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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含有羅馬規約的搜尋結果,共03

  • 正義伸張的正當性

     在經過十年追捕後,賓拉登終遭美國特種部隊擊斃,歐巴馬也宣稱,正義終於實現。惟觀之美國這十年來反恐工作,不僅代價驚人,且以強大武力來行使所謂的自衛權,其正當性也受質疑。  美國在九一一恐怖攻擊後,布希政府即發動反恐戰爭,由於幕後首腦賓拉登在阿富汗境內,因此,阿富汗成為美國反恐作戰的首要目標。不過,除非有證據顯示,九一一恐怖攻擊是由塔利班政權利用國家機器來指揮,否則若僅提供訓練基地與物資,即將整起行動與之連結,而以武力侵入阿富汗,雖推翻了不義的塔利班政權,卻也不能以此來為其出兵,所造成重大傷亡為合理化,畢竟百姓何罪之有,與賓拉登又有何干?  美國的反恐策略,更讓人詬病的,即是強大武力的使用。雖然據《聯合國憲章》第五十一條,並不禁止會員國在遭受武力攻擊時,行使單方或集體自衛權,但這種自衛權行使卻非毫無限制,不僅必須是對現在不法的侵害,也須是在不得已情況下,才得使用武力。雖然九一一造成上千人死亡,而使美國進入緊急的狀態,但使用武力是否是一種最後手段,實屬有疑。即便有出兵必要,而對窩藏賓拉登的阿富汗為出兵,尚可理解,但出兵伊拉克,顯然別有所圖。  而美英等國為了因應反恐局勢,也頒布一系列對人權極度限縮的法案,對於戰犯的虐待與刑求,不僅時有所聞,甚而常以國家安全為理由,來對人身自由為拘束,如英國在二○○一年所頒布的反恐法中,不管其國籍為何,只要被懷疑有參與國際恐怖組織者,可以不經法院審理,即可拒絕入境與強制驅逐,甚而可以無限期為居家的電子監控。如此,不僅缺乏明確性,更缺乏程序正義,更可能是對阿拉伯族裔的嚴重歧視。  一九九八年七月,國際社會簽署了《羅馬規約》,此規約除了將國際犯罪明文化外,更重要的是在國際刑事法院的設立,因長久以來,對於種族屠殺、戰爭、侵略與違反人道等的犯行,一向不明確,將之明文可以符合罪刑法定主義。又對於此類犯行,若由各國自行審理,難免陷入「成王敗寇」的情境,由國際所共同承認的刑事法院來為審理,不僅可以避免如此的情境發生,更顧及到人權保障。惟此卻受到某些國家,尤其是美國的強力反對,原因即在於害怕美國官員與軍人可能因此受到審判,且給予反美國家一個反撲的機會,雖仍簽署了《羅馬規約》,但在一九九九年,柯林頓卻簽署了一項避免美國人受到國際刑事法院審判的保護法案,小布希亦在二○○二年簽署了《軍人保護法》,並與以色列一同撤回對規約的簽署。  《羅馬規約》雖已於二○○二年生效,但基於不溯既往原則,對於九一一所涉及的犯行,國際刑事法院並無管轄權,惟藉由此規約的精神,卻告訴著世人,即便賓拉登十惡不赦,但正義的實現,卻不能只顧目的,而不擇手段。因此,美國對賓拉登的狙殺,不像是正義伸張,卻更像是一種私刑的處決,暴力循環也將持續。(作者為真理大學財經法律系助理教授)

  • 歐巴馬尋覓格達費流放地

     利比亞強人格達費在北約戰機數星期轟炸與叛軍夾攻下,仍負嵎頑抗拒不下台。不過美國《紐約時報》十六日報導,歐巴馬政府正積極尋覓一個在格達費垮台出亡後,願意收容他的國家。  三名歐巴馬政府官員對《紐約時報》透露,理想目標是並未簽署或批准一九九八年《羅馬規約》(Rome Statute)的國家。《羅馬規約》要求各國,應把遭到聯合國「國際刑事法院」(ICC)起訴審判者,交出來受審。  由於位於荷蘭海牙的ICC可能針對格達費血腥鎮壓示威同胞的暴行起訴他,因此美國官員坦承,可供挑選的國家有限。不過非洲有半數國家均未簽署《羅馬規約》,因此格達費一旦出亡,極可能選擇非洲國家為落腳地。  一名資深官員告訴《紐約時報》,美國或多或少從伊拉克的經驗中吸取到教訓,美國認為,利比亞人必須靠自己來改朝換代,這責任不該由美國承擔:「如果(格達費下台的)機會升高,我方希望藉由和平手段安排他退位。」

  • 格達費難逃國際法網

     國際社會二十二位領導人十九日舉行臨時高峰會議,正式宣布對利比亞採取軍事行動,執行聯合國安理會決議,隨後法英美聯軍相繼轟炸利比亞。其實聯合國日前決議將格達費以違反國際犯罪為由,請求國際刑事法院的檢察官為調查,此舉已顯現國際社會總算對於殘害人權的罪行有所行動,而非僅是消極性的經濟制裁。  在過往,獨裁者射殺手無寸鐵的平民,雖涉及嚴重殺人罪行,但只要不垮台,欲藉由內國司法對其為訴追,顯無法期待。而當政權被推翻時,若獨裁者逃往他國,仍可繼續享有其貪汙所得,安享天年;即便未能出逃,而須面臨審判,但若此政權維持甚久,則可能因追訴權時效已過,仍得以逃脫法律制裁。這正凸顯殘害人權的暴行,光靠內國司法,必有其窮極之處。  在二次大戰後,聯合國雖有組成紐倫堡與東京的特別刑事法庭,以來審理軸心國戰犯的經驗,卻未曾思考建立一個常設性的國際刑事制裁機構。一直要到一九九○年代,在南斯拉夫與盧安達所發生的種族屠殺,而組成特別法庭為審理後,國際社會才逐漸意識到常設機構的必要性,也因此才有一九九八年羅馬規約的誕生。  而羅馬規約主要的內容,即是將過往慣例所形成的國際犯罪法制化,以符合罪刑法定原則。其所規定的國際犯罪包括:種族屠殺罪、殘害人權罪、戰爭罪與侵略罪等四大類型,且以個人為處罰對象,此與一般國際法所規範的對象為國家,顯然有所不同。藉由如此轉變,屠殺者即不能再以國家機器為擋箭牌。而羅馬規約的最大特色,即是於荷蘭海牙所成立國際刑事法院,以來專門審理此類案件,藉由此常設性國際審判機構,對國際犯罪的處罰已不再是一種宣示,而是有實質的懲罰機制存在。  雖然羅馬規約將處罰對象及於個人,但在國際犯罪場合,易出現的審理障礙,即是政權若維持甚久,可能面臨追訴權時效已過的窘境。也因此,羅馬規約第二十九條規定國際刑事法院所管轄的犯罪,無受追訴權時效拘束的明文,以來解決此問題。而另一個更大障礙,即是執行屠殺者往往以「依法令的行為」來為免責事由;而就下令者而言,由於層級越高,越不可能直接為執行,也難證明其直接下令,因此其仍可躲藏於分層負責的官僚體系下來為卸責,而造成無人可為歸責的困境。  為了解決此困境,羅馬規約第三十三條即規定,對於殘害人權的上級命令或法律,乃屬明顯違法,下級公務員無服從義務,若服從而仍執行,即不能以「依上級命令」來為免責。其次,就下令者而言,根據羅馬規約第二十八條,即便無法證明其有下令屠殺的事實,但只要具有上命下從的階層關係,並對於下屬所為的殘害行為有所知曉,卻未為任何防止措施,仍必須對屠殺的結果為負責。藉由如此的規定,獨裁者再也無法以未下令為卸責理由,即便坐視不管、視而不見,亦難辭其咎。  現今對國際犯罪雖已有相應的制裁機制,但不可諱言的是,若獨裁者垮台後,安然逃往他國,國際刑事法院恐也無能為力。所以羅馬規約更重要的意義,乃在要求各國能將國際犯罪的處罰國內法化,藉由此種普遍管轄的方式,只要是涉及國際犯罪,不管觸犯者是否為本國人、也不管犯罪地是否在本國,各國都必須加以起訴審判。所以國際刑事法院僅有在各國出現訴追障礙,或願意將罪犯提交於國際刑事法院時,才具有補充性的管轄權。這正凸顯各國在面對此類犯罪時,不僅不能為壁上觀,更有積極協力完成訴追國際犯罪的義務。  (作者為真理大學財經法律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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