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含有葛兆光的搜尋結果，共03筆
上海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院長葛兆光昨天表示，中國傳統上有根深蒂固的天朝觀念，在突然崛起於國際社會後，若欠缺同步推進的文明發展，仍有與其他文明發生衝突的可能。台灣專欄作家公孫策認為，西方國家看到了大陸崛起，發現苗頭不對，因此高喊狼來了，目的還是維護自身利益。 \n 葛兆光與公孫策昨天共同出席「2012兩岸人文對話：中華文化與世界和平」座談會，與多位兩岸文化與國際關係學者共同就中華文化議題交換意見。 \n 葛兆光指出，他不認為西方學者杭廷頓提出「文明衝突論」內容全是錯的，在討論文明與文化議題時，應適當區分兩者的不同。文明是推動人類社會趨同的因素，文化則相反；文明可不斷進化，有高下之分，但文化並沒有優勝劣敗或高低之分。 \n 葛兆光認為，中國傳統上有根深蒂固的天朝與朝貢概念，在突然崛起的國際地位中，若欠缺同步推進的文明發展，並吸取傳統文化的優點，有可能轉化為強烈的民族主義，進而與其他文明發生衝突，造成「文明間的衝突」。 \n 提到文明間的衝突，公孫策表示，中西方對國家領土觀念的巨大差異，是產生衝突的重要因素；看到中國崛起了，西方國家看苗頭不對就天天幻想，高喊狼來了，試圖壓抑中國。 \n 葛兆光指出，西方資本主義體系將全世界納入美國可掠奪資源的範圍，冠以「為全球創造利益」之名，實際仍是帝國主義的思維。相對來說，中國朝貢體系只要求朝貢者承認中國是霸主就好，中國甚至會回報更多給朝貢者。 \n 公孫策說，台灣小、大陸大，但台灣電子科技先進，大陸科技也日漸興盛；中國是最大消費國，但世界電子產品規格卻由外國訂定，如果兩岸聯手，將可成就國際大品牌，並自訂兩岸電子產品規格。 \n 葛兆光並引述大陸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日前在博鰲論壇上說，「兩岸攜手賺全世界的錢」，這是可以做的。
（文接B10版） \n 避免界定一個包括台灣的「中國」，避免一個包含了台灣史的「中國史論述」，試圖超越現代中國政治領土，重新確認台灣的位置，這一思路當然摻入了現時台灣一部分歷史學家太多的政治意圖。不過，在歷史學領域，確實也有人從台灣本土化的願望出發，藉著超越民族國家的區域研究之風氣，重新檢討中國史的範圍。 \n 其中，一些台灣學者提出了「同心圓」的理論，最具代表性的當然是杜正勝先生。在一篇相當具有概括性的論文中，他說，「到1990年代，此（指台灣代表中國）一歷史幻像徹底破滅覺醒了，新的歷史認識逐漸從中國中心轉為台灣主體，長期被邊緣化的台灣史研究，已經引起年輕學生的更大的興趣。我提倡的同心圓史觀扭轉『中國主體，台灣附屬』的認識方式，也有人深有同感」，他覺得，這是反抗文化霸權，因而試圖瓦解傳統的「中國」論述，代之以一個以台灣為中心，逐級放大的同心圓作為歷史論述的空間單位，即第一圈是本土的鄉土史，第二圈是台灣史，第三圈是中國史，第四圈是亞洲史，第五圈一直到世界史。 \n 在杜氏的理論背景中，除了依賴區域史與世界史論述，分別從「小」與「大」兩面消解「中國論述」之外，把「中國」這個國家的政治整合與文化認同分開，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支柱。由於杜氏的論述是建立在把「台灣」從「中國」認同中「拯救」出來的基礎上，因此他強調，所謂「中國」是在戰國晚期逐漸形成的，「此『中國』與以前具有華夏意味的『中國』不同，它進一步塑造漢族始出一源的神話，漢文化遂變成一元性的文化，這是呼應統一帝國的新觀念，完全扭曲古代社會多元性的本質」。 \n 這種依賴於政治力量的整合，使被強行整編到中國的文化，又隨著政治力量進入「中國」的周邊地區，改造土著，因此，「漢化」這個過程，並不像過去想像的那樣，是一個文明化（華夏化）的過程，而是一個政治統合的歷史，在強勢力量的壓力下，土著只有漢化，因為「漢化是取得社會地位的惟一途徑，堅持固有文化者遂被主流價值所鄙視」，因此，按照他的說法，台灣是被迫整編進中國論述中的，要增強台灣的族群認同，當然就要破除中國文化同一性神話，這種所謂同一性，不過是在政治權力的霸權下實現的。 \n 他們覺得，這是祛除台灣文化認同與歷史敘述的「混亂」的良方。但是，且不說這種論述的歷史依據如何，從歷史論述上看，台灣的清晰，帶來的是中國的殘缺，原來似乎沒有問題的中國論述，在這種「離心」的趨向中，也發生了同樣的「混亂」。2003年底，在慶祝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七十五週年的會上，作為原所長的杜正勝，又發表了一篇相當重要的講話，其中提到當年在大陸時，傅斯年等人一方面提倡近代性的歷史學，即「不該有國情之別，只有精確不精確，可信不可信」的學術，但是一方面又由於內心關懷和外在環境，有很濃烈的「學術民族主義」，這種「學術民族主義精神使史語所扮演另一個愛國者角色」，可是，如今卻不同，他在第六節〈期待新典範〉中提出，「史語所在台灣，客觀情境讓它跳出『中國』這個範圍的拘限，讓它走出與人爭勝的『國』恥悲情」，這個時候，他提倡的是「超越中國的中國史」，是「從台灣看天下的歷史視野」。 \n 從台灣看天下，因此台灣是中心，歷史論述中，時間如果被王朝所捆綁，那麼歷史常常就是以政治王朝為經，以皇帝更替為緯的王朝史，空間如果被帝國所限制，那麼歷史描述常常就會有中心與邊緣的層級差異，但是，當這種時間與空間被新的視野和新的分期所替換，那麼確實會形成新的論域。1998年，鄭欽仁在《當前中國史研究的反思》中引述了日本人尾形勇、岸本美緒《中國史》、矢吹晉《巨大國家中國●國家‧社會‧經濟》、《岩波講座世界歷史（3）──中華形成●東方●世界》以及李濟的《中國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問題》、《再論中國上古史的重建問題》等等，重新討論古代中國的範圍，他覺得，還是日本支那史的「中國」範圍比較適合，他說，古代中國的精神線，大約應當在長城以內，並批評所有中國學者都用現在的中國政治疆域來處理古代中國問題，什麼都說成是中國的，這是民族主義。 \n 而廖瑞銘的《遠離中國史》，不僅有一個驚世駭俗的題目，而且提出一個「非常政治性的宣告」，覺得過去台灣的中國史有太多的迷思，總是沉湎於四點，一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二是在中國歷史中尋求智慧，三是中國歷史提供太多詞彙來定義現代事物，四是世界二分並立。他說，這裡面有太多的政治考慮，「歷史是一種詮釋的學問，具有理性與感性的雙重性，它可以是一種學術、真理，也可以是族群情感的黏合劑」，但是，當他斬釘截鐵地要遠離中國史的時候，他是否也是落入了以台灣為中心的「太多的迷思」，或者完全變成台灣「族群情感的黏合劑」了呢？ \n 有一個很著名的例子，杜正勝引起極大爭議的一個話題，就是重新繪製地圖。他設想以台灣為中心，改變過去橫向東西縱向南北的地圖畫法，使它轉個九十度，他認為這樣一來，台灣就不是「中國」的東南「邊陲」，而中國沿海就是以「台灣」為圓心的上方的一個邊緣，而琉球以及日本則是台灣右邊的邊緣，菲律賓等就是台灣左邊的邊緣。那麼，在這樣的歷史與空間敘述中，「中國」是否就被消解了呢？ \n （本文節選自《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葛兆光著，聯經出版）
其實，日本對於「中國」作為一個歷史敘述空間的芥蒂，也不始於今日，而是在明治時代就已經開始，追隨西方民族與國家觀念和西方中國學，逐漸形成日本中國學研究者對於中國「四裔」如朝鮮、蒙古、滿洲、西藏、新疆的格外關注，他們不再把中國各王朝看成是籠罩邊疆和異族的同一體。這一原本只是學術研究的取向，逐漸變成一種理解中國的觀念，並在二戰前後的日本歷史學界形成熱門話題。 \n 舉一個例子，二戰之前的1923年，矢野仁一出版了他的《近代支那史》，開頭就有〈支那無國境論〉和〈支那非國論〉兩篇文章，矢野認為，中國不能稱為所謂民族國家，滿、蒙、藏等原來就非中國領土，如果要維持大中國的同一性，根本沒有必要推翻滿清王朝，如果要建立民族國家，則應當放棄邊疆地區的控制，包括政治上的領屬和歷史上的敘述。1943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關鍵時刻，他更在廣島大學的系列報告中，提出了超越中國，以亞洲為單位的歷史敘述理論，此年以《大東亞史構想》為題出版，這一構想和當時日本官方對於通過歷史促進大東亞共榮圈認同的意圖完全一致。當然這都是陳年舊事，但是，近年來由於一些複雜的原因，日本、韓國與中國學術界出於對「西方」即歐美話語的警惕，接受後殖民主義理論如東方主義的影響，以及懷著擺脫以歐美為「普遍性歷史」的希望，這種「亞洲」論述卻越來越昌盛，他們提出的「東亞史」、「從亞洲思考」、「亞洲知識共同體」等等話題，使得「亞洲」或者「東亞」成了一個同樣不言而喻的歷史「單位」，從宮崎市定以來日本習慣的「史」，突然好像成了「新翻楊柳枝」。 \n 應當承認，近二十年來，日本、韓國、中國的一些學者重提「亞洲」，在某種意義上說，有超越各自的民族國家的政治邊界，重新建構一個想像的政治空間，對內消解「國家中心」，向外抵抗「西方霸權」的意義。但是，從歷史上看，亞洲何以能夠成為，或者什麼時候可以成為一個可以互相認同、有共同歷史淵源、擁有共同「他者」（歐美或西方）的文化、知識和歷史甚至是政治共同體？這還是一個問題。且不說亞洲的西部和中部現在信仰伊斯蘭教的國家和民族，也不說文化和歷史上與東亞相當有差異的南亞諸國，就是在所謂東亞，即中國、朝鮮和日本，何時、何人曾經認同這樣一個「空間」，承認過一個「歷史」？「亞洲」究竟是一個需要想像和建構的共同體，還是一個已經被認同了的共同體？這還是一個大可考究的事情，特別從歷史上看尤其有疑問。 \n 不必說「亞洲」或者「東亞」本身就是來自近代歐洲人世界觀念中的新詞，就說歷史罷，如果說這個「東亞」真的存在過認同，也恐怕只是世紀中葉以前的事情。在明中葉以前，朝鮮、日本、越南和琉球對於中華，確實還有認同甚至仰慕的意思，漢晉唐宋文化，畢竟還真的是「廣被四表」，曾經讓朝鮮、日本、琉球、安南感到心悅誠服，很長時間以來，中國也就在這種「眾星拱月」中，靠著「以夏變夷」的想像而洋洋得意。可是，這種以漢唐中華為歷史記憶的文化認同，從17世紀以後開始瓦解。先是日本，自從豐臣秀吉一方面在1587年發布驅逐天主教教士令，宣布日本為「神國」，一方面在1592年出兵朝鮮，不再顧及明帝國的勢力，其實，日本已經不以中國為尊了。 \n 不僅豐臣秀吉試圖建立一個不以北京為中心的大帝國，就是在學了很多中國知識的德川時代的學者那裡，對於「華夏」和「夷狄」，似乎也不那麼按照地理學上的空間來劃分了，從中世紀佛教「天竺、震旦、本朝（日本）」衍生出來的三國鼎立觀念，到了這個時候漸漸滋生出一種分庭抗禮的意識，他們開始強化自我認識。1614年德川秀忠發布「驅逐伴天連之文」中，自稱是神國與佛國，「尊神敬佛」，在文化上與中國漸行漸遠，特別是到了清朝取代明朝以後，他們更接過古代中國的「華夷」觀念，使日本形成了神道日本對儒家中國，「真正中華文化」對「蠻夷清國」的觀念。 \n 接著是朝鮮，毫無疑問，在明帝國的時代，朝鮮儘管對「天朝」也有疑竇與戒心，但是大體上還是認同中華的，然而，由於本身是「蠻夷」的女真人入主中國，改變了朝鮮人對這個勉強維持的文化共同體的認同與忠誠。所以，他們一方面始終堅持明代的衣冠、明代的正朔、明代的禮儀，一方面對他們眼中已經「蠻夷化」的清帝國痛心疾首，反覆申斥道：「大抵元氏雖入帝中國，天下猶未剃髮，今則四海之內，皆是胡服，百年陸沉，中華文物蕩然無餘，先王法服，今盡為戲子軍玩笑之具，隨意改易，皇明古制日遠而日亡，將不得復見。」 \n 近來，為了破除那種把現在的民族國家政治空間當作歷史上的「中國」的研究方式，也為了破除試圖證明歷史上就是一國的民族主義歷史觀念，「亞洲」被當作歷史研究的一個空間單位，這很有意義。但問題是，當「亞洲」成為一個「歷史」的時候，它會不會在強化和凸顯東亞這一空間的連帶性和同一性的時候，有意無意間淡化了中國、日本和朝鮮的差異性呢？從中國歷史研究者立場看，如果過於強調「從亞洲出發思考」，會不會在「亞洲」中淡化了「中國」呢？ \n ＊ ＊ ＊ \n 關於台灣歷史學的討論，最麻煩的是政治化問題。對於「中國」這個議題，台灣方面某些學者當然一直有相當警惕，他們對於大陸用現在的中國政治領土來界定歷史中國，有種種批評，有的批評並非全無道理，如一位叫作呂春盛的學者，對大陸流行的四種關於「中國」的論述，都作了尖銳有力的批評，他說，要界定一個完整意義的「歷史上的中國」，恐怕也幾近是不可能的事。 \n （文轉B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