黃諸君,嚴戒黨人,勿再暴動」,並謂自己「前與十九省都督通電天下,力保共和,非得再使帝制復活,此言必實踐也」。7月8日,當他得悉革命黨人在江西準備起兵抵抗北洋軍時,又發出通電:「尚望參、眾兩院破除黨見,電責叛軍首領迅速解兵,聽候裁判。」「倘有不聽忠告,窮兵黷武,塗炭生靈者,願與黎副總統及各省都督共擊之。」 \n \n \n \n他的這種立場,與剛剛成立的進步黨的主張是一致的。7月18日,進步黨本部發出通電,聲稱「同人業經提案,促令政府迅速戡亂,以保統一,而遏禍機」。不過,進步黨的目的在於藉此擠垮國民黨,以求獲得袁世凱的青睞從而操縱國會和內閣,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仍屬「黨見」;而熊希齡已經宣告脫黨,他的目的只是出自一種善良的願望,即不希望看到統一的破裂和國土的分割,純屬「己見」。 \n然而不管怎樣,他與進步黨畢竟都是站在袁世凱政府一邊的。也許正因為這樣,後來袁世凱用武力鎮壓了南方革命黨人,利用進步黨壓制國民黨,熊希齡作為進步黨的「名譽理事」,居然獲得了組閣的機遇。(待續) \n

  • 兩岸史話-民國第一任總理熊希齡

    兩岸史話-民國第一任總理熊希齡

     偌大一個民國,就只有不到十萬兩白銀的家底,熊希齡當時心裡真不是滋味。 \n 為了解決南京留守府急於星火的軍餉問題,從4月9日就職的當天起,熊希齡就積極地在滬上為之籌款。自謂是「竭力搜括」,僅能支持到4月20日。故到了4月19日,他不得不電告唐紹儀總理,謂「如銀行借款一時難靠,惟有先商各公使暫將上海稅關存款,撥用2百萬金」。 \n 後在4月26日熊希齡親自跑到南京與黃興面商,由上海捷成洋行借款項下,撥交現銀一百萬元,鈔票一百萬元。從28日開始陸續提款,算是解除了南京留守府的燃眉之急。此外,對於軍用票的回收,熊希齡也擬定了具體的辦法和措施。在南京通過了解,臨時政府理財部存留之現款僅三萬元,而發出的軍用票已達四百萬。 \n 不斷借款寅食卯糧 \n 加上各省官錢局發出之紙幣及起義後發出之軍用票,其價額已達3.3億餘元。這些紙幣毫無準備金作抵,純屬濫發,為此熊希齡焦慮萬分。他決定和美國訂約製造一種兌換券,將紙幣與軍用票一概收回,以杜濫發之弊。但經與美國商量,製造此種兌換券至少需要4個月時間才能辦齊。緩不濟急,於是熊希齡又打算先將清宣統時期與美國人訂製的60億元兌換券取回先用。然將這些券從美國運到中國,至少也得一個月。 \n 在滬、寧期間,熊希齡覺得有必要也像前清載澤主持度支部那樣,對於全國的財政進行一番切實的清理。因為民國的財政困難已達極點,其「救急之策,捨大借款無以支持危局」。然借款應如何支配,必須先有一個比較準確的預算,還必須了解全國各省的財政收支狀況,以便統一支配。為此他於1912年4月26日向全國各省發出通電,要求各省如實地向財政部報告本省的財政收支預算的準確數目。 \n 電文還特別指出:「前清財政紊亂,多由於內外相欺。部臣百端搜括,日思集權於中央,弱吏畏防提拔,遂致隱匿其實數。今民國成立,五族一家,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同屬人民之負擔,既無用其猜疑,更何分其輕重?酌盈濟虛,均勻支配,自不致有牽一髮而動全身之患」。因此,希望各省務必「開示真確收支數目,俾得有所依據,以為整理財政之前提。」 \n 在如上通電發出的前3天(4月22日),熊希齡給北京的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已先發了一電,報告欲對全國財政實行清理。要求中央政府「將臨時預用各款先行統計,早日支配,倘有不敷,以便預籌」。同時在這份電文中,熊希齡「並請電召前清各省財政監理官即行來京,以備襄辦清理財務。該電要求召集前清的各省財政監理官襄助清理財政,在當時輿論界頗為引起注意。 \n 例如北京一份報紙在其國事要聞欄內如此評論道:「財政總長熊希齡君,以前清各省財政紊亂已極,後經設立監理財政官,始稍有眉目,且自身曾充是官,知其必不可少,故有恢復各省監理財政官之說,自此議傳播,於是前清時代之充當監理財政官者,群趨於滬上,冀熊君以同官之誼,藉情形熟悉為詞,不難再享受每月五百兩、三百兩之優薪。」 \n 袁世凱對於熊希齡能夠出任財政總長,已是滿心歡喜,故對熊希齡的要求自是極力支持。在接到熊電的當天,就在總統府裡召集了各有關人員會議,一切都按照熊希齡的提議認真辦理。為了不誤所事,袁世凱特令交通總長施肇基,在熊希齡未到北京以前,暫行兼署財政部務。施肇基本部繁忙,不克分身,實際上是由財政部部員陸宗興、王璟芳等為之辦理一切。 \n 熊希齡在上海就職後在滬、寧待了20天。直到4月28日,方由滬乘輪北上,至青島登陸,由濟南換乘火車,經天津,於5月3日抵達北京,6日接掌部務。其時,前南京臨時政府理財部陳錦濤移交給他的庫儲只有白銀3萬兩;北京度支部剩存的約為南京的一倍,不及6萬。 \n 肩上擔子何止千斤 \n 偌大一個民國,就只有不到十萬兩白銀的家底,熊希齡當時心裡真不是滋味。所謂「東張西望,寅食卯糧,危險之狀,不敢告人」,只覺得肩上的擔子何止千萬斤重?能不能挑下去,實在沒有把握,只好先硬撐著。旋於5月7日解散了北京舊部(寧部機關於4月27日由熊在南京裁撤,28日隨熊北徙),另行成立財政部籌備處,以王璟芳為總辦,章宗元為幫辦。糅合南北新舊各部員,開始工作。 \n 5月9日,熊希齡所在的統一黨與民社、民國公會、國民協進會、國民黨五政團在上海合組共和黨,熊希齡因此由統一黨成員轉為共和黨成員。由於他到了北京,故未參加這次組黨會議,同時由於他已入閣,共和黨也就沒有再推選他擔任黨中職務。 \n 熊希齡進入北京,正等待著他來接手的是從3月19日以來就十分棘手的借款糾紛問題。前此唐紹儀因與比國銀行借款一千萬英鎊,後又續借二百萬英鎊,打破了英、美、法、德四國銀行團的壟斷權,引起了他們的強烈不滿。本來唐紹儀在與比國銀行團商談借款的同時,也與四國銀行團洽談,擬請四國銀行團提供七百萬兩銀子,以作軍事善後之用。(待續)

  • 民國第一任總理熊希齡——跟各國銀行團借款善後(五)

    偌大一個民國,就只有不到十萬兩白銀的家底,熊希齡當時心裡真不是滋味。 \n為了解決南京留守府急於星火的軍餉問題,從4月9日就職的當天起,熊希齡就積極地在滬上為之籌款。自謂是「竭力搜括」,僅能支持到4月20日。故到了4月19日,他不得不電告唐紹儀總理,謂「如銀行借款一時難靠,惟有先商各公使暫將上海稅關存款,撥用2百萬金」。 \n後在4月26日熊希齡親自跑到南京與黃興面商,由上海捷成洋行借款項下,撥交現銀一百萬元,鈔票一百萬元。從28日開始陸續提款,算是解除了南京留守府的燃眉之急。此外,對於軍用票的回收,熊希齡也擬定了具體的辦法和措施。在南京通過了解,臨時政府理財部存留之現款僅三萬元,而發出的軍用票已達四百萬。 \n \n不斷借款寅食卯糧 \n \n \n加上各省官錢局發出之紙幣及起義後發出之軍用票,其價額已達3.3億餘元。這些紙幣毫無準備金作抵,純屬濫發,為此熊希齡焦慮萬分。他決定和美國訂約製造一種兌換券,將紙幣與軍用票一概收回,以杜濫發之弊。但經與美國商量,製造此種兌換券至少需要4個月時間才能辦齊。緩不濟急,於是熊希齡又打算先將清宣統時期與美國人訂製的60億元兌換券取回先用。然將這些券從美國運到中國,至少也得一個月。 \n在滬、寧期間,熊希齡覺得有必要也像前清載澤主持度支部那樣,對於全國的財政進行一番切實的清理。因為民國的財政困難已達極點,其「救急之策,捨大借款無以支持危局」。然借款應如何支配,必須先有一個比較準確的預算,還必須了解全國各省的財政收支狀況,以便統一支配。為此他於1912年4月26日向全國各省發出通電,要求各省如實地向財政部報告本省的財政收支預算的準確數目。 \n電文還特別指出:「前清財政紊亂,多由於內外相欺。部臣百端搜括,日思集權於中央,弱吏畏防提拔,遂致隱匿其實數。今民國成立,五族一家,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同屬人民之負擔,既無用其猜疑,更何分其輕重?酌盈濟虛,均勻支配,自不致有牽一髮而動全身之患」。因此,希望各省務必「開示真確收支數目,俾得有所依據,以為整理財政之前提。」 \n在如上通電發出的前3天(4月22日),熊希齡給北京的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已先發了一電,報告欲對全國財政實行清理。要求中央政府「將臨時預用各款先行統計,早日支配,倘有不敷,以便預籌」。同時在這份電文中,熊希齡「並請電召前清各省財政監理官即行來京,以備襄辦清理財務。該電要求召集前清的各省財政監理官襄助清理財政,在當時輿論界頗為引起注意。 \n例如北京一份報紙在其國事要聞欄內如此評論道:「財政總長熊希齡君,以前清各省財政紊亂已極,後經設立監理財政官,始稍有眉目,且自身曾充是官,知其必不可少,故有恢復各省監理財政官之說,自此議傳播,於是前清時代之充當監理財政官者,群趨於滬上,冀熊君以同官之誼,藉情形熟悉為詞,不難再享受每月五百兩、三百兩之優薪。」 \n袁世凱對於熊希齡能夠出任財政總長,已是滿心歡喜,故對熊希齡的要求自是極力支持。在接到熊電的當天,就在總統府裡召集了各有關人員會議,一切都按照熊希齡的提議認真辦理。為了不誤所事,袁世凱特令交通總長施肇基,在熊希齡未到北京以前,暫行兼署財政部務。施肇基本部繁忙,不克分身,實際上是由財政部部員陸宗興、王璟芳等為之辦理一切。 \n熊希齡在上海就職後在滬、寧待了20天。直到4月28日,方由滬乘輪北上,至青島登陸,由濟南換乘火車,經天津,於5月3日抵達北京,6日接掌部務。其時,前南京臨時政府理財部陳錦濤移交給他的庫儲只有白銀3萬兩;北京度支部剩存的約為南京的一倍,不及6萬。 \n \n肩上擔子何止千斤 \n \n \n偌大一個民國,就只有不到十萬兩白銀的家底,熊希齡當時心裡真不是滋味。所謂「東張西望,寅食卯糧,危險之狀,不敢告人」,只覺得肩上的擔子何止千萬斤重?能不能挑下去,實在沒有把握,只好先硬撐著。旋於5月7日解散了北京舊部(寧部機關於4月27日由熊在南京裁撤,28日隨熊北徙),另行成立財政部籌備處,以王璟芳為總辦,章宗元為幫辦。糅合南北新舊各部員,開始工作。 \n5月9日,熊希齡所在的統一黨與民社、民國公會、國民協進會、國民黨五政團在上海合組共和黨,熊希齡因此由統一黨成員轉為共和黨成員。由於他到了北京,故未參加這次組黨會議,同時由於他已入閣,共和黨也就沒有再推選他擔任黨中職務。 \n熊希齡進入北京,正等待著他來接手的是從3月19日以來就十分棘手的借款糾紛問題。前此唐紹儀因與比國銀行借款一千萬英鎊,後又續借二百萬英鎊,打破了英、美、法、德四國銀行團的壟斷權,引起了他們的強烈不滿。本來唐紹儀在與比國銀行團商談借款的同時,也與四國銀行團洽談,擬請四國銀行團提供七百萬兩銀子,以作軍事善後之用。(待續) \n

  • 兩岸史話-民國第一任總理熊希齡

    兩岸史話-民國第一任總理熊希齡

     儘管熊希齡三番五次地力辭,可袁世凱與唐紹儀卻硬是要把他給請出來。 \n 借款宣布後,19日,四國銀行團在北京集議,決定停止預付之借款以為抵制,一場因借款而發生的糾紛就這樣起來了。熊希齡聞見及此,能不心寒嗎?同時他認為,即算「借盡外債,亦絕無此大款」來解決民國財源匱乏的困境。何況借款亦非得計,危險重重,「苟不嚴限用途及預定生利之事業,任性揮霍,轉瞬而盡,此後抵押均窮,恐難再有借款之資格。而各國干涉財政,亦必相逼而來矣」。因此,與其日後「仰屋興嗟」,還不如先行辭而不就。 \n 民初政局各黨各派 \n 二是極難治理。熊希齡說我國財政雖然困難到了極點,但如果全國志士群策群力,同心一致,未始不可以收整理之效。可是就當時的情況來看,實際上很難做到這一點。其一,新成立的唐內閣不是「政黨內閣」。在熊希齡看來,治理民國的財政,欲收整理之效,「則非政黨內閣必無把握」。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但凡一國的財政,最注重的是收支適合。 \n 而欲達此目的,就必須政府預定大政之方針,審察時勢之需要。例如要擴張海、陸軍需,則國防費就應較他部為多,要發達國民經濟,則實業費又須較他部為重。也就是說,「此中輕重緩急之宜,惟政黨內閣方能斟酌損益,彼此通融,乃能同心一致」。 \n 反之,若非政黨內閣,而如今日各黨各派混雜其間的「混合內閣」,勢必出現這樣的局面:軍事部可能以增購船械相要脅;實業部又可能以廣設工廠為請求,有競爭而無商量。似此以降,「非僅收支不能適合,其終也將群與財政部相衝突,同室操戈,諸事掣肘」,「卒使各項機關輕重無別,緩急不分,因循敷衍,同歸於失敗而後已」。此其一。 \n 其二,行政、議政機關難以相輔相助。熊希齡說:「我國士大夫缺乏財政知識,以為財政部苟能得人,即可以坐致富庶,而不知一國財政之整理方法,苟非有各行政、議政機關之相輔相助,其結果亦必致南轅而北轍也。」他舉例說明: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後,理財部長陳錦濤,「屢以財政事宜提案於參議院,未聞有一件之通過」。又兩淮鹽政總理張謇,「以鹽務統一要求於各省都督,未聞有一省之承認」。熊希齡說:「以如此現象推之,將來財政又以何方法而能達整理之目的耶?」此其二。 \n 綜上所述,一是財政困難;二是治理極難。正是基於這兩方面的原因,使得熊希齡執意不肯接受財政總長的委任。甚至為了擺脫糾纏,他致電唐紹儀,推說自己「患病日深,不日回湘調養」。未幾又建議唐紹儀「可仿西制」,財政總長由「總理兼任」。 \n 熊希齡的辭意是如此堅決,袁世凱、唐紹儀也不是沒有考慮過別的人選。可是一則別人也同樣的不願擔任;二是在袁、唐看來,也實在沒有比熊希齡更為合適的人選。唐紹儀擔任過奉天巡撫,他對熊希齡當然更為了解。他當時對熊希齡有這樣一則評論:「熊君對於財政學問上研究本深,當其在東三省時,監理財政,成績為各省之最,他人鮮出其右。況此時財政總長必須通曉西國財政狀況,熊君考察外國情形,頗有心得,實適民國此時之用。」 \n 因此,儘管熊希齡三番五次地力辭,可袁世凱與唐紹儀卻硬是要把他給請出來。袁世凱多次電熊,「以統一政府迄未成就,國勢危險已達極點,大義促之,囑其即時就道」。唐紹儀以國務總理之尊,乾脆專程趕到上海坐等熊希齡的答應。並且還「電邀張季直來滬,協力勸駕,廢去時日不少」,以至於「逗留上海,久不北來,各處責言日至」。 \n 這樣一來,熊希齡不好再辭了,只得應允。但在應允之前,他向唐紹儀講了一個條件:「俟到北京後,條陳政見,請開閣議,如不能通過所擬之政策,即隨時准其辭退,俾免有誤國是。」熊希齡提出這個條件的目的顯然是認為唐內閣非「政黨內閣」,怕將來意見紛紜,多所掣肘,故此有言在先。唐紹儀立即表示:「當遵示辦理。」於是,熊希齡於1912年4月9日在上海通電就職。 \n 籌措軍餉合併組黨 \n 就職後,熊希齡並沒有立即北上。他還一度留在上海,一方面,與本黨理事會商統一黨與民社、民國公會、國民協進會、國民黨的合併問題;另一方面,與滬督陳其美協商遣散上海軍人之事。並且他又去了南京,與黃興會商解決南京留守府的軍餉籌措,以及調查滬、寧兩地所發巨額軍用票、統籌回收的措施、辦法等等。 \n 1912年4月14日,熊希齡給北京的參議院發去一電,反對在商品上加貼印花重稅。謂「自武漢軍興以來,民生艱難,地方凋零,已有日不聊生之勢。若再加以印花重稅,是不啻以油澆火,逼民謀變」。他要求政府眼下暫時停辦,「俟將來元氣大復,再議實行」。這是熊希齡就職後在滬、寧期間通過考察了解向北京發出的第一份電報。(待續)

  • 民國第一任總理熊希齡 ——為民國財政跳火坑(四)

    儘管熊希齡三番五次地力辭,可袁世凱與唐紹儀卻硬是要把他給請出來。 \n借款宣布後,19日,四國銀行團在北京集議,決定停止預付之借款以為抵制,一場因借款而發生的糾紛就這樣起來了。熊希齡聞見及此,能不心寒嗎?同時他認為,即算「借盡外債,亦絕無此大款」來解決民國財源匱乏的困境。何況借款亦非得計,危險重重,「苟不嚴限用途及預定生利之事業,任性揮霍,轉瞬而盡,此後抵押均窮,恐難再有借款之資格。而各國干涉財政,亦必相逼而來矣」。因此,與其日後「仰屋興嗟」,還不如先行辭而不就。 \n \n民初政局各黨各派 \n \n \n二是極難治理。熊希齡說我國財政雖然困難到了極點,但如果全國志士群策群力,同心一致,未始不可以收整理之效。可是就當時的情況來看,實際上很難做到這一點。其一,新成立的唐內閣不是「政黨內閣」。在熊希齡看來,治理民國的財政,欲收整理之效,「則非政黨內閣必無把握」。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但凡一國的財政,最注重的是收支適合。 \n而欲達此目的,就必須政府預定大政之方針,審察時勢之需要。例如要擴張海、陸軍需,則國防費就應較他部為多,要發達國民經濟,則實業費又須較他部為重。也就是說,「此中輕重緩急之宜,惟政黨內閣方能斟酌損益,彼此通融,乃能同心一致」。 \n反之,若非政黨內閣,而如今日各黨各派混雜其間的「混合內閣」,勢必出現這樣的局面:軍事部可能以增購船械相要脅;實業部又可能以廣設工廠為請求,有競爭而無商量。似此以降,「非僅收支不能適合,其終也將群與財政部相衝突,同室操戈,諸事掣肘」,「卒使各項機關輕重無別,緩急不分,因循敷衍,同歸於失敗而後已」。此其一。 \n其二,行政、議政機關難以相輔相助。熊希齡說:「我國士大夫缺乏財政知識,以為財政部苟能得人,即可以坐致富庶,而不知一國財政之整理方法,苟非有各行政、議政機關之相輔相助,其結果亦必致南轅而北轍也。」他舉例說明: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後,理財部長陳錦濤,「屢以財政事宜提案於參議院,未聞有一件之通過」。又兩淮鹽政總理張謇,「以鹽務統一要求於各省都督,未聞有一省之承認」。熊希齡說:「以如此現象推之,將來財政又以何方法而能達整理之目的耶?」此其二。 \n綜上所述,一是財政困難;二是治理極難。正是基於這兩方面的原因,使得熊希齡執意不肯接受財政總長的委任。甚至為了擺脫糾纏,他致電唐紹儀,推說自己「患病日深,不日回湘調養」。未幾又建議唐紹儀「可仿西制」,財政總長由「總理兼任」。 \n熊希齡的辭意是如此堅決,袁世凱、唐紹儀也不是沒有考慮過別的人選。可是一則別人也同樣的不願擔任;二是在袁、唐看來,也實在沒有比熊希齡更為合適的人選。唐紹儀擔任過奉天巡撫,他對熊希齡當然更為了解。他當時對熊希齡有這樣一則評論:「熊君對於財政學問上研究本深,當其在東三省時,監理財政,成績為各省之最,他人鮮出其右。況此時財政總長必須通曉西國財政狀況,熊君考察外國情形,頗有心得,實適民國此時之用。」 \n因此,儘管熊希齡三番五次地力辭,可袁世凱與唐紹儀卻硬是要把他給請出來。袁世凱多次電熊,「以統一政府迄未成就,國勢危險已達極點,大義促之,囑其即時就道」。唐紹儀以國務總理之尊,乾脆專程趕到上海坐等熊希齡的答應。並且還「電邀張季直來滬,協力勸駕,廢去時日不少」,以至於「逗留上海,久不北來,各處責言日至」。 \n這樣一來,熊希齡不好再辭了,只得應允。但在應允之前,他向唐紹儀講了一個條件:「俟到北京後,條陳政見,請開閣議,如不能通過所擬之政策,即隨時准其辭退,俾免有誤國是。」熊希齡提出這個條件的目的顯然是認為唐內閣非「政黨內閣」,怕將來意見紛紜,多所掣肘,故此有言在先。唐紹儀立即表示:「當遵示辦理。」於是,熊希齡於1912年4月9日在上海通電就職。 \n \n籌措軍餉合併組黨 \n \n \n就職後,熊希齡並沒有立即北上。他還一度留在上海,一方面,與本黨理事會商統一黨與民社、民國公會、國民協進會、國民黨的合併問題;另一方面,與滬督陳其美協商遣散上海軍人之事。並且他又去了南京,與黃興會商解決南京留守府的軍餉籌措,以及調查滬、寧兩地所發巨額軍用票、統籌回收的措施、辦法等等。 \n1912年4月14日,熊希齡給北京的參議院發去一電,反對在商品上加貼印花重稅。謂「自武漢軍興以來,民生艱難,地方凋零,已有日不聊生之勢。若再加以印花重稅,是不啻以油澆火,逼民謀變」。他要求政府眼下暫時停辦,「俟將來元氣大復,再議實行」。這是熊希齡就職後在滬、寧期間通過考察了解向北京發出的第一份電報。(待續) \n

  • 兩岸史話-民國第一任總理熊希齡

    兩岸史話-民國第一任總理熊希齡

     對於這位在清末官場中享有「理財能手」稱譽的人,不會不在他的新政府中加以提拔和任用。 \n 1912年3月2日,中華民國聯合會在上海舉行大會,改會為黨,名之為「統一黨」。熊希齡與章炳麟、程德全、張謇、宋教仁等5人被選為該黨理事。統一黨以「統一全國建設,強固中央政府,促進完美共和政治」為宗旨,所定政綱,與聯合會的相差無幾。 \n 熊希齡在政黨會上專門就統一黨的政綱做了演說。謂「政綱為政黨所必要,本黨政綱,為參議所議決,……與中國情形甚屬合宜。如所謂固結完全領土者,因中國幅員甚廣,合蒙、藏各地而為一國,故非謀結合之道無由保全;行政區域過大,亟宜縮小,故謂釐正;必言責任內閣者,因中國不能如美之分治,致使不能統一,故宜仿用法國之責任內閣;又我國有五大民族,程度不一,非先有以齊其文化,無由共進文明;其他如整理財政,擴張海、陸軍,皆為行國家主義之政策;至如維持國際和平云者,即不外維持列強均勢之意。要之,皆為吾國現時所不可少緩者也」。 \n 清末官場理財能手 \n 熊希齡的這篇演說,對於統一黨的目標與任務,做了明確闡述。其中所謂「中國不能如美之分治,致使不能統一,故宜仿用法國責任內閣」,被章士釗認為是一語破的,「誠足以作統一黨之指針而有餘矣」。熊希齡還參與了實業與新聞等方面的一些活動。如1912年3月,他與黃興、陳錦濤、蔡元培、王芝祥、徐紹楨、胡漢民、范源濂、王鴻猷、宋教仁、呂志伊、劉揆一等40餘人聯合發起成立「拓殖協會」。又與章炳麟、譚延闓、蔣尊簋、胡瑛、徐紹楨、沈鈞業、宋教仁、仇亮、李誨等十人發起合股創辦《東方日報》。 \n 可以說,入民國後,熊希齡主要想在如上3個方面做點事情。要說目標與任務的話,就是為實現統一黨的目標與任務做些促進工作。他並不想再入官場。但是,時隔未久,風雲變幻的政治形勢,卻重新把他推向曾經由黃興提名而被孫中山否定了的財政總長的位置上,這卻是他沒有想到的。 \n 這次提名讓熊希齡擔任財政總長的是取得了臨時大總統權位的袁世凱(孫中山於1912年2月13日向參議院提出辭職,參議院於2月15日選舉袁世凱擔任臨時大總統)。袁世凱與熊希齡早在1906年8月就已經相識。那是熊希齡隨五大臣出洋返國路過天津回京途中,專程拜訪過袁。後來在清末立憲運動中,熊希齡運動袁世凱贊助梁啟超的立憲活動,他們之間就有了更多的接觸和交往。 \n 1907年初,熊希齡還專門就設立報館、重視外交等問題,向袁世凱進呈過一篇上書。此後彼此之間常有些書信往來。故在袁世凱的心目中,熊希齡3個字是占一定位置的。自然,對於這位在清末官場中享有「理財能手」稱譽的人,不會不在他的新政府中加以提拔和任用。 \n 1912年3月3日,袁世凱致電孫中山商組新政府的閣員名單中,就有對熊希齡的提名。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職,13日任命唐紹儀擔任內閣總理。16日,孫中山將袁世凱擬定的閣員名單轉諮參議院討論。29日,南京臨時參議院投票表決。據說表決熊希齡時,參議院激進派人多謂熊「為前清猾吏」,擬反對他擔任財政總長。幸黃興「多方勸慰,始得通過」。30日,袁世凱正式下達了任命熊希齡為財政總長的命令。 \n 然而,熊希齡並不希冀得到這個職位。1912年3月16日,當他還只是從報上看到這一傳聞,就向孫中山、袁世凱、唐紹儀發出一電:「傾見報載,國務員內有選齡充財政部長之說,殊深悚懼。齡前辦事,僅屬一隅,於全國財政毫無研究,才力不及,萬難勝任。報載如實,謹辭,請改選。其理由另詳函。」 \n 20日,他又致電力辭。到4月9日之前,他先後連續力辭了5次。5次力辭以3月底寫給唐紹儀的一封長函所述辭職理由最為詳細。這封辭職長函清楚地表明:當時的熊希齡的的確確是不願出任財政總長的。他之所以不願出任,並非他在辭職函電中所說的那樣:是對於財政一門「本非專習」,前辦事「僅屬一隅,於全國財政毫無研究,才力不及,萬難勝任」等等,這些話都是自謙之詞。真正的原因有下面兩個: \n 民初財政百廢待舉 \n 一是財政困難。在熊希齡看來,民初的財政不過是一副爛攤子,已經困難到了極點:「名為財政,一錢不名。不問何等財政大家,亦無從著手。」他當時通盤計算了一下,臨時政府所需各項經費,包括海陸軍費、實業費、教育費、交通費、幣制費以及填補各省虧空、裁撤軍隊之善後費等等,「非十萬萬不可」。此十萬萬元「非皆一年用畢,而開創之時,不能不有此計畫」。 \n 然新成立的民國政府哪裡來這十萬萬元的大款呢?欲圖維持,當然只有向外國銀行團貸借。3月14日,剛上任才一天的唐紹儀就與比國財團簽訂了一百萬英鎊的借款合同,以國庫券、京張鐵路財產及其餘利擔保。可是沒想到向比國借款,竟引起了英、美、法、德四國銀行團的不滿。(待續)

  • 民國第一任總理熊希齡——遊說袁世凱支持立憲(三)

    對於這位在清末官場中享有「理財能手」稱譽的人,不會不在他的新政府中加以提拔和任用。 \n1912年3月2日,中華民國聯合會在上海舉行大會,改會為黨,名之為「統一黨」。熊希齡與章炳麟、程德全、張謇、宋教仁等5人被選為該黨理事。統一黨以「統一全國建設,強固中央政府,促進完美共和政治」為宗旨,所定政綱,與聯合會的相差無幾。 \n熊希齡在政黨會上專門就統一黨的政綱做了演說。謂「政綱為政黨所必要,本黨政綱,為參議所議決,……與中國情形甚屬合宜。如所謂固結完全領土者,因中國幅員甚廣,合蒙、藏各地而為一國,故非謀結合之道無由保全;行政區域過大,亟宜縮小,故謂釐正;必言責任內閣者,因中國不能如美之分治,致使不能統一,故宜仿用法國之責任內閣;又我國有五大民族,程度不一,非先有以齊其文化,無由共進文明;其他如整理財政,擴張海、陸軍,皆為行國家主義之政策;至如維持國際和平云者,即不外維持列強均勢之意。要之,皆為吾國現時所不可少緩者也」。 \n \n清末官場理財能手 \n \n \n \n熊希齡的這篇演說,對於統一黨的目標與任務,做了明確闡述。其中所謂「中國不能如美之分治,致使不能統一,故宜仿用法國責任內閣」,被章士釗認為是一語破的,「誠足以作統一黨之指針而有餘矣」。熊希齡還參與了實業與新聞等方面的一些活動。如1912年3月,他與黃興、陳錦濤、蔡元培、王芝祥、徐紹楨、胡漢民、范源濂、王鴻猷、宋教仁、呂志伊、劉揆一等40餘人聯合發起成立「拓殖協會」。又與章炳麟、譚延闓、蔣尊簋、胡瑛、徐紹楨、沈鈞業、宋教仁、仇亮、李誨等十人發起合股創辦《東方日報》。 \n可以說,入民國後,熊希齡主要想在如上3個方面做點事情。要說目標與任務的話,就是為實現統一黨的目標與任務做些促進工作。他並不想再入官場。但是,時隔未久,風雲變幻的政治形勢,卻重新把他推向曾經由黃興提名而被孫中山否定了的財政總長的位置上,這卻是他沒有想到的。 \n這次提名讓熊希齡擔任財政總長的是取得了臨時大總統權位的袁世凱(孫中山於1912年2月13日向參議院提出辭職,參議院於2月15日選舉袁世凱擔任臨時大總統)。袁世凱與熊希齡早在1906年8月就已經相識。那是熊希齡隨五大臣出洋返國路過天津回京途中,專程拜訪過袁。後來在清末立憲運動中,熊希齡運動袁世凱贊助梁啟超的立憲活動,他們之間就有了更多的接觸和交往。 \n1907年初,熊希齡還專門就設立報館、重視外交等問題,向袁世凱進呈過一篇上書。此後彼此之間常有些書信往來。故在袁世凱的心目中,熊希齡3個字是占一定位置的。自然,對於這位在清末官場中享有「理財能手」稱譽的人,不會不在他的新政府中加以提拔和任用。 \n1912年3月3日,袁世凱致電孫中山商組新政府的閣員名單中,就有對熊希齡的提名。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職,13日任命唐紹儀擔任內閣總理。16日,孫中山將袁世凱擬定的閣員名單轉諮參議院討論。29日,南京臨時參議院投票表決。據說表決熊希齡時,參議院激進派人多謂熊「為前清猾吏」,擬反對他擔任財政總長。幸黃興「多方勸慰,始得通過」。30日,袁世凱正式下達了任命熊希齡為財政總長的命令。 \n然而,熊希齡並不希冀得到這個職位。1912年3月16日,當他還只是從報上看到這一傳聞,就向孫中山、袁世凱、唐紹儀發出一電:「傾見報載,國務員內有選齡充財政部長之說,殊深悚懼。齡前辦事,僅屬一隅,於全國財政毫無研究,才力不及,萬難勝任。報載如實,謹辭,請改選。其理由另詳函。」 \n20日,他又致電力辭。到4月9日之前,他先後連續力辭了5次。5次力辭以3月底寫給唐紹儀的一封長函所述辭職理由最為詳細。這封辭職長函清楚地表明:當時的熊希齡的的確確是不願出任財政總長的。他之所以不願出任,並非他在辭職函電中所說的那樣:是對於財政一門「本非專習」,前辦事「僅屬一隅,於全國財政毫無研究,才力不及,萬難勝任」等等,這些話都是自謙之詞。真正的原因有下面兩個: \n \n民初財政百廢待舉 \n \n \n \n一是財政困難。在熊希齡看來,民初的財政不過是一副爛攤子,已經困難到了極點:「名為財政,一錢不名。不問何等財政大家,亦無從著手。」他當時通盤計算了一下,臨時政府所需各項經費,包括海陸軍費、實業費、教育費、交通費、幣制費以及填補各省虧空、裁撤軍隊之善後費等等,「非十萬萬不可」。此十萬萬元「非皆一年用畢,而開創之時,不能不有此計畫」。 \n然新成立的民國政府哪裡來這十萬萬元的大款呢?欲圖維持,當然只有向外國銀行團貸借。3月14日,剛上任才一天的唐紹儀就與比國財團簽訂了一百萬英鎊的借款合同,以國庫券、京張鐵路財產及其餘利擔保。可是沒想到向比國借款,竟引起了英、美、法、德四國銀行團的不滿。(待續) \n

  • 兩岸史話-民國第一任總理熊希齡

    兩岸史話-民國第一任總理熊希齡

     俗話說,士為知己者死。設使孫中山能夠以誠相待,熊希齡完全可以像此前草訂財政計畫那樣為南京臨時政府所用,又何以會有難以駕馭之虞呢?無奈孫中山當時不能考慮及此,對立憲派人士處處存有戒心,這樣做的結果,只能增添一些不利的因素,殊不合團結他人、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之道。 \n 黃興見推薦熊希齡擔任理財總長不成,復又改推熊擔任理財次長。殊不料又「以各省代表反對而止」。如此一來,熊希齡這個「他派中人」便被排斥出了南京臨時政府。這對於熊希齡心理上多多少少有些傷害。後來黃興過意不去,說服孫中山,給熊希齡掛了一個「南京臨時政府顧問」的頭銜。算是照顧了一下面子。 \n 向日招股不利財政 \n 然而熊希齡並不計較這些。雖受排斥,但對於臨時政府有關財政方面的問題,他仍然給以關注,及時提出看法和意見。如1912年2月4日,他從上海《時報》上看到盛宣懷以漢陽鐵廠與日本橫濱正金銀行締結招股合同,擬發行新股票銀一千萬兩的消息,立即以湖南共和協會的名義給孫中山上書,指出這是盛宣懷在玩弄陰謀,因此,他要求孫中山對此事加以重視,趕快派人前往調查制止。 \n 他說:「若不慎重調查,任聽盛宣懷乘機舞弊,恐引狼入室,該廠必為開平公司之續也。」又說:「東西各國對於漢陽鐵廠垂涎已久,苦於不能插手」,「若添加外股,則以股東權利相凌,終不免如開平之失敗」,「則以後經理全權自必一併轉移於外人之手矣」。那麼應如何處理此事呢? \n 熊希齡向孫中山提出辦法兩項:「一是顧全該廠商辦宗旨,勒令盛宣懷將舊有股款及歷年帳目切實清理,造冊報名。其中屬於盛的股份,可准一律保全,免其充公,以釋疑慮而示體恤;二是由民國作主,以該廠產業抵借外債一千萬兩,仍以一半發交該廠重振廠務,俟民國大定後,再行添招股本,擴充大辦。」 \n 熊希齡的上述建議,孫中山沒有很好地採納照辦。相反,孫中山批准漢陽鐵廠以私人名義向日本招股,同意由中日合辦漢冶萍煤鐵公司,並以漢陽鐵廠與大冶鐵廠財產作抵向日本借款2百萬元,這就與熊希齡的本意不相符了。當然,孫中山這樣做也是被迫的,因為當時南京臨時政府的財政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為了取得日本貸款,不得不「飲鴆止渴」。此事後來引起許多人的反對,包括同盟會內部的人,自然也包括熊希齡。 \n 熊希齡雖然在革命黨人那裡受到排斥,不能入南京臨時政府任職。然而,他畢竟是清末官場中很有影響的人物,社會各界對他十分推崇,他仍然有著較為廣泛的社會活動場地。 \n 首先,他被推舉擔任了上海吳淞中國公學的校長。吳淞的中國公學原是一群留日學生於1906年創辦的。那時因為日本頒布了取締清國留日學生規則,「同人憤我邦教育之失權,寄人籬下之非計,八千子弟連袂歸滬興學,乃大為當道所疑忌,設法遣散,而同人毫不為沮,拮据經營,規畫一切,不達本邦教育獨立之目的不止。 \n 海內有志之士,鑑此愛國堅忍之忱,非逞意氣廢學者可比,漸得其同情,鄭君孝胥捐款千元,以為開辦之助,閱三月而公學成立」。中國公學成立後,經費困難,熊希齡、張謇等曾經都「共起維持」,使之得以延續。該學校初設普通高等預科、師範、理化專修與英文專修5個班次,後又增設工科大學預科與高等本科。學生來自全國15個省,在校人數達到2、3百人。在校的學生中有不少的都是同盟會員,因此有人稱中國公學實乃「革命黨一個藏身之所」。 \n 到了1911年武昌起義發生時,校中的教職員工多奔走於國事,學生亦大半投筆從戎,因此中國公學暫時停辦。及至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共和告成,張謇、熊希齡、鄭孝胥、陳三立、沈鈞儒、馬良、夏曾佑、葉景葵等30位中國公學的董事群集上海,他們眼見民國肇造,「建設人才需用尤亟」,於是特開董事會,商議將中國公學改為政治、法律、商業各科,立即籌辦開學。就在這次董事會上,熊希齡被推舉擔任中國公學的校長。於是他負起了為民國培養政治、法律、商業以及其他各科專門人才的重任。 \n 參與民初政黨政治 \n 其次,熊希齡參與了民初的政黨政治。1912年1月3日,章炳麟發起的中華民國聯合會在江蘇教育總會成立,熊希齡被聯絡參加了。章炳麟與程德全擔任該會的正、副會長,熊希齡被選為參議員。 \n 該會的參加者多係清末立憲派和舊官僚。它以「新共和國家統一主義」為宗旨,制訂了10項「假定政綱」,即:確定共和國體,建設責任內閣;統一全國,釐正行政區域;釐正財政,平均人民負擔;整頓金融機關,發達國民經濟;振興海、陸軍備,鞏固國防;建設鐵路幹線,力謀全國交通;維持國際和平,保全國家權利;勵行移民開墾,促進邊荒同化;普及國民教育,振起專門學術;注重國計民生,採用穩健社會政策。中華民國聯合會在維護共和、反對專制方面,起了積極和進步的作用。 \n (待續)

  • 民國第一任總理熊希齡--為革命黨提供藏身之所(二)

    俗話說,士為知己者死。設使孫中山能夠以誠相待,熊希齡完全可以像此前草訂財政計畫那樣為南京臨時政府所用,又何以會有難以駕馭之虞呢?無奈孫中山當時不能考慮及此,對立憲派人士處處存有戒心,這樣做的結果,只能增添一些不利的因素,殊不合團結他人、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之道。 \n \n黃興見推薦熊希齡擔任理財總長不成,復又改推熊擔任理財次長。殊不料又「以各省代表反對而止」。如此一來,熊希齡這個「他派中人」便被排斥出了南京臨時政府。這對於熊希齡心理上多多少少有些傷害。後來黃興過意不去,說服孫中山,給熊希齡掛了一個「南京臨時政府顧問」的頭銜。算是照顧了一下面子。 \n \n■向日招股不利財政 \n \n然而熊希齡並不計較這些。雖受排斥,但對於臨時政府有關財政方面的問題,他仍然給以關注,及時提出看法和意見。如1912年2月4日,他從上海《時報》上看到盛宣懷以漢陽鐵廠與日本橫濱正金銀行締結招股合同,擬發行新股票銀一千萬兩的消息,立即以湖南共和協會的名義給孫中山上書,指出這是盛宣懷在玩弄陰謀,因此,他要求孫中山對此事加以重視,趕快派人前往調查制止。 \n \n他說:「若不慎重調查,任聽盛宣懷乘機舞弊,恐引狼入室,該廠必為開平公司之續也。」又說:「東西各國對於漢陽鐵廠垂涎已久,苦於不能插手」,「若添加外股,則以股東權利相凌,終不免如開平之失敗」,「則以後經理全權自必一併轉移於外人之手矣」。那麼應如何處理此事呢? \n \n熊希齡向孫中山提出辦法兩項:「一是顧全該廠商辦宗旨,勒令盛宣懷將舊有股款及歷年帳目切實清理,造冊報名。其中屬於盛的股份,可准一律保全,免其充公,以釋疑慮而示體恤;二是由民國作主,以該廠產業抵借外債一千萬兩,仍以一半發交該廠重振廠務,俟民國大定後,再行添招股本,擴充大辦。」 \n \n熊希齡的上述建議,孫中山沒有很好地採納照辦。相反,孫中山批准漢陽鐵廠以私人名義向日本招股,同意由中日合辦漢冶萍煤鐵公司,並以漢陽鐵廠與大冶鐵廠財產作抵向日本借款2百萬元,這就與熊希齡的本意不相符了。當然,孫中山這樣做也是被迫的,因為當時南京臨時政府的財政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為了取得日本貸款,不得不「飲鴆止渴」。此事後來引起許多人的反對,包括同盟會內部的人,自然也包括熊希齡。 \n \n熊希齡雖然在革命黨人那裡受到排斥,不能入南京臨時政府任職。然而,他畢竟是清末官場中很有影響的人物,社會各界對他十分推崇,他仍然有著較為廣泛的社會活動場地。 \n \n首先,他被推舉擔任了上海吳淞中國公學的校長。吳淞的中國公學原是一群留日學生於1906年創辦的。那時因為日本頒布了取締清國留日學生規則,「同人憤我邦教育之失權,寄人籬下之非計,八千子弟連袂歸滬興學,乃大為當道所疑忌,設法遣散,而同人毫不為沮,拮据經營,規畫一切,不達本邦教育獨立之目的不止。 \n \n海內有志之士,鑑此愛國堅忍之忱,非逞意氣廢學者可比,漸得其同情,鄭君孝胥捐款千元,以為開辦之助,閱三月而公學成立」。中國公學成立後,經費困難,熊希齡、張謇等曾經都「共起維持」,使之得以延續。該學校初設普通高等預科、師範、理化專修與英文專修5個班次,後又增設工科大學預科與高等本科。學生來自全國15個省,在校人數達到2、3百人。在校的學生中有不少的都是同盟會員,因此有人稱中國公學實乃「革命黨一個藏身之所」。 \n \n到了1911年武昌起義發生時,校中的教職員工多奔走於國事,學生亦大半投筆從戎,因此中國公學暫時停辦。及至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共和告成,張謇、熊希齡、鄭孝胥、陳三立、沈鈞儒、馬良、夏曾佑、葉景葵等30位中國公學的董事群集上海,他們眼見民國肇造,「建設人才需用尤亟」,於是特開董事會,商議將中國公學改為政治、法律、商業各科,立即籌辦開學。就在這次董事會上,熊希齡被推舉擔任中國公學的校長。於是他負起了為民國培養政治、法律、商業以及其他各科專門人才的重任。 \n \n■參與民初政黨政治 \n \n其次,熊希齡參與了民初的政黨政治。1912年1月3日,章炳麟發起的中華民國聯合會在江蘇教育總會成立,熊希齡被聯絡參加了。章炳麟與程德全擔任該會的正、副會長,熊希齡被選為參議員。 \n \n該會的參加者多係清末立憲派和舊官僚。它以「新共和國家統一主義」為宗旨,制訂了10項「假定政綱」,即:確定共和國體,建設責任內閣;統一全國,釐正行政區域;釐正財政,平均人民負擔;整頓金融機關,發達國民經濟;振興海、陸軍備,鞏固國防;建設鐵路幹線,力謀全國交通;維持國際和平,保全國家權利;勵行移民開墾,促進邊荒同化;普及國民教育,振起專門學術;注重國計民生,採用穩健社會政策。中華民國聯合會在維護共和、反對專制方面,起了積極和進步的作用。(待續) \n

  • 民國第一任總理熊希齡

    民國第一任總理熊希齡

     編者按《熊希齡傳》一書由周秋光著,思行文化出版。熊希齡曾身為清朝五大臣出洋考察歐美憲政,民國成立後被選為第一任國務總理,晚年致力慈善事業,是一位慈善家、教育家。而民國史中對其介紹甚少,今以此書揭露這位民國初年重要的政治人物。 \n 熊希齡作為晚清理財大家,懂得財政與政權、與國計民生的重大關係,故對於財政問題時相關注。 \n 武昌起義發生後,各省獨立,烽煙四起,無論是負隅頑抗的清朝,還是光復以後的各省,財政問題都成為重要的問題。熊希齡作為晚清理財大家,懂得財政與政權、與國計民生的重大關係,故對於財政問題時相關注。 \n 1911年11月11日,他寫給上海趙鳳昌的一封憂慮時局的信中,也包括對於財政的憂慮。當時南北雙方正處交戰之中,他默察時勢,認為南北雙方均持財政以為存亡。清軍方面,因度支部存款已經不多,他料想無須多久,必然陷入困境。而南方民軍方面,其市面吃緊,財政支絀,他認為也同樣要不了多久,便會不戰自亡。據趙鳳昌之子趙尊岳(字叔雍)所述當時民軍方面的狀況云:「其時四郊擾攘,各地都督就地課餉,雖病民而不足以存給。 \n 統一財政首在得人 \n 即在上海,陳其美來惜陰堂夜談,竟得《民立報》于右任電話告急,謂民軍以無餉且圍焚都督府。陳至不敢遽歸,出於同情南方,希冀民軍能夠支持下去的願望,熊希齡要趙鳳昌轉告南方注重籌款問題。並獻策云:「長江既通,何以不鼓勵貿易,經營稅餉?」總之,他指出當此行將坐困之時,「非籌統一財政之法,不足以支持也」。 \n 熊希齡的建議得到了南方革命黨人的重視。然欲籌統一財政之法,首先在於得人。可是在當時的革命軍方面,「奮發蹈厲者,實繁有徒,而圖籍司農,罕有精思默察者」。 \n 1911年12月1日,熊希齡自東北來到上海。熊希齡的到來,使南方革命軍為之振奮。因為熊是大名鼎鼎的理財能手,又向民軍進獻過「理財之方」,正求之不得,於是亟欲羅致之。據載12月2日南京光復,聯軍入城後,適前江蘇財政司長李瑞清提出辭職,江蘇都督程德全便欲委熊 \n 希齡擔任這個職位。但其時熊希齡剛剛離開東北,到滬不過兩天,他以大局未定,自己在東北所任職務尚未完全脫卸(他離開東北是向趙爾巽請的假,12月29日方電請開缺在東北所擔負的職任),沒有答應。後程德全只好另委曾經在湖北經理過財政的蔣煥廷擔任江蘇財政司長。 \n 像熊希齡這樣富有財政經驗的人,不發揮他在財政方面的作用,當然是件憾事。1911年12月25日,孫中山歸國抵滬,與革命黨人「商統一建國諸要端,尤先以網羅英賢及國家財政事」。所謂「網羅英賢」,自然包括「網羅」熊希齡在內。熊希齡不肯擔任江蘇財政司長,在革命黨人黃興看來,像熊這樣的大才做區區江蘇一隅的職務,未免太委屈他了。 \n 他認為熊有統轄全國財政的才識,應當在全國範圍內去發揮他的作用。當時孫中山與黃興都充分認識到財政在即將成立的新政府中萬分緊要,都急於想制訂出一個統一全國的財政計劃與實施綱要。在黃興的眼裡,能夠當此重任的,捨熊希齡更無他人。但熊希齡能否答應呢?為此黃興去找熊希齡的好友趙鳳昌想辦法。 \n 趙鳳昌答應幫忙。但趙謂熊「秉性岸介,不屑求炫於當世,未易強致」,只有說服感化。據趙尊岳記述,趙鳳昌先去隔壁熊家與熊晤談,「移晷,似猶未畢其辭,復挽來寒家續話,及入座未幾,孫、黃續至,蓋夙先約至矣」。原來孫、黃的接踵而至,都是事先與趙鳳昌約好的,為了說服感化熊希齡,竟做如此安排,真可謂用心良苦!「既相晤,暢論革命事,特重財政。孫、黃並重之」。 \n 於是孫、黃乃請熊「草訂設施綱要。熊窺其意誠,遂盡旬日之力,屬稿攜至。見者咸以為精析可用。此後遂即資之為探討之本,卒定財政計劃」。這則資料透露,南方資產階級革命黨人治理全國財政的藍本,竟是在孫、黃的誠意懇求下,由熊希齡所為之手訂。 \n 出掌財長眾望所歸 \n 由於熊希齡在財政方面眾望所歸,又為革命黨人制訂了統一全國的財政計劃和實施綱要,孫、黃等人皆「群相折服」,因此在南京臨時政府組建時,黃興遂提議由熊希齡擔任理財總長。本來,熊希齡是不願擔任的,當黃興向他徵求意見時,他「再三力辭」。可是沒想到黃興向孫中山提出時,竟然遭到孫中山的反對。孫中山認為熊希齡屬立憲派人士,他以「財政不能授他派人」為詞,反對熊希齡擔任理財總長,而提出由廣東人陳錦濤擔任。並說「我知瀾生(按係陳錦濤字)不敢有異同,且曾為清廷訂幣制,借款於國際,有信用」。 \n 要說在幣制、借款方面有經驗,有學識,陳錦濤無論如何不會比熊希齡更為突出。孫中山之所以用陳而不用熊,也許因為陳是廣東同鄉,自認為他「不敢有異同」,可以控制住。而對於熊希齡這樣一個前清官吏、立憲派的中堅人士,害怕駕馭不了,因而排斥。(待續)

  • 民國第一任總理熊希齡——孫中山反對其出任財政總長(一)

    編者按:《熊希齡傳》一書由周秋光著,思行文化出版。熊希齡曾身為清朝五大臣出洋考察歐美憲政,民國成立後被選為第一任國務總理,晚年致力慈善事業,是一位慈善家、教育家。而民國史中對其介紹甚少,今以此書揭露這位民國初年重要的政治人物。 \n熊希齡作為晚清理財大家,懂得財政與政權、與國計民生的重大關係,故對於財政問題時相關注。 \n武昌起義發生後,各省獨立,烽煙四起,無論是負隅頑抗的清朝,還是光復以後的各省,財政問題都成為重要的問題。熊希齡作為晚清理財大家,懂得財政與政權、與國計民生的重大關係,故對於財政問題時相關注。 \n1911年11月11日,他寫給上海趙鳳昌的一封憂慮時局的信中,也包括對於財政的憂慮。當時南北雙方正處交戰之中,他默察時勢,認為南北雙方均持財政以為存亡。清軍方面,因度支部存款已經不多,他料想無須多久,必然陷入困境。而南方民軍方面,其市面吃緊,財政支絀,他認為也同樣要不了多久,便會不戰自亡。據趙鳳昌之子趙尊岳(字叔雍)所述當時民軍方面的狀況云:「其時四郊擾攘,各地都督就地課餉,雖病民而不足以存給。 \n \n統一財政首在得人 \n \n \n \n即在上海,陳其美來惜陰堂夜談,竟得《民立報》于右任電話告急,謂民軍以無餉且圍焚都督府。陳至不敢遽歸,出於同情南方,希冀民軍能夠支持下去的願望,熊希齡要趙鳳昌轉告南方注重籌款問題。並獻策云:「長江既通,何以不鼓勵貿易,經營稅餉?」總之,他指出當此行將坐困之時,「非籌統一財政之法,不足以支持也」。 \n熊希齡的建議得到了南方革命黨人的重視。然欲籌統一財政之法,首先在於得人。可是在當時的革命軍方面,「奮發蹈厲者,實繁有徒,而圖籍司農,罕有精思默察者」。 \n1911年12月1日,熊希齡自東北來到上海。熊希齡的到來,使南方革命軍為之振奮。因為熊是大名鼎鼎的理財能手,又向民軍進獻過「理財之方」,正求之不得,於是亟欲羅致之。據載12月2日南京光復,聯軍入城後,適前江蘇財政司長李瑞清提出辭職,江蘇都督程德全便欲委熊 \n希齡擔任這個職位。但其時熊希齡剛剛離開東北,到滬不過兩天,他以大局未定,自己在東北所任職務尚未完全脫卸(他離開東北是向趙爾巽請的假,12月29日方電請開缺在東北所擔負的職任),沒有答應。後程德全只好另委曾經在湖北經理過財政的蔣煥廷擔任江蘇財政司長。 \n像熊希齡這樣富有財政經驗的人,不發揮他在財政方面的作用,當然是件憾事。1911年12月25日,孫中山歸國抵滬,與革命黨人「商統一建國諸要端,尤先以網羅英賢及國家財政事」。所謂「網羅英賢」,自然包括「網羅」熊希齡在內。熊希齡不肯擔任江蘇財政司長,在革命黨人黃興看來,像熊這樣的大才做區區江蘇一隅的職務,未免太委屈他了。 \n他認為熊有統轄全國財政的才識,應當在全國範圍內去發揮他的作用。當時孫中山與黃興都充分認識到財政在即將成立的新政府中萬分緊要,都急於想制訂出一個統一全國的財政計劃與實施綱要。在黃興的眼裡,能夠當此重任的,捨熊希齡更無他人。但熊希齡能否答應呢?為此黃興去找熊希齡的好友趙鳳昌想辦法。 \n趙鳳昌答應幫忙。但趙謂熊「秉性岸介,不屑求炫於當世,未易強致」,只有說服感化。據趙尊岳記述,趙鳳昌先去隔壁熊家與熊晤談,「移晷,似猶未畢其辭,復挽來寒家續話,及入座未幾,孫、黃續至,蓋夙先約至矣」。原來孫、黃的接踵而至,都是事先與趙鳳昌約好的,為了說服感化熊希齡,竟做如此安排,真可謂用心良苦!「既相晤,暢論革命事,特重財政。孫、黃並重之」。 \n於是孫、黃乃請熊「草訂設施綱要。熊窺其意誠,遂盡旬日之力,屬稿攜至。見者咸以為精析可用。此後遂即資之為探討之本,卒定財政計劃」。這則資料透露,南方資產階級革命黨人治理全國財政的藍本,竟是在孫、黃的誠意懇求下,由熊希齡所為之手訂。 \n \n出掌財長眾望所歸 \n \n \n由於熊希齡在財政方面眾望所歸,又為革命黨人制訂了統一全國的財政計劃和實施綱要,孫、黃等人皆「群相折服」,因此在南京臨時政府組建時,黃興遂提議由熊希齡擔任理財總長。本來,熊希齡是不願擔任的,當黃興向他徵求意見時,他「再三力辭」。可是沒想到黃興向孫中山提出時,竟然遭到孫中山的反對。孫中山認為熊希齡屬立憲派人士,他以「財政不能授他派人」為詞,反對熊希齡擔任理財總長,而提出由廣東人陳錦濤擔任。並說「我知瀾生(按係陳錦濤字)不敢有異同,且曾為清廷訂幣制,借款於國際,有信用」。 \n要說在幣制、借款方面有經驗,有學識,陳錦濤無論如何不會比熊希齡更為突出。孫中山之所以用陳而不用熊,也許因為陳是廣東同鄉,自認為他「不敢有異同」,可以控制住。而對於熊希齡這樣一個前清官吏、立憲派的中堅人士,害怕駕馭不了,因而排斥。(待續)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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