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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觀念平台-再論大文戀 一定要公平會許可?

     大聯大計畫在公開市場收購文曄30%的股權,引起文曄的反彈,陸續向證期局與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檢舉,認為大聯大在公開市場收購文曄30%股權的行為,有違反公平法的嫌疑,認為大聯大的收購文曄股權的比例,因為極為「接近」公平法第十條結合定義的第二款:「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並且主張大聯大收購文曄股權的個案,應該向主管機關申請事業結合的許可。在同一時間此案也引起許多社會賢達的議論。  本人在前一篇文章中詳細說明,就法論法,公平法第十條所定義的結合門檻是,「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簡單的數學認知,30%股權絕對不同於三分之一的股權(33.3%),主管機關若因為收購股權比例很接近結合的定義,而任意「擴充解釋」認定此收購案,應向競爭主管機關申請結合,要求大聯大必須提出申請結合許可,基本上可能並不適宜。「依法行政」是行政機關執法的最高指導原則,主管機關是否能夠因個案而破例呢?再者,此例一開,以後市場所有收購比例接近30%的案例,都會一視同仁被要求要向競爭主管機關申請結合?第十條第二款的三分之一標準不就是白定了嗎?變成事業股權收購比例只要較大,即有被要求申請結合的必要,形成競爭政策大比例的自由心證謬誤。比較好的做法是下次修法時,能參考德國法或日本法的立法例,將此不足之處補足,讓執法者有所依循。  大聯大已經公開強調此次收購是以財務性投資著眼,並無任何意圖影響文曄經營之計畫或想法。並進一步重申對於文曄依法召集的股東會,均將依通知出席並參與表決。大聯大取得文曄股權後,將獨立行使股東權,不與任何第三人約定共同行使表決權。在取得文曄股權後,也不對外徵求委託書,取得超過公司持股以外表決權。而且,大聯大對文曄持股將維持不高於三成,不再從資本市場加購文曄股票;同時,大聯大也不會提名或參選文曄董事。以上的說明,事實上已經將公平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三款的「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的人事與業務」的所謂的結合定義排除。  大聯大收購文曄30%股權案,之所以引起社會許多學者的非議的可能原因是,大家誤解「半導體的電子零組件代理銷售」即為適當之「反托拉斯市場」,殊不知「半導體的電子零組件的銷售」除由代理商的銷售(僅占30%)之外,絕大部分的「半導體的電子零組件的銷售」是由生產廠商本身的銷售單位執行(佔多數的70%)。「反托拉斯市場」考慮需求替代與供給替代的因素後的「產品相關市場」,應將「代理」與「自銷」放在一起,組成「相關產品市場」,才能反映市場的事實。  再者,半導體的電子零組件銷售的「相關地理市場」也非侷限於國內市場,基本上半導體的電子零組件是以全球地區為其市場範圍。以2018年資料大聯大公司為例,半導體的電子零組件的銷售的比例國內銷售僅佔其總銷售的10%。文曄公司國內的銷售比例亦僅占其總銷售的6%。國內電子業所需要的半導體的電子零組件,亦有極大比例來自國外生產廠商,因此半導體電子零組件的「反托拉斯地理市場」範圍應以「全球市場」為適當。  一旦接受「全球半導體電子零組件銷售市場」為適當之「反托拉斯市場」時,大聯大2018年市場佔有率僅3.6%,文曄市佔有率亦僅1.9%,兩家公司加起來也不過是5.5%。市場占有率僅5.5%的公司,如何在「全球半導體電子零組件銷售市場」興風作浪。社會人士是過慮了。  沒有錯,競爭法對結合的管制是有事前防範的目的,但目前大聯大宣稱收購文曄公司的比例僅達30%,尚未達公平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二款三分之一的結合定義。若社會大眾仍不相信大聯大公開聲明的四不政策,在法律上也必須等到大聯大有直接或間接控制文曄公司的人事或業務的事實,才有要求大聯大申請結合許可的必要。至於擔心此結合案可能帶來市場力濫用的可能,以「全球半導體電子零組件銷售市場」的分析,5.5%的兩家公司如何能在市場上翻江倒海。  此外,依據公平法對獨佔力管制的精神,是以事後管制為主,則必須等到特定事業有獨佔力濫用行為時,再來處理也猶為未晚,也較為適當。

  • 專家傳真-大聯大收購文曄30%股權 非一定要向公平會申請許可嗎?

    專家傳真-大聯大收購文曄30%股權 非一定要向公平會申請許可嗎?

     大聯大計畫在公開市場收購文曄30%的股權,引起文曄的反彈,陸續向證期局與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檢舉,認為大聯大在公開市場收購文曄30%股權的行為,有違反公平法的嫌疑,認為大聯大的收購文曄股權的比例,可能「接近」符合公平法第十條結合定義的第二款:「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並且主張公平法結合管制的前提,在於事前防止市場壟斷力的形成,因此基於事前防範的觀點,有需要參酌日本與德國的立法例,除市場佔有力的指標之外,增加一些市場結構或廠商行為指標,考量大聯大收購文曄股權的個案,是否有需要向主管機關申請結合許可的必要。  但就法論法,公平法所定義的結合是,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簡單的數學認知,30%股權絕對未達到三分之一(33.3%)的條件,主管機關是否可就因為比例很接近,而擴充解釋認定此收購符合應申請結合的門檻,要求大聯大必須提出申請結合許可,可能並不適宜。至於應參酌日本或德國的法律要件,也須等到國內公平法制參考德日兩國的立法例進一步的修正,才可執行未達三分之一門檻的股權收購,也須向公平會申請結合許可,「依法行政」是行政機關的最高指導原則,主管機關是否能夠因個案而破例呢?  大聯大收購文瞱案最關鍵的問題,應當是「反托拉市場」範圍的界定,社會大眾或是學者可能因為看到大聯大與文曄是「國內半導體電子零組件代理銷售市場」的第一名與第二名廠商,認為第一名廠商與第二名的廠商結合還得了,很可能形成「國內半導體電子零組件代理銷售市場」的壟斷,造成下游購買廠商受到市場力濫用的傷害,那是對國內半導體電子零組件銷售市場誤解所形成的印象。  半導體零組件的銷售情形,基本上可區分為半導體零組件製造廠商自行銷售,與專業經銷商代理銷售,之所以會形成雙元銷售的制度,是市場規模夠大,因為專業化與分工,讓專業代理商有生存的空間。依據全球領先資訊科技研究及顧問機構Gartner的分析,大致而言,半導體電子零件的銷售,透由原廠製造商直接銷售的比例為70%左右,而藉由專業代理商的銷售金額大約佔30%,所以就下游電子成品製造商所需的半導體零組件需求,可以有兩種來源,一是原廠製造商直接銷售部門供貨,二是經由專業代理商的銷售。  在半導體電子零組件銷售市場裡,原廠的銷售部門與專業代理商之間即處於激烈的競爭關係,事實上專業代理商處於稍微弱勢的地位,原廠製造商隨時可以將代理權收回,專業代理商一點迴旋的餘地都沒有,例如美國德州儀器公司最近宣布,明年底將收回所有代理商之代理銷售之權限,立即影響大聯大營收的10%。是故,界定反托拉斯市場範圍時,不能只侷限於「半導體電子零組件代理市場」,考慮實務上原廠生產廠商在供給面的替代性,對於市場競爭的分析非常的重要。簡言之,反托拉斯市場「相關產品市場」的定義裡,一定也是必須的,將所有供給替代密切的廠商納入市場的供給裡,否則將形成以偏概全之偏誤。  其次,一定必須體認的是,半導體電子零組件市場本質上是一全球性的市場,以製造商為例,大部分製造商的電子零組件都是以全球銷售為目標,否則很難達成規模經濟之規格,無法生存於世界。為跟隨製造商之腳步,電子零組件專業代理商的經營模式,亦以全球為其市場範圍。以大聯大電子零組件的銷售為例,以銷售金額為計算指標,國內(台灣)的銷售金額僅佔所有銷售金額的10%,剩下的90%都以國際市場為市場。同樣的,其他電子零組件代理商情況亦復如此。因此半導體電子零組件反托拉市場的「相關地理市場」,應將其界定為「國際市場」或「全球市場」才和市場實情相符。  是故,根據上述之分析,半導體電子零組件銷售最為適當的市場範圍應當稱之為「全球半導體電子零組件銷售市場」。按此適當市場定義下,大聯大的營業額佔全球半導體電子零組件銷售額比例,2016年為4.7%,2017年的比例為4.0%,2018年的比例為3.6%,三年市占率不到5%公司。  據悉,大聯大已於12月6日申請公平會解釋本次公開收購文曄科技股票是否構成公平交易法所稱結合,依據上述數據資料,答案就留給大家判斷,也相信公平會會做出睿智專業的判斷。

  • 觀念平台-過度管制讓有線電視產業變慘業

     根據媒體報導,因為有線電視市場開放競爭加劇,凱擘公司在台北市的四家系統商,去年(107年)的營運績效均呈現虧損現象;另外根據公開資料站的資料,中嘉集團三個系統商的營運績效,與兩家獨立系統的聯維與寶福系統商的經營績效,亦同樣得出現虧損現象;至於跨區新進廠商北都有限公司,從103年進入市場以來,則持續虧損到107年,台北市有線電視系統商的經營等於全軍覆沒。上述的結果,除肇因於有線電視市場開放所有系統商近年均採低價競爭的策略,用以吸引消費者的原因之外,還有的原因就是長年有線電視產業受到政府過度不均衡的管制,也是重要的原因。  第一個問題是有線電視市場不適當的結構管制,有線廣播電視法裡有全國系統商市場三分之一的上限限制,它阻礙系統商調整市場結構的空間,這個限制原是參酌美國的規定,但是2003年美國FCC的結構管制已遭上訴法院駁回,認定所謂的結構限制是違憲的,可是我國政策上還是延續錯誤使用沒有與時俱進的更正。  目前視訊市場範圍若能夠適當的重新界定,將MOD放入視訊市場,因為它同樣可以滿足消費者對視訊的需求,同理OTT也應算在視訊市場內,視訊市場經此調整,有線電視業者的市場結構就有更多因應市場的調整空間,不用像現在經常為規避1/3限制而痛苦萬分,必須進行若干的權宜措施。  更重要的問題是目前政策上有線電視市場已經開放,新業者很容易申請進入市場,既有業者亦可透過跨區經營策略進入它區經營,按管制經濟理論的推論,市場一旦開放競爭,市場的價格就應由市場的競爭機制接手。由市場的供給方與需求方互動決定市場的均衡價格,費率的管制應立即自市場中退位。很可惜的市場開放的政策施行之後,並沒有進行一定的費率管制的解除措施。以台北市政府費率管制的情況為例,市場實際費率價格已降至一個月一百多塊、兩百多塊的水準,市政府費率委員會還在決定月費率最高為495塊的荒謬結果,依上述理論,費率管制就應解除而交由市場機制決定。  第二個問題是視訊市場公平競爭的問題,中華電信是全國性的視訊公司,有線電視是地方性的視訊公司,以後有關視訊地理市場的爭議就會出現。若能容許有線電視業的市場範圍也以全國市場為範圍,相信這種改變對目前市場上三種最重要的視訊廠商在市場上的競爭較允當也較公平。否則地理市場範圍界定不一樣,除了顯現競爭上的不公平之外,也會彰顯監理機關的差別待遇的質疑。  第三個問題是上下游的爭議,有線電視市場結構上游是頻道商,下游是系統商,主導的經營者是系統商,頻道商提供的節目在系統商眼中只是它經營上的中間投入,所以系統商向消費者收錢,然後再分給頻道商,常常因為價格打折數的認定不同而有所爭執。相對的MOD的經營,因為黨政軍的限制,中華電信公司因為有政府股東之關係不能直接經營媒體,經營媒體的是上游的頻道營運商,中華電信只是提供經營視訊平台的房東,頻道營運商藉由房東的平臺去做生意,但最終仍舊是中華電信幫他收錢,中華電信除收取平台租金之外也酌收所謂的服務費。  市場發展後的結果是兩個市場更趨相同,由需求面而言,當然會對傳統的有線電視產生搶奪消費者從而產生競爭關係。市場已經存在有效競爭之情況,監理機關NCC的管制之手實在是不宜介入太深,因為管得越多煩惱越多,而且有時候又管不到才糟糕。  台灣目前法律的管制,都沿襲過去新聞局時代的思維,對媒體的管制特別的嚴格,其實美國FCC早期的主委曾說過:設定綿密如蜘蛛網的管制,並不能解決社會的經濟問題,比較好的做法是,讓市場機制完整的自由運作,這樣可能會得到比較好的結果。我們的國家是否也應改弦更張,去嚴格管制而由市場決定視訊市場的一切呢?

  • 5G頻譜釋出 政策應納產業未來性

     根據新聞報導,為台灣數位經濟之發展,行政院5G頻譜最晚於明年初釋出,否則我國5G的數位發展,將會落後先進國家太多。但是5G產業的發展,營運重點已不再是以通訊服務為重心,因此主管機關在考量釋照的同時,必須考量產業未來發展的不同需求。  第一,5GeMBB、URLLC、mMTC之技術特性,須有連續大頻寬方能實現,若單一業者獲配頻寬太低,5G網路提供之網速,將與4G網路相似,甚至可能低於4G,建立於5G技術特性之應用服務如VR、海量連結等營運將無法開展,不利我國5G技術發展,建立新型的數位經濟。  第二,依目前三大業者取得之4G頻寬,以4x4 MIMO、256QAM及載波聚合技術,上網峰值速率已可達約500Mbps以上,因此取得5G頻段單一業者最少應取得60MHz以上才能達到1Gbps,與4G才有差異。  政府的頻譜分配政策,應當優先考慮頻譜的有效使用,若考量5G應用時高速大頻寬、可依賴的低延遲及巨量連網等技術特性,個別業者需有足夠的頻寬才能達到其5G的應用效益,發揮5G技術效能,帶動產業發展。  5G因中高頻物理特性為波長短、穿透力低、涵蓋範圍小、衰減極快,5G必須有較4G綿密之網路佈建,並同時要解決環保、耗能及住戶抗爭等問題。因此行政院於2018年10月29日SRB會議中即明確指出台灣不需要5套5G網路,未來產業發展應由過去電信業所提供的connectivity服務(BtoC),轉型成網路功能的多元發展服務(BtoB)(BtoBtoC)。  5G世代來臨,電信業者間已然顯非僅在佈建基礎設施上競爭,以爭取門號用戶數?而應著重在應用與商務模式的開發,建立提供足已開發5G核心技術之系統整合平台。電信管理法亦於今年五月底三讀通過,主管機關在產業監理上已有促進產業典範轉移之權能,可以引導業者間資源共享,開展多元服務競爭,快速導入及開放電信平台與垂直場域的藍海合作。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規畫3.5GHz頻段預計釋出270MHz,畫分為27個10MHz小區塊的甲案,與劃分為3個50MHz大區塊和12個10MHz小區塊之大小區塊混合的乙案。採行小區塊之甲案易使頻率破碎,在頻率位置協商容易產生爭議等缺失。因此以60MHz(速率約1Gbps)為頻譜釋出的下限為宜,避免零碎、使用效率差、無法支持尖端應用的小頻寬,造成頻譜資源的浪費。  NCC在制定5G頻譜釋照時,除要考量參標的公平,以及上述頻譜效率使用的目的外,釋照後電信市場能否產生「有效競爭」的結果,也是不能忽略的重要因素。根據國內外實際市場的實證資料觀察,電信市場起碼需要維持4家業者才能產生「有效競爭」的結果。頻譜資源與釋照原則中制定頻譜上限及下限,將關係著市場家數多寡的關鍵。主管機關亦可適度開放得標頻譜的業者以MVNO、頻率共用等提供Capacity予其他業者,可使業者有效投入更多資源在創新服務開發,不必然只在競逐分占頻譜而產生頻譜破碎化的情形。期許我國電信市場的5G釋照,可兼顧獲得頻譜效率使用的目標,及因有多家業者參進而形成市場上「有效競爭」之結果,從而保障消費者權益。

  • 黑箱的頻道交易

     有線電視市場裡頻道商與系統商關係密切,任何一位業者如欲經營好視訊市場的生意,都無法輕忽前述兩項的任何一項工作。  以過去發生例子為例,首先是2014年Discovery頻道代理商轉換所產生的爭議,Discovery頻道原本由凱擘代理,但不知甚麼原因轉為中嘉集團投資的全球代理商代理,凱擘要求全球代理商Discovery頻道的價格要大幅降低,但全球認為市場條件並未有任何的變動,最終進入NCC的調處,NCC調處委員只能要求不能斷訊以免影響消費者權益下,兩造私底下慢慢協調。  其次,三立新聞台在2016年7月,取代UDN新聞台在MOD的下架,開始在MOD平台播放,引起其他系統台的不滿,最終遭致台灣數位光訊旗下的中投有線電視公司的移頻,三立新聞台則被移至中投有線電視公司的第70台。三立新聞台最後屈服於系統台的商業壓力,同年9月起停止在MOD上架,三立左右逢源的盤算落空。  再其次是2016年,最大三家頻道代理商凱擘、全球、佳訊3家代理商,對新加入市場的新系統商北都有線電視公司、全國數位有線電視公司、新彰化有線電視公司、新高雄有線電視公司頻道授權,一開始即以不合理的行政戶數的15%做為計價基礎,形成差別待遇的結果,從而提高對手成本有阻礙市場競爭的效果,最終遭致公平會的重罰。  最後則是今年發生的,頻道商的民視新聞台與系統商交易時,要求系統商除購買民視新聞台之外,同時也必須購買民視第一台與民視台灣台兩個原本只在無線電視播出的電視節目,爭執後的結果是,凱擘與中嘉兩家系統商,妥協的接受民視要求的交易條件,唯獨第三大的系統台TBC不同意該交易條件,雙方在NCC調處12次,仍然未能獲得一致之共識。  從以上幾個曾經發生的例子,可以發現Discovery頻道代理移轉案,表面上是兩大代理商的爭執,發生的影響效果仍然及於有線電視上下游市場。三立新聞台的爭議雖屬不同視訊平台的競爭問題,同樣的產生影響效果的地方,仍是有線電視上下游的市場。MG事件的發生雖屬系統業者的競爭問題,其實質問題仍是有線電視上下游的爭議。最後,民視無線電視台與TBC的衝突,也是有線電視上下游的交易問題。  從以上發生的個案歸納分析,有線電視產業的爭議均出於上下游交易的問題。就政府施政角度而言,既然已經知道問題癥結,似乎應當針對有線電視上下游,建立一可長可久、透明、健全的交易制度,這是當前監理單位刻不容緩的工作。(作者為東吳大學法律系兼任教授)

  • 莊春發》黑箱的頻道交易

    有線電視市場裡頻道商與系統商關係密切,任何一位業者如欲經營好視訊市場的生意,都無法輕忽前述兩項的任何一項工作。因為光有優良的視訊頻道,若欠缺快速與消費者連結的平台,頻道商只能於視訊市場上徒呼負負,無法獲得既定之經濟利益。反之,即使系統商擁有與消費者快速連結的平台,若欠缺吸引消費者興趣的視訊節目,必然無法讓消費者成為特定系統商的客戶,最終無法獲取一定的經濟利益。換言之,視訊市場的上游頻道商與下游的系統商具有明顯的唇齒關係,若欲經營好視訊生意缺一不可。 相對而言,系統商與消費者直接對話與收費,收完費之後再回過頭與頻道商拆帳,因此系統商似乎在視訊市場上,占有一點點優勢。過去雙方曾經有4、6拆帳的默契,亦即系統商取消費收入的6成,而頻道商則分得消費收入4成。但隨著系統商市場結構的改變,多系統商(MSO)架構的出現,上述的默契有所變動,利益的分配最終取決於兩方市場力大小的變化而定。甚至到MSO時期,進入頻道市場建構所謂的代理商制度後,頻道商與系統商過去充分合作的關係乃生巨變。為獲取各自經濟利潤的最大,上下游廠商乃產生許多的摩擦,甚至因此興訟。 以過去幾年所發生例子為例,首先是2014年Discovery頻道代理商轉換所產生的爭議,Discovery頻道原本由凱擘代理,但不知甚麼原因轉為中嘉集團投資的全球代理商代理,凱擘要求全球代理商Discovery頻道的價格要大幅降低,但全球認為市場條件並未有任何的變動,為何代理權一旦轉換時,凱擘隨即要求Discovery頻道的價格要降低,最終進入NCC的調處,NCC調處委員只能要求不能斷訊以免影響消費者權益下,兩造私底下慢慢協調。 其次,三立新聞台在2016年7月,取代UDN新聞台在MOD的下架,開始在MOD平台播放,引起其他系統台的不滿,最終遭致台灣數位光訊旗下的中投有線電視公司的移頻,換成進行奧運轉播的的民視四季台,台灣數位光訊宣稱是為增加南投地區消費者奧運節目的收視。三立新聞台則被移至中投有線電視公司的第70台。三立新聞台最後屈服於系統台的商業壓力,同年9月起停止在MOD上架,三立左右逢源的盤算落空。 再其次是2016年,最大三家頻道代理商凱擘、全球、佳訊三家代理商,對新加入市場的新系統商北都有線電視公司(台北市)、全國數位有線電視公司(新北市)、新彰化有線電視公司(彰化縣)、新高雄有線電視公司(高雄市)頻道授權,一開始即以不合理的行政戶數的15%做為計價基礎,形成差別待遇的結果,從而提高對手成本有阻礙市場競爭的效果,最終遭致公平會的重罰。 最後則是今年發生的,頻道商的民視新聞台與系統商交易時,要求系統商除購買民視新聞台之外,同時也必須購買民視第一台與民視台灣台兩個原本只在無線電視播出的電視節目,爭執後的結果是,凱擘與中嘉兩家台灣第一大與二大的系統商,妥協的接受民視要求的交易條件,將民視第一台與民視台灣台兩個頻道放進播出頻道中,唯獨第三大的系統台TBC,不同意該交易條件,雙方在NCC調處12次,仍然未能獲得一致之共識,最後只能循Discovery頻道爭議的解決方式,由NCC背書民視不對TBC提告,要求TBC所有系統先播出民視新聞台。交易條件或授權價格雙方慢慢再談。 從以上幾個曾經發生的例子,可以發現Discovery頻道代理移轉案,表面上是兩大代理商的爭執,發生的影響效果仍然及於有線電視上下游市場。三立新聞台的爭議雖屬不同視訊平台的競爭問題,同樣的產生影響效果的地方,仍是有線電視上下游的市場。MG事件的發生雖屬系統業者的競爭問題,其實質問題仍是有線電視上下游的爭議。最後,民視無線電視台與TBC的衝突,也是有線電視上下游的交易問題。 從以上發生的個案歸納分析,有線電視產業的爭議均出於上下游交易的問題。就政府施政角度而言,既然已經知道問題癥結,似乎應當針對有線電視上下游,建立一可長可久、透明、健全的交易制度,這是當前監理單位刻不容緩的工作。 (作者為東吳大學法律系兼任教授)

  • 防媒體壟斷 NCC多此一舉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7月5日公布「媒體壟斷防制與多元維護法」草案內容,希望「維護意見的多樣性、保障新聞從業人員的專業自主,以及促進多元文化均衡的發展。」並期望透過明確可行之管制原則達到這個目標。  反媒法的訂定目的是防止媒體「言論市場」不要因為規模過大而產生控制社會言論的自由,但新版本對言論市場的範圍、內容、定義並沒有明確說明,什麼條件下壟斷會產生,也沒有清楚的交代,僅在法條草案的第12條利用市場結構管制的方式,畫出媒體業者「整合」的5項紅線規定,禁止媒體業者併購或整併。  違反5項紅線的整合不被NCC允許:1、訂戶數占全國總訂戶數20%以上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與無線電視事業、經營新聞及財經頻道、全國性廣播或全國性日報之事業整合。2、無線電視事業與無線電視事業之整合。3、因整合而使整合後之媒體市占率達1/3以上者。4、同一事業及其關係人,整合有線廣播電視系統、多媒體內容傳輸平台、無線電視、全國性廣播、新聞及財經頻道、全國性日報及頻道代理商,超過3項者。5、整合後之媒體持有新聞及財經頻道或製播新聞節目之頻道數達5個以上者。但地方頻道不在此限,整體觀之,並未對言論市場的範圍明確的界定。  此外,基於媒體事業之經營,涉及言論自由、新聞專業自主及文化多元等公共利益甚鉅。為彰顯媒體對經濟秩序之監督功能,避免金融集團挾資金優勢,對媒體產業形成不公平競爭的條件與環境,造成箝制媒體言論方向與內容及言論集中化情形,明定媒金分離之規範。若按此邏輯,只要擁有龐大財務能力的企業均不可經營媒體,偏偏媒體的經營經常又是資本密集的產業,那麼媒體要由誰來經營?  讓人最為不解的是,當前言論市場最重要的管道:網路,在該草案的第二條的媒體定義中,並未將網路媒體列為管制的主體。  台灣的媒體市場真的產生嚴重的壟斷情形嗎?以民國80年為分水嶺加以觀察,以前只有台視、中視、華視3家無線電視台,在早、中、晚提供新聞訊息,現今有線電視專業的新聞台增加了民視、年代、東森、中天、三立、TVBS、非凡、壹電視等13個新聞台,家數已經大幅增加。如果以收視率為指標,則可觀察到新聞台是百家爭鳴的局面。  民國76年以前,報紙市場長期因為政府管制的關係,市場僅維持有31家的局面。報禁開放後,到105年新聞出版家數已經擴充到234家。同樣的,廣播電台80年代以前,僅有中廣、警廣等公立為主的29台,隨著10次的廣播電台的開放,電台數已經增至172台。  台灣社會當前已經存在相當多元的管道,讓人民可以發聲,表達其心聲、意見,真的還需要訂定媒體壟斷防制與多元促進法嗎?  (作者為景文科技大學教授)

  • 莊春發》防媒體壟斷 NCC多此一舉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7月5日公布「媒體壟斷防制與多元維護法」草案內容,希望「維護意見的多樣性、保障新聞從業人員的專業自主,以及促進多元文化均衡的發展。」並期望透過明確可行之管制原則達到這個目標。  反媒法的訂定目的是防止媒體「言論市場」不要因為規模過大而產生控制社會言論的自由,但新版本對言論市場的範圍、內容、定義並沒有明確說明,什麼條件下壟斷會產生,也沒有清楚的交代,僅在法條草案的第12條利用市場結構管制的方式,畫出媒體業者「整合」的5項紅線規定,禁止媒體業者併購或整併。  違反5項紅線的整合不被NCC允許:1、訂戶數占全國總訂戶數20%以上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與無線電視事業、經營新聞及財經頻道、全國性廣播或全國性日報之事業整合。2、無線電視事業與無線電視事業之整合。3、因整合而使整合後之媒體市占率達1/3以上者。4、同一事業及其關係人,整合有線廣播電視系統、多媒體內容傳輸平台、無線電視、全國性廣播、新聞及財經頻道、全國性日報及頻道代理商,超過3項者。5、整合後之媒體持有新聞及財經頻道或製播新聞節目之頻道數達5個以上者。但地方頻道不在此限,整體觀之,並未對言論市場的範圍明確的界定。  此外,基於媒體事業之經營,涉及言論自由、新聞專業自主及文化多元等公共利益甚鉅。為彰顯媒體對經濟秩序之監督功能,避免金融集團挾資金優勢,對媒體產業形成不公平競爭的條件與環境,造成箝制媒體言論方向與內容及言論集中化情形,明定媒金分離之規範。若按此邏輯,只要擁有龐大財務能力的企業均不可經營媒體,偏偏媒體的經營經常又是資本密集的產業,那麼媒體要由誰來經營?  讓人最為不解的是,當前言論市場最重要的管道:網路,在該草案的第二條的媒體定義中,並未將網路媒體列為管制的主體。  台灣的媒體市場真的產生嚴重的壟斷情形嗎?以民國80年為分水嶺加以觀察,以前只有台視、中視、華視3家無線電視台,在早、中、晚提供新聞訊息,現今有線電視專業的新聞台增加了民視、年代、東森、中天、三立、TVBS、非凡、壹電視等13個新聞台,家數已經大幅增加。如果以收視率為指標,則可觀察到新聞台是百家爭鳴的局面。  民國76年以前,報紙市場長期因為政府管制的關係,市場僅維持有31家的局面。報禁開放後,到105年新聞出版家數已經擴充到234家。同樣的,廣播電台80年代以前,僅有中廣、警廣等公立為主的29台,隨著10次的廣播電台的開放,電台數已經增至172台。  台灣社會當前已經存在相當多元的管道,讓人民可以發聲,表達其心聲、意見,真的還需要訂定媒體壟斷防制與多元促進法嗎? (作者為景文科技大學教授)

  • 消費者要有頻道選擇權

     消費者權益的保障經常是主管機關推動政策的最高指導原則,或是最終的施政目標。但是有線電視政策對於消費者權益保障的確實內容或意涵,卻經常是模糊不清或曖昧不明的。  首先,就「媒體平台」消費者要有選擇的可能,讓消費者可以在無線電視、有線電視、直播衛星、電信電視MOD(IPTV)、網路電視OTT等5種不同媒體的平台中間,擁有自由選擇交易對象的機會。  其次,在該既定的媒體平台裡,消費者則要有選擇交易對象的機會。例如,在台北市的松山區,消費者在金頻道或長德兩家有線電視公司中間,有自由選擇的空間。  最後,消費者一旦決定了既定的交易對象之後,消費者對於交易的數量、價格、內容,也應當有選擇自由的餘地。消費者應當有選擇只購買基本頻道,或者同時購買基本頻道與付費頻道,甚至是只購買按頻付費頻道的自由選擇權。  是故,消費者權益的保障基本可區分為3種層次,第1是不同媒體平台的選擇權,第2是既定媒體平台下交易對象的選擇權,第3是在既定媒體對象下,對交易數量、交易價格、交易內容有多元的選擇權。  根據上述3種層次選擇,衍生的媒體政策意涵是:為了有媒體平台的選擇,市場須存在不同媒體,讓消費者有選擇特定媒體的自由,以滿足其對訊息與娛樂之需求。最明顯的例子是有線電視與MOD之間的抉擇,兩種平台間必須存在完全替代的可能,讓消費者只需訂購一種媒體平台,即能滿足他對媒體服務的需求。  目前MOD因為無法獲得有線電視新聞頻道的支援,消費者如想能夠收看即時新聞,同時又想收看高品質的電影頻道時,最後必須同時訂定上述兩種媒體平台,以至於消費支出必須增加。  不過在要求有線電視新聞頻道授權MOD頻台播放時,政策上似乎必須考量MOD地理市場為全國範圍,而有線電視區分為22個區域市場較小的問題,可能形成競爭不公平的情形,因此要求有線電視頻道代理商同意即時新聞在MOD平台播放時,似乎應當也應同時放寬有線電視客戶數上限的限制。  其次,如果交易對象要有選擇的自由,市場上必須要有兩家以上的媒體業者。然而,有線電視服務本身具有密度經濟與規模經濟的屬性,長期不容易維持存在兩家有線電視公司的情形。目前政策上允許新業者進入市場,或者允許既有業者跨區經營,表面上可以獲得短期的競爭效果,但是割喉式的競爭業者是無法長期維持下去的。  最後,消費者要有選擇內容的自由,業者所提供的媒體服務必須要有不同交易數量、不同交易內容、不同交易價格的多元條件存在,如此才能讓市場對頻道有去蕪存菁的淘汰效果。目前主管機關分組付費政策的推行是正確的。總之,藉由消費者權益保障作為最高指導原則,則有線電視政策的改革方向較能獲得客觀的依據,消費者的權益也將較能獲得真正的保障。  (作者為景文科技大學教授)

  • 莊春發》消費者要有頻道選擇權

    消費者權益的保障經常是主管機關推動政策的最高指導原則,或是最終的施政目標。但是有線電視政策對於消費者權益保障的確實內容或意涵,卻經常是模糊不清或曖昧不明的。 首先,就「媒體平台」消費者要有選擇的可能,讓消費者可以在無線電視、有線電視、直播衛星、電信電視MOD(IPTV)、網路電視OTT等5種不同媒體的平台中間,擁有自由選擇交易對象的機會。  其次,在該既定的媒體平台裡,消費者則要有選擇交易對象的機會。例如,在台北市的松山區,消費者在金頻道或長德兩家有線電視公司中間,有自由選擇的空間。 最後,消費者一旦決定了既定的交易對象之後,消費者對於交易的數量、價格、內容,也應當有選擇自由的餘地。消費者應當有選擇只購買基本頻道,或者同時購買基本頻道與付費頻道,甚至是只購買按頻付費頻道的自由選擇權。  是故,消費者權益的保障基本可區分為3種層次,第1是不同媒體平台的選擇權,第2是既定媒體平台下交易對象的選擇權,第3是在既定媒體對象下,對交易數量、交易價格、交易內容有多元的選擇權。  根據上述3種層次選擇,衍生的媒體政策意涵是:為了有媒體平台的選擇,市場須存在不同媒體,讓消費者有選擇特定媒體的自由,以滿足其對訊息與娛樂之需求。最明顯的例子是有線電視與MOD之間的抉擇,兩種平台間必須存在完全替代的可能,讓消費者只需訂購一種媒體平台,即能滿足他對媒體服務的需求。  目前MOD因為無法獲得有線電視新聞頻道的支援,消費者如想能夠收看即時新聞,同時又想收看高品質的電影頻道時,最後必須同時訂定上述兩種媒體平台,以至於消費支出必須增加。 不過在要求有線電視新聞頻道授權MOD頻台播放時,政策上似乎必須考量MOD地理市場為全國範圍,而有線電視區分為22個區域市場較小的問題,可能形成競爭不公平的情形,因此要求有線電視頻道代理商同意即時新聞在MOD平台播放時,似乎應當也應同時放寬有線電視客戶數上限的限制。  其次,如果交易對象要有選擇的自由,市場上必須要有兩家以上的媒體業者。然而,有線電視服務本身具有密度經濟與規模經濟的屬性,長期不容易維持存在兩家有線電視公司的情形。目前政策上允許新業者進入市場,或者允許既有業者跨區經營,表面上可以獲得短期的競爭效果,但是割喉式的競爭業者是無法長期維持下去的。  最後,消費者要有選擇內容的自由,業者所提供的媒體服務必須要有不同交易數量、不同交易內容、不同交易價格的多元條件存在,如此才能讓市場對頻道有去蕪存菁的淘汰效果。目前主管機關分組付費政策的推行是正確的。總之,藉由消費者權益保障作為最高指導原則,則有線電視政策的改革方向較能獲得客觀的依據,消費者的權益也將較能獲得真正的保障。 (作者為景文科技大學教授)

  • 重新檢視黨政軍退出媒體

     行政院6月15日通過「客家基本法」修正草案,條文明定由政府「捐助」設立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辦理全國性客家公共廣播及電視等傳播事項,該法案一旦三讀通過,目前除了以公視、華視為主的公廣集團外,將另有一個新的公廣集團誕生。  依據《廣播電視法》第5條第1項之規定:「政府為特定目的,以政府名義所設立者,為公營廣播、電視事業。由中華民國人民組設之股份有限公司或財團法人所設立者,為民營廣播、電視事業。」因此由客委會設立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辦理全國性客家公共廣播,在「法制上」應當不至於違反《廣電法》第5條之1的黨政軍退出媒體的相關規定。  但是依據新聞報導,「講客廣播電台」開播在即,卻是由客委會主導經營。如果報導屬實的話,客委會的做法極有可能違反《廣電法》第5條之1的黨政軍退出媒體的規範。客委會則宣稱目前的做法只是權宜之計,暫由行政主管機關主持經營,一旦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成立,很快會將「講客廣播電台」交與獨立的專業人士來經營,以規避政府介入媒體的質疑,讓媒體能夠自由獨立地運作,實現客家文化的傳承、語言傳遞的功能。  之前,富邦集團曾因違反黨政軍退出媒體的條款遭NCC處罰,因為台北市政府擁有台北富邦銀行股權而對富邦集團有間接持股,而富邦又是台固媒體的主要投資公司,因此演變成有政府間接持有媒體的情況。  最近台灣數位科技購買東森電視,由於台灣數位科技持股為民意代表所持有,而構成黨政軍介入媒體的條件,因此影響該交易案的許可。  因此,如今客委會如欲直接介入「講客廣播電台」的經營,可說是立即違反黨政軍退出媒體的規範,做法似乎不宜。即使主管機關宣稱該政策的操作僅為短期的權宜措施,但就法論法,政府相關部門更不應落人口實,否則可能得不償失,會被社會誤認為「只許州官放火,不許人民點燈」。  近年來,多件媒體的交易都因黨政軍退出媒體的條款,讓媒體業者與政府部門之間產生很多爭議,不僅官方的解釋引發質疑,更使得媒體產業無法獲得健全發展的空間,甚至讓藉由市場引進競爭機制的政策失敗。  如今,政府單位自己也陷入了違法的爭議,可見目前是應該好好檢討黨政軍退出媒體的政策,以及重新規畫新管制機制的時候了。  (作者為景文科技大學教授)

  • 莊春發》重新檢視黨政軍退出媒體

    行政院6月15日通過「客家基本法」修正草案,條文明定由政府「捐助」設立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辦理全國性客家公共廣播及電視等傳播事項,該法案一旦三讀通過,目前除了以公視、華視為主的公廣集團外,將另有一個新的公廣集團誕生。 依據《廣播電視法》第5條第1項之規定:「政府為特定目的,以政府名義所設立者,為公營廣播、電視事業。由中華民國人民組設之股份有限公司或財團法人所設立者,為民營廣播、電視事業。」因此由客委會設立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辦理全國性客家公共廣播,在「法制上」應當不至於違反《廣電法》第5條之1的黨政軍退出媒體的相關規定。 但是依據新聞報導,「講客廣播電台」開播在即,卻是由客委會主導經營。如果報導屬實的話,客委會的做法極有可能違反《廣電法》第5條之1的黨政軍退出媒體的規範。客委會則宣稱目前的做法只是權宜之計,暫由行政主管機關主持經營,一旦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成立,很快會將「講客廣播電台」交與獨立的專業人士來經營,以規避政府介入媒體的質疑,讓媒體能夠自由獨立地運作,實現客家文化的傳承、語言傳遞的功能。 之前,富邦集團曾因違反黨政軍退出媒體的條款遭NCC處罰,因為台北市政府擁有台北富邦銀行股權而對富邦集團有間接持股,而富邦又是台固媒體的主要投資公司,因此演變成有政府間接持有媒體的情況。  最近台灣數位科技購買東森電視,由於台灣數位科技持股為民意代表所持有,而構成黨政軍介入媒體的條件,因此影響該交易案的許可。 因此,如今客委會如欲直接介入「講客廣播電台」的經營,可說是立即違反黨政軍退出媒體的規範,做法似乎不宜。即使主管機關宣稱該政策的操作僅為短期的權宜措施,但就法論法,政府相關部門更不應落人口實,否則可能得不償失,會被社會誤認為「只許州官放火,不許人民點燈」。 近年來,多件媒體的交易都因黨政軍退出媒體的條款,讓媒體業者與政府部門之間產生很多爭議,不僅官方的解釋引發質疑,更使得媒體產業無法獲得健全發展的空間,甚至讓藉由市場引進競爭機制的政策失敗。 如今,政府單位自己也陷入了違法的爭議,可見目前是應該好好檢討黨政軍退出媒體的政策,以及重新規畫新管制機制的時候了。 (作者為景文科技大學教授)

  • 本期《周刊王》精采內容 陸娛龍頭豪獵全台最大夜店

    本期《周刊王》精采內容 陸娛龍頭豪獵全台最大夜店

     北市最大夜店「Myst」求售,消息傳開後,大陸最大娛樂集團「諾亞方舟」表態想重金收購。《周刊王》直擊,「諾亞」派出廣州區執行董事劉軒誠,與夜店管理者、劉喬安前男友莊起鳴協商。在電影《夜蒲團》3P演出的辣模王寶第,也在場作陪炒熱氣氛。  劉軒誠坦承,已和Myst大股東ATT總裁戴春發父子談過,對方因夜店近年形象差,想出售手中持有約6成的Myst股份。但實際經營者的莊起鳴對買賣有意見,仍不想放手經營權。ATT董事長戴春發也證實,目前至少有2、3家買主洽談,莊起鳴則表示,「但我們不是談Myst買賣,而是談對岸合作事宜。」  威京集團主席沈慶京驚爆赴港融資,借年利率高達40%的高利貸,無力償還沉重利息,遭債主香港先機集團指控,欠債60億台幣,還私下玩兩面手法,一方面承諾還錢,另方面卻控告債主偽造本票。但沈這次卻踢到鐵板,不但借高利貸難賴帳,相關人士還因塗銷本票日期,恐觸犯偽造文書罪。  言行屢爆爭議的「亂神」黃國昌就職立委半年多,最近在新北市汐止區的地方服務案,遭爆專門割稻尾、搶功勞。日前,市議員廖正良與中央、新北市府官員會勘,處理汐止區白雲里水源路2段,當地有路幅狹小、夏季供水不足等問題。廖大吐苦水,兩個服務案早已進行妥善處理,黃國昌剛上任,卻搶著攪局硬要「參一咖」,擺明是來搶功的。  廖正良不滿地說,黃國昌選舉時還把康寧街交流道列為政見,卻沒做足功課,其實早在李慶華任立委時期,就爭取設交流道,相關進度也在藍營民代掌握中,如今黃竟然大張旗鼓來插花。其他綠營人士也指出,當初民進黨和時代力量談合作,硬要市議員沈發惠禮讓黃選立委。然而黃當選後,就搶著推台鐵汐科站月台加寬案,強硬收割沈發惠辛苦耕耘成果,時代力量應該可以改名為「鐮刀力量」了。黃國昌至截稿前未獲應,其汐止服務處主任陳裕仁則說,水源路拓寬及供水問題,是應里長陳情而協助,無割稻尾之意。本期附贈日模佐佐木希跨頁美照!更多精采內容,詳見今天上市的《周刊王》。

  • 夜蒲團辣模助攻 直擊陸資搶購全台最大夜店

    夜蒲團辣模助攻 直擊陸資搶購全台最大夜店

     北市最大夜店「Myst」求售,消息傳開後,大陸最大娛樂集團「諾亞方舟」表態想重金收購。《周刊王》直擊,「諾亞」派出廣州區執行董事劉軒誠,與夜店管理者、劉喬安前男友莊起鳴協商。在電影《夜蒲團》3P演出的辣模王寶第,也在場作陪炒熱氣氛。  劉軒誠坦承,已和Myst大股東ATT總裁戴春發父子談過,對方因夜店近年形象差,想出售手中持有約6成的Myst股份。但因實際經營者的莊起鳴,對買賣有意見,仍不想放手經營權。ATT董事長戴春發也證實,目前至少有2、3家買主洽談,莊起鳴則表示,「但我們不是談Myst買賣,而是談對岸合作事宜。」 更多精采內容,詳見本期《周刊王》,最新125期隨刊附贈「小顏美人 佐佐木希」跨頁海報,值得珍藏。雜誌內還附超商折價券,幫您激省1,255元,粉絲切勿錯過,詳情請參看周刊內活動頁。

  • 景文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教授莊春發:產業整併 結果甜美最重要

    景文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教授莊春發:產業整併 結果甜美最重要

     國際企業皆積極建立大者恒大的優勢產業地位,如果台灣持續只有由小規模的企業形塑出大的產業樣貌,將不只是現在的經濟發展會遇到瓶頸,這種模式的企業經濟結構未來將步上恐龍後塵,也就是在既有的世界看起來很大,但最終會在地球上消失,所以考量整體經濟情勢的長期發展,我對日月光、矽品的結合個案持樂觀其成的看法。  依目前日月光、矽品結合在《公平交易法》申請過程上針對市場要以國內、國際市場哪一個為依據引起爭議,以我之見,由於封測廠總營收有7成來自國際大廠,而且要面臨的國際競爭是國際的封測廠以及大型像英特爾這一類的IDM廠,因此應該以國際市場作為計算市占率的依據。  正如以反托拉斯文獻中定義來解釋,台灣並不屬於強市場,而是弱市場。也因此,在討論市場競爭時,需以國際市場來分析較適當。  就算以美國司法部結合原則來看,日月光與矽品的結合,仍屬於非集中度(HHI)產業,這算在美國公部門是不需理會的。  非合意收購聽來殘忍,但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從事經濟的過程都是殘忍的,但最重要的是結果要是甜美的。  就近期日月光、矽品的結合的結果來分析,台灣半導體產業將可因此提升在國際間的議價權、談判權。台灣半導體產業出口額占總出口額約24%,在分析個案時不要像井底之蛙只看到台灣,而是要放眼全世界,要讓台灣產業在國際舞台上更具競爭力。

  • 江雅綺:關鍵在內容 莊春發:應拿掉藩籬 周韻采:是時候修法

    時代不同了,民眾對政黨、政府是否可投資媒體的看法也改變了。2014下半年數位匯流大調查發現,59.0%民眾贊成政府或各政黨可擁有一個頻道宣揚政治理念,59.9%同意讓政府資金投入電視節目。 北科大教授江雅綺指出,談媒體,問題不在別的,關鍵永遠是內容。從媒體內容出發,再看所謂黨政軍條款,台灣並不缺人才,而是缺少資金。就因缺少資金,沒人願意花錢投資好內容,寧可購買國外節目,長此以往,對台灣內容產業和人才培養都是傷害。若真要推動文創產業,該考慮開放更多資金,為產業帶來活水。 景文科大教授莊春發強調,從有線電視和MOD歷次調查數字都顯示,內容,才是民眾真正在乎的重點,但為何MOD永遠都只有一百多萬戶,是因為MOD帶來的只有娛樂、沒有訊息,廣電三法使得擁有MOD的中華電信沒辦法自己組合節目。 莊春發認為,應拿掉黨政軍退出媒體跟新聞節目不能進到MOD播出及有線電視收視戶上限等規範,如此各業者才有可能站在平衡的立足點,各憑本事競爭。「台灣數位匯流最大的問題是政府製造了一些藩籬,雖然行政院目標是數位匯流,可是做的事情卻是用法律來限制產業發展。」 莊春發強調,應大開大合,拿掉這些藩籬,去除關鍵因素的控制,MOD跟有線電視才會有真正的競爭關係,「解鈴還須繫鈴人,解鈴人就是NCC。」 元智大學教授周韻采指出,過去要求黨政軍全面退出媒體,調查卻發現,民眾願意讓政黨來經營一個頻道,「這很有趣,大家認知道媒體有政黨色彩,但卻不反對甚至同意這樣的作法,表示民眾對黨政軍有了新的認知。」 周韻采說,若無法完全消除政黨標籤、成為無政黨媒體,事實上,無政黨媒體也不符合現在大眾的口味,所以只要是民眾想看的資訊都有在頻道中呈現,那麼不管是多麼小眾的、只要有固定收視率,就是一種平衡跟競爭,「從這角度來看,黨政軍條款是可以修改的時候了。」

  • 莊春發:數位匯流先大赦 去除障礙

    2015一開春,4G議題就火熱,延續去年就備受關注的數位匯流相關修法進度,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主委石世豪預告今年一定讓外界看到數位匯流大法,但學者認為,修法腳步永遠趕不上技術和市場發展速度。景文科大教授莊春發就直言,針對修來修去修成愁的陳年舊法,NCC應以「大赦」的魄力,去除匯流障礙,才是王道。 回顧2014的10大數位匯流新聞,從4G開台、頂新購中嘉、電信業大洗牌、WiMax有轉機、有線數位大躍進、跨區經營開打、小米個資疑慮、廣電三法未過關、無線必載談不攏,到電信法不重送、匯流法將提出、高層人事異動等,幾乎都是直接延續到今年且至為關鍵的議題。 就法令而言,莊春發分析,NCC將管制結構改成基礎階段、平台階段、應用階段,首先要做的是市場的畫分要清楚乾淨,「若不乾不淨,就很難管理。歸根究柢,還是要回到法律。」三個架構中,平台將有線都放在一起,包括電信和有線電視。 莊春發舉黨政軍的問題為例,不單只是影響有線電視,也影響電信業,他認為「最基本的障礙要拿掉,否則政府本身就是製造障礙的人。」黨政軍退出媒體的限制,限制了企業集團,也限制了政府股份參與電信事業和有線電視的的經營。光是電信業,台哥大後面就有富邦,富邦後面有政府持股,這樣的現況該如何解決?他提出,比較好的辦法是先「大赦」,把這個問題拿掉。 為了推動數位匯流,當障礙去除,電信業就可借由線纜進入有線電視,有線電視也可藉由線纜推出新的加值服務,「你可以來我這邊,我也可以過去你那邊,這樣才公平。」否則現在關鍵節目的控制權造成無法匯流,重要的新聞節目只在有線電視播出、MOD看不到,造成MOD消費者沒新聞可看;反過來,MOD也曾掌握重要運動比賽播出,讓有線電視收視戶扼腕。這些都是利用技術性的障礙損傷消費者權益、造成市場競爭不完全。 莊春發解釋,所謂「大赦」,是先了解障礙在哪,再針對障礙提出解決方案。數位匯流不是口號、而是實質的進行式,全世界都在發生中。現在的障礙究竟是法令不周全?還是業者心態不正確?要先釐清,「賺錢是企業的天職,不一定伴隨罪惡,政府若能將天一般高的圍牆改成一公尺高,則所有的路人都能看到花園裡的美麗、聞到花香。這是政府該為消費者做的事。」

  • 台灣多少政策改革是假競爭之名而進行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在5月提出「鼓勵競爭之不對稱管制措施」公開意見徵詢,政策核心是想提高傳播與通訊產業競爭水準,增進業界生產效率和消費者福利水準。政策基本目的值得支持與讚賞。 惟可惜的是政策目的的競爭內涵,僅僅以達成市場「有效競爭」為目標,接著者根據類似公平法管制的模式訂定規範,對於欲達成的競爭目標內涵,似乎只有模糊不清的描述。 「競爭」一詞原本為社會普通用語,經經濟學家演繹,逐漸變成經濟學最重要基石。之後,新古典學派應用數學方法建立「完全競爭」慨念,並藉此建立「配置效率」與「生產效率」,說明社會福利水準。一旦「完全競爭」模型及衍生之結論為社會接受,實際社會市場一旦偏離此狀態,政府即有加以矯正必要。 然而,完全競爭市場的存在必須:1市場產品同質,2市場每家廠商無法影響市場價格,3廠商進出市場自由,4每家廠商熟知市場消息。這些條件在一般市場很難一次滿足,是故,完全競爭概念形塑的市場很可能是空集合。1940年代,結構-行為-績效理論興起,確認市場競爭程度變成最重要實務工作,完全競爭理論的實用缺陷更加凸顯。 為滿足實務需求,經濟學者Sosnick(1950)依據結構學派結構-行為-績效理論,建立17項判斷指標的「可運作競爭」(Workable Competition)概念。但因這些指標認定仍存有許多不易克服困難,無法解決市場競爭認定問題。引發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Stigler揶揄:「要判斷一市場是否屬競爭狀態,可請求一位程度尚佳的博士生研究後加以裁決,但其他人不能重新認定該市場是否為競爭,則是很重要的前提」。 新古典理論競爭的概念無法滿足實務需求,紐約大學經濟學者再提出「競爭性市場」(Contestable Market)概念,認為市場只需存在進出沒有障礙及市場進出不需成本等條件,市場即存在競爭性,競爭結果廠商與完全競爭模型相同只能賺取正常利潤。 競爭性市場最重要的意義是市場內廠商數目多寡對競爭並非必要,市場上只要存在上述進出自由且不需成本的屬性,則市場結構即使只有一家廠商,受限於市場潛在競爭者威脅,獨家廠商最後亦僅能賺取正常利潤,市場廠商數對競爭而言,並不非必要。 之後,競爭性市場的屬性要一市場存在市場進出自由與進出不需成本的條件,在實務市場很難出現,因此有人認為「競爭性市場」概念與「完全競爭」一樣,在現實世界屬空集合。欲藉此觀點衡量現實世界市場是否存在競爭,可能又要緣木求魚。 1990年代有線電視崛起,政策上更需判斷特定市場是否處競爭狀態,有效競爭(Effective Competition)概念出現。學者Dertouzos與Wildman(1990)研究電視市場,發現至少必存在5個非重覆視訊,才能形成市場有效競爭,超過第5個非重覆視訊,對當地費率並不產生降價效果。Bykowsky和Sloon(1990)也發現類似結論,須存在6六個非重覆視訊的電視台,有線電視費率才會產生有效競爭效果。Grandall(1990)也發覺相同情況,非重覆視訊由一家逐次增加到5家時,每增1家對費率均有降價效果,不過其影響力呈遞減現象,若非重覆視訊家數到達5家時,則再增加1家非重覆視訊,對費率不產生降價影響。 換言之,有效競爭概念係以市場廠商家數須達何種程度才不至產生降價效果做為標竿,市場達成此境界時即屬有效競爭。政策涵義上是一旦市場處有效競爭時,主管機關將不對該市場進行管制,市場運作一切尊重市場機制。 不知NCC制定「鼓勵競爭之不對稱管制措施」時,所採用競爭觀是以何種模型為準?未來將採用何種衡量方法,確立傳播與通訊市場是否處於競爭狀態,而不須對該市場進行管制? 作者莊春發是景文科技大學教授。

  • 對傳播播與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 進行事前不對稱管制的看法

    國家訊傳播委員會(NCC)第590次委員會通過,對外徵詢「鼓勵競爭之不對稱管制措施」公開意見徵詢。其中對市場競爭評估中提出:「市場主導者的不對稱管制機制,係為防制市場主導者濫用市場力量,對其他業者進行違反公平競爭或不利競爭之行為,或阻礙新進業者參進市場,因而在沒有充分競爭市場中對於市場主導者進行「事前」(ex ante)不對稱管制措施。 「事前管制」意謂法律可在不需有不競爭行為發生就介入,當市場上具有可能導致不競爭的特性時就可介入,但市場上是否具有可能導致不競爭的特性,則需就市場競爭狀況評估。」 最重要的議題是爭議的市場是否存在競爭狀態,然而市場競爭是否存在又與市場範圍界定有密切關係,此外,市場主導者如何決定也是關鍵。且市場主導者尚未有市場支配力行為時,即須加以管制。換言之,被認定為市場上的主導廠商,在未有具體反競爭行為時,主管機關即可以行政力介入規範主導事業的市場行為。 此政策的設計問題之一是,NCC並非競爭之專業機關,以上工作如市場界定,市場「有效競爭」之認定是否能所勝任。過去即使是競爭機關的公平會執行起來都有些吃力,甚至力有未逮。因此除非NCC另外增設競爭處室,專業負責此繁複的認定工作,否則前景不被看好。加以傳播與通信產業技術進步一日千里,欲完成上述工作,還須有通訊傳播專業技術。 問題之二,如以事前及市場結構因素為標準,做為管制市場主導者的考量,很可能產生1960年代美國「無過失主義」謬誤。過去美國社會基於廠商擁有優勢地位的厭惡,1960年代立法規定私人以他人違反修曼法(Sherman Act)第二條實施獨占規定致其受損者,可請求三倍賠償(three damage)。之後類似案件遽增,不過這種私人為主體的訴訟原告,需證明以下事實存在:(1)被告違反法律規定,(2)被告該項違反法律行為與原告所受損害間,存在因果關係。 此種舉證對一般私人訴訟人殊為不易,因此有人主張,在私人為原告之案件中,只要被告擁有獨占勢力之事實被證實或成立,則原告毋庸進一步證明被告曾實施任何違反修曼法第二條獨占規定之行為。換言之,被告違法實施獨占力濫用責任的成立,並不以一定行為為要件。亦即原告只需證明被告擁有一定之市場力量(market power),不需證明被告是否採行任何違法行為,其犯罪事實即成立。 做成如此主張的理由在於,廠商一旦取得市場優勢地位,執法部門實不需進一步討論其是否採行獨占性訂價壓榨消費者,或採行其他排除競爭者的行為。其立論依據為,就理性廠商角度而言,其必會善用既有資源於市場上,具有優勢地位之廠商,必然會藉由擁有的市場力實行上述獨占力濫用行為。因此在實務上不需發現或察覺該項行為的存在為必要條件。只要廠商擁有獨占地位身份,即可逕自認定其已違反法律。 基本上,這種無過失(No-fault)實施獨占見解的根本目的,在於打散或防止經濟勢力集中,因此若一廠商被證明於任何相關市場上擁有獨占地位,執法機關即可採行解體(dissolution)或分解(divesture)等結構性救濟(structure relief)措施,分散該廠商獨占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以無過失概念為基礎的執法策略,雖然以廠商在市場的「獨占地位」為法律執法要件,但在實務處理上仍相當注意廠商經濟效率要求。若廠商獨占地位形成,如係肇因於規模經濟,而「規模經濟」又是該產業生產所必需時,則不對該廠商採打散或解體措施。不過是否係「規模經濟」所必要的抗辯,則由涉案廠商負舉證責任。 此外,由於這種法律執行的對象,並不以廠商任何過錯或不當行為為基礎,因此為免於法律過於嚴酷苛刻,此種法律的執行並不加諸涉案廠商任何刑事或民事之制裁或處罰。換言之,該執法目的,並不於懲罰,而係恢復與維護市場上的競爭。 總之,不能對症下藥的管制政策,管結構而不管行為的措施,終究很難解決廠商藉由高市場佔有力而遂行市場力濫用問題,在歷史洪流裏,最後將為有智慧的社會所拋棄。產業經濟學的發展所呈現歷史軌跡亦是如此,以傳播通信事業的「不當行為」,做為管制的原則,似乎才是解決問題的正道。

  • 過時的黨政軍條款 莊春發:應取消投資限制、周韻采:直接投資不過半

    台塑買八大因黨政軍條款踢到鐵板,景文科大教授莊春發表示,這凸顯黨政軍條款不合時宜,已失去時空背景正當性,應全面取消投資限制,讓媒體產業回歸市場機制。元智大學教授周韻采則主張政府直接投資不過半、不要有經營權。 莊春發說,黨政軍條款是當年為了解決中視台視華視「一黨一政一軍」的壟斷獨佔情況而誕生的歷史產物,時至今日,黨政軍條款除了卡住產業正常發展,早已不具任何意義,「這年頭,誰能控制言論?誰又能影響誰?」看看太陽花事件,所謂傳統主流媒體,遠比不上網路和社群力量,就是最好證明。 「時代在變遷,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莊春發指出,黨政軍條款應走入歷史,限制應全部拿掉,新時代,要有新思維、新做法,不應走回頭路,討論直接或間接投資、上限10%或5%,都沒有意義,重點是活絡產業發展,讓有線電視和電信業都能公平進入媒體產業,互相競爭,把市場做大。 「媒體本來就有立場、電視台本來就有政黨傾向」,莊春發說,台灣媒體多元,有統派、有獨派、有不統也不獨的派,各有各的生存方式、各有各的獲利模式,只要各自講理就好。台灣社會已不可能出現言論被完全操控或壟斷,「管太多,實在沒必要」。 元智大學教授周韻采認為,與其討論轉投資幾層的掩耳盜鈴做法,倒不如直接規定政府投資不超過50%,也就是不要由政府直接經營媒體。至於政黨經營媒體,則應在政黨法規定,與廣電法規脫鉤,就能一次解決延宕多年的黨政軍條款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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