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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含有社會凝聚力的搜尋結果,共28

  • 社論-已開發國家的分野不在兩萬美元

     依據行政院主計處估計,台灣去年的平均每人GNP終於升逾兩萬美元。過去十多年來,歷任總統、閣揆莫不以追求這一數字為目標,因為多數人相信跨越兩萬美元這道門檻,台灣就已邁入已開發國家之林。 \n 但真是如此嗎?恐怕未必。一個國家如果只是追求每人GNP的提高,而忽略社會信任、文化素養、環境負荷,如此所獲得的兩萬美元亦如夢幻泡影,徒生社會亂象而已。遺憾的是,台灣這十多年來的政府施政,不是流於意識型態的爭鬥,就是流於經濟表象數字的追求,而沒有人真正去注意決定一國興衰最重要的元素,乃是社會的信任、文化的素養與環境的負荷。即使近年政府在這三方面略有作為,也都是迫於社會輿論壓力,不得不為的消極心態。如此台灣再過十年,社會價值觀與凝聚力將置於何地?而如此經濟社會還有何成長動能可言? \n 我們不論高深的大道理,就談談行人對斑馬線的信任與駕車者看待斑馬線的文化素養。試問今天有誰敢相信斑馬線對行人的保障?在一個沒有紅綠燈標示的斑馬線上,行人能安心地穿越馬路嗎?答案不言自明。即令總統府附近的博愛特區,有紅綠燈標示的斑馬線,依然是車不讓人,而沒有紅綠燈標示的斑馬線,更是形同虛設;黑色柏油路上那幾條白線,畫了等於沒畫,極其諷刺。 \n 馬英九總統在台北市長任內一再強調「行人最大」,甚至曾因為行人在斑馬線上被撞死而憤怒表示:「應該狠狠地罰一次,以讓駕駛得到禮讓行人的深刻印象。」但直到如今,改善了多少?台北市無論是人行道、斑馬線、觀光景點,十目所視依舊車子最大、變電箱最大、電信箱最大,行人欲求一小小順暢的走路空間而不可得。 \n 三年前一份針對北市學童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車輛無視兒童行於斑馬線而強行通過者,仍是北市學童最大夢魘,35%學童都曾有恐怖經驗,甚至受傷。一年多前,我國前駐南非大使陸以正在北市東區走斑馬線過馬路時,也被撞傷。若真要把全國小民百姓在斑馬線上的無奈與恐慌、悲傷與眼淚一一寫出來,已然是罄竹難書。這七、八年來,政府首長每逢斑馬線事故後的義憤填膺談話,到底落實了多少? \n 台灣這些年開始努力發展觀光,然而我國這種車不讓人的斑馬線文化,豈不傳為國際笑柄?行走在台灣馬路上的外國人看到此情此景,能不搖頭嗎?眾所週知,諸如美歐這些文明城市裡的汽車,只要看到行人在斑馬線上,一定會禮讓行人,這是以人為本的文化素養。政府的交通政策白皮書雖然大談「落實人本交通」的思維,但看看今日台灣的斑馬線、人行道,相關部會到底落實了什麼以人為本的作為? \n 我們認為台灣的基礎建設固然重要,但深植於人心的文化素養,及其所衍生的社會信任更為重要。由這七、八年來發生於斑馬線的悲傷與恐慌,證實政府並沒有把百姓們的小事當成政府的大事。政府只重視那些有形的建設,而無視於無形之公民文化素養的建立,斑馬線淪落至此,這僅僅是政府施政盲點的冰山一角。大凡無形的文化雖影響最為深遠,但除非具有遠見的政治家,是不會加以重視的,尤其在一個樣樣重視排名及量化管理的官僚體系裡,自然更難以獲得重視。然而沒有這個文化素養,沒有這個社會凝聚力,台灣終將面臨成長的極限;今日雖然升逾兩萬美元,但要達到馬總統承諾的三萬美元,恐怕是遙遙無期。 \n 西方宗教改革之父馬丁路德曾說:「一個國家的繁榮,不取決於它國庫的殷實,不取決於它城堡的堅固,也不取決於它公共設施的華麗,而在於他的公民文化的素養。」馬丁路德一生鞠躬盡瘁於無形的信仰文化建設,而這一改革所建立的歐洲公民文化素養,推進了歐洲的文明,隨後的工業革命更讓歐洲經濟快速成長。公民文化素養之重要,於此可知。 \n 我們建議馬總統在未來施政的「黃金十年,國家願景」裡,除了重視那些有形的基礎建設外,更須看重公民文化素養。而公民文化素養的培養,就從恢復斑馬線的尊嚴與地位開始,切莫小看斑馬線代表的意義。果能如此,台灣經濟才能突破成長的極限,進一步創造繁榮的未來。

  • 社論-居高位者有責任重建台灣社會的價值觀

     總統大選在即,近日朝野不斷在爭論老農津貼加碼是誰的功勞、股市在誰執政時表現較好,這些無謂的爭議說明政治人物的眼光何其短淺。的確,台灣社會的價值觀如今已被窄化到只剩下利益與金錢,於是研究人才留不住、大學擠不進世界百大、產業層次難以和日韓並駕齊驅,主事者千篇一律的思維就是:「再多給一些錢,問題就可迎刃而解。」 \n 事實上,政府已編了兩階段的五年五百億特別預算,對公立大學補助已不能算少;而公立大學教授、中研院研究員的待遇,在今天台灣社會更已是人人稱羨,有多少人欲擠入此一窄門而不可得。至於政府過去二十年依據《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對企業的減稅總額,僅近十年即逾一兆元,若加上每年超過百億的科專研發補助,政府投入的資源還能算少嗎? \n 由此可知,今天台灣人才外流、大學無法擠入世界百大、產業技術層次難以突破,實在不能歸責於政府提供的資源太少,而是台灣社會的價值觀出了問題。在長年選舉政治的相互攻訐下,是非對錯在台灣社會已失去一致的標準,這不僅讓人感到惶惑,也讓台灣社會的凝聚力逐漸流失。少了這個凝聚力,給再多的五年五百億、給再多的薪資補貼、給再多的研發獎勵,終非對症下藥,既增加政府財政負擔,又無益於困境的紓解。 \n 這實實在在是一個價值觀的問題,一個只會追求金錢、利益的社會,是不會有作為的。十七世紀中葉出生於荷蘭的哲學家史賓諾莎(Spinoza)本可繼承龐大的遺產,但他向家人表示:「我不爭遺產,你們去分家產吧,我會磨光學鏡片,以後我靠自己勞動工作生活。」此種胸襟所成就的學問,對後世自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n 再看看上個世紀最偉大的物理學家愛因斯坦,1933年獲邀至普林斯頓大學高等研究院,並非著眼於薪資,相反地,愛因斯坦提出的待遇非常客氣,使得普林斯頓當局不得不為他加薪。愛因斯坦曾敘述自己的性格:「我對社會正義及社會責任有熱烈的興趣,但對社交關係卻毫無欲求。」 \n 俄羅斯數學家佩雷爾曼(G.Pererlman)因為證明了拓樸學上的「龐加萊猜想」,獲得2006年有數學諾貝爾獎之稱的費爾茲獎,但他並未接受;2010年克雷數學研究所又宣布將千禧年大獎一百萬美元頒給他,佩雷爾曼依舊埋首於研究而未理睬這個獎金,他說:「證明對了,就已經夠了。」 \n 一年多前來台訪問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高錕,他改變了世界通訊,被譽為「光纖之父」,但卻未曾把光纖技術拿去申請專利。在外人看來這是何等大的損失,但高錕卻說:「我沒有後悔,也沒有怨言,如果事事都以金錢為重,我告訴你,今天一定不會有光纖技術的成果。」 \n 從史賓諾莎、愛因斯坦、佩雷爾曼到高錕,可以發現他們身上共有的特點,就是視金錢如浮雲,他們認真研究,不追求社交關係,但有強烈的社會正義與人道關懷,這是偉大科學家最吸引人的地方。由此可知,錢並非吸引人才、辦好大學,甚至提升研發能量的萬靈丹,相反地,一個積極的社會價值觀才是凝聚社會能量、點燃研究熱情的關鍵所在。 \n 台灣不論藍、綠執政,都只會去關心高教經費占預算多少比例、企業研發支出占GDP多少比例,再以科專計畫、國發基金等政府資源去獎勵,然而卻忽略了社會進步、經濟發展的背後,有比金錢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社會的凝聚力、人民的價值觀。如果沒有一個積極的價值觀,大筆的預算到最後非但無法轉變成經濟發展的能量,甚至還要衍生出許多的爭議,最近台北政壇沸沸揚揚的宇昌案不就是如此嗎? \n 如果台灣不論朝野,居高位者的思想及道德高度都像史賓諾莎、愛因斯坦、佩雷爾曼及高錕,台灣的社會價值觀必然為之改變,風行草偃的結果,台灣還得靠不斷加薪才能留住人才嗎?還得靠政府不斷獎勵才能創造產業嗎?還得花費五年五百億才能讓大學擠進世界百大嗎?當然不必,因為這個積極的社會價值觀,能抵得上億兆元的政府補貼。 \n 我們並非唱高調,而是有感於這些年來經濟停滯不前、政治紛擾不斷,全是因為台灣已失去一個積極的社會價值觀。如果居高位者不思考如何有計畫地重建此一積極的社會價值觀,成天只在計算權力得失,台灣非但無法成為偉大的國家,經濟也勢將繼續停滯下去。 \n 「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也;若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史賓諾莎、愛因斯坦、佩雷爾曼及高錕皆慨然有此一情懷,這也正是台灣應追求的社會價值觀。我們認為,政黨居高位者非僅應無愧於此一價值觀,而且更應著手為台灣社會重建此一價值觀。

  • 投書-大陸精英移民潮背後的涵義

     胡潤研究院與中國銀行近日發布的《2011中國大陸私人財富管理白皮書》顯示,有近半數考慮或計畫移民,14%已經移民或正在申請移民。受訪人的平均財富達到6000萬元人民幣以上,平均年齡42歲。 \n 其實,自大陸對外開放以來,人才的流失就沒有停止過。大陸是全球最大移民輸出國,也是最大精英輸出國。按照2007年的統計數據,自1978年以來,約有106萬陸生留學海外,僅27.5萬人回國,卻有高達78.5萬青年才俊留在國外。 \n 大陸的精英們,本身就是政策的受益者。他們社會地位的爬升與財富的積累,是建立在數億底層勞動者的基礎之上。大陸經濟某種程度上是以犧牲一部分人的權利為代價。正是那些遠離家鄉的農民工在城市打拚,才有「大陸製造」在世界市場所向披靡,為大陸贏得「世界工廠」的美譽。同時,他們家鄉賴以生存的土地可能被低價強制徵用。而財富精英們的離去,讓我們看到社會責任在精英眼中是何其渺小。 \n 當然,我們不能把板子都打在精英身上。追根溯源,大陸中堅階層的流失,顯露出的是「軟實力」的不足。中國大陸的基尼係數已高達0.5,意味著大陸的貧富懸殊已達危險階段。先富起來的人若移民海外,不帶動後富,貧富差距還會進一步拉大。中國大陸社會已進入矛盾多發期和凸顯期,群體性事件不斷增多,社會公平遭遇挑戰,社會陷入了「越維越不穩」的境地,社會風險也隨之進一步加大。不斷發生的礦難、惡性拆遷事件、毒奶粉、泡沫化的樓市、難以根治的腐敗等等,都在吞噬著社會凝聚力和政府公信力,社會難以達成共識,已出現分裂態勢。 \n 大陸社會流行的「公考熱」與「投機熱」,流露出大陸人民對權力和金錢的崇拜。社會處在價值真空狀態,新的價值體系尚未建立起來,同時,傳統的優秀價值正被遺棄。大陸幾十年的發展,始終以GDP為主軸,以至於當前眾多地方政府仍然將其奉為圭臬,科學發展遭遇掣肘,面臨考驗。 \n 正是由於上述種種不足,使得財富新貴與知識精英,不得不尋求穩定安全的環境。他們是既得利益者,自然會想方設法維護自己的利益。 \n 但是,他們的移民對於大陸社會乃至窮人都是損失。比如,企業家有資金,在大陸投資會帶動就業,促進經濟發展。 \n 21世紀的競爭是人才的競爭,誰掌握了人才,誰就掌握了主動權。要想留住精英人才,關鍵在於留住他們的心,根本在於共建一個公平、正義、誠信、法制的生存環境。只有「軟實力」強大了,社會、國家才會有持久的生命力和遠大的發展前途。試想,一個連本國精英都吸引不了的國度,何談吸引海外精英,又遑論人才強國,科教興國呢? \n 實質上,精英流失不單是移民那麼簡單,而是人員的非正常流動,因為這是單向輸出。因此,中國大陸想要留住精英人才,阻止中堅階層的集體流失,必須改進羸弱的「軟實力」,締造一個成熟,包容,有向心力,凝聚力,吸引力的和諧社會。

  • 黑金傳奇-關於咖啡 你所不知道的故事

     當你坐下來品嘗一杯美味的咖啡,整個人沉浸其中,感受著咖啡的香氣、滋味、酸度和質地時,你對於這杯咖啡的領會,表面上看來已經面面俱到;然而,在這杯咖啡背後,還有一個不為人知的世界,一個牽涉到文化、習俗、生態和政治的世界。所有關於21世紀的主要議題:全球化、人口移動、女性和原住民權益、環境汙染、民族自決,都透過你手中的這杯咖啡,在全球各個偏遠的村落裡上演著。咖啡貿易的體系十分龐大,在產值上僅次於石油。這個產銷網絡極為複雜,全世界目前有50個生產國、2千8百萬名咖啡農,他們和這個產業鏈最末端的消費者之間,還存在著好幾個層級的中間商,使得這些生產者和你手中的這杯咖啡距離更加遙遠了。 \n 世界上每一個咖啡產區都有各自的咖啡栽種文化。在某些國家,咖啡作物藉由日常生活的宗教儀式和習俗,和當地文化深深地糾結在一起。例如衣索比亞,像塔索.蓋布拉這樣的咖啡農總是以3小杯的咖啡來喚醒他們的每一天,而且只以簡單的炭盆烘焙豆子,咖啡是他們生活的中心,顯然不言自明。在其他國家,咖啡的意義僅是一種作物,而且還是窮人的作物。舉例來說,你很難在中美洲喝到一杯體面又像樣的咖啡,大多數餐廳只供應隨處可見的「Nes」和即溶咖啡「Nescafe」同名。 \n 以生產咖啡為主的社會經濟情況變化劇烈,咖啡農獲得的生豆價格幾乎不符他們的生產成本,當然也不會考慮到對農人來說足以維生或改善生活的合理利潤。相反地,咖啡價格大多受制於成天在紐約和倫敦期貨市場中進出的金融投資者、銀行和跨國企業。一名咖啡農可能在這個月得到合理的工資,但下一個月的價格立刻暴跌。對他來說,農場的生產水準一點也沒改變,因此他也只能無奈地搖搖頭,繼續生活。 \n 咖啡產地通常是容易發生衝突的地區,戰爭和戰後餘波會對當地社會的經濟和文化凝聚力造成深遠影響。在我曾經工作過的咖啡生產國,幾乎每一個國家都正面臨或在不久之前還在爭取自治或獨立運動,人民要不是在抵抗殖民政府,要不就是受到腐敗或獨裁政權的壓迫。 \n 文化與習俗、生態與經濟、衝突與創造,這些兩難的問題都糾結在你手中的這杯咖啡裡。最終,各個咖啡社會之間的差異,以及「我們和他們」(消費者和生產者)之間的距離將超過這些議題的總和,正是這一切吸引我踏進咖啡的世界,每一趟前往咖啡產地的旅程都是嚴峻考驗的回報。 \n (摘自本書前言「咖啡的內在世界」)

  • 社論-所得分配問題應面對而不是迴避

     行政院主計處日前發布99年家庭收支調查,五等分位家庭所得差距6.19倍雖略見縮小,但仍為歷年第三高。對於最近輿論反省這份家庭收支調查,主計處所做的回應實在令人失望,我們願就此提出我們的看法 \n 經濟發展的過程除了追求成長,也必須兼顧分配的正義,這已是普世價值。然而經濟統計裡舉凡出口、訂單、工業生產、商業營收、貨幣供給、GDP等,皆是衡量成長的指標,唯一衡量分配者,在台灣僅一年發布一次的家庭收支調查,其重要性不言可喻。除此之外,可供參考驗證的是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的稅檔資料、內政部的低收入家庭統計及人力運用調查報告等三份資料,一個認真的研究者自應兼看這三份統計,才能瞭解所得分配的真相。 \n 我們觀察內政部低收入家庭統計的數據會發現,近年落於貧窮線以下的家庭戶數在持續增加之中,去年底已升逾11萬戶;我們若同時看人力運用調查報告,也會發現月收入不到2萬元的家庭,也由金融海嘯前80多萬人升至去年的104萬人;再看受僱員工調查裡的藍領工作者們的薪資,這十年來幾呈停滯。這些情況都證明台灣「工作貧窮」的現象日趨嚴重,也說明即令去年五等分位所得差距由前年的6.34倍降至6.19倍,並不值得高興,政府自應正視台灣長期以來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 \n 但令人訝異的是,主計處日前回應輿論的看法是:「99年落在貧窮線以下家庭升高是因為政府放寬家庭不動產門檻所致,這是調高貧窮線照顧了更多弱勢家庭,不能解讀為窮人增加。」我們認為主計處的說法是有些道理,但也有些灰色空間。99年貧窮線有關不動產的上限在台北市由500萬元放寬至550萬元,在台灣省也由260萬元調高至300萬元,這一放寬確實會使貧窮線以下家庭增加,不過,能不能因此就把這一年來增加的低收入家庭,全部歸因於這一門檻的放寬,並據以認為台灣沒有貧窮化的趨勢?當然不行。只要細心觀察近年台灣經濟社會變化者,大概就很難認同主計處的這番說法。 \n 為釐清這個問題,我們回溯幾年前的數據,以民國95年至98年的貧窮線資料進一步分析。這四年貧窮線的不動產上限在台北市皆是500萬元,在台灣省皆是260萬元,換言之,這四年的貧窮線標準是一致的,統計顯示,四年間落至貧窮線以下的家庭戶數由8萬9千戶升至10萬5千戶。這還能歸因於貧窮線放寬嗎?這還能說台灣沒有工作貧窮的問題嗎? \n 我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回顧歷史陳述這些數據,是希望自一些總體數據的蛛絲馬跡中,探索台灣社會的真實現象,進而希望政府能正視並解決工作貧窮、貧富差距的困境。我們無意放大這些問題,但卻不得不對這潛在的社會貧窮壓力提出警示,因為貧富差距的擴大非僅會重創社會的凝聚力,也將損及經濟成長的動能。我們希望政府能全力關注這個現象,面對它而非迴避它。 \n 但遺憾的是,針對台灣工作貧窮趨勢,官方的回答是:「低收入家庭增加與貧窮現象惡化無關」;針對家庭收支調查樣本數過低的問題,官方的回答是:「台灣的抽樣比例已高於韓、美、日。」針對資本利得是否應計入家庭收支調查,官方的答案是:「除了美國幾乎沒有國家用這種計算方式。」官方如此冷淡的反應,有助發掘台灣所得分配的真相嗎? \n 我們要問的是,如果過去抽樣可以達1萬6千多戶,為何今日不能設法提高?如果沒有納入資本利得看不出所得差距的真相,那麼難道不該在這件事上做些努力嗎?為了瞭解所得分配的真相,政府就必須全力以赴,而不是一味因循傳統的調查方式。至於調查統計所需的資源,我們也籲請決策當局多予支持,以讓如此重要的國勢統計能更完整精確地呈現。 \n 所得差距的擴大是經濟問題,更是社會問題,如何正確評估較之經濟成長率更為緊要。隨著社會經濟結構的改變,近年國際統計機構也籲請各國政府訂定「統計品質的評估機制」,以期提升政府統計品質。至盼吳內閣重視這個問題,統計部門也能負起歷史的使命,則所得分配統計自可贏得國人的信任,而決策當局也才能做出更正確的施政抉擇。

  • 無民主經驗、地域對立…百廢待舉

     利比亞強人格達費垮台後,新政權一旦成立,勢將面臨一籮筐挑戰,包括部族對立、東西地域分歧、反抗軍領導階層凝聚力不足、經濟殘破及缺乏「公民社會」,可說百廢待舉,步步荊棘。 \n 格達費獨裁治國四十二年,利比亞毫無民主經驗,欠缺具專業能力的中產階級,其他諸如工會、反對團體或其他公民社會的象徵,也都付之闕如。唯一與格達費政權沒有掛勾的有組織力團體是「穆斯林兄弟會」,但因遭迫害而走入地下化。 \n 一如二○○三年哈珊政府倒台後的伊拉克或現今的敘利亞,利比亞欠缺可被各方接受的反對派人物或組織,能夠出面化解部族、地域及宗派對立。 \n 過去六個月利比亞的衝突顯示,東西地域對立仍十分嚴重。反抗軍領導階層主要來自東部,而驍勇善戰的西部部族雖然加入作戰,卻不受反抗軍領袖指揮控制。 \n 利比亞面積廣大,很多地區鞭長莫及,特別是撒哈拉沙漠一帶。以查德和阿爾及利亞等鄰國為例,這類地區經常出現叛變,近來更受到宣稱效忠「基地」恐怖組織的伊斯蘭團體控制。 \n 此外,利比亞雖然石油資源豐富,但國庫九五%仰賴石油收入,毫無產業分散化可言。利比亞失業率可能高達三○%,勞力工作多半由外勞包辦,但成千上萬的外勞早在戰爭之初就已撤離。 \n 不過,利比亞仍擁有優勢,例如識字率高達八○%,電力網無遠弗屆。另外,利比亞出產的原油為含硫量較低的優質原油,深受西歐市場的青睞,未來產能若全面恢復,收益不可限量。

  • 胡錦濤:提高社會管理水平

     大陸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社會管理及其創新專題研討班,19日上午在中央黨校舉行開班儀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習近平主持。總書記胡錦濤致詞時,強調要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能力與水準,確保社會充滿活力、和諧穩定。 \n 新華網報導,胡錦濤指出,這次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開辦的目的,是針對當前社會管理中的突出問題,著重研究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為實現「十二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凝聚力量。 \n 解決人民最關心問題 \n 胡錦濤強調,社會管理基本任務,包括協調社會關係、規範社會行為、解決社會問題、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公正、應對社會風險、保持社會穩定等方面,在擁有13億人口的大陸,這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基本條件。 \n 所謂的社會管理工作,胡錦濤認為要著力解決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他也提出8點意見,包括加強和完善社會管理格局,強化政府社會管理職能、各類企事業單位社會管理和服務職責,支持民眾參與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其次,加強維護群眾權益機制,統籌協調各方面利益關係,切實維護群眾合法權益。 \n 把資源投入基層 \n 此外,也要建立全面的人口基礎信息庫、人口動態管理機制,完善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務政策,把資源投入基層,強化基礎工作與城鄉社區自治和服務功能,然後加強和完善公共安全體系,健全食品藥品安全監管、安全生產監管體制,完善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完善應急管理體制等。 \n 參與開班儀式的黨政官員,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李長春、李克強、賀國強、周永康,副總理王岐山、回良玉,及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等。

  • 大陸每天近5000對夫妻離婚

     由於婚姻登記手續簡化,社會轉型、凝聚力下降等因素,大陸離婚人數已連續7年遞增。根據大陸民政局最新統計數據,今年前兩季,有84.8萬對夫妻辦理離婚登記,相當於每天有近5千對夫妻離婚。 \n 2003年8月8日,大陸國務院頒布了新修訂的《婚姻登記條例》,簡化了婚姻登記手續,提高了工作效率,正是在這一年,大陸離婚的夫妻人數開始不斷攀升。此外,婚外情、異地婚姻、生育率負增長都是離婚的原因之一。 \n 上海社科院婦女研究所主任徐安琪指出,在2003年以前,很多地方夫妻若要離婚還需要單位或居委會出具書面證明。為保護自己的隱私,避免被人指指點點,許多夫妻不得不維持名存實亡的「死亡婚姻」。 \n 《婚姻登記條例》實施後,辦理離婚的夫妻到民政局當場即可拿到離婚證。因此,徐安琪認為,婚姻登記手續更為簡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登記離婚人數的逐年增加。 \n 另外,社會轉型期,家庭凝聚力下降、社會聚合力弱化是導致離婚率持續上升的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n 徐安琪認為,在社會流動(包括地域流動和職業流動)增加,社會競爭日趨激烈,不少人背負著越來越重的物質壓力和精神壓力,工作占據了人們越來越多的時間,這些使得夫妻相處的時間越來越少。 \n 同時,社會交往的擴大,文化娛樂場所的開放和閒暇時間的增加,也使得男女結識和溝通的機會相對遞增,導致因為工作、交際產生的婚外情頻繁發生。 \n 上半年四川離婚最多 \n 大陸民政局同時公布另一項統計數據,今年上半年,大陸31個省分中離婚率最高的是四川省,共有6.4萬多對夫妻辦理了離婚登記,其次是山東和江蘇,分別有5萬3906和5萬3756對夫妻離婚;離婚率最低的是僅291對夫妻離婚的西藏,其次是青海和海南;首都北京則有1萬5836對夫妻辦理離婚登記。 \n 2009年,大陸31個省市離婚率最高的前3位分別是新疆、重慶和黑龍江。吉林第4,遼寧第5,上海排在第6,北京和天津分列第8位和第9位。山西、甘肅和西藏位居最後3位。 \n 由此可見,離婚率上升幅度較大的多是經濟發展較快或城市化、工業化基礎較好的地區,如上海、北京、天津等直轄市,或江蘇、浙江、福建等東南沿海地區。 \n 結婚9至10年易婚變 \n 對於婚姻維繫上的時間瓶頸,人們常說「7年之癢」,但研究發現,大陸離婚夫妻平均在結婚9至10年時發生婚變。 \n 離婚族群年齡一般是在30歲到40歲之間,尤其是35歲左右的青年。而50歲以上的夫妻鬧離婚相對要少許多,因為考慮子女和家庭,往往不會輕易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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