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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含有維權運動的搜尋結果,共22

  • 涉嫌顛覆國家?陸維權律師被提起公訴

    中國大陸天津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今天在微博公布指出,經審查決定,依法分別對周世鋒、胡石根、翟岩民、勾洪國等人,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向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n 北京當局2015年7月9日開始大規模逮捕維權律師及相關人士,包含周世鋒、胡石根、翟岩民、勾洪國等人均遭逮捕,此事件被外界稱為「709大抓捕」。 \n 紐約時報中文網今年6月一篇報導引述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的中國問題研究員王松蓮(Maya Wang)說,顛覆國家這種嚴重的政治罪名,過去只用在組建政黨的人身上,現在被用在更廣泛的民間社會行動者身上。 \n 報導引述王松蓮說,這顯示在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所領導下的的政府,將繼續其嚴厲打壓維權組織和活動人士的運動,僅在幾年前,維權人士和組織仍可在官方寬容的空隙下生存。 \n 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中文網日前報導,在709事件滿一週年之際,被捕人士的家屬與國際法律人士曾發表聲明,要求大陸當局釋放這些維權律師與人士。1050715 \n

  • 陸維權律師公開「認罪」:我危害國家安全

    陸維權律師公開「認罪」:我危害國家安全

    中國大陸基督徒維權律師張凱,本週四在電視台公開「認罪」。承認自己違反國家法律,擾亂社會秩序,危害國家安全,也違背律師的職業操守。關於此次「認罪」是否違反個人意願,引發外界不少質疑。 \n \n「張凱事件」指去年初大陸浙江省爆發的大規模拆教堂十字架運動,張凱與助手接受教會委託,為教徒辯護維權。但至去年八月,張凱與助手被逮捕,理由是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與「為境外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國家秘密、情報罪」。 \n \n據大陸溫州網的《溫州「張凱案」真相》報導,指維權律師張凱已供出犯罪事實。據稱張凱自白,是國外組織將宗教問題擴大,意圖牽扯政治層面,目的在打擊中國政府。溫州市公安局也表示,張凱是一系列宗教非法聚集事件的幕後組織者。 \n \n關於相關偵查結果,外界持質疑的眼光,國際人權組織也表示關注。中國大陸的人權議題一直是具有爭議性的領域,英國BBC報導日前也有報導,稱張凱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6個月即將期滿,但關押地點保密,甚至辯護律師、父母家人都不知,也不允許通信。 \n

  • 慰安婦正義就是國家尊嚴

    慰安婦正義就是國家尊嚴

     正義的訴求與爭取幾乎主導過去3年多的國內政治發展。假正義之名,已成就諸多政治新貴。然而,儘管正義浪潮席捲台灣內部政治;對外,台灣的正義之聲卻毫無立場、甚且退縮。這種片面而局部的正義觀,在最近的慰安婦議題,最為明顯。 \n 去年底,日本首相安倍向南韓與韓籍慰安婦致歉賠償,卻拒絕同等對待台籍慰安婦。消息傳回,眾人除了交互指責,竟只能尷尬迴避,低調無語。現任政府尚有心、可惜無力;未來領導者則膽怯猶豫,樣板說詞之下,絲毫不敢有任何稍具力道的表態。 \n 對於中小型國家而言,國際正義的爭取,的確是件極為奢侈且高難度的事情。但是該爭而未爭,失去的不僅是應有的正義,更是國家尊嚴的徹底淪喪。 \n 大抵上,國際正義的爭取,有以下幾個關鍵環節: \n 一、價值的確立:對錯價值的釐清與堅守,是所有國際正義維權運動首要之務。以慰安婦議題而言,陷入藍綠史觀之爭的台灣,對於如何看待慰安婦議題,有著根本的歧見。為鞏固選票,即將上台的泛綠領袖,不敢甘冒獨派史觀大不諱、強勢要求日本正式道歉賠償。 \n 國內政治的自我設限 \n 事實上,這是一個以國內政治立場自我設限的無謂。徵調慰安婦的對與錯,早在過去20年間,即有國際民間法庭、海牙國際法庭、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等國際第三方單位明確表示錯在日本。 \n 當國際官方與非官方人權組織,均早已支持慰安婦向日本政府爭取正式道歉與賠償;且清楚定義此涉及不當侵犯人權、女權、強制勞役等人權基本價值時,台灣內部毫無理由以政治化的史觀,迴避對此議題該有的立場。 \n 二、力量的匯集:國際正義維權第二要素,乃需集眾人之力,透過持續且不同方式的施壓,方可能迫使目標國對話、低頭。東亞慰安婦維權運動20年,台灣公民力量本是與南韓並駕齊驅的兩股主要支柱。 \n 這股頑強的維權抗日力量,甚至走向國際,串連歐洲乃至於國際人權團體,對日本政府帶來極大的壓力。台灣本已有此民間力量基礎,朝野政治人物毫無理由妄自菲薄。 \n 三、政治的周旋:國際政治的爾虞我詐、權力盤算常使國家出賣自己的尊嚴,犧牲正義,此亦為藍綠兩黨面對日本政府的束縛。採親日本右翼政黨路線的民進黨人,對此,更是進退失據,為求不得罪日本右翼政府與大老,唯諾之至。 \n 政治現實與正義理想是否不可得兼?表面看來,或許如此;實則,未必。國際正義猶然。在美國於冷戰後建構的世界新秩序中,人權為本的普世價值是基石;也是任何強權國在國際間取得正當性的根本。強權國即便未能言行如一;然而言行不如一時,即易陷入道德困境,他國側目、進而失去可恣意妄為的空間。 \n 道德與正義確實不如權力與金錢,可在國際政治呼風喚雨;但卻可在國際政治上為強權國掛上緊箍咒。於此,對於在外交安全戰略上高度倚賴美日聯盟的我國而言,爭取慰安婦維權,此非但不該是低調的禁忌,反而是避免過度任人宰割的籌碼。 \n 國際正義,需要朝野齊力爭取;而國家的尊嚴,就展現在我們能否有此格局與氣魄。大選將屆,在震天的搶票聲中,唯慰安婦議題,誰真能捍衛正義,為僅存有限的國家尊嚴與人權發聲? (作者為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 中共審判王功權 給商人劃紅線

     中共當局日前大張旗鼓公布資助中國大陸新公民運動發起人許志永的知名投資家王功權認罪書,香港媒體今天分析,中共顯然想殺一儆百,嚇阻大陸商界大老干政。 \n 香港東方日報24日發出評論指出,許志永、王功權被控「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擾亂公共秩序」等罪一案日前開庭,成為繼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大陸人權作家劉曉波案後又一著名的政治案件。 \n 王功權在中共當局壓力下,大陸媒體報導,王功權承認自己已觸犯法律,對他資助和參與幫助傳播的行為非常後悔,以後要斷絕與許志永來往。 \n 出身吉林的王功權是IDG創業投資基金資深合夥人和鼎暉創業投資基金合夥人及創始人,在大陸是著名投資人,他1980年代就開始經商,致富後大力支持許志永的各種街頭維權和爭民主運動,尤其是去年的新公民運動,最後被捕。 \n 東方日報的評論認為,在中共當局眼中,王功權開創了一個「惡劣的先例」,即先富階層與街頭革命家「合流」,如果任其蔓延發展,先富階層都會倒向類似許志永這樣的維權人士一邊,兩者結合後形成強大的政治力量,足以推翻中共執政地位。 \n 因此,評論說,中共當局認為,「必須給王功權以顏色,讓其他大老不要『太傻太天真』,肆意干政。」 \n 大陸商界對參與政治曾爆發激烈爭論,以聯想主席柳傳志為代表的商界人士認為,商人應在商言商,遠離政治;但以萬科主席王石為代表的商界人士認為,商人面對強權時,應該發聲,不能再「跪著賺錢」。 \n 評論說,大陸成功商人過去被中共當局以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職位吸納,更多商人透過官商勾結和當局狼狽為奸;但對王功權這樣的挑戰者,中共歷來毫不手軟,拘捕、審判王功權,就是給商界大老劃一條紅線。1030124 \n

  • 許志永被訴 陸委會籲重視人權

    大陸新公民運動發起人、著名維權律師許志永被控「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案,昨天在北京第一中院開庭審理。國際輿論認為,這是大陸新公民運動遭打壓。 \n陸委會發言人吳美紅今天下午在例行記者會表示,中國大陸的人權發展狀況,向來是國際社會高度關注的議題,我政府也長期保持關切,並多次呼籲大陸在經濟實力快速發展的同時,要優先關注社會公平、司法正義和人權保障,以理性、和平的方式處理相關議題。 \n吳美紅表示,人權保障是兩岸關係互動和發展中的核心思維,兩岸過去一段時間以來,我方持續深化交流,希望促進大陸公民社會的發展;我方也持續希望,兩岸在相關的改革面向能相互借鑑,為兩岸人民創造更有利的環境。

  • 大陸船艦維權 東海聯合軍演

     在美日計畫於十一月初在沖繩(琉球)無人島舉行奪島演習後,為提高軍、地海上聯合維權能力,中共海軍東海艦隊今(十九)日將與農業部東海區漁業局、國家海洋局東海分局,在東海某海空域組織《東海協作-二○一二》軍地海上聯合維權演習。 \n 據新華社報導,由於大陸海監、漁政部門在爭議海域巡航執法和護漁時,曾遭他國艦船無理跟蹤、騷擾甚至惡意阻撓,維權鬥爭面臨許多挑戰。分析家指出,從新華社報導可看出,此次演習明顯針對釣魚台爭端而來。 \n 這次聯合演習是「根據年度安排」而來,以海軍兵力支援掩護海監、漁政船隻專項維權執法為課題,按照軍地協同、地方執法船隻維權巡航、海軍艦機支援地方維權和編隊運動四個階段組織實施。東海艦隊和海監、漁政部門十一艘艦船、八架各型飛機參加演習。 \n 報導說,中國海軍與海監、漁政部門多次舉行過海上聯合維權執法演習演練,軍地協調配合機制逐步完善,海上聯合行動應急處置預案得到檢驗,聯合維權能力進一步提升。 \n 據中央電視台報導,參與演習的艦船,昨天下午三時從浙江舟山開赴東海某演習海域。此次演習將模擬大陸海監漁政船在某海域進行專項維權執法,他國海上巡視船對大陸維權執法船隻實施干擾,並發生碰撞,海軍東海艦隊派出護衛艦、新型戰機、直升機,支援掩護和應急支援。 \n 新華社稱,這次演習著眼於有效維護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檢驗提高軍地海上聯合維權鬥爭指揮協同和應急處置能力,完善方案預案,累積維權鬥爭經驗。

  • 比拳頭 東海艦隊今起海空軍演

     似乎為了反擊美日聯合奪島軍演,中國大陸也決定在今天發起聯合軍演。大陸解放軍東海艦隊將於今天與大陸農業部東海區漁政局、國家海洋局東海分局,在東海「某海空域」組織「東海協作─2012」軍地海上聯合維權演習。 \n 近日,日本自衛隊公布,日本將計畫同駐日美軍在11月5日至16日舉行聯合軍演,模擬日本遠離本土的島嶼被敵國占領後,美日如何通過協同作戰予以奪回。軍演未開始,媒體報導早已沸沸揚揚。外界認為,這是日本鎖定在中國以武力奪取釣魚台列嶼,所做的預防措施。 \n 日前,中國外交部對此回應,中方密切關注有關動向,保留作出相應反應的權利。中方希望,日方拿出糾正錯誤的誠意和實際行動,為中日釣魚島問題磋商取得進展作出努力。 \n 新華社昨日指稱,近年來,中國大陸的海監、漁政部門在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爭議海域巡航執法和護漁時曾遭遇「他國」艦船的無理跟蹤、騷擾甚至惡意阻撓,維權鬥爭面臨許多挑戰。 \n 這次聯演以海軍兵力支援掩護海監、漁政船隻專項維權執法為課題,按照軍地協同、地方執法船隻維權巡航、海軍艦機支援地方維權和編隊運動四個階段組織實施。 \n 報導稱,這次演習著眼於有效維護中國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檢驗提高軍地海上聯合維權鬥爭指揮協同和緊急處置能力,完善方案預案,積累維權鬥爭經驗。東海艦隊和海監、漁政部門11艘艦船、8架各型飛機參加演習。 \n 中國海軍與海監、漁政部門多次舉行過海上聯合維權執法演習演練,協調配合機制逐步完善,海上聯合行動應急處置預案得到檢驗,聯合維權能力進一步提升。 \n 新華社指稱,這是為了提高軍地海上聯合維權能力,有效維護中國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所排定的年度計畫。

  • 看台灣@青年-從台灣發展史看大陸今日

     台灣的人情味為什麼這麼濃?是因為保留了傳統文化及其民間宗教的影響呢,還是因為民主體制的進程,形成了官民選舉間靠搏感情來拉抬選情,還是因為商業性質的原因,比如向日式服務學習呢?台灣人常說的「謝謝」這一習慣背後是感恩的心態,還是商業的動機,抑或是文化的感染?曾經問過一些台灣記者,他們大都說這是一種習慣,但也說不太清哪時候養成,其實我想知道的是為什麼我們沒養成習慣,而你們卻養成了。 \n 同樣是被日本殖民過的台灣(50年)、中國東北(14年)、韓國、南洋,為什麼對日本的態度不盡相同,韓國獨立後就把日殖民的象徵炸了,而台灣與這些地區卻有很大的不同。 \n 其次,台灣的公民社會發展在民主進程中有重要作用,80年代的環保運動以及消費者協會維權運動可說是台灣民主運動的先聲,也是威權體制下容易突破的地方。台灣人是如何藉助媒體,衝破體制,進而鬆動了威權,台灣當時的媒體是如何在政府與百姓之間取得平衡並發揮作用的,而從維權運動能多大程度上帶動民主呢? \n 這段時間對台灣文明進程的思考和理解,讓我對大陸的未來更加清晰了。因為從縱向看,台灣的發展史與我們有太多相近的地方,儘管在硬件方面,大陸沿海地區和台灣的一些城市差異不大,但在軟件及面臨的問題方面,大陸卻與8、90年代的台灣有很多相似。 \n 例如,80年代初的台灣,同處於社會轉型期和矛盾激發期,同樣是黨政精英集團帶著一批專家式官僚的集權體制,同樣是剛剛富起來的一代,同樣擁有效率的優勢卻也存在很多問題,從龍應台的《野火集》及當時的報紙可看出,80年代的台灣食品安全同樣嚴峻,1979年彰化的多氯聯苯油症事件,中毒就醫的受害者高達1451人之多,1981年蝦米螢光劑事件,而1988年的桃園縣基力化工造成的鎘米事件,則與前段時間大陸《新世紀》周刊報導的鎘米汙染異曲同工。 \n 而環境汙染也同樣嚴重,在一些環保團體的支持下,興起了環保維權運動,例如鹿港的反杜邦運動,台中的大里農藥廠公害事件等等,而其環境問題的解決與製造業大量外移有關,在民主實現以前,台灣其實經歷了一個轟轟烈烈的社會運動時代,期間伴隨著民進黨的崛起。 \n 經濟層面,民間集資混亂的問題,跟大陸的「吳英案」有類似的案例,國有資產如何處理的問題,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匯率正常化及台幣升值的問題,貨幣升值造成的製造業外移等等,都在台灣經歷過,其中一些經驗和教訓很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 \n 在社會文明方面,台灣自70年代末開放出國旅遊後,與60年代富起來的日本國民,與現在的陸客一樣,也因為大聲喧嘩等不文明舉止而被歐美先進國家所恥笑。 \n 台灣的很多方面都比大陸早走了20乃至30年,所以他們20年或者30年前思考的問題,正是我們今天遇到的,所以從台灣的發展史身上我們看到台灣的價值。例如,在國民道德方面,在國民黨統治台灣的前30年,與當今大陸一樣,非常強調GDP,大搞基礎建設,創造經濟奇蹟的同時,卻也導致當時犯罪率高企,民眾紛紛「各人自掃門前雪,不顧他人瓦上霜」。才使得當時主政的李國鼎於1981年及時提出了「第六倫」的概念,重新闡釋了人與陌生人的關係,人與自然的關係,人與團體的關係,試圖重建工業化後錯亂的華人社會倫理。李先生提出的「第六倫」概念很值得當今大陸借鏡。 \n (〈理解台灣才能更理解大陸〉四之三)

  • 新聞分析-疏民怨、化矛盾 才有和諧社會

     討論中國大陸公民社會的發展,必須先回到「公民運動」這個主題。不少人誤解公民運動的本質,認為公民運動一定站在政府的對立面,或勢必造成社會動盪,致使政府總得想著如何壓制公民運動,才能穩定社會。事實上,只要政府用心疏通民怨、化解社會矛盾,就可能將公民運動的正面力量,引導成為公民社會的養分。 \n 有學者拿出統計數據,目前大陸上網人口達5.4億人,其中有上微博網站者超過3億人;一旦有人在網路登高一呼,號召民眾上街抗議,就可能讓社會問題爆發為群體性事件。 \n 但網路無遠弗屆的聯結功能,是否能促成大陸公民社會的興起,恐怕還要打上很大的問號。首先,網路訊息真偽難辨,難以成為引導公民正確認知社會角色的平台;其次是網路上充斥所謂主流菁英的言論,反而抹煞普通公民的參與動力。最後是帶有特殊意圖的網路意見(如五毛黨),混淆網路世界的價值取向。 \n 正如元智大學社會政策系教授王佳煌所言,大陸地方政府往往是壓制網路言論與社會集體行動的執行單位,也常是群體性事件主要抗爭與攻擊的對象;理由通常是地方政府貪汙腐化、官商勾結、強制徵收土地或拆遷不公等,造成民眾對政府缺乏信心,只好選擇上街維權。 \n 回歸「公民運動」的本質,多數手無寸鐵的民眾無非就想捍衛自身權益、保全一家生計,而非有意讓社會陷入動盪,引發不安。就此而論,大陸政府應誠心傾聽民意,盡力疏通民怨、化解社會矛盾,減少人民必須走上街頭的無奈,才是推動大陸邁向公民社會、和諧社會的康莊大道。

  • 翻牆越溪脫逃 盲人律師寫傳奇

     大陸盲人維權者陳光誠,以一己之力,在山東臨沂東師古村眾多看守者眼前成功脫逃的故事,不只國際媒體爭相報導,更成為激勵大陸異議者的傳奇故事。 \n 去年底,是包含美國影星克里斯汀.貝爾(「蝙蝠俠」男主角)、國際媒體、大陸維權運動者前仆後繼前往山東臨沂東師古村探視陳光誠的高潮期,數百波團隊前去,但全數遭到地方看守人員擊退。據指出,負責看守、軟禁陳光誠的地方幹部及地痞流氓,總數最高達到三百人之多。 \n 前往村口,用汽車將陳光誠載往北京的南京維權者「珍珠」(何培蓉)說,她接到陳光誠時,陳光誠身上的衣服全部溼透、渾身是泥。 \n 據指出,陳光誠用兩個月的時間,只躺在屋內不活動,麻痺看守者的警覺,而後,在本月二十二日那個月光黯淡的夜晚,利用看守者倒水的十秒鐘時間,翻牆逃亡。陳光誠自幼即因病失明,他的成功「翻牆」,讓經常抱怨大陸「網路長城」太高、「翻牆」太難者汗顏。 \n 翻牆成功之後,後面一段路途也不容易。珍珠說,陳光誠摔倒了很多次,因為他不是很了解村子的地形,他一直翻牆、一直跌倒,他還越過了一條小溪,最終才和前來營救的珍珠碰頭。 \n 大陸資深新聞工作者安替在推特上說:「以後我得鄙視覺得翻牆難所以不訪問推特的人了」。維權者胡佳對《華盛頓郵報》說,這段故事,簡直就是電影《蕭申克的救贖》(台譯《刺激一九九五》)的翻版。 \n 陳光誠脫逃成功後,網上提及可能協助其脫逃者,包含珍珠和北京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負責人郭玉閃,據悉,都已被國安掌控。而與其見面者胡佳,昨晚也遭國安傳訊。 \n 根據上月公布的大陸維穩經費,總數高達一千一百一十億美元,比國防預算多出五十億美元。《華盛頓郵報》稱,陳光誠的脫逃,既讓中共主政者在國際上難堪,也顯示維穩部署出現防不勝防的缺失。

  • 維權先鋒陳光誠 臨沂政府如「盲」刺背

    維權先鋒陳光誠 臨沂政府如「盲」刺背

     現年四十一歲的陳光誠,自幼即因病失明,但他靠著自學習得的法律知識,熱心從事以法維權的工作。 \n 一開始,陳光誠是為殘疾人維權,透過到北京上訪的行動,成功終止了臨沂地方政府向殘疾人士徵稅的違法行為。而後,他又試圖在北京成立殘疾人的民間維權組織,可惜未果,但幾次北京之行,他又發現北京地鐵公司向殘疾人收票,違反大陸《殘疾人保護法》,一狀告上法庭,終於使外地盲人都可以在北京免費搭乘地鐵。 \n 陳光誠遭遇困境的開始是二○○五年他多次揭發臨沂地方政府在推展計畫生育工作上的野蠻行徑,包含逼迫墮胎、強收高額超生罰金、隨意抓捕違反計生規定者等。由於被地方政府視為「麻煩製造者」,陳光誠自此多次遭到拘捕甚至毆打。 \n 二○○七年,陳光誠被以故意破壞財產、聚眾擾亂交通等罪名,判刑四年三個月,直到二○一○年九月才出獄,但出獄後卻是另一場惡夢的開始。 \n 根據陳光誠的描述,當地政府對陳光誠全家進行嚴密的控制,村莊裡長期雇用卅幾位看守人員,對陳光誠一家人監視、毆打,並以暴力手段趕走外來的訪問者。在去年底訪問者源源不絕時,看守人員一度增加到了三百人。 \n 陳光誠自此成為大陸社會維權運動的象徵人物之一。他○六年即入選美國《時代周刊》的「時代百大人物」,○七年又獲得「麥格塞塞獎」之「突出表現領袖」,但由於陳光誠與妻子袁偉靜都遭軟禁,無法親往領獎。

  • 我們的時代-特首選後 香港社會更為激盪

     香港剛進行了一場激烈的特首選舉,這也是二○一七年普選前的最後一次「小圈子」選舉(由一千兩百人的選委會選出)。雖然唐英年和梁振英的競選過程幾近鬧劇,但大部分香港市民依然只是看戲的觀眾,導演依然是北京。甚至這次代表北京意志的中聯辦更積極操控選舉,梁振英當選後也立即拜訪中聯辦,因此選後香港媒體都說現在是「西環治港」(西環是中聯辦所在地)。 \n 這場選舉事實上是正在劇烈轉型中的香港十字路口。 \n 一方面,過去十年一個結合民主運動與本土行動的公民社會正在崛起中。 \n 在英國殖民體制下,港英政府將原本殖民統治的間接統治開始採取本地化,開放公務員體制讓港人參與,殖民的管治架構也開展更現代化改革,建立廉政與法治,加上經濟高速發展、社會流動性大,香港也逐漸浮現一個市民社會以及香港人的集體認同。但因為民間社會並沒有獲得政治權力,所以香港社會沒有發展出一個能自主於殖民政權的公民社會。而新浮現的香港意識是以經濟成就為核心,以城市文明為基礎,尤其是相對於剛經歷文革的黑暗中國。但也是由於這種香港意識下,一九八四年的「中英聯合聲明」提出一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空間,以緩解香港人對於未來回歸的恐懼。 \n 九七年的「回歸祖國」,其實並沒能讓香港真正「解殖」(解除殖民化),因為基本的殖民權力架構並未改變,尤其整個回歸過程,包括從基本法草擬到實行,臨時立法會的成立等,港人都被剝奪了參與與發聲的空間,因此香港學者羅永生稱為「被動回歸」。香港人民依然活在殖民地的權力架構下,只是北京更強加上中國認同,而與既有的香港身分認同產生碰撞。 \n 從八○年代開始,尤其八九之後出現的民主運動與論述,主要是關注普選、直選等政治領域民主化,沒有產生/結合由下而上的市民運動,也沒有挑戰香港的現代化與發展主義的想像。 \n 直到二○○三年,香港市民開始爭取成為公民。○三年七月的又超過五十萬人遊行反對訂立基本法二十三條,展現了人民力量及其對保衛香港自由的信念。另方面,從二○○四年利東街改建的保育運動開始,到二○○五年反WTO,及其後保衛天星碼頭、皇后碼頭,守衛菜園村並反高鐵的各種社會運動、社區保育行動,香港出現一波波所謂「本土行動」。這些來自草根的運動一方面挑戰過去主導香港的發展主義/中環價值,另方面也強調在社區規劃與重建過程中的公民角色,因此本身就是民主運動。這些運動尤其在新世代青年中產生巨大影響,並且接合上政治領域要求落實普選、廢除立法會中功能組別的政治民主運動。 \n 而香港地產霸權與貧富不均日益惡化,及與大陸融合的焦慮,讓香港人開始反思何謂香港的核心價值(但此本土路線在這兩年也產生一種排外右翼的變種),都強化這個新民主運動的能量。這次香港特首選舉前舉辦的民眾假投票,有二十多萬人特別排長隊去投一張沒有實質作用的票,就證明香港人的民主渴望。 \n 另方面,一如在中國隨著過去十年維權運動的崛起,政府加大了維穩鎮壓的力量,香港政府這兩年也加大了維穩的強度,加強了對於集會遊行的控制。例如以往是以刑罰較輕的阻差辦公及襲警罪來控告示威者,近來則是以刑罰更嚴重的《公安條例》來控告:過去一年,警方共拘捕至少四四○名示威人士,其中四十六人被起訴,而全部是以《公安條例》提出檢控。在香港特首投票前夕,更對兩名去年抗議的大學生判刑。 \n 加大「維穩力度」的主要原因當然是因公民社會力量的興起,尤其抗爭手段日益激烈,甚至衝擊中聯辦。許多人擔心梁振英未來將會更兇狠惡化。在三月的特首辯論會中,唐英年就指控梁振英在政府高層會議上,曾說過香港可能需要出動防暴隊和催淚彈來對付示威者。 \n 梁振英雖然當選,但他的三低(低票、低民望和低凝聚力)讓統治缺乏正當性。未來他可能以強化社會政策來處理貧富不均,但是他和北京真正的難題是,面對一個追求真正民主的香港社會,他們卻試圖加強控制;正如北京雖然不願意,但香港人的自我認同卻日益強化。顯然,未來這個島嶼的命運將會更為激盪。 \n (作者為專欄作家)

  • 烏坎村效應蔓延到深圳-萬豐村民維權示威 7涉貪村委遭免職

     烏坎村效應蔓延到深圳!有「南國第一村」之稱的深圳寶安區萬豐村,因質疑官員貪腐近日頻頻維權,當局已罷免7名涉貪村黨支部委員,並派幹部與村民協商。另外,烏坎村村民直選出的村委會前天正式就職,但得不到當地政府配合,輿論直指,大陸農村邁向民主原來一切都是「空談」。 \n 香港《東方日報》報導,深圳寶安沙井萬豐村,近日掀起村民維權運動,村民連月來不斷地上訪,並發動數百人堵路示威,抗議村官私賣土地,並要求效法烏坎村,要求罷免村官重選。對此,寶安區副區長謝曉東26日率領公安局等相關部門官員與村民座談,聽取居民代表投訴,並邀請媒體全程參與,以示開明。 \n 報導稱,謝曉東雖認同村民的訴求,但指問題積累十多年,不可能短期內解決,黨紀律檢查委員會已介入全面調查,並罷免萬豐社區黨支部委員,並臨時委派3名幹部接替村務。但會中,謝曉東並未表示會不會舉行村委重選,讓村民一人一票選出新領導班子。 \n 萬豐村總面積6.8平方公里,外來人口約占社區總人口97%。在大陸改革開放初期,萬豐模式帶領當地經濟高度發展,但近年來,村裡經濟一蹶不振,究其原因,居民直指萬豐社區書記潘強恩以及他的家族。 \n 另外,由烏坎村民初選出的7名村委會成員及5名村民代表組成的監督委員會成員,與官方村黨部共20人,前天下午在數百名村民及中外媒體見證下宣誓就職。但這批民選新官卻面臨政府不配合交接的窘境。 \n 身兼官方村黨總支書記及民選村委會主任的林祖鑾指出,雖然村委會班子新、欠經驗,但當局應該要做好的交接工作,地方政府卻不配合,至今未收到上一任村委交接資料及銀行帳號,面臨行政和財政困境。 \n 負責村委財務的孫文良更狠批地方政府「極不負責」,目前除了兩個印章外,上任村委什麼也沒留下。他進一步表示,上任村委之前曾經將數百萬人民幣資金借給外人,至今無法收回,他不排除向富有村民借錢,維持每年近百萬元基本開支。

  • 歐習會同時 人權聽證會拚場

     美國總統歐巴馬14日會見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的同時,美國國會與行政部門中國問題委員會,將為失蹤多時的大陸維權律師高智晟召開聽證會。前一天,美國警方則逮捕支持西藏自由、抗議習近平訪美的4名維權分子。 \n 法新社報導,長期為大陸弱勢族群如地下教會成員及礦工等辯護的律師高智晟,2009年2月遭當局逮捕,除2010年短暫獲釋外,旋即又被逮捕,迄今音訊全無。高智晟的妻子耿和2009年帶著孩子逃亡美國,她希望習近平訪美期間,美方能為她丈夫的案子尋求解答。 \n 4人挺西藏遭逮捕 \n 耿和說她想對習近平傳達一項訊息:「我的丈夫一直以來為正義和民眾的權利盡心盡力,這在美國和其他國家被視為好事,為什麼卻持續遭到當局迫害,甚至消失。」 \n 報導稱,耿和14日將出席美國國會與行政部門中國問題委員會召開的聽證會,為丈夫的案件作證,時間點就在習近平與歐巴馬在白宮會談後不久。 \n 美國警方13日逮捕高舉「西藏終將自由」旗幟的維權份子。警方表示,示威人士以繩索垂吊阿靈頓紀念橋,想掛起標語。美國公園警察以4人非法侵入罪名逮捕,其中兩人是警方在其懸掛旗幟時,駕船帶走。 \n 示威者白宮前抗議 \n 「自由西藏學生運動」的維權人士表示,他們稍後獲釋,每人以非法侵入和行為不檢被罰款約250美元。4人當中的Tenzin Jigme說:「我們想傳遞訊息給習近平與中國政府,不能繼續對和平的西藏人進行暴力鎮壓。」 \n 抗議人士計畫歐習會當天在中國大使館與白宮前舉行示威活動,抗議習近平來訪,及中國在西藏的鎮壓行動。 \n 過去一年大陸藏區已發生20起藏人因抗議中國西藏政策自焚事件,最新一起是在習近平前往美國當天,自焚者是四川阿壩藏區格爾登寺一名19歲的藏族僧侶。 \n 中方擔心習近平訪美受示威人士干擾,已要求美方全程保密。

  • 我們的時代-城市公民行動與北京的難題

     「大連不哭,我們保護你」、「我們要生存、我們要環境、還我大連/福佳大化PX項目滾出大連」 \n 大連市民們拿著不同標語、布條走在大街上。這是他們頭一次走上街頭,沒有任何人組織,只是網路上的號召,但老女老少都出來了。鎮暴部隊一旁嚴陣以待。 \n 人群走到市政府廣場前時,已經超過上萬人。在熱烈的口號中,大連市委書記唐軍緩緩步出,站在警車上,對群眾宣布市政府會搬遷工廠。 \n 在中國,這是難得的人民的勝利。這也是第一次,政府在人民抗議下宣布工廠停產並且搬遷。(但工廠搬遷並非完全是這場運動的成果。早在八月十日,新華社就說大連領導人召開了緊急會議,決定要討論搬遷 。) \n 被抗議的對象是一座名為「福佳大化」的民間企業,這是大連十大著名民營企業、中國石化企業一百強。這個工廠生產PX(對二甲苯),而這種石化產品被用於製造聚酯薄膜和聚酯纖維產品的原料,具有致癌物質。就在前一周,也來過台灣的梅花颱風來到遼東半島,海上大浪突破了福佳大化附近的防波堤,政府緊急疏散群眾,但已造成大連市民恐慌,再加上去年的油罐爆炸和毒氣洩漏事件,因此引起這次市民大規模遊行抗議。 \n 這次大連市民遊行確實為中國的公民運動開啟新的一頁。 \n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三十多年,在八○年後中後期先是以知識分子為主要求自由民主的運動;過去十幾年,則是以普通公民爭取基本權益為主的維權運動,主要包括工人、農民、和城市居民。當然,維權律師、媒體記者或是網路運動分子也在維權運動中扮演關鍵角色,尤其是進入網路時代後。在中國學者李凡最近在台灣出版的新書中,他將前者稱為自由運動,後者稱為民權運動,而總的稱為「自由民權運動」。 \n 在二十世紀末開始,又出現學者于建嶸稱為的「社會洩忿」型騷亂。在過去許多嚴重的群眾騷亂中,如二○○八年貴州瓮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參與者與事件本身並無直接利益關係,但卻都參與騷亂,甚至以激烈行動如砸或燒警車。這當然反應出一種強烈的社會憤恨,不論是對於官二代、富二代或是在中國蔓延的各種特權腐敗。于建嶸開玩笑說,在大陸吵架如果吵不過別人,只要說一句:「你不就是個當官的嗎?」肯定會有許多人過來幫你。 \n 在過去十多年的維權運動中,農民的不滿先是對地方政府不合理的稅費,後來是抗議土地徵收。工人維權議題包括國企改制導致失業、拖欠工資、社會保險,到去年則出現八九○後青年農民工要求成立自主工會。市民維權抗爭主要是針對房屋拆遷,並有不少是社區業主集體的維權運動,在近期環境議題也愈加突出,尤其是兩起環境議題引起市民上街,更成為標誌性行動,也為此次大連遊行起了示範作用。 \n 一次是二○○八年在廈門發生的反對PX化工廠的「散步」,使建廠計畫取消。二○○九年,廣州番禹計畫興建垃圾焚燒發電廠興,數萬名市民上街反對並提出各種替代方案,當地政府也中止計畫,宣布進行更多公眾諮商。二○一○年,與環境議題無關,但上海膠州路大樓的火災,二十萬市民上街獻花,也被視為一次重要的公民集體行動。 \n 在這些行動之後,市民們對於上街的恐懼降低,尤其是規模到了成千上萬的地步,只是在無組織的情況下,如何在議題出現時可以集體上街遊行仍然是一個難題。這次大連市政府在遊行現場也關閉3G網絡,防止大家上微博發訊息。 \n 對大連市政府來說也有一個兩難:面對上萬人的市民遊行,他們如果鎮壓或者不理會市民,必然會陷入更大的危機,尤其在群體性事件暴力化不斷升高的此刻;但他們今天順應民眾要求,也許給了大連市政府正當性,但卻可能給其他地方政府、甚至中央出了難題:因為更多民眾會知道,人民的力量是有效的。面對人民站起來,要鎮壓還是改革,是所有專制者的核心難題,也是北京政府難以迴避的問題。(作者為專欄作家)

  • 申辦美護照 父母改稱家長

     據《華盛頓郵報》七日報導,美國國務院已決定把申辦美國護照填報的「DS-11」表格中「父母親」欄,改為「性別中立」的「家長之一」(Parent One)與「家長之二」(Parent Two),並於二月一日起生效實施。 \n 國務院的聲明表示,這項變更係基於「體認到各種不同型態家庭的存在」。至於是否美國所有聯邦文件都會做類似的變更,目前仍不清楚。 \n 這項新政策是同志維權團體贏得的另一勝利。美國國會去年底剛通過《二○一○年廢除不問不說政策法案》,使得美國的同性戀男女從此可以正大光明地進入軍中服役,不必擔心因為性傾向曝光而遭到拒絕或被迫退伍。 \n 同志維權團體「人權運動」副會長塞恩茲肯定國務院的決定「對所有美國家庭來說,往前邁出了正向的一步」。畢竟美國有數十萬小孩的雙親性別相同。 \n 但「家庭研究委員會」的會長柏金斯則抨擊說,這是公開為沒有法律授權的同性婚姻與同性戀家庭辯護,違反了美國《悍衛婚姻法》的立法精神,他並呼籲國會對此採取回應行動。

  • 社評-台灣社會應該聲援趙連海

     2008年9月爆發的大陸三鹿毒奶粉事件當時震驚了兩岸三地,食品安全議題也搬上了兩岸兩會的協商談判桌。兩年多過去了,或許一些民眾已漸淡忘此事,但是毒奶粉事件並未真正終結,三聚氰胺的陰影依舊糾纏著許多大陸食品。 \n 在海峽此岸,本月初民進黨立委才召開記者會表示,三聚氰胺事件發生至今,受害台灣廠商仍無法獲得賠償,而台灣食品大廠進口毒奶粉的源頭-山東都慶公司竟已破產。民進黨立委甚至質疑兩岸簽署的食品安全協議是一場騙局。 \n 在海峽彼岸,從去年12月以來,上海、陜西、寧夏、福建等地生產的乳製品、麵包相繼發現三聚氰胺,部分毒奶粉流入廣東。 \n 另一方面,至少百餘名大陸嬰幼兒在飲用中法合資、上海生產的知名品牌多美滋奶粉後出現腎結石、腎鈣化現象。上海市質量技術監督局發布消息指出,多美滋奶粉並未檢出三聚氰胺。但由於來自官方的相關訊息十分模糊,消費者並無法真正釋疑,本月16日新華社也針對相關事件作了追蹤報導。 \n 如果我們關注民眾的食品安全和台灣廠商的權益,那麼,我們更應該關心大陸「結石寶寶之父」、從08年以來積極從事受害者維權運動的趙連海,他因「尋釁滋事」剛被北京大興地方法院判刑兩年半。 \n 趙連海的兒子食用了2年多含三聚氰胺的大量有毒乳製品,被確診為腎結石病童。毒奶事件曝光後,趙連海聯繫病童家長,成立網站,希望挖掘三聚氰胺毒害的真相,讓病童得到完善的追蹤治療,同時讓受害者獲得合理的賠償。透過趙連海和其他家長的維權努力,讓毒奶粉事件中若干少為人知的面向逐步獲得揭露。 \n 首先,三聚氰胺對嬰幼兒的腎臟等器官到底產生怎樣的傷害,是否有長久潛在的危害,至今並無定論。許多病童在腎結石排除後,繼續出現腎積水和其他病痛,身體更十分脆弱。今年,北京大學研究人員的報告顯示,三聚氰胺對兒童健康的影響不僅僅是短期的。 \n 其次,在趙連海被捕後,大陸法院裁定三鹿集團破產,三鹿對普通債權的清償率為零,也就是說「結石寶寶」們無法從三鹿得到民事賠償,山東都慶公司也應是如此規避了對台灣廠商的賠償責任。 \n 第三,大陸方面公布賠償辦法中,不但金額不足,受害者尚需簽署文件放棄其他賠償。如果毒害有持續性影響,病童的健康並無法獲得真正保障。同時,也有一些病童遭遇不被承認、檔案遺失等情形,無法得到賠償。 \n 趙連海從事的工作,不過就是這20年來台灣社會相當熟悉的:透過民間組織爭取弱勢者權益,追求社會公義。20多年前,當台灣社會剛剛出現自力救濟與社會運動時,當局也往往視之如寇讎、如異端,每每加以壓制,一般民眾對「非政府組織」和「社會運動」也未必有所理解。1990年代初期,當時的執政者還聲稱要打擊「社運流氓」、「環保流氓」。20多年後,台灣社會終於體認到公民力量的意義與重要性,執政者與民間組織也在不斷摸索如何良性互動。 \n 大陸法界人士已經指出,「尋釁滋事」罪名是從「流氓」罪演化而來,用此罪名對付趙連海,就是將維權者視為「流氓」。這顯示如今的中國大陸,或許在若干經濟建設上相當先進,但主政者在面對民間維權運動時的思維卻十分落伍陳舊。 \n 大陸有關方面用流氓罪打擊一位結石寶寶的父親,已經引起廣泛的關注,許多大陸民眾從不同情民運,也並非政治改革的熱切追求者,在此時此刻,卻開始對大陸的法治有所質疑。趙連海不是西方反華勢力的馬前卒,不是主張推翻當局的政治異端,他追求的不過是理性維權、問責、賠償、紀錄歷史,以及在全國推廣母乳,卻同樣在當局「維穩壓倒一切」的思維下獲判重罪。 \n 大陸當局應該視「趙連海們」為一股建設性的力量,也應體認唯有這股力量適度茁壯,良性發展,才能壓制腐敗的利益集團,避免類似毒奶粉的事件不斷重現。 \n 如今,香港不分黨派的各界人士高度關注此事,立法會議員和港區全國人大政協委員正展開連署,立法會更就此事進行緊急辯論。台灣民眾也應該投以更多的關注,聲援趙連海,不也是在保障台灣民眾的權益嗎?

  • 網路加持下 民間紀錄片掀起中國公民運動

    網路加持下 民間紀錄片掀起中國公民運動

     中國的樣貌並非主流媒體所能呈現,充滿多種光怪陸離,關心底層的維權律師滕彪以紀錄片這個媒介,探討媒體和司法不顧及的民間社會及其運動,揭露社會多種「看不見」、「聽不到」的畫面。 \n 村裡土地被村官賣掉,帳目卻並不公開,村民在律師、記者、學者的幫助下開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罷免村官運動。 \n 2005年廣東番禺太石村事件是方興未艾的中國公民維權運動中一個著名案例,艾曉明的紀錄片《太石村》記錄了這一事件,律師遭毆打,村民被抓捕,村莊籠罩在恐怖氣氛中。最後的鏡頭是拍攝者被不明身份的暴徒圍堵,車玻璃被砸碎,驚恐地撥打電話求救。製作人打上這樣的字幕:「在拍攝過程中我發現很多機構都有攝像機,我覺得村民也應該有一架屬於自己的攝像機。」 \n 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壓制性政治體制造成的侵犯人權現象越來越引起了人們的不滿和反抗。後極權政治體制無法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權利意識和對自由民主的要求,這可以來看做是目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在此背景下,中國公民維權運動應運而生。而從互聯網來到中國之後,明顯地增加了公民運動的速度、廣度並改變了其面貌。從文字到照片,從圖片到視頻,從傳統媒體到公民記者,從單向傳播到資訊互動,這個過程符合傳播和社會運動的發展規律,而紀錄片正在中國公民運動中扮演非常引人注目的角色。 \n 我曾經以維權律師的身份介入一些人權案件,非常強烈的一個感受是,中國既沒有獨立的司法,也沒有獨立的媒體,可以借助的為數不多的手段就包括利用官媒以外的管道傳播真相,訴諸公眾的輿論和道義的力量。自然而然地,紀錄片以其圖像和人物的直觀性,最容易被人理解,產生共鳴,達到震撼效果;有時可以放大當事者的聲音、推進事件本身的進展,甚至會成為某一公共事件中最為關鍵的轉捩點。 \n 紀錄事件的媒介 \n 一類紀錄片是直接記錄某個案件或事件的,比如艾未未的作品《老媽蹄花》,記錄了譚作人案開庭前,艾未未作為法庭證人在成都的種種遭遇。《老媽蹄花》出來之後,在網路上十分紅火,爭相傳看,對於譚作人案的宣傳動員,居功至偉。奧運之前發生的楊佳案,在中國民眾尤其是線民中引起的巨大震撼,不亞於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一個孤僻的人》揭示了楊佳案的種種不為外界所知的真相。 \n 楊佳案之於艾未未,正如太石村至於艾曉明的意義:促成了一南一北兩個重要公共知識份子的某種轉變;他們以自己的行動和紀錄片作品,成為中國公民運動中的突出人物。2006年、2007年艾曉明教授冒著巨大風險完成的《中原紀事》和《關愛》兩部紀錄片,分別紀錄了河南及河北省感染愛滋病的村民的痛苦、抗爭及艱難的上訴之路。艾曉明說:「我每次拍攝都會和當地政府產生直接衝突。」地方政府把她被定為「反動教授」,強力阻撓村民接受採訪。 \n 獨立製片人何楊的《應急避難場所》,講述的是維權律師倪玉蘭遭受迫害的故事。她在為拆遷戶維權的過程中,被惡警打成殘疾,之後被誣告襲警,以「妨害公務罪」被判刑二年。出獄時,自家房屋遭報復性拆毀,只得流落街頭,在皇城根公園的一角的「緊急避難場所」搭起帳篷度日。 \n 面對鏡頭,她平靜地講述起多年來遭遇的慘無人道的虐待和酷刑。倪玉蘭案雖然在幾年前有過報導,沒有引起太多注意。何楊的紀錄片通過網路傳播之後,成千上萬的人轉發,倪玉蘭的故事才被廣泛關注,迫害倪玉蘭的惡警肖巍等人也受到線民的強烈譴責。人們紛紛前去「應急避難場所」捐錢送物,表示支持,在616端午節這天,網友組織了消夏晚會,聲援倪玉蘭,警方將倪玉蘭抓到派出所,線民乾脆到派出所門口搭帳篷抗議。在圍繞此事件的公民行動中,紀錄片無疑起到了最為關鍵的作用。 \n 公民行動參與和記錄 \n 另一類紀錄片則直接參與和記錄公民行動。比如在公民行動中轟轟烈烈的「福建三線民案」。2009年,因發布「嚴曉玲案」的網帖以及拍攝上傳相關視頻,范燕瓊、遊精佑、吳華英3人被以「誹謗罪」刑拘、起訴並被法院判刑,引起線民的持續關注和強烈抗議。圍繞開庭、宣判、出獄,前後有多次圍觀行動。每一次圍觀都有很多拍攝者,將聲音、照片同步傳到社交網站,線上線下相結合,或者在事後製作紀錄片,詳細呈現現場情況及前因後果。(文轉B8版)

  • 網路加持下 民間紀錄片掀起中國公民運動

    網路加持下 民間紀錄片掀起中國公民運動

     (文接B6版) \n 《讓公民與正義比太陽更光輝》記錄了「3‧19」開庭的情況;而「4‧16」宣判日的圍觀行動,人數之多、場面之熱烈、組織之有序,值得一書。和番禺垃圾焚燒場事件、廈門PX事件之圍觀不同,三線民案之圍觀抗議者並非直接自身利益相關人,他們有著爭取言論自由的明確政治訴求。 \n 飄香製作的《公民行動:趙連海案庭外紀實》記錄了結石寶寶家長趙連海被審判時,大興法院門前的公民抗議行動。北京許志永、滕彪等人發起的暴力拆遷公民關注團,也主要以公民DV方式,直接記錄突發的暴力拆遷場面。在歷次圍觀「黑監獄」、營救訪民的公民行動中,攝像機不僅代表了公民權利,也同時具有話語權力的意味。在數以萬計的暴力拆遷事件中,在每年數以萬計的群體性抗議活動中,公民錄影既成為受迫害者留取證據的方法,也是向公眾傳播真相的手段。 \n 2007年的重慶最牛釘子戶事件,頻網站開闢釘子戶視頻專欄,公民記者每天上載現場視頻,數千萬線民觀看傳播、參與討論,成為網路公民運動的經典案例。之後的廈門PX事件,一部名為《我們不要GDP,我們要生存》的紀錄片在視頻網站播出,被稱作「中國線上影像行動主義」的代表。周曙光、北風等人在這些事件中脫穎而出,成為中國公民記者的代表。在太湖水污染事件中的視頻作品《無錫水禍》、《我拿什麼拯救你,太湖》,反映怒江小沙壩村民抗爭的《怒江之聲》,也是在環保領域記錄和推動公民運動的例子。 \n 公民運動紀錄片將會得到快速發展,一方面,維權運動如火如荼,公民法治意識和抗爭精神迅速提高,民間NGO組織在艱難的法治環境中成長壯大並會扮演更活躍的角色,而國際社會也越來越關注中國公民維權運動的興起對中國政治轉型的意義。另一方面,視覺電子媒介發展迅猛,DV等工具快速普及,「影像維權」、「媒體行動主義」、「全民媒體」、「自媒體」概念將被廣泛關注。1990年代興起的新記錄運動,也不會再滿足於個人命運的單純記錄,和社區經驗的客觀呈現,而是更多地具有公共精神和參與意識,並在現實行動中展示影像的直觀力量。 \n 探討記憶與遺忘 \n 記憶與遺忘也是中國公民運動紀錄片的一大主題。談及中國紀錄片運動,不可繞過胡杰。他在1995年就開始了獨立紀錄片製作,2004年的《尋找林昭的靈魂》是中國獨立紀錄片歷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胡杰成為帶動公民影像運動的最重要的先鋒者和啟蒙者之一。無論是反右、文革還是更新近的歷史事件,對抗遺忘、挖掘真相,都是公民運動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 \n 地震後,政府對媒體下達禁令,對民間調查者極盡阻撓威脅之能事。譚作人因調查地震竟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5年,被抓捕或判刑的還有黃琦、劉紹坤、曾宏玲、潘建林等人(潘建林是四川地震紀錄片《誰殺死了我們的孩子》的作者)。 \n 在這一背景下,艾曉明的作品《我們的娃娃》算是堅定而憤怒的抗議。她記錄了普通人的悲痛和抗爭,質疑了官方歌功頌德的宏大故事。 \n 艾未未的地震調查行動是2008年之後公民行動的主要一章。87分鐘的《4851》沒有情節,沒有人像,沒有場景,只有一長串遇難學生的名單和背景音樂。《念》則是由普通公民參與,每人唸一個在地震死亡的學生的名字,將音頻匯總而成;這是以民間記憶對抗遺忘政策的典型案例;面對真實的死亡,面對一個無法歸類的作品,人們不得不反省自身對苦難、人性和體制的態度。如果更多的人自覺留存和分享集體記憶,則謊言和遺忘無法肆虐人們的精神生活。如果公民的維權抗爭旨在重建公民社會和政治結構,那麼與遺忘的抗爭則旨在重建民族的精神家園和共同體的自我認同。 \n 中國公民記者的另一個代表性人物是老虎廟。他的博客廣為人知,除了發起「救助流民計畫」、定期在博客上發布展現流民生活和遭遇的視頻以外,近年來積極參與更廣泛的公民行動。雖然他的多數視頻作品並非嚴格意義上的紀錄片,但因其具有即時性、草根性、持續性,逐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努力走向公民社會》是老虎廟最近的系列紀錄片。此外趙亮的《上訪》、王利波有關唐山大地震的作品《掩埋》,陳為軍關於愛滋病問題的《好死不如賴活著》等作品,也可以算是留存民間記憶的藝術探索。 \n 網路的重要性 \n 互聯網對中國公民運動的影響極為重要,對紀錄片同樣如此。艾未未在一次座談中說到:「打開攝像機,開始拍,別的都在其次。」面對越來越多的公民運動參與者和公民影像工作者,官方的封鎖堵截越來越捉襟見肘;民間除了郵寄、贈送、私下複製和播放之外,主要的傳播方式都依託於互聯網。公民傳播真相與政府的掩蓋、封殺,必將展開持續的搏鬥,一個平民紀錄片的時代,一個公民運動紀錄片的熱潮,必將來臨;正如一個自由和真實的中國,必將來臨。 \n 「如果缺乏視覺表達和記憶,我們對歷史、社會的認識會流於概念化,因此也很容易忘記,缺乏感情的衝擊,缺乏對痛苦的感同身受,我們的價值觀也很容易被其他概念所取代。」艾曉明的這段話肯定了影像語言的優勢,而艾曉明、艾未未等人參與現實的直接行動,也成為公共知識份子的典範。 \n 前不久訪問北京的米奇尼克先生在與推友座談時說,「在專制體制下,詩人就不僅僅是詩人,哲學家就不僅僅是哲學家。」對於關注參與公民運動的紀錄片製作人來說,他們從來不把自己僅僅當成是視覺藝術家。當然,紀錄片製作人需要對代言人角色、對自身的話語權力和媒介的客觀中立性、對意圖倫理和責任倫理具備適度的反思能力;但就當下中國而言,在一個缺少新聞自由、創作自由的體制下,在一個人權受到普遍踐踏、知識分子的獨立批判精神嚴重缺乏的情況下,發掘真相、拒絕遺忘、關注弱者、批判專制,是最為難能可貴的。 \n 紀錄片作為一種鬥爭工具參與社會運動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從法國到南美、中東,以及台灣、香港等地,都有大量的紀錄片作品在社會運動中起到積極的作用。而中國公民運動紀錄片正在發生的一切,將會豐富紀錄片的歷史,而且也必將豐富公民運動和政治轉型的經驗。紀錄的真正魅力在於拉近時空,聯接隔絕的世界。資訊壟斷是專權者的有利武器,而公民影像使掩蓋在一定程度上失去效力。僅僅是這些為數不多的公民影像作品就已經使得專政機構付出了巨大代價,可以想見,隨著公民影像運動的擴展,掩蓋真相將成為一種徒勞和過時的手段,那個時候,權力運行模式應該會發生有意義的變化。 \n (本文刪錄自《開放》2010年第8期〈中國公民運動中的民間紀錄片〉)

  • 我們的時代-中國維穩 須先維權

    三月底北京法院,因為三聚氫胺毒奶粉導致孩子結石的父親趙連海,因成立毒奶粉受害家長的「結石寶寶之家」,而被政府控告「尋釁滋事罪」。兩周後的福建法庭,三網民因為幫女兒離奇死亡的老母親在網上申冤(母親懷疑女兒是被輪姦致死),分別以誹謗罪被判一年與兩年徒刑。本周,曾演出「航站情緣」真人版(中國不讓他入境,遣返回東京,但他不願入境日本,因此在東京機場住了三個月)的上海維權人士馮正虎被警察抄家帶走。而同時,二○○七年底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逮捕判刑的維權人士胡佳,最近傳出疑似罹患肝癌,一群中國知識分子發起公民呼籲書希望讓他保外就醫,但尚未成功。 \n這是在中國維權行動的命運。這幾個例子是屬於個人,更多的維權行動是農民因為抗稅、土地被徵收,是工人因為被下崗、工資拖欠,是市民因為房屋拆遷或者環境汙染,而進行的群體性事件。過去十年,維權運動成為衝擊中國威權體制最重要的力量。維權事件以外,因為各種社會矛盾所造成的群體性事件,這幾年每年都將近有十萬件。 \n相對爭取公民權利和利益的維權行動,是政府的「維穩」行動:維護穩定。隨著地方抗爭激烈,近來中國中央與地方政府大量投入資金進行「維穩」。據官方資料顯示,公共安全財政支出去年增加十六%,今年的增幅又將近一成,實際金額高達五一四○億元人民幣,與國防開支差不多。 \n各地方政府都把維穩當做首要任務,增設「維穩辦」等機構,或者設立「維穩基金」。這些地方政府往往把民眾對利益損害的抗議,或者憲法保障的上訪行動,視為是一種反政府的敵我矛盾,所以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去鎮壓。 \n然而,北京清華大學一群學者發表一篇名為〈維穩新思維〉的報告,強調中國實際上已經陷入「維穩的怪圈」:各級政府將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用於維穩,但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的數量非但沒減,反而不斷增加,在某種意義上已經陷入「越維穩越不穩」的惡性循環。 \n這是因為越是要強調社會穩定,部分基層政府就越不能接受民眾的利益表達。由於正當的利益要求不被接受,一些群體或個人就只能採取體制外的方式表達不滿,導致社會矛盾越加激烈,維穩只好被不斷強化。 \n他們認為,「新的穩定邏輯應該是:維護憲法所賦予的公民合法權利,有權利的保障才有相對的利益均衡,有利益的均衡才有社會的穩定。這是解決社會穩定問題的治本之道。就此意義而言,維權就是維穩。」 \n這當然是一個重要的結論。許多關於中國的研究早已表明,衝突事件的產生和擴大,是因為缺乏利益表達。如果只是一味以穩定為名阻止合法的利益表達,只會使社會更不穩定。當農民工不允許追討被拖欠的工資,當被拆遷戶不能就拆遷補償進行談判時,維穩工作事實上就成為維護既得利益的手段,因此民眾的不滿會強烈,手段會更激烈。的確,在過去兩年,越來越多拆遷戶以自焚來抗爭,群體性事件也越來越暴力,都說明了反抗的激進化。 \n研究維權運動的知名中國學者于建嶸在去年底就強調,現在的中國是一種「剛性穩定」,這種穩定不是制度與法律的穩定,而是政治權力的穩定,是用國家暴力和社會控制維持的穩定。這種穩定是不可能持久,可能會使中國走向動盪。 \n這份清華大學報告最後建議建立幾個機制來真正解決矛盾:資訊獲取、利益凝聚、意見表達、利益協商、群眾施加壓力等機制。然而,這些一言以蔽之,不就是一個民主體制的基本要素?民主不就是讓社會衝突得以制度化的解決?但這個民主當然不能只是選舉民主,而是要讓人民有充分的言論表達、集會結社自由,要讓弱勢者可以有組織罷工等權利。程序性的民主之外,同樣關鍵的是中國必須改變目前唯GDP主義的發展模式,建立更公平正義的利益分配模式,才能化解巨大的社會矛盾。 \n唯有當胡佳們、趙連海們、馮正虎們可無懼並有效地為自己、為其他的弱勢者維護權益,中國才可能邁向真正健康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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