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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蔣毛高手過招──擁護九國公約 保存力量(八)

    蔣毛高手過招──擁護九國公約 保存力量(八)

    據汪精衛是年11月在國民黨中央之外交報告稱:自九一八事變至本年(1933)5月(塘沽協定)前,外交工作,全為「打鑼求救」。然國際方面已明示吾人:除道義上同情外,即經濟封鎖(對日)亦難辦到。則實力之救助,已成空想。故自5月以來,外交上態度已易為「固守待援」。蓋就國際形勢觀之,美、俄復交,足以促成日、俄之對峙,不久將來,勢必發生變化;變化之結果,或即為中國求得一新生之機運。與其打鑼求救而救兵終不到;且因打鑼更足引敵之侵略,孰若固守以待援之為得計。 \n \n中國外交四條路線 \n \n其後大灘口約、何梅協定、秦土協定,皆是此「計」的後遺症。據當時的教育部長王世杰之記述,謂「今後政府之對日政策,大有走上另一途徑之趨勢,時局之危,至為可慮。」王且認為「近日政府中人頗傾向於『中日共存共榮』之說,汪先生(精衛)亦頗為所動」。 \n但據汪以後的追述,他於長城停戰後,與蔣在廬山熟商,發表通電,主張「治標莫急於清除共匪,治本莫急於生產建設。」從那時起,數年之間,剿共與建設,多少有所成就。同時對於日本表示,不願用和平以外的手段解決問題。交涉之門,隨時打開。於是醞釀出一個根本解決的方法,就是廣田三原則中「共同防共」問題。 \n蔣之態度,則較汪為積極,其自記曰:「當此停戰蒙恥之時,應使高級將領,臥薪嘗膽,而不自餒自逸;尤應確定建設步驟,以前十年之內,湔雪此恥。」 \n學者胡適頗不以汪之主張為然,他致函汪氏:「我們的將來,無疑的必須依靠一個可以使丹麥、瑞士和英吉利、法蘭西同時生存的世界組織,我們必須有這種信心,然後可以決定我們的外交政策。」因此,胡之主張為:「中國的外交,必須顧到四條路線:一是日本,二是蘇俄,三是美國,四是國聯(代表西歐和英帝國)。最上策是全顧到這四線,不得而思其次,也要顧到四線中的三線。」 \n蔣中正的主張,並不反對對日妥協,認為「外交方面,歐美有不能顧及東方之勢,而倭、俄衝突,則終無定時,我國於此,不能不拖延時日,以為沉機觀變之地。」至於國際路線,且較胡氏更進一步:「吾(蔣)對外交,一為中、德、意之聯合,一為中、美、俄之聯合,一為中、俄、德之聯合。而土耳其(按:為國聯重要成員之一,次年代表亞洲當選國聯非常任理事)亦宜設法預交。總須努力打破僵局,以喚醒歐美之注意於東方也。」 \n因此,中國對於國聯,儘管頗多失望,仍然與之盡量合作。凡屬維持和平、主張正義之建議,中國仍予參加。在此國際姑息主義的瀰漫氣氛下,中國唯一能做的,只有在言論上,來督促國聯會員各國,責備他們,應實行應盡之義務;否則,即不能保障國際和平,結果連本身生存與安全,亦不能保。這是利用國聯機構,作為宣傳工具,喚起世界對中國之同情,暴露日本之罪惡。這種方法,看起來雖很消極,但也有其積極的作用,就是利用外交作為武器,以孤立敵方。蔣在國民黨中全會曾有詳細之說明,要義為: \n我們的外交方針,是拿什麼東西來做我們的外交武器?第一是九國公約,第二是國聯盟約。有了這兩種武器,我們的抗戰,是光明正大的,更多了一種保障。這種武器的使用,自九一八以後,我們的外交路線,就在國聯。我們的武器,正是敵人所懼怕的東西。所謂「敵之所害,即是我之所利;敵之所利,即是我之所害。」九國公約、國聯盟約,敵人既然要用很大的力量,來破壞它,毀滅它。我們如棄之不顧,正是中了敵人之大欲,正是敵人求之不得的。所以我們擁護九國公約、國聯盟約,正是保存我們的力量。如何促成兩約之聯合使用?必須持久抗戰。國際形勢一定會依著我們抗戰與否而轉變。促進英、美一致,俄、美一致,是我們外交重要的目標。 \n蔣氏堅信:侵略國家對面,一定會產生一個中、英、美、蘇的反侵略聯合陣線出來。如我繼續努力抗戰下去。定可達到各國在遠東敵視日本,包圍日本的目的,使日本陷於絕對的孤立。 \n到太平洋戰爭發生,中、美、英聯合對日作戰,終於達到這個目標。正是蔣所謂「高明的策略」。即是戰略和政略的戰勝也。 \n \n中日關係談而不讓 \n \n從瀋陽九一八事變到盧溝橋事變,是為國難時期。應變之策,不外三大方針:對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對內:團結禦侮,安內攘外;對外:國際路線,公理戰勝。三者有相互為用之關係。就抵抗與交涉而言,當政府態度趨於強硬時,內部團結精神則現升高;反之則形低落,例如九一八之不抵抗,舉國憤慨,抗議聲勢,社會為之動盪不安,政府地位為之動搖。淞滬戰役,國軍英勇奮戰,舉國振奮,政府形象為之改觀。但自塘沽協定而至何梅協定時期,抵抗與交涉表現軟弱,地方分離聲勢為之升高。迨國民黨五全大會宣示「最後關頭」禦侮限度後,不惟國民黨四年來之分裂,為之復合;即十年來國內之糾紛,亦告段落。 \n團結有成,抵抗與交涉,始有力量。調整中日關係之交涉,談而不讓;綏遠戰役,戰而不屈,即是明證。且此戰役,名為攘外,實為安內。中共之統戰路線,由於安內攘外之進展,一再改變,由「抗日反蔣」而「逼蔣抗日」。西安事變後,再變為「聯蔣抗日」,結束內戰,一致對日。 \n國共和解,中國統一,對日不再退讓。盧溝橋事變,蔣氏立即命令「我軍應全部動員,各地皆令戒嚴。」對日不再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而是持久抵抗,抗戰到底。惟此一到底之「底」,並非戰到一兵一卒而不止,乃是以「恢復盧溝橋事變以前狀態」為底限,仍是不廢交涉也。這是因為中國孤軍作戰之故。迨珍珠港事變,對日宣戰,廢棄中日所有條約、協定,當然包括甲午戰敗後的《馬關條約》在內,乃是徹底的到「底」。 \n外交之走國際路線,擁護國聯盟約與九國公約,雖未達到制裁敵人的目的,然而以之作為宣傳工具,暴露日本之罪惡,孤立敵人,仍見成效。而其更重要的目標,則為促成中、美、英、蘇的聯合,來包圍日本,終於達到這個目標。(全文完) \n

  • 蔣毛高手過招──迫於內外情勢 蔣決定主戰(七)

    蔣毛高手過招──迫於內外情勢 蔣決定主戰(七)

    10月上旬,中共紅二(朱德)、紅四(張國燾)兩方面軍由川康地區到達隴東,與紅一方面軍會合,約計兵力七萬之眾,8日,莫斯科方面通知中共中央,要他們到寧夏定遠營,準備接運俄援,因此,中共的「逼蔣抗日」籌碼,大有增進。 \n \n取消寧夏接運計劃 \n \n20日,張學良密至太原,與閻錫山協商「聯共抗日」。據張回西安告知留在西安的紅一方面軍參謀長葉劍英說:閻有意「聯晉軍、東北軍、紅軍全力抗戰;並將綏遠之固陽、包頭、五原、安北、臨河五縣給紅軍,同時支持宋哲元抗日。」惟其條件,如蔣不領導抗日,他始不顧一切去犧牲。 \n蔣於和平統一兩廣後,於22日來到西安,督飭剿共。此時正是紅軍西渡黃河進攻寧夏,指向定遠營,以便接取俄援。被胡宗南、毛炳文的中央軍擊退。紅軍奪取寧夏計劃,被迫中止,主力東移。莫斯科方面遂即通知中共,取消寧夏接運計劃。 \n蔣於西安督飭剿共時,並策劃綏遠戰役,派陳誠赴太原,與晉綏當局協商「綏防問題」。陳主張以湯恩伯之中央軍,假晉軍旗幟,襲取張北,同時以傅作義部襲取商都,蔣亦來電催促實行。議久不決,閻錫山擬赴陜與蔣面議。陳回西安,與蔣商談殘共渡河北竄之方向及處置辦法,蔣告之曰:「增加中央部隊於綏遠,可對華北倭軍形成脅制之勢。」 \n29日,蔣移駐洛陽,指揮綏遠戰役,31日為蔣五十誕辰,閻錫山、張學良、傅作義等,均到洛陽為蔣祝壽。蔣則藉此與彼等商討戰事,與傅商決收復百靈廟之準備部隊與下令時間。與閻、張商剿共策略: \n甲、限制其向東奔竄,勿使挑起中日戰爭,貽害黨國。 \n乙、限制其向北竄,勿使與外蒙聯絡,打通接濟之路。 \n丙、限制其在寧、甘、阿拉善邊境,而設法解決之。 \n上項策略,適與張之意圖相反,無異秘知中共也。11月17日,蔣飛太原,與閻商討,決取攻勢,佯攻商都,主攻百靈廟。並對閻說:「如再延時間,則陜北殘匪,雖不欲竄綏,亦必藉抗日而竄綏矣。至此,則赤匪與偽蒙同來,更難應付。」閻乃允可出擊,24日,傅作義部光復偽蒙的重要根據地百靈廟。 \n於此可以了解綏遠戰役,主動發之於蔣,名為對日偽蒙軍作戰,實際目的,是為防止共軍入據綏遠,乃一石兩鳥之計也。 \n傅部光復百靈廟後,張學良向蔣上書「請纓抗敵」,謂「今者前鋒既接,大戰將臨,就戰略言,自應厚集實力,一鼓而挫敵氣。則調遣良部北上,似已其時。」顯然的,這是張要以其東北軍夥同共軍進兵綏遠,以行彼等「抗日聯軍」之約。為此,毛澤東兩次致電其在北方的負責人劉少奇,要他急須同晉綏當局成立友好關係,以便利紅軍行動。條件是:晉綏允許紅軍參加抗日戰線,劃定一定防地;紅軍願意服從閻的統一指揮;派出代表駐在晉閻、綏傅處。 \n蔣對張之要求,未能允之;毛之目的,自難達成。西安事變由此起也。惟張終於幫助中共達成了「逼蔣抗日」。 \n西安事變後,中共再度改變統戰策略方針,由「逼蔣抗日」變成「聯蔣抗日」。從此結束內戰,一致對日。至此國內政局,大有轉機。王世杰記曰:今年(1937)新歲,政府中人乃至一般社會的感觸,頗與過去三、四年異。舒慰之情頗顯著而普遍。蓋過去一年間,國家雖遭受幾次絕大凶險,迨屆歲除均獲一種意外結局也。日人之外交與軍事壓迫,一時雖有釀成戰爭之危,終究則中日外交談判,並未產生任何協定;綏遠方面,日人助匪偽進攻,終究則為我軍戰敗。兩粵反抗中央,終究以和平方法促成一個新的統一局面。12月12日(1936)西安張(學良)、楊(虎城)叛變,終究因全國輿論之攻勢與各方之斡旋,蔣院長中正于同月25日安返首都。這都是大眾引為欣幸的大事。而全國豐收,開民國以來新記錄,尤于全國人民以極大之安慰。 \n國共和解,中國統一。蔣對日本,不再退讓,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蔣於9日即令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徐永昌:「我軍應全部準備動員,各地皆令戒嚴,並準備宣戰手續。」17日的廬山談話,雖然表示「抗戰到底」但是硬中有軟,仍不閉交涉之門。迨平、津失陷,和平絕望。蔣曰:「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雖欲不戰,亦不可得;否則,國內必起分裂之禍;與其國內分崩,不如抗倭作戰。」因於8月7日,開國防黨政聯席會議,決定主戰。 \n於此亦可了解,蔣於此時「決定主戰」,乃迫於內外情勢也。 \n對日戰略方針,不再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而是持久抵抗,抗戰到底了。 \n \n國際路線公理戰勝 \n \n九一八事變發生,蔣曰:「注重外交」,「力禦外侮」。隨即提出「應先提國際聯盟及非戰公約各國,以求公理之戰勝。」惟張學良主張「急謀與日交涉,早日解決」。蔣不以為然。日本外交當局,除拒絕國聯撤兵決議外,亦要直接交涉。蔣則堅持訴諸國聯,理由是: \n世界非僅一日本,國際非僅恃強權。日本占領東三省,就是破壞東亞和平,破壞世界和平。日本軍閥不明此理,無異自絕於世界。 \n實際上,國聯對中日問題,已無能為力。1933年2月14日,國聯大會以二十四票對日本的一票,通過十九國委員會報告書,接受該會不承認「滿洲國」的建議。算是最大成就了。日本亦自此退出國聯,以為不受國際約束,對華侵略,更是肆無忌憚。長城戰役之抵抗,雖較淞滬戰役為壯烈,終不敵日軍炮火之猛烈。是以戰敗後的塘沽協定,不啻「城下之盟」。自此以後兩年多的時期內(綏遠戰役前),對於日本之壓迫,只有消極的退守,而無積極的抵抗。 (待續) \n

  • 蔣毛高手過招──毛澤東迅即號召「抗日反蔣」(六)

    蔣毛高手過招──毛澤東迅即號召「抗日反蔣」(六)

    蔣對南北「倒蔣」之密謀,顯有所悉。在其四川剿共告一段落後,即著手處理。於10月12日在開封,與宋哲元商談「對倭作戰總綱」。13日到太原,與閻「詳商各種注意問題」。邀閻入京參加國民黨中央全會,並派參謀次長熊斌去北平,轉達對日計劃,「抱定戰而不屈的對策」。閻到京,與談外交問題,蔣曰:「對倭立於主動,與之談判。對國民,應宣佈至最後犧牲之方針,或可轉移倭寇外交方針也。」此「最後犧牲之方針」,即是蔣在國民黨五全大會「最後關頭」之宣示。 \n \n南京中央安內攘外 \n \n這是結束了自塘沽協定以來對日之軟弱政策,邁向強硬之道。對內團結禦侮精神之提升,頓見成效。隨之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調整黨政人事,進一步落實大會的團結精神,汪辭行政院長,由蔣接任,胡漢民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汪任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蔣任兩會副主席。胡之出任中常會主席,象徵意義尤為重大。彼自四全大會後,堅持在野,實為西南「反蔣」之精神領袖。如今回向中央,顯示西南分離勢力趨於沒落。蔣之政治地位,更為鞏固。 \n南京中央對內之另一重要政策,則為安內攘外。此策之確定,是在1932年3月4日淞滬戰役後,國民黨中全會決定以剿共掃除軍事之障礙。此不僅針對中共,亦是針對地方割據勢力,故亦受到地方軍人的反對。淞滬戰役後,蔣對中共軍進行第四次之圍剿,因長城戰役而停止。塘沽協定後,為第五次之圍剿。到了1934年10月,共軍自江西突圍,中央軍隨共軍之「長征」,追剿至黔、滇、川三省,中央權力遂及於三省,此為近二十年未有之事。乃改定四川為抗日根據地。此為蔣之對日備戰工作一大成就,其在1935年的《反省錄》指出: \n今年中心工作是為剿匪,可說已達七分之成功。明年則可以抗倭為中心,而對匪僅著力於清剿也。 \n今年統制中(國)、交(通)兩銀行,實施法幣。發展川、黔、滇、陜、甘、豫連貫之公路,統一川、黔。完成本黨全國代表大會,改組行政院,團結內部。……而倭寇陰狠險阻,雖云已極,卒不得逞。最後華北自治,亦未發現。皆為精神戰爭之勝利。甚矣!世人徒覺抗倭之難,而不知伐謀之戰更為難也。 \n中共中央毛澤東等自江西突圍後,經過一年的「長征」,於1935年9月到達陜北,只剩下四千餘眾,與先到陜北之徐海東部會合,編為第一方面軍,以彭德懷為總司令,眾約一萬二千餘人。其中央總部設於瓦窯堡,遵循共產國際決議,實行統一戰線,提出「抗日反蔣」口號。目的是結合國民黨的地方實力派,削弱蔣的勢力,以增強本身的力量。 \n在中共軍到達陜北後,蔣即任張學良為西北「剿匪」副司令,代行總司令(蔣)職權,統一指揮陜、甘、寧、青、晉五省軍事。惟張卻與中共化敵為友。自1936年1月,開始與共方代表接觸,4月9日,與周恩來會於延安,同意和中共「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贊同中共的「國防政府,抗日聯軍。」各派代表赴蘇聯接洽等。同時,陜軍首領楊虎城亦與中共達成停戰、通商等協定。 \n \n蔣握有黨政機器 \n \n6月1日,兩廣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以國民黨「西南執行部」名義,要求南京中央領導抗日。並即宣布「北上抗日」。實即「反蔣」。中共毛澤東迅即號召「抗日反蔣」,與兩廣相呼應,由其6月16日及7月2日致共產國際的兩通電文,可知中共與兩廣及張學良、楊虎城等,已形成「反蔣」聯合陣線。且與華北宋哲元、韓復榘有聯絡。計劃在兩個月內採取行動,以接近蘇聯,與解決西北蔣介石力量為原則。 \n去歲彼等「倒蔣」,是在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的策動下,以行分離,是順日、助日「倒蔣」。這次「反蔣」,是在中共「抗日」統戰下,以行分離,似乎有些號召力。 \n蔣之優越條件,是握有黨政機器。故其處理此事,於7月13日在國民黨中央全會,再度宣示「禦侮之限度」。此一對日態度,較在五全大會宣示的「最後關頭」,更為強硬。隨即任命蔣廷黻為駐蘇聯大使,改進對蘇關係;並由國民黨方面與共方代表進行談判。廣東方面,以空軍及將領余漢謀之歸順中央,陳濟棠離粵出走。廣西李、白亦願妥協。西安內部迅有分化之情勢,張學良的部將王以哲軍長,原是積極支持「聯共抗日」的,改變了態度,聲稱東北軍反蔣無出路。力言當初擁蔣,今又反蔣,是無信義,他絕不贊成。張之態度,亦現猶豫。當中共代表潘漢年到西安時,張托病拒見。經過多日的努力,始得見面。潘轉達了毛澤東致張的信,要張配合紅軍發動「抗日局面」,但張表示:在具體行動上,有所顧慮,一是怕蔣知道,二是怕引起東北軍內部的恐慌。 \n楊虎城的態度,也有動搖。毛澤東派張文彬到西安見楊,楊亦托病拒見,差不多拖到十天以後,始得見面。楊表示:不能與紅軍走一條路,願走「人」之路。 \n看來,西南、西北、中共之「抗日反蔣」聯合陣線,勢難持續下去了。適於此時,莫斯科方面命令中共拋棄張學良,與蔣聯合。關於聯蔣,電令說:「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司令部必須正式的向國民黨和蔣介石提出建議,立即就停止軍事行動和簽訂共同抗日具體協議進行談判。」關於棄張,電令說:「不能把張學良本人,看成可靠的盟友;特別是在西南失敗之後,張學良可能再次動搖,甚至出賣我們。」對於中共中央「打算接收張學良入黨」要求,說是「某些野心家鑽入黨內的決定」。這是批駁不准張之要求,作為中共的黨員。毛澤東乃將「抗日反蔣」變為「逼蔣抗日」。認為過去的「抗日反蔣」口號,是不適當的。但「在逼蔣抗日的方針下,並不放棄同各派反蔣軍閥進行抗日的聯合。」這是說,仍與張學良等保持聯合,如此張之地位,卻被視為「反蔣軍閥」了。(待續) \n

  • 蔣毛高手過招──中央「倒汪」地方「倒蔣」(五)

    蔣毛高手過招──中央「倒汪」地方「倒蔣」(五)

    日本方面,認為這次交涉,是他們外交上的失敗,亦於日本軍人對華政策,大有影響。關於外交問題,日政府派以為惟有和華和俄,可免大戰,而其青年將校及反政府派,則以為方今中國備戰未成,外援未至,日本先與德、義締結協定,再乘機壓迫中國,則華北緩衝,共同防共兩條,可望實現。而其首相廣田弘毅、外相有田八郎志在戀棧,乃照軍人意思辦理。孰知德、義之援助,僅有虛聲,而俄、美、英三國之反對日本,先成事實。同時與南京方面幾次之會商,因綏遠戰事而根本推翻。以致日本在國際間之體面完全墜落。凡此皆因軍人之干涉外交所致。故其軍人亦知日本陷於中、俄、英、美之四國重圍。若不改變方針,必遭打擊,故對華北不得不暫停策動。 \n \n團結禦侮安內攘外 \n \n相反,則是中國方面外交的成功,在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中,李烈鈞聽取外交部長張群關於這次交涉的報告後,有如下之評述: \n中日交涉開始以來,歐美各國,對於我國之表示,頗具同情,認我國為確有希望之國家。同時在國內之情形,亦為之一變。從前人民對於政府,往往表示不信任,現在都很信任政府。不過一般人以為中央對日交涉,起初態度強硬,結果恐仍屈服。今天一聽張部長之報告,知道中央非惟未屈服,態度更加強硬。彌覺可慰。 \n至於綏遠戰役,也使日本軍方有所警惕,認為中國武備充實,將士效死,攻守如意。深悔從前之對華認識,完全錯誤。若不停止綏遠戰爭及華北策動,則中國仇日愈甚,勢必與蘇俄攜手;倘又與共黨妥協,則在中國之日軍,有腹背受敵之虞。 \n對日之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自淞滬戰役到綏遠戰役,由戰而後和到戰而不屈。足以顯示這一政策,對國難之應變,至為有效。 \n外侮之來,由於內訌,要抵禦外侮,必須團結內部。此為九一八事變後,國人共同的呼聲。蔣中正聞變,即曰:「日本侵我東省,如我內部能從此團結,未始非轉禍為福之機,故此時當謀團結為先。」 \n在此之前,中國內部處於極度動亂之中,其重要者,有1930年的中原大戰,1931年3月「湯山事件」,形成寧粵對抗,以及長江流域大水災,中共軍在江西之暴動。在此天災人禍接踵而至的情況下,蔣氏除停止剿共軍事外,決定「對廣東,以誠摯求其合作;第一,粵方覺悟,速來南京,加入政府;第二,只求統一,中央一切均可退讓;第三,與胡漢民、汪兆銘合作亦可。」 \n是年11月,國民黨四全大會,是國民黨團結的開始。1935年11月五全大會,是國民黨團結的完成。由於派系之糾紛,四全大會分別在南京(蔣派)、廣州(胡派)、上海(汪派)三處舉行。三處均選出中央執行、監察委員,最後熔於一爐,名額大為擴充,第三屆連同候補總共八十名,第四屆總共一百七十八名,增加一倍有餘;執委由原來的三十六名增為七十二名,加了一番。過去被排除的不同派系或被「開除」者,都當選為第四屆執、監委員。一盤「大拼盤」,只是象徵性的團結。 \n五全大會是實質性的團結,如蔣所云:「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能得到如此完滿結果,不惟本黨四年之分裂,與十年來之糾紛,得到告一總段落;且開黨國未有之新紀元。」 \n四全大會只做到蔣、汪合作,是局部合作。五全大會做到蔣、汪、胡、閻、馮五大領袖合作,是全面合作。而馮、閻皆得以誠相感,此皆成功之特點。 \n團結與禦侮,密切相關,一體兩面,互為因果。九一八不抵抗,舉國憤慨,蔣氏下野。淞滬戰役,舉國振奮,蔣氏重握軍權。此為蔣、汪以及寧、粵局部合作的結果。但自塘沽協定與何梅協定以後,由於未能禦侮,即現分裂情勢。尤其何梅協定之不戰而屈,中央發生「倒汪」政潮,地方發生「倒蔣」現象。後者更為嚴重,幾乎遍及全國。據徐永昌兩則《日記》: \n1935年6月16日記:早間周士楨來,出(示)陳季(濟)棠白綾事件(箋),並致其密意云:國家外患,深至如此,皆由內事不平所致。今擬請蔣下野,改組政府,廢除黨權,實行均權共治。發難由陳(濟棠),湘、桂已有契約,更請多方贊助。張漢卿(學良)早已同情,魯韓(復榘)、陜楊(虎城)等處,亦已另有人去說。對日外交,由陳中孚負責。月前土肥原(賢二)如粵,即偕陳同往。發難時期,似(擬)在11月五中某會(按:似指國民黨五全大會)前。 \n \n張懷疑蔣以甘誘于 \n \n同年8月3日記:劉定五與閻(錫山)先生談極洽,大意謂今日一通電報,蔣即下野,張漢卿(學良)已與西南同意,至時張電蔣同引罪下野,再由西南政(委)會留張逐蔣,請閻先生預備到南京組織政府云云。閻先生大為聳動。 \n劉定五時任宋哲元(第二十九軍軍長)之平津衛戍司令部高級顧問。彼之晤閻,當係宋之代表。此次醞釀「倒蔣」,宋亦主要成員之一,彼向徐永昌表示:「華北在日本壓迫,中央不管的處境下,不能不聯合閻先生為首領,向方(韓復榘)副之。咱們大家幫助辦(事)」。 \n張學良素為蔣之「親信」,竟亦參與「倒蔣」,殊難想像。按張在兩年前不戰而失熱河,蔣免其軍委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之職,對蔣抱怨。蔣以為「張學良尚無覺悟,不自知其喪失國土之罪,而一意怪人,以余(蔣)為對他不起,是誠以德報怨,不足與交也。」張辭職出國,於1935年1月返國,先後任豫鄂皖剿共副司令代行總司令(蔣)職權、武昌行營主任。所部東北軍約二十餘萬,分駐冀、豫、鄂地區。在豫、鄂者,任剿共工作。這年4月,東北軍第六十七軍王以哲部尾隨共軍徐海東部進入陜南。華北事件後,駐河北之東北軍第五十一軍于學忠(冀省主席)部調往甘肅,于任川陜甘邊區剿共總指揮兼甘省主席。此舉使張懷疑蔣以甘誘于,係分裂其東北軍。張令于不聽,遂將其漢口後方全部移長安。張之參與「倒蔣」,非無故也。(待續) \n

  • 蔣毛高手過招──蔣介石應變國難三大方針(四)

    蔣毛高手過招──蔣介石應變國難三大方針(四)

    關於中共軍隊問題,兩方爭執雖甚激烈,尚可討價還價,國方代表在會中表示: \n1.就軍隊之數字而言,26年(1937)中共要求編為三個師,以後到32年(1943)要求增為十二個師,去年(1944)增至十六個師,事隔一年,現在復要求增至四十八個師。較之抗戰初起之三個師,已增加十六倍。……兄等去年尚只說所有官兵不過四十餘萬人,今則忽增至一百二十餘萬人。未及一年時間,而中共之軍隊,何來如許官兵。 \n2.中共要求如此多的軍隊,所需軍費必多,軍費多,即人民之負擔重。尤其中共以一在野黨之地位,將來參加政府,亦係以政黨之地位,而須擁有軍隊,且要求多量軍隊。其予國民與國際人士之觀感,實至為不智。 \n3.我們談到軍隊問題,不可將軍隊駐地與省區和省之行政混連一起。過去我們為要改革各省軍隊防區制度,不知費了多少努力。到了現在,我們只能有國軍,不能有省軍;只能有國防,不能有省防。……中共軍隊經此次協商,由政府整編之後,可以決定幾個駐防地點,但不可專劃省區。否則,如將軍隊與省區及省地方行政混而為一,則對外間割據之譏,將何以自解。 \n \n中央軍隊依比例裁編 \n \n共方之意見: \n1.兄等(指張治中)以封建軍閥來比擬中共,我不能承認。我們兩黨之擁有武裝,且有十八年之鬥爭歷史,此乃革命事實發展之結果。 \n2.以軍隊而論,現在國民黨有二六三個師,而中共只要求四十八師,尚不及六分之一……,故國民黨亦必須為我黨打算,方能使我兩黨各得其所。我方一百二十萬軍隊,若要一旦即裁減為十二個師,實不可能,故必須分期實施。 \n3.關於軍隊數目,赫爾利大使擬議中央與中共軍隊之比數為五分之一,我方依此比例考慮,願讓步至六分之一,即中央現有二百六十三個師,我方應編有四十三個師,較9月3日所提方案,讓步五個師,以後中央軍隊裁減縮編,中共亦依此比例裁編,如中央軍隊裁編為六十個師,中共應為十個師,中央軍隊如縮編為一百二十個師,中共應有二十個師。 \n \n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n \n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發動事變,占據瀋陽,旋即囊括東北,成立其「滿洲國」,是為九一八事變。此一事變,實為中國近代重大之國難,其外患急迫,不弱於甲午之難。 \n九一八事變,固為中國之不幸,亦非日本之幸,事變之始,其外相「鴿派」幣原喜重郎謂其「鷹派」陸相南次郎曰:「吞併東三省,如吞一炸彈,必爆發而殞身。」蔣介石則曰:「以東三省來做日本的炸彈,來收回東三省,進一步使日本為東三省而亡。」蔣氏此言,就當時情況而言,或被視為「狂言」,然在十四年後,竟成事實。 \n九一八事變,是日本軍方計劃已久之行動,從「文裝武備」到「武力掠奪」,而中國守土有責之軍政當局,則持以「不抵抗主義」。其時日本氣勢之盛,肆行無忌,中國氣勢之衰,幾無還手之力,然而終能挽回頹勢者,國民政府因應之忍辱負重精神,實為重要因素。以此獲致喘息時機,得以整軍經武,以為備戰。迨盧溝橋事變爆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認為「最後關頭」已到,對日不再退讓,而決心應戰矣。 \n從九一八事變到盧溝橋事變的六年,實為其後八年抗戰之序幕戰。此六年國府當局之因應,可概分為三大方針─對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對內:團結禦侮,安內攘外。對外:國際路線,公理戰勝。蔣介石之主導,尤具關鍵性。 \n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是自1932年一二八淞滬戰役決定的戰略方針。這一方針,一直持續到1936年的調整中日關係談判和同年的綏遠戰役。在此中間,有1933年的長城戰役和塘沽協定,1935年的察東事件與大灘口約、河北事件與何梅協定、張北事件與秦土協定。這一連串的事件和交涉,通稱為華北危機。 \n從淞滬戰役到綏遠戰役,歷時五載,其間曲折變化,可分四個層次:淞滬戰役與停戰協定,可謂戰而後和;長城戰役與塘沽協定,可謂戰而後屈;河北事件與何梅協定,可謂不戰而屈;綏遠戰役與調整中日關係談判,可謂戰而不屈,談而不讓。其所發生的影響,各有不同。 \n淞滬戰役,改變了九一八不抵抗之形象,是役所得之效用,據汪精衛述稱:就外交情勢言,抵抗與不抵抗之間,實有極大之差異。一二八以前,各國對華雖勉強說公道話,但卻很冷淡。自一二八淞滬抵抗後,世界輿論,即時改變,各國對華態度,亦好於往昔。 \n時任外交部長羅文榦指出:淞滬戰役,日方初意三日可取上海,後經三十日尚未得手。我軍雖退,而日軍進攻亦難,故願停戰。 \n蓋因專賴外交,而不能自助,其效必微。九一八事變,我雖竭力呼籲,而國際上影響極小。迨淞滬戰役,我軍奮勇抵抗,世界目光,始為之轉移,國際輿論,亦因改變,外交方面,乃有活動可能。 \n惟自塘沽協定至何梅協定的兩年期間,因戰而後屈及不戰而屈,其所發生的現象,有如下述: \n自塘沽協定以來,迄今兩載有餘,政府之中日提攜政策,只造成以下幾種惡果:第一,民氣與士氣之消沉(原因於新聞與言論之取締,排貨之禁 賮央^;第二,無恥政客與漢奸之公開活動;第三,忠實而有氣節者,漸漸不能安於其位;第四,日本少壯派軍人氣焰之高長;第五,國際對華同情心之消失;第六,國民黨道義權威之消失;第七,冀、察、平、津之名存而實亡。 \n調整中日關係談判與綏遠戰役,又回到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原點。但其不同之處,交涉是談而不讓;抵抗是戰而不屈。尤其後者由過去的戰而後屈及不戰而屈,提升到戰而不屈。此亦盧溝橋事變後「抗戰到底」戰略方針之前驅也。 \n為時將近一年的調整中日關係之交涉,雖無結果。但其所獲得的代價,是為準備長期抗戰,爭取到一年半的時間。因為若干建設工作,是在1936年這一年中積極進行的。 (待續) \n

  • 蔣毛高手過招──解放區與軍隊成爭執焦點(三)

    蔣毛高手過招──解放區與軍隊成爭執焦點(三)

    由於雙方的條件相距過遠,談判之不能順利,自非意外,共方則認為國方沒有誠意,中共中央於9月13日通知其各地黨委說: \n1.我們與國民黨初步交換意見的談判,已告一段落,國黨毫無誠意,雙方意見相距甚遠,談判將拖延一時。 \n2.蔣對具體問題表示:政府法統不容紊亂,軍令、政令必須統一,國大要速開,舊代表有效,但可增加名額,容納各方,容納各黨派參加政府。 \n3.關於兩黨關係的重要問題:對軍隊只允編十二個師,需完全服從命令,按指定地區集中。對解放區民主政府,則表示含糊。 \n \n共方的底牌 \n \n共方為配合其「向北推進,向南防禦」方針,毛與周恩來、王若飛研究談判新方案,表示對國方的讓步,於9月19日向國方代表提出,要點是: \n1.國、共軍隊的比例為六與一之比。 \n2.關於軍隊駐地和解放區,第一步,撤退海南島、廣東、浙江、蘇南、皖南、湖北、湖南、河南等八個地區之共軍,集中於蘇北、皖北及隴海路以北地區。第二步,再將蘇北、皖北、豫北地區之軍隊撤退。所有共軍集中於山東、河北、察哈爾、熱河與山西之大部份,綏遠之小部份,及陜甘寧邊區等七個地區。解放區亦隨軍隊駐地之調整而合併。 \n3.山東、河北、察哈爾、熱河與陜甘寧邊區之主席,山西、綏遠兩省之副主席,天津、北平、青島三個特別市之副市長,由共方推薦。北平行營由中共主持,並仿東北行營例,設政治委員會,由中共負責。 \n共方讓出上項八個地區的原因,毛澤東的說明是:因為國民黨不安心,人家(似指蔣)要回南京,南方的一些解放區,在他的床旁邊,或者在他的過道上,我們在那裏,人家就不能安心睡覺。所以無論如何也要來爭。在這一點上,我們採取讓步,就有利於擊破國民黨的內戰陰謀,取得國內外廣大中間分子的同情。 \n毛氏之言,對國民黨及蔣頗有輕蔑之意味。意思是說「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乎?」 \n國方代表張治中對共方上項新方案,曾作長篇大論,最後的結論,可以說是點出了中共的意圖。結論說:此何異乎割據地盤,是否中共欲由此四省以北聯外蒙,東北聯東三省;果如此,則兄等(按:指共方代表周恩來等)究係作何打算,作何準備? \n談判陷於僵持,休會五天。赫爾利找毛澤東談話,要求中共交出軍隊,要麼破裂。毛說還要討論。 \n其後,9月27日、28日,及10月2日、5日,先後進行四次會談。10月8日,雙方代表就周恩來起草的《會談紀要》交換意見,10日,雙方代表簽字,12日公布之。《紀要》規定: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在「蔣主席領導之下,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由國民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關於雙方軍隊整編問題,「中共願將其所領導抗日的部隊,由現有數目縮編至二十四個師,至少二十個師」;關於解放區政權和國民大會問題,「提交政治協商會議解決」。 \n《紀要》冠冕堂皇,但實際問題並未解決。毛澤東回到延安的當日(10月11日),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時,報告重慶談判的經過說:國民大會與解放區問題未解決,對我們重要的是和平與解放區問題。蔣介石不給解放區幾個省主席,省以下可以給。我們乃提出維持現狀,將來解決。 \n另據國方情治機關的情報,毛返延安後即召集中央政治局委員集會,報告其在重慶談判情形,略謂: \n此次談判,涉及問題很多,均以黨中央所提之十二條原則為依據。我們認為爭取我黨的合法地位很重要,國民黨則注重於我黨的軍隊和政權兩項,所以一再堅持軍令、政令的統一,以求達到取消我黨的軍權和政權。史大林(史達林)同志的話很正確:「中國的革命,是革命的武裝,反對武裝的反革命。」如果我黨的軍隊和政權被取消,即使黨能合法存在,又有什麼力量呢?所以軍隊和政權,是絕對不能放棄的。 \n第二天,毛為中共中央起草給各地黨委的指示說:「解放區問題,未能在此次談判中解決,還須經過嚴重鬥爭,方可解決。……解放區軍隊一槍一彈均必須保持,這是確定不移的原則。」至於「東北問題,未在此次談判中提出,我黨一切既定計劃,照樣執行。」 \n這是說,縱然談不攏,還是要按照本身的需要去幹。 \n \n互相承認 正視現實 \n \n會談中雙方爭執的焦點,為解放區與軍隊問題。共方提出的解放區,即前述9月3日提出的山西等五省的主席和綏遠等五省副主席,由共方推薦。軍隊為四十八個師。9月19日讓出山西,改為副主席,增加陜甘寧邊區主席,軍隊為國共六與一之比。 \n國方對於解放區問題,不能同意,理由是: \n1.如認解放區為國家內部另外一種政權,致將國家領土分割,人民分裂。 \n2.解放區作風不同,全國各省都奉行保甲制度,而解放區獨異,因而要求劃出五省歸中共。此種辦法,實在違反現代國家之要求。 \n3.中共要求分劃省區,殊與國家之統一原則不符。 \n4.如依中共之辦法(分劃省區),則非為謀軍令、政令之統一,而完全為分裂。所謂民主,乃分裂之民主;所謂統一,乃分裂之統一。……兄等(指周恩來)試思中共軍隊,悉數撤退至黃河以北,而據有黃河以北之地區,是無異分疆而皪,欲分天下三分有其一。 \n共方堅持解放區之理由; \n1.我黨對國民大會之選舉,現已讓步,我黨僅為少數黨。……如此,我黨幹部之安插與黨的政治地位之保持,俱發生問題。所以我黨主張凡一省一市我黨占多數者,其省主席與直轄市長由我黨推薦。……此係為讓步合作設想,在使兩黨不致對立。 \n2.兩黨皆有軍隊(中共有軍隊一百二十萬人),皆有政權(中共有十九個解放區),而且做法不同,此事實擺在面前,人所共知。……要求政府承認我黨解放區與軍隊,彼此互相承認,正視現實,始能求得問題之解決。 \n3.關於解放區問題,我等(周恩來)本來有一民主的方案,與我黨主張的聯合政府的精神,是一貫的;但因聯合政府之議,不為中央(國民黨)所採納。而且蔣主席一再指示;我等應以革命者精誠坦白之精神,切實解決問題,故直率的提出有關解放區之幾點。(待續) \n

  • 蔣毛高手過招──獲蘇聯暗示 毛赴渝與蔣商討(二)

    蔣毛高手過招──獲蘇聯暗示 毛赴渝與蔣商討(二)

    依毛及中共此時的底限,隴海路以北到外蒙邊界,是其控制的地區,東北則派行政幹部,這是考慮到《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蘇聯態度,是要交給國民政府接收的。但其如能控制華北,東北也就不難成其囊中之物了。因此,中共中央認為:「我黨我軍在東三省之各種活動,只要他不直接影響蘇聯在外交條約上之義務,蘇聯會採取放任的態度,並寄予偉大之同情。」而蘇聯「紅軍將於三個月內全部撤退,這樣我黨還有很好的機會,爭取東三省和熱、察。」為了造成既成事實,中共中央即指示晉察冀和山東方面的負責人,迅速派遣幹部和部隊到東三省,以控制廣大鄉村及中小城市,建立地方政權及地方部隊。遂即提出「東北為我勢所必爭,熱、察兩省必須完全控制」。確定了「向北推進,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 \n \n國共各有「盤算」 \n \n國方情治機構對毛氏在渝動態及其對和談之態度,亦作充分的監控,憲兵司令張鎮報告毛於8月29日在重慶化龍橋的中共辦事處高級幹部談話內容,大要如下: \n1.今後中共對蘇聯之希望與援助,在中蘇條約內雖明定蘇聯之援助為國民政府,似對共黨為不利,其實蘇聯今後將更積極支持中共,扶持建立民主之新中國。此次本人(毛自稱)來渝與國民黨商討,亦為蘇聯之暗示。 \n2.與國民黨談判之預測:國共兩方面均確具相當誠意,談判前途比較樂觀,但亦不可理想太高。觀測蔣主席此次之談判目的有二:一是希望本(共)黨能接納其條件,彼以全國領袖自居,俟國內安定,逐漸趨獨裁之路。二是如談判無結果,內戰不免發生,此時兩方犧牲必相當重大。 \n此次本人與蔣主席商討,一方面可以說蘇聯之暗示;一方面為打破蔣之企圖,以爭取國際、國內之輿論。但此次本黨所擬條件,願作相當讓步。如聯合政府之提議,可以取消;但其他重要談判原則,將不予更改。 \n重慶會談正式開始之前一日(9月3日),由中共中央代表周恩來、王若飛提出書面《談話要點》十一項,政府代表亦以書面逐項答覆之。其中成為談判基礎而爭執較大的,則為第九、第十兩項。 \n第九項:1.政治民主化必要辦法,召開黨派協商會議,討論:(1)和平建國大計。(2)民主實施綱領。(3)各黨派參加政府問題。(4)重選國民大會等。2.省縣自治,實行普選。3.解放區解決辦法:(1)山西、山東、河北、熱河、察哈爾五省主席及委員,由中共推薦。(2)綏遠、河南、安徽、江蘇、湖北、廣東六省,由中共推薦副主席。(3)北平、天津、青島、上海四直轄市,由中共推薦副市長。(4)參加東北行政組織。 \n第十項:軍隊國家化必要辦法:1.中共部隊改編為十六個軍,四十八個師。2.中共軍集中淮河流域(蘇北、皖北)及隴海路以北地區(即中共現駐地區)。 \n蔣介石的「盤算」,在毛澤東抵渝之日(8月28日),其自記曰:正午會談,對毛澤東應召來渝後之方針,決以誠摯待之。政治與軍事應整個解決,但政治之要求,予以極度之寬容,而對軍事則嚴格之統一,不稍遷就。 \n次日,又自記其考慮與中共談判方針云:第一、不得於現在政府法統之外,來談改組政府問題。第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決,必須現時整個解決一切問題。第三、歸結於政令、軍令之統一,一切問題,必須以此為中心。 \n又記:「此時對共黨應以主動與之妥洽,准予整編共軍為十二個師,如其真能接受政令、軍令,則政治上當準備委派共黨二人,並予以一省之主席,以觀後效。」 \n看來蔣之期望過高,條件亦較苛嚴,與共方差距至大。「妥洽」難矣。 \n \n讓虛取實與拒實納虛 \n \n雙方代表正式會議,自9月4日開始到10月5日,共進行十二次談判。政府代表為張群、卲力子、張治中。共方代表為周恩來、王若飛。另蔣、毛的直接會談,則有八次。 \n雙方代表在談判中,各有長篇大論,更有針鋒相對的爭論。一般而言,共方之論,較重實際,志在維持現狀,求其合法化。在談判方式上,表示有讓有取;實際則為讓虛取實。而國方有納有拒;實際則為納虛拒實。 \n說到「讓」,周恩來說:「我等在延安時,即預先考慮此次談判,我等究竟可能讓步至何種程度?第一,認為聯合政府既不能作到,故此次並不提出,而只要求各黨派參加政府。第二,召開黨派會議產生聯合政府之方式,國民黨既認為有推翻政府之顧慮,故我等此次根本未提黨派會議。第三, 國民大會之代表,中共主張普選,但王雪艇(世杰)先生與毛先生(澤東)談話時,既認為不可能,中共雖不能放棄主張,亦不反對參加。現在亦未打算在北方另行召開會議。」 \n講到「取」,周恩來說:「我們提出解放區解決辦法的四點(見前),有兩個原因:其一是我黨對國民大會之選舉現已讓步,我黨僅為少數黨。其二是國民大會以後無論在政府在議會,我黨亦必仍為少數黨之地位。如此,我黨幹部之安插與黨的政治地位之保持,俱發生問題。所以我黨主張凡一省一市我黨占多數者,其省主席與直轄市市長由我黨推薦,占少數者,由我黨推薦副主席或副市長。」 \n政府代表邵力子認為周恩來「以此方式提出要求,無怪乎社會評論將形成南北朝」。張治中更譏諷周恩來說:「吾人一切措施,決不可再蹈軍閥時代的覆轍。」 \n講到「納」,對共方提出的「擁護蔣主席之領導地位」,國方代表答覆說:「承明白表示,甚佩」。 \n講到「拒」,政府代表邵力子答覆周恩來提出的解放區問題說:「關於解放區問題,我認為此為戰時之狀態,現在戰時已經結束,此事不應再提出。」 \n(待續) \n

  • 蔣毛高手過招──重慶會談 蔣毛各懷鬼胎(一)

    蔣毛高手過招──重慶會談 蔣毛各懷鬼胎(一)

    編者按:蔣、毛二人的爭雄,在後期分隔臺海兩岸,持續對抗的二十六年(1949-1975),撤退到臺灣的蔣介石仍意圖反攻大陸,而領著新中國的毛澤東則是一心想要解放臺灣,但最後都未能完成心願。 \n近年由於局勢變遷及資料開放,較易出現客觀的研究,民國史專家蔣永敬以蔣介石與相關重要人士之日記,以及國、共兩方已刊布之歷史資料為基礎,輔以大量民國歷史檔案文獻等,還原國共內戰背後的國際關係、社會脈動以及蔣、毛二人與國、共兩黨重要人士的權謀策略,《蔣介石、毛澤東的談打與決戰》將引領讀者進入1945年至1949年的時光隧道。 \n \n \n \n \n \n正文開始: \n對日抗戰八年(1937-1945),國共合力抗戰,但亦不斷發生摩擦,戰後為爭奪日軍受降,內戰一觸即發。此一問題,如何解決,實為當時中外人士最關切的問題。實際言之,不外和、戰兩途。惟以經過長期抗戰,國力消耗至鉅,民窮財盡,人民流離失所,無不渴望和平,厭懼戰爭。因此,戰,對中國及執政的國民黨絕對不利。唯一途徑。只有和而已矣。 \n \n戰不利和為貴 \n \n論者至多,舉其要者如下: \n1.毛澤東之言曰:蔣介石要放手發動內戰,也有許多困難。第一,解放區有一萬萬人民、一百萬軍隊、二百多萬民兵。第二,國民黨統治地區的覺悟的人民,是反對內戰的,這對蔣介石是一種牽制。第三,國民黨內部,也有一部份人不大贊成內戰。 \n2.蔣介石在其《日記》中記曰:審察俄共與東北形勢,及國際大局,再三考慮,未得和平妥協之道。如有萬一轉機,決不願冒此艱危,使人民再受戰亂苦痛;而國內經濟與幣值狀況,如再兵連禍結,社會將起不安,共匪更可乘勢煽亂矣。 \n3.張治中致蔣〈反對內戰萬言書〉最為肯切,其中略云:現在國際關係,雖然複雜,若干問題雖未獲得解決,但無論何國,似均不願於此時發生戰爭。我國如欲憑藉任何一國(按:應指美國)之力量,企圖促使國內問題之解決,自非任何友邦所希望。我國經歷八年餘之苦鬥,始獲今日之國際地位,如於抗戰甫告勝利結束之今日,內部再有戰爭;且為一時不易結束之戰爭,國際友人對我國之觀感如何,不難想像。 \n我國經八年之長期抗戰,民窮財盡。今戰爭結束,舉國人民所歡欣仰望日夜祈求者,休養生息,恢復元氣;倘戰爭再度爆發,必益增人民之痛苦,違反人民之願望。今日人民之厭惡戰爭,渴望和平,將匯為不可遏止之時代巨流。 \n以今日之國軍士氣與態度而論,亦不能繼續作戰,以職(張自稱)所接觸之若干將領中,其不願戰爭之心理,甚為普遍;且今日多數之國軍,實亦不能作戰。 \n4.馬歇爾向蔣介石的建議:政府在軍事上有確切而嚴重的弱點,共軍則占戰略之軍事優勢;且中國人民渴望和平,而世界各國人士亦均渴望和平。………余(馬)謹提供此一意見,即某種妥協,必須獲得,且應迅速獲得。否則,中國無論在軍事上、財政上及經濟上,將陷於混亂之狀況。 \n因此,就國民黨而言,戰是絕對的不利。唯有和,才是國民黨的迫切需求。但就中共而言,並非如此。國方如欲求取和平,得其所需,必須付出重大的代價。即如毛氏所言:「不能否認,困難是有的」。 \n \n毛志在華北東北 \n \n1945年8月9日,日本決定投降之前一日,蘇聯對日宣戰,其數十萬紅軍,迅即進據中國之滿蒙。毛澤東通告所屬:「蘇聯參戰,日本投降,內戰迫近,……準備對付內戰。」蔣介石則曰:「今日接俄國已對日宣戰之消息,憂慮叢集,而對國家存亡之前途,與外蒙今後禍福之關係,以及東方民族之盛衰強弱,皆繫於一身,能不戰慄恐懼乎哉!」於此可見毛、蔣二氏對蘇聯參戰,進兵中國滿蒙的心情,完全不同,一則以喜,一則以憂。此乃蔣、毛二氏立場與性格之不同也。 \n為應付蘇聯對日參戰,及其進兵中國東北,中國根據是年2月美、英、蘇三國《雅爾達密約》,於8月14日與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這天,蔣介石亦電邀延安毛澤東來渝,商討各種重要問題。顯然認為此約擺平了蘇聯,毛亦不難就範。但毛的直接反應,則斥之為「完全欺騙」。且於8月16日由朱德致一長電給蔣,提出六項要求。同日,毛亦電蔣,要蔣對朱的電文先表示意見,彼始「考慮會見的問題」。六項要求中之五項,皆要求共軍參加受降,第六項是要求成立聯合政府。8月20日、23日,蔣再電邀毛來渝。直到24日,毛始復電應邀來渝,說:「鄙人(毛自稱)極願與先生 (蔣)會見,商討和平建國大計。俟飛機到,恩來(周)同志立即赴渝晉謁。弟(毛)亦準備隨即赴渝。」 \n這中間相持十天,毛為何由拒而諾?這是因為史達林以俄共中央名義給毛一通電報,要他與蔣合作,毛則大發雷霆,說莫斯科為什麼不許他革命!經過再次研究,反復權衡利弊,始決定應蔣之邀。在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的奔走陪內下,毛氏終於8月28日到了重慶,進行四十二天的重慶會談,到10月10日簽訂《國民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簡稱《雙十協定》或《會談紀要》)。 \n蔣則認為毛之來渝,乃因中蘇「盟約發表,共毛落膽,幾乎無所措手足。而俄史(大林)亦令其來渝談商。故其不得不有此一行。」 \n重慶會談之前,雙方各有「盤算」,毛的盤算在其離開延安前,告知劉伯承及鄧小平說:承認解放區和軍隊為最中心的一條;要向日軍占領地區進軍,擴大解放區,取得在談判中的有利地位。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充分估計到蔣介石逼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簽字之手在我。必須作出一定的讓步,在不傷害雙方根本利益條件下,才能得到妥協。讓步的第一批是廣東至河南;第二批是江南;第三批是江北。隴海鐵路以北迄外蒙,一定要由中共占優勢。東北行政大員由國民黨派,中共去幹部。如果這些還不行,那麼城下就不盟,準備坐班房(按:監牢)。(待續)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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