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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福師大學報》從社會融入分析粉絲文化症候(晏青、侯涵博)

    福師大學報》從社會融入分析粉絲文化症候(晏青、侯涵博)

    近年來社會對粉圈症候的焦慮,乍一看是粉絲文化與主流價值的衝突,實際上,是源自對粉絲文化角色的理解誤區,即它究竟是文化問題還是文化產業問題、是公共實踐還是日常生活實踐,是倫理問題還是經濟問題。 四 粉絲文化社會融入的問題域 因粉絲群體的複雜性、符號生產的繁複性、輻射面的廣泛性等特徵,造成粉絲文化的複雜性。正如朱麗麗指出的,粉絲經濟是「混雜式」的,是由多方力量推動的。比如,娛樂公司造星、明星集資、粉絲文化產業等問題,這是一整個經濟面的問題,不是僅從價值層面就能解決的。不過,主流價值在對粉絲文化的規制中,往往聚焦於明星上或「出格」粉絲,採用的是刺激-反應模式,即在明星失范、粉圈泛「渣」時才進行應對之舉,缺乏常態化、機制化的引導之策。 追根溯源,我們對粉圈的認知很矛盾:一方面要在價值層面對粉圈進行引導,同時還要發展文化產業;另一方面,失範行為源自明星,但又發現行範行為與娛樂工業體系密切相關。中國娛樂文化的使命很多,一直處於「守成」與「突圍」的嘗試與拉鋸之中。本文擬從宏觀的時代情境、中觀的個體需求和微觀的價值互動三個層面來討論粉絲文化社會融入的問題域:這些問題究竟是時代的弊病還是個體的責任?粉絲個體的責任邊界在哪,市場邏輯在哪些層面發生作用?粉絲多處於青少年或成人初顯期,粉絲文化之於他們的社會化進程有何影響?主流價值 的作用是否存在邊界? (一)「世俗」無意識 粉絲文化是世俗社會的一種表徵。陶東風認為當代中國經歷了兩次世俗化運動,一次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個性解放、人道主義以及物質生活合法化為核心的世俗化浪潮,構成了新公共性生活的基礎;而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以物質主義為核心的世俗化,是以物質慾望、身體快感的無度追求以及對個體內心隱秘經驗的變態迷戀為特徵的,實際是對前一次世俗化的背叛。從特徵來看,當下的粉絲文化是第二次世俗化運動的產物,追求感官享受,迷戀關係幻想的快感。 喬治·萊文(George Levine)提出,世俗主義不是可選項,而是必選項,它是民主社會和民主世界的基本條件。何為世俗性,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列出西方世俗性的三種模式:公共空間裡已將上帝或任何終極實在的指涉都清除了;宗教信仰與實踐的衰落;信仰上帝只是多選項中的一項。泰勒不認可科學與理性的興起是傳統失落的最重要因素,認為最重要的是世俗社會的來臨。對世俗生活的確證成為日常生活、大眾社會的潛在語境。大眾化的生活和我們在其中展開我們生活的空間,具有確定的道德、靈性形態。在這種活動或狀態中,我們感受到了完滿(fullness)與豐富(richness)。 在新媒體構築的世俗化情境中,倫理、英雄、知識精英也一起被旁置。在大眾社會的娛樂文化中,傳統的經院式人文主義中瀰漫的等級思想煙消雲散。社交媒體的數字化、交互性和日常性建構了新的經驗方式,人們具身性地投入到新體驗中,體驗、感性、身體成為在場的佐證,實現了粉絲文化對大眾偶像、煽情、淺層內容的訴求。但是,世俗性可能成為一種強烈的符號慣性,讓粉絲身處其中而不自知。不管是作為一種宏大的社會架構,還是個體的動機,它都可能無意識地規訓粉圈主體和文化。世俗性無意識可能是粉絲文化社會融入中最難掙脫的「幽靈」——即我們從來就是如此,充滿世俗性並將其視為慣性——成為粉絲文化發展的一種無意識。 (二)粉絲的社會化 新媒體情境下的粉絲日益年輕化,有向中學生蔓延的趨勢,同時越來越多的不同階層、職業的成年人加入粉絲隊伍,粉絲的社會化成為伴隨其中的問題。 社會化是指一個人獲得自己的人格和學會參與社會或群體的社會互動過程,分為從出生到成年期的初級社會化(primary socialization)、成年期的繼續社會化(continuous socialization)兩個階段,後者指個體在新的文化環境中,產生新的社會經驗,創造新的社會文化的過程。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大眾傳媒是一種社會化中介。研究表明,青少年會直接或間接地受到媒介化的規則與價值觀的影響。傳媒文化有助於塑造青少年對於世界的普遍看法和最深層的價值觀:它定義了什麼是好或壞、正面或負面、道德或邪惡。也就是說,媒介有助於青少年的社交活動,並幫助他們理解自我觀念和周圍世界的信念。尤其在新媒體環境下的追星行為會顯著影響粉絲的繼續社會化進程,包括人際關係、角色認知、價值觀念等。這可能是因為互聯網越來越成為「基礎設施」,「數字化生存」成為既成事實,社交媒體已然成為粉絲成人化的重要中介甚至環境。因此,在粉圈獲取的文本經驗,超越了單純的娛樂遊戲,其所生產出來的意義能夠以某種方式融入粉絲的生活。 同時,主流社會價值也融入粉絲生活的框架。比如粉絲電影。傳統的電影藝術規範和風格慣例被編織其中,粉絲觀看電影時,最先進入審美期待的可能是IP文本(比如明星演員、小說文本),隨之進入審美視域的還有社會圖景、藝術準則與美學意義。在這個複雜的過程中,粉絲文化輔助粉絲實現社會化,這種方式將帶來哪些新的社會化啟示?在家庭、學校、大眾媒介等社會化中介體系中,粉絲文化的角色是在現實環境還是擬態環境發揮作用? (三)偶像符號化 過去的60多年裡,媒體人物(media personalities)對受眾的影響節節攀升,而明星崇拜被視為對媒體人物捲入度最深的類型。明星是偶像崇拜最重要的對象,對他的審視不僅需從個體因素(比如明星素質),還要從系統性因素綜合考慮。系統性、整體性的思維有助於更好地理解社會體系中的粉圈。我們所詬病的現象無法擺脫時代的邏輯,比如明星形象消費背後的視覺消費、流量明星背後的注意力經濟、粉絲群體性行動背後的弱者心態、粉圈集資背後的資本運作等。當下粉圈的商業性、娛樂化,也與視覺邏輯、流量經濟、注意力經濟、大眾社會等邏輯有關。 從粉絲-偶像的關係層面來看,粉絲能從與明星的擬社會互動關係中實現類似於社會互動、交往的心理體驗。尤其在社交媒體中,通過「感知的相互聯結」(perceived interconnectedness),形成「數字親密關係」(digital intimacy)。按照捲入的程度來看,擬社會關係(parasocial relationships)可分為三個階段,從與媒體接觸期間僅發生的短期「擬社會互動」,到在媒體接觸內部和外部存在的長期「擬社會關係」(parasocial relationship),最終發展為程度更深的「擬社會依戀」。受眾從中獲得親密感和安全感。在擬社會關係中,粉絲從偶像身上獲得心理滿足感與自我成就感。在粉絲經濟中,偶像作為快感的核心來源,其本質更多是資本的「代言人」,那麼對他的審視就不能限於個體因素,應該將其置於整個粉絲經濟甚至文化工業系統中來看待。 (四)主流價值的作用邊界 主流價值在粉絲文化的社會融入主要有如下兩種方式:一是「馴服模式」,即採用行政命令,進行主流輿論批判,比如封殺、全網討伐;一是「修辭模式」,一般是指以較溫和的方式進行的治理。比如,文化領導權就反對階級化約論,提倡將現代社會抗爭的重心轉移到文化與意識形態領域,以非暴力的形式爭取同意為實現路徑。不過,文化領導權理論偏向統治階段自上而下、單向的文化治理。不管是「馴服模式」還是「修辭模式」,它們的基本視點都是將粉絲視為一種症候,而且這種症候還是粉圈內部生發出來的,而與粉圈外部環境、社會關係和文化生態的共生關係則被忽視。 但是,主流價值並非「萬金油」,粉絲文化作為一種典型的亞文化形式,最終的歸宿也不是要等同於主流價值。粉絲文化生成本身就有意與主流社會、意義系統保持一定距離,對「他者」的追求是粉絲文化發展的動力。如試圖以主流價值取代粉絲文化的核心思想,不但會關閉意義的超級市場,還會將社會矛盾的一個緩衝帶取締。所以,主流價值規制有其邊界,需合理對待粉圈的意義實踐。粉圈充滿了「空洞的能指」(不反映現實、意義模糊),拉克洛(Ernesto Laclau)覺得社會的運轉很大程度依賴於空洞的能指,它富有政治意味,是霸權施展的場所。因為它並不反映現實,而是缺席於現實,所以它是模糊的,代表了缺席的力量。因此,「不同力量試圖為這些『空洞的能指』賦予意義」的過程被稱為霸權。而主流價值的社會規制應避免成為宰制的力量,避免以同一性取代差異性,應主動接納這種差異,讓文化間的交融、整合以及引導成為常態機制。 五 粉絲文化社會融入的可能路徑 從粉絲文化的日常化、淺層化、認同性、群體性等特徵來看,它是一種「生活化」、追求快樂的文化形態。筆者認為,粉絲文化的圈層化、「出圈」的話語溢出以及「破圈」的話語爭奪,是當代社會快樂機制運作的結果;粉絲文化的社會互動與融入,也是大眾文化發展的應然。 (一)大眾文化的快樂機制與主流價值的「善的生活」 大眾文化的快樂機制的敘述邏輯是這樣的:粉絲文化內部最初充滿異質性,是混雜著規範、象徵、話語和形象的復合體。粉絲樂在其中,甚至狂歡化。在這個過程中,對快感的永恆追求使得粉圈的意義領土永遠在「擴張」的路上。所以,在快感中沉湎,繼而脫敏,轉而向粉圈外尋找資源以滿足更高強度的快樂,循環往復、樂此不疲,便成為粉圈的快樂機制。艾德加·卡巴納斯、伊娃·伊盧茲認為,快樂是一種自我中心、獨立完成、個人主義的追求,尋求快樂是持續進行、永不結束的計劃;快樂是人生最值得追求的目標。快樂被用來衡量人生價值、成功與失敗的大小、個人成長與情緒發展的程度。粉絲是快樂生活的實踐者,粉絲文化成為一種實踐性文化。 顯然,這種以自我為中心的快樂機制區別於關乎公共、人類的「善的生活」。亞里士多德認為:「善的生活」建立在「人們精心考慮道義上的完善,沉思事物的秩序;關於那些對政治至關重要的東西,他們共同精心思索普遍的善,並決定如何構建和運用法律。」很顯然,在這種視域下,日常生活或世俗生活的位置很低。在亞里士多德的觀點裡,快樂主義不能作為「善的生活」,因為快樂並不是活動本身,而是某種與令人滿意的活動相伴隨的東西,當然也可能是因為被禁止的活動或庸俗的消遣本身也令人快樂。「一個走向社會均等的內在趨勢暗含在對日常生活的肯定之中。現在,善的生活的中心存在於每個人都參與其中的事項中,而不是存在於少數有閒者才能公平處理的一系列活動中。」從這個角度來看,粉圈裡的白日夢生活,顯然不是理性理解世界的可靠方式,也無法認識整個世界中顯示出來的自然法則的複雜性。 主流價值構建的是一種公共性、參與性、理性與富有意義的文化形態,有著類似「善的生活」的邏輯,而加強它與快樂至上、自我滿足的粉絲文化之間的互動,需要提升後者加入社會層面的表徵體系和價值密度。因此,要實現粉絲文化的社會融入,需要基於各自的文化邏輯進行適度的接榫,即如何在快樂至上、自我滿足的粉絲文化接納理性、公共性、意義指向的主流價值,反之亦然。那麼,這兩種不同取向的價值接榫點在哪裡? (二)社會融入的切口:以明星為接榫點 粉絲文化的症候和社會融入涉及問題頗廣,包括法製法規、倫理、媒介素養、娛樂產業、藝術法則、職業素養、個體動機、文化工業、意識形態等。相較於通盤考慮所有的問題,筆者認為應抓住「以明星為核心」這個關鍵點來更精準地思考粉絲文化價值融入的可能路徑。 粉絲文化的社會融入涉及粉絲、明星、官方(包括相關職能部門、平台等),也是社會融入鏈條的上、中、下游。其中「明星」既連接上游(官方),又連接下游(粉絲),是粉絲文化的核心要素,也是粉絲主要的快樂之源、粉圈符號系統中的「蟻王」。正如筆者指出的,在以明星偶像為快樂對象的「擬親屬關係」中,粉絲收穫了強烈的參與感、成就感、自我獎勵感等。同時,在主流價值的作用機制下,明星也能夠同時連接粉絲和娛樂工業發揮作用。再者,相對於數量眾多、構成成分複雜的粉絲而言,明星的娛樂產業、明星娛樂個體的雙重角色,可謂是主流價值可以同時進行「規訓」和「引導」的絕佳對象。故而,從明星入手來討論粉絲文化社會融入,可以起到「四兩撥千斤」之效。 (三)粉絲的社會參與:從「偶像代言人」到「國家代言人」 關於如何規避粉絲文化的種種弊端,粉絲「自律論」是提及較多的路徑,即粉絲要有意識地提高媒介素養,科學認識偶像崇拜現象。這種論調立足於粉絲是理性人的假設,但實際上粉圈就是基於情感認同而成立的,這個假設與粉圈邏輯是矛盾的。在筆者看來,粉絲的主體性很重要,但依靠自律的單方面努力無法規避粉絲文化弊端,而應更多地在粉圈邏輯的基礎上發揮粉絲的主體性作用。 關於當代「原子化的人」「孤獨的人」的兩個隱喻也可以用來描述網絡空間人的狀態。沃爾澤(Michael Walzer)指出,現代社會的孤獨個體正是現代「高度流動」的新型社會造就的。高度的流動性主要體現為四個方面:地理上的流動、社會身份的流動、婚姻關係的流動和政治上的流動。粉圈將現代社會的「原子化個體」聚攏在了一起。筆者認為,基於興趣、愛好或其他因素聚集起來的粉絲團,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或緩解了現代人「原子化」的傾向或功能。粉絲的初衷可能是娛樂或逃避需求,儘管這種社群因高度流動性而顯得鬆散脆弱,並且更多因需求的變化而發生動態變化,但粉絲會出於維護偶像形象而參與公共實踐。理查德·桑內特(Richard Sennett)談及公共人的衰落時提出了現代人的矛盾之處:人們既要投身於混亂而又充滿吸引力的公共領域,又要強調自己有不受別人打擾的權利,於是出現了這種在別人眼裡與主流價值保持隔離狀態的結果。此處,我們所談論的粉絲是指在粉圈情境中的群像,而非個體粉絲形象。 明星是娛樂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也是粉絲意義生產和身份認同的起點,是粉絲日常生活的「黏合劑」。在粉圈的身份構建、維護明星形象的長期實踐中,粉絲在粉圈的部分行為成為慣性,繼而影響其在整個數字空間的觀念和行為方式。這種「偶像代理人」符號域延伸至國家、社會層面的公共實踐。 如前所述,「白癡型受眾」和「博弈型粉絲」是學界論述粉絲身份的兩種經典範式。後者在完善自我形象的過程,走出「烏合之眾」的負面語義系統的同時,也生產文化合法性,這也符合「生存政治」 (politics of survival)。有學者認為,「生存政治」是很多新型社會群體都要面對的問題,這其中包含兩個層面的「生存」:一是粉絲群體實實在在的具身性存在,一是讓社會承認粉絲群體的存在,即一種文化身份意義的存在。粉絲群體以一種分工細緻、體系龐大的網絡組織出現,不僅可以約束成員的行為,發揮其高凝聚力、高行動力和高生產力的優勢,還有助於獲得社會和主流文化的認可,使之得以生存。 明星與粉絲之間超越時間和空間的聯結關係,使粉絲在娛樂體制中從接受者變為參與者,進入到明星製造流程之中,成為「偶像代言人」,即是粉絲群體為了擴大粉絲數量而需獲得社會合法性支持的行為。換言之,即粉絲通過改善自身形象以提升偶像社會價值的實踐。在粉絲文化實踐中,粉圈制定出符合社會公共道德、社會規範和文化理念的象徵性社群規範,用制度約束粉絲行為。以蔡徐坤超話為例,超話設置後援會、工作室、數據站、反黑淨化站等架構,組成超話團隊,制定超話規則(比如《粉絲行為規範與自我約束指南》),並24小時不間斷值班,對超話進行系統性管理,打造良性超話氛圍。通過嚴格的社群規範和合法化機制,使粉絲更加理性地看待自己的身份。甚至粉絲為了提升偶像的知名度,在全球和當地推廣公益活動,促進社會意識。 粉絲維護「愛豆」的「組織化」、情感化的行為表達日益常態化,這種粉圈裡的實踐培養了粉絲自覺的、訓練有素的群體行動力,並產生溢出效應,作用於各種公共實踐之中。 首先,粉絲文化與愛國情感表達。粉圈在參與文化生產和消費時,可參與到類似於哈貝馬斯意義上的「公共領域」當中的「粉絲公眾」(Fandom publics)行為中,粉絲「破圈」至政治領域,成了網絡政治參與的主體。如在「帝吧出征」「飯圈女孩出征」等網絡集體行動中,粉絲成為事件的討論酶(discussion catalysts),從「偶像代言人」變成了「國家代言人」,不同圈層的粉絲成為同一個偶像(國家)的粉絲,積極參與國家形象的建構與生產。在全球化浪潮中,不同國家間粉絲社群的「對戰」日益增多。「國家面前無偶像」「祖國為至高愛豆」可謂粉圈話語和觀念在政治參與的表徵,進而在新媒體技術中誕生了「粉絲民族主義」。 其次,粉圈慣習延伸至社會實踐。皮埃爾·拉維(Pierre Levy)將互聯網中共享互創的知識稱為大眾智慧匯聚的「網絡知識空間」(cosmopedia), 在此基礎上匯聚成「集體智慧」。粉絲群體圍繞共同的焦點(即偶像),形成了為提升偶像形象所做的各種個體行為(如打榜、宣傳、文案、美工、繪畫)的集合。粉圈的集體智慧轉化成力量運用在社會參與中。隨著粉絲社群媒介環境的改變,社群內外邊界模糊,實現了功能性拓展。粉絲走出社群,參與社會活動,利用集體智慧解決社會問題並傳遞主流價值,成為「社會代理人」。有學者通過對「防彈少年」粉絲社群(BTS-Army)的觀察發現,粉絲社群發起一系列活動,試圖成為促進社會意識的社會代理人。如組織「萬丹海嘯受害者捐款」「k 慈善」(每年為弱勢群體捐款),以及與 PMI(印度尼西亞紅十字會)合作的獻血活動、照顧癌症患者以及「打破禁食」等活動。 綜上,粉絲的社會融入,始於對偶像的喜愛與崇拜,繼而以一種觀念與行為慣性,蔓延到公共實踐和全球對話之中。在這個過程中,偶像是起點,也是連接點,圍繞它創建的文化觀念、話語符號、情感經濟、行為準則等而成的參與式文化,成為粉絲文化適時、適當擁抱社會與主流價值的重要路徑。 (四)社會型助推:「偶像」榜樣化 從官方視角出發,加強對粉圈的「治理論」較為常見,這也是互聯網治理或社會治理下的邏輯使然,只不過這種思路傾向於從上而下的單方面行為。粉絲文化不會消亡,也不可能主流化,而將作為一種亞文化與主流價值長期共存、互動。如前所述,面對這種情況,單純運用「馴服模式」和「修辭模式」已不適應新媒體情境下的粉絲文化發展,更無法適用粉絲文化主動的社會融入情景。 1.粉絲文化去神秘化 在進行路徑探討之前,需要審視粉絲文化作為一種日常化生活方式的內在邏輯,將神秘的粉絲文化去神秘化,承認偶像崇拜的複雜性,粉絲並非皆非理性或病理性的存在。 首先,從社會觀念史來看,它是一場「袪魅-施魅」的社會活動。大眾社會的革命意味著著對價值的重估,從前被誣蔑為「低等」的東西,現在一部分被頌揚為標準,並且往昔「高級」的東西可能被宣判為專橫和虛榮。粉絲文化便是在這種文化情境中催生的。粉圈排斥或無視主流價值,可謂是一場「去神聖化」的祛魅過程,是對主流價值準則邊緣化或懸置的過程。但同時,另一場施魅行動悄然而起,即對偶像崇拜的符號化、神聖化。很顯然,粉絲文化祛魅的對象不是席勒或韋伯所說的充滿了精靈、魔鬼和道德力量的世界,但其目標是類似的,即「以我們今天所生活的世界取而代之——在這個世界裡,思想、感情、精神活力的唯一所在是我們所謂的心智」。 其次,粉圈是個體生活的「補償性」場域。在這場「祛魅」與「施魅」的過程中,粉絲實現各自的心理需求與滿足,並實現其日常化的生活方式。粉絲按捲入程度可分為娛樂社交、情感投射、完全認同、關係幻想、病理性等類型,粉絲稟性各異、動機五花八門,有的可以放任不管,有些只需引導,只有少部分病理性的或群體偏差的才是社會治理的重點考慮之處。如果將粉圈完全視為病理性的「異文化」、遺落的文化孤島,這不符事實。從今年初的關於「鄭爽爭議」的罵戰中,我們看到,明星不過是粉絲心理的具象化。這些粉絲中,有的遭遇過校園霸凌、情感失意,有的深陷抑鬱症的泥潭,有的被嚴苛的父母情感打壓,有的在職場屢次受挫。粉圈是粉絲投射自我理想、價值寄托的虛擬空間,粉絲的這種對罵與其說是在維護這個空間,不如說是粉絲在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從這個意義上說,粉圈可謂是個體彌合現實生活「縫隙」的一種方式。 第三,粉絲文化是群體傳播的產物。粉圈有獨特的行動邏輯,粉絲一開始對內群體(in-group)或外群體(out-group)的自我與他人進行自我分類,繼而將不同群體間的文化關係視為群體間(intergroup)或跨群體關係,形成了群體構建,最後,形成一定的社會身份認同,完成了自我身份到社會身份,自我與他人,以及他人與他人之間的轉變過程。 2.從偶像化到榜樣化:價值溢出與助推融入 社會融入是一個過程,主流價值應避免將粉絲文化本質化或具體化為社會團體或階級等社會分類,而應將之把握為一種過程。筆者認為應以「明星偶像」為「融入路徑」切口,這並非指只關註明星這一主體,而是指以明星為內核,輻射粉絲認知、娛樂產業佈局等領域,從而助推粉絲由外而內的自審,以帶動娛樂產業的良性發展。 借用經濟學領域的助推理論(Nudge Theory),助推是指通過積極的強化和間接建議,影響群體或個人的動機和決策,以此對人們的決策進行干預(intervention)。助推強調在個性自由前提下改變人們的行為。學者們將助推分為啟動型助推、顯著型助推、默認型助推和社會型助推(Social nudges)四類。其中,社會型助推依托於社會規範和權威對大眾產生影響,呈現出權威者的選擇和行為,以此讓人們以為「這將會是大多數人的選擇」。 榜樣是可供人效仿、模仿的楷模,有很強的現實特徵。從粉絲的心理投射來看,偶像可視為自己未來形象的「預演」。偶像可用以助推社會、個體,特別是粉絲群體樹立積極的價值觀。在主流價值傳播中,「主流媒體+流量明星」是一種典型的助推模式。媒體在正面引導的前提下,通過與明星合作宣傳主流價值,引發受眾高度關注,從而有意識地影響和改變粉絲價值觀塑造的自我選擇。這種「自由意志的家長制」而非強制性的干預,引導粉絲反省自身行為,並審視自己的價值觀念。如2021年3月11日《人民日報》發佈的新國家宣傳片《中國再出發》,在引入習近平總書記的原聲中夾帶著王一博的旁白,有網友稱從中感受到經歷磨難後,中國青年與祖國一起再出發的期許。「@空軍在線」微博發佈的2021年度招飛宣傳片中,易烊千璽穿著戎裝,呈現出新時代有志青年對逐夢天空、制勝未來的強軍夢。塔爾德(Gabrielc Tarde)認為,模仿遵從分層的瀰散模式,即從高位到低位的輻射。也即是說,觀察和模仿榜樣是一種普遍的行為方式。班杜拉(Albert Bandura)的認知-行為主義模式揭示,對榜樣的行為特點進行觀察和組合,最終形成自己獨特的行為風格。粉絲在與偶像的互動中,獲得了示範活動的象徵性表象,即使偶像不在身邊,其行為仍給予粉絲影響。比如,明星宣傳展示的良好精神品質或媒介文本中的正能量形象。 3.情感遷移:建立多元偶像矩陣 建立多元偶像矩陣,是建設粉絲文化的多元化發展之舉。明星崇拜是時代的產物,無法根除或完完全全納入主流價值主導框架。與其在事後將病理性的粉絲從一個個粉圈中「打撈」出來,或對一次次粉圈失範行為進行糾偏,倒不如預先為這些粉絲打開更多的情感釋放、偶像崇拜的通道。生活的重壓、粉絲經濟的誘惑反反覆覆地將人引向明星崇拜,直至無法自拔。如能建立多元的偶像矩陣,為網民提供更多的情感投射、行為模仿和心理滿足的對象和途徑,可以緩解網民扎堆於明星崇拜的現象,逐步建立健康的偶像崇拜生態。縱觀世界各國的偶像類型,除了娛樂明星,還有體育明星、歌星、社會精英、政治精英等。我國目前的偶像種類較單一,多是娛樂明星,部分明星還存在學歷較低、受資本影響較深等先天不足,因此要有必要「孵化」各種類型的明星出來,並慢慢形成多元偶像矩陣,以更好發揮社會精英、正能量人物的正面效應。 不管是助推明星形象由偶像化向榜樣化轉變,還是建立多元偶像矩陣,實現價值引導,都要立足於文化與社會的媒介化邏輯。施蒂格·夏瓦(Stig Hjarvard)提出的「慣習媒介化」可以很好地解釋這個問題。他認為,媒介融入其他社會制度與文化領域,同時其自身也相應成為社會制度。因此,社會互動——在不同制度內、制度之間以及社會整體中的互動——越來越多地通過媒介得以實現。媒介化刺激了基於弱社會聯繫的軟性個人主義(soft individualism)的發展。媒介化、高度現代化社會中無所不在的社會性格(social charactera)既不是一種強烈的、獨立的個人主義,也不是服從於強有力的組織形態或密切的家庭單位的強烈集體主義。恰恰與此相反,個人主義和對外部世界敏感性之間的矛盾雜糅在一起,成了個體社會性格的慣習形成。粉絲文化實踐正是在社交媒體的媒介融入實踐中實現價值的溢出和延伸。這裡面囊括了價值慣習進入媒介實踐、媒介化成為一種社會制度,以及兩者之間的交互鏈條。從而在慣習媒介化中,實現了粉絲文化社會融入的一條隱性層面的「溫和」的文化交往、價值共創的道路。 綜上,筆者試圖在「馴服模式」「修辭模式」之外提出粉絲文化發展的第三種融入模式。根據意義轉移理論(meaning transfer theory)的邏輯,在這種模式中,發生了兩次意義轉移:一是粉絲對偶像的意義認知,通過行動慣性轉移至政治參與和社會實踐;二是主流價值將偶像的榜樣價值轉移到粉絲實踐,從而實現粉絲文化融入公共實踐和主流價值。這樣,以明星為粉絲文化社會融入實踐的接榫點,進而輻射下游的粉絲、上游的娛樂產業,從而實現了粉絲文化在價值維度上的多方互動與意義拓展。 六 結語 近年來,粉圈愈演愈烈的失範行為,說明粉絲文化有其複雜性的一面,也說明傳統的「馴服模式」「修辭模式」的治理效果堪憂。本研究從社會融入角度切入粉絲文化症候分析,歸納粉絲文化社會融入的「各行其是」「抵牾衝突」和「互動協調」三種動態關係;進而,從文化雜食主義的角度討論了粉絲對「精神禮物」與「非標出性」的意義追求,從而在馴服模式、修辭模式基礎上提出粉絲文化社會融入這一路徑:主流價值可利用粉絲觀念與行為慣習延伸至政治領域和社會實踐的特性,以「明星形象」為粉絲文化社會融入實踐的接榫點,通過「偶像榜樣化」「偶像類型多樣化」等方式,將偶像的榜樣價值轉移到粉絲公共實踐,助推粉絲進行主流觀念接合和行為養成,從而實現粉絲文化在價值維度上的多維互動與意義拓展。 需要說明的是:一、融入模式需要與「馴服模式」「修辭模式」共同配合使用;二、融入模式倡導的是一種頻繁互動的價值循環過程,可規避「馴服模式」般短期內「立竿見影」但後續乏力的弊端,也能避免「修辭模式」下主流價值在治理過程中一直唱「獨角戲」的尷尬。在未來的研究中,具有全球化對話潛能的粉絲文化,因其較弱的意識形態、更強的娛樂性等特性,將成為跨文化傳播研究中的重要視角和經驗材料,以及中國與他國進行文化對話和價值互動的重要窗口。(《作為症候的粉絲文化:社會融入的價值邏輯與可能路徑》下篇) (作者晏青為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導,美國弗吉尼亞聯邦大學訪問學者,暨南大學娛樂傳播研究中心主任;侯涵博為暨南大學博士研究生) (本文來源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授權中時新聞網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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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OJEL Slash系列 斜槓族輕巧首選

    LOJEL Slash系列 斜槓族輕巧首選

     質感潮流LOJEL針對斜槓族在2021推出「Slash」包款系列,以「多重用途」作為設計理念,將旅行的精神融入日常,提供每個斜槓族追求多元生活中,擁有無負擔的減壓「背」包,在沉重包袱中背出輕盈「零」負擔。  質感簡約LOJEL新系列Slash主打黑白經典配色,使用極簡不敗的對比,展現百搭日常單品配件,除摺疊後背包外,同步推出腰包袋、衣物收納袋以及手提電腦袋等,均使用手提便利設計!身為斜槓多重身份的工作者,追求「輕量、快速、便利」三元素。  質感簡約的LOJEL Slash系列使用100%可回收的美國杜邦專屬Tyvek,經過特別處理加工,不但環保無毒,還可以回收,耐磨輕量且易清潔,廣泛使用在多種醫療器材以及製作袋包及配件中,完全防水及抗撕裂;其次Tyvek材質輕巧且強韌,靈活變通,對應後疫情時代輕旅遊的「輕巧類」包款需求!

  • 聚陽重啟擴產 加碼新南向

     中美貿戰、新冠疫情,全球服飾廠「出走中國」,東南亞供應鏈受惠。聚陽董事長周理平15日指出,下半年已重啟擴產計畫,明年會加速,包括南北越及印尼等地擴產,另規劃投資孟加拉,預估明年產能最多可提高二~三成。聚陽目前已在海外五國設有生產據點,周理平表示,評估孟加拉看上的是當地人工便宜、英語溝通無礙及紡織供應鏈水平佳。  展望第四季表現,聚陽指出,因傳統淡季加上原物料價格、新台幣升值,將影響營收表現,不過出貨量較去年同期有雙位數成長,獲利雖不及旺季,但將優於去年同期。至於明年營運,周理平指出,疫後居家休閒、運動服飾、睡衣類訂單回流動能強,將會是明年成長主力,聚陽手中訂單能見度到明年上半年,2021年訂單已經很明確,主要客戶都在成長,也有新客戶加入。  身為防疫國家隊成員之一,周理平表示,聚陽今年在口罩和防護衣訂單大概有5,000萬美元出貨成績,在疫情趨緩下,明年估可能只有今年的三成。聚陽指出,公司的防護衣已從年初提供國家隊醫療級,進一步切入第二代的生活和流行抗疫隔離衣,例如居家或商務人士出國的抗疫隔離衣。  周理平強調,後疫情時代,具防疫功能的服飾、口罩及防護衣等產品,將成為民眾日常必備,因此聚陽已把口罩和防護衣等視為長期多元產品發展的一環。聚陽的防疫產品已接到歐美客戶下單,將自明年起開始出貨;國內部分則配合政府需求出貨。此外,聚陽也計畫在超商通路推出日常防護衣,訴求將防疫產品融入日常生活。

  • 書寫融入日常 台科大舉辦駐校藝術家書法展

    書寫融入日常 台科大舉辦駐校藝術家書法展

    多久沒有提筆寫字了?台科大舉辦「書寫日常書法展」,現場展出40件台科大駐校藝術家蔡耀慶老師的書法作品,除了培養學生書法欣賞能力,透過貼近日常生活的題材拉近大眾與書法的距離,鼓勵更多學生寫字、接觸書法。 台科大駐校藝術家蔡耀慶,5歲起就在父親的要求下開始練書法,一寫就是40多年,熱愛書法藝術的他,大學原本就讀理工科系,畢業後決定轉換跑道進入台師大美術研究所進修。蔡耀慶不僅擅長傳統毛筆書法,更是國內鋼筆書法的名家,投入美術教育、推廣大眾書寫多年。 台科大校長廖慶榮表示,台科大和蔡耀慶老師的緣分始於20多年前,當時蔡耀慶老師還在台師大讀研究所時,便受邀到台科大書法社擔任指導老師。今年台科大換新中文字體校徽也是出自老師之手,台科大新字體以魏碑楷書呈現出台科大精實、剛硬的氣質與特色,期待同學們能從書法展中獲得啟發,多多嘗試練習寫字。 書法展現場展示約40件台科大駐校藝術家蔡耀慶老師的作品,包含傳統毛筆書法的大字、小字,作品內容取材自詩篇及日常,透過書法展現漢字視覺之美,同時也呈現文字的內涵。除此之外,現場也以影片方式展示蔡耀慶老師的硬筆書法作品,作品內容豐富精彩 書法家蔡耀慶表示,以前拿毛筆寫字是很自然的事,現在人卻沒什麼機會接觸書法,因此他希望讓學生從學習欣賞書法開始,能夠懂得欣賞,對書法不再感到陌生,他也鼓勵學生可以從鋼筆等硬筆書法開始學習,硬筆工具相較於毛筆更方便取得和準備,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訓練寫字能力,從硬筆開始再慢慢接觸毛筆,期待讓更多人願意拿起筆寫字。 蔡耀慶說,寫書法的益處很多,透過練習書寫,形成一種規訓可以幫助小孩子校正行為,也能當作大人的生活排遣,除此之外,因為寫書法需要高度專注與手指運用,也有助於年長者調整呼息、刺激末梢神經,益處多多。 台科大駐校藝術家蔡耀慶「2019書寫日常」即日起至12月17日止,於台科大國際大樓一樓展覽廳展出,現場免費參觀,歡迎民眾前來欣賞書法藝術之美。

  • 無聲更需要保護自己 南大附聰性平教育融入日常

    無聲更需要保護自己 南大附聰性平教育融入日常

    性平教育近年越來越受到重視,國立台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與國立台灣圖書館合作辦理「心巴克書香宅急便」,5日邀專業聾人手語故事講師白妝如,結合靜態閱讀、動態表演、情境模擬,導讀《你可以說不:保護自己遠離傷害》繪本,藉由生動有趣手語及口語「說」故事,將性別平等教育融入學生日常生活。 還發展以12生肖為主題的「保護自己健康操」,透過生肖動物的手語結合相關口訣,讓學生更容易記住如何保護自己,最後一同觀看線上手語故事繪本,獲得南大附聰國小部學生熱烈的回響。 近年來,性平教育課題透過社會事件與校園新聞,被不斷討論,國立臺灣圖書館特別規畫兩性專題,利用書籍及互動展品作為心靈輔導的工具, 期望透過閱讀,讓幼兒、青少年在學習歷程中,將兩性互相尊重及身體自主觀念,潛移默化的深植內心。 活動特色同時以手語、口語進行「說」故事,學生可以容易理解故事情境,並適時提出問題及解答問題,溝通效能大大提高。 教務主任陳杉吉表示,台灣手語己正式列入國家語言法中,南大附聰是一所專門教導學生溝通的學校,「台灣手語」及「口語」溝通可同時並存,不存在互相排斥的問題,只有使用時機、比例及對象的問題,這與其他語言是一樣的。 故事講師白妝如在活動後表示,到學校以手語「說」故事,對於小朋友能夠以手語進行提問、溝通,感到非常親切,學習成果也相當滿意,也對學校協助學生建立多重溝通管道表示欣慰。 南大附聰校長陳秀雅表示,未來108課綱強調的是素養學習,學校一直鼓勵學生能將所學運用於生活情境當中,圖書館的資源利用是不可缺少,這與國立台灣圖書館提出「期待學生能用喝一本咖啡的時間讓一本好書陪伴一生」理念相同,期待未來能有更多合作,落實終身學習理念。

  • 莫莉戴貓眼墨鏡修修臉

    莫莉戴貓眼墨鏡修修臉

     溥儀眼鏡集團今年在微風南山開設首間LINDA FARROW專門店,18日找來時尚部落客莫莉詮釋2019春夏新品。莫莉最喜歡貓眼系列,認為貓眼墨鏡要做得好看有難度,有時候會因太過而讓人不敢駕馭,但戴LINDA FARROW的產品卻不會有這樣的感覺,可以輕易融入日常,在臉型、修飾,配色上都很好駕馭。  莫莉認為很多眼鏡品牌型式都很固定,只有一、兩種,但LINDA FARROW歷史悠久、款式多元,任何個性、風格的人都可以找到屬於自己的眼鏡。最重要的是價格幅度大,「消費者選擇很多,有站在消費者思考角度。」滿多人會怕日常戴墨鏡太過突兀,莫莉認為其實想戴墨鏡的話,盡量讓全身造型維持一個重點就好,穿著盡量簡單,其他飾品不可太誇張。  LINDA FARROW品牌主理人Simon Jablon昨特地訪台,談到設計理念,他強調:「不僅是設計眼鏡,還是創造一種生活體驗。眼鏡能展現個人對時尚的品味與態度。」Jablon也基於對香港文化的鍾愛,帶來5款以香港地區命名的創意鏡款,其中AUSTIN與DES VOEUX的半透玻璃鏡框設計,讓人想起繁華大街兩旁的霓虹燈,充滿70年代的懷舊味。

  • 日常語言融入詩!「詩的蓓蕾獎」開拓文學新境界

    用美好的文字、詩的語言讓世界更美麗!由文化部主辦2018「詩的蓓蕾獎」及「台灣詩人流浪計畫」,於25日下午假台北市齊東詩舍舉行第五屆頒獎典禮。本屆複決審委員陳芳明、陳義芝、沈花末、紫鵑、曾淑美、須文蔚等人均蒞臨出席。 眾多優秀作品中「2018詩的蓓蕾獎」由李蘋芬獲得,評審認為其書寫情境最為渾成,抒情當中具有戲劇情味;透過角色的安排,或是脫離現實的情境設定,營造出迷離詭異的效果,掌控力非常好。陳芳明表示現代年輕詩人顛覆傳統精煉文字,將白話的日常語言融入詩中,開拓文學新境界,也為詩壇帶來新希望。 「2018台灣詩人流浪計畫」得獎者洪逸辰,將前往日本大阪中低收入者較集中的西成區,從其工作、飲食、社交、社會救助,乃至於毒品、性交易、暴力犯罪等面向觀察,與當地民眾建立關係,探索日本體面社會之外鮮為人知的另一面。陳義芝期許洪逸辰流浪後所創作的詩作將帶出文學與社會學的意義。 評審一致認為,本年度徵獎吸引更多優秀詩人,來稿詩作水準比起往年更加令人驚豔,創作者專注的題材各擅勝場,亦有許多身經百戰的詩壇好手來稿。整體而言,無論是詩作文字成熟,或是流浪計畫的創意,都更勝以往。評審委員多表示,這些新銳創作者的詩作,帶給他們相當美好的閱讀經驗。 文化部代表陳瑩芳致詞表示,「詩的蓓蕾獎」及「台灣詩人流浪計畫」以未曾出版的新生代詩人為徵稿對象,已連續辦理五年,共選出13位新秀詩人,為詩壇注入一股新生力量,各方的積極參與,讓這兩個獎項益發重要,並期許更多創作者投入,不斷自我突破並嘗試創作新徑,開創出華文詩壇的高度與廣度。

  • 畫作融入陶瓷 藝術成了日常

    畫作融入陶瓷 藝術成了日常

     以發展古文物新創意的國立歷史博物館,2018年攜手鶯歌陶瓷老字號品牌「陸寶」,於高雄航空站史博館文創商店推出雙品牌聯展,藉歷史脈絡衍生,品味藝術不侷限於博物館內。  陸寶1973年源起於臺灣陶瓷之都鶯歌,作品獨具風格與人文氣息,創作各類樂活家居陶器,榮獲德國紅點獎、臺灣金點獎、日本優良設計獎等。  本次展出「常玉系列」:以常玉畫作為主題,結合匠師40年的工藝內涵,將畫布上的美與蘊含的情感轉為陶瓷品;向大師致敬:該系列杯器採天然陶土高溫燒製,兼具瓷的緻密與陶的透氣特性,不僅外層雙層防燙,內膽能量釉可釋放遠紅外線與負離子,享受如山泉般的甘甜好水。「四方樂活系列」擷取祥瑞鳳凰圖騰刻畫於表層,從經脈按摩到品茶養生,皆由天然礦物原料製成,手感溫潤,自然釋放健康能量。  國立歷史博館:典藏六萬餘件文物,尤以青銅器、唐三彩及近代藝術家藏品最為豐富,為貼近民眾生活,將許多存封於典藏庫房的文物結合現代美學設計,衍生為各式生活用品,讓藝術融入日常生活。

  • 新聞透視-珍惜資源 把節水融入日常

     因極端氣候影響,台南地區今年枯水期比往年來的早;尤其曾文、烏山頭水庫的蓄水量相比2014年乾旱期,又足足少了3181萬噸。儘管目前水庫水情目前看似正常,但倘若未來降雨狀況仍不如預期,明年的限水恐比今年的時間來的更快,民眾應體認旱象,節約用水。  全球暖化問題持續存在,且異常的天候狀況更逐漸成為常態。以台灣來說,原先一年四季分明的溫度,已慢慢變成只有夏、冬等2個季節;往年9月至11月秋高氣爽的天氣,但如今秋季每天動輒就是破攝氏30度的高溫,加上乾旱無雨的情況,讓人不得不多加重視水資源。  南市水利局指出,從今年8月份起,侵台的颱風數量相較往年來的少,去年9月仍有3至4個颱風,但今年9月份幾乎沒有颱風,全台降雨量都偏低,台南幾座主力水庫蓄水量並無顯著的提升,尤其曾文、烏山頭水庫的蓄水量頗為吃緊。  根據經濟部資料,2014年台灣各地秋冬也曾因降雨不佳,造成嚴重的缺水乾旱情況,當時10月份曾文、烏山頭水庫蓄水量仍有3億8756萬噸,但今年同期僅剩3億5575萬噸蓄水量,足足又少了3181萬噸,水情堪慮。  台南每天民生用水平均需用水90萬噸,加上農業灌溉,現在又將進入枯水期,民眾應提早落實節約用水,只有省今日的水,才能解明日的渴。

  • 讓日常穿著融入街頭時尚!Converse人氣系列發表新色彩造型

    讓日常穿著融入街頭時尚!Converse人氣系列發表新色彩造型

    Converse今夏以輕量化布料製作Essentials男女服裝,大幅提升的結構設計為既有款式帶來全新風貌,打造頂級街頭服飾。高品質255g純棉毛圈布料在本季扮演要角,特別利用天然酵素洗劑處理,使得布料更為柔軟,觸感更加提升。 這次Converse Essentials 系列為傳統輪廓注入新風貌,提供大家日常穿著的時尚單品。系列產品由圓領運動衫領軍,全系列都採用扁平結構,避免厚重感和穿著不適。 Essentials夏季輕量系列男裝包括短袖圓領運動衫、T恤及短褲,女裝則有短袖T恤、連帽拉鍊衫和長褲,將於今(4/13)起在Converse指定店點販售。

  • 機能時尚紡織品 新興品牌青睞

    機能時尚紡織品 新興品牌青睞

     台灣的紡織產業在全球機能紡織市場扮演重要角色,各大國際運動戶外品牌供應鏈中,可說都可看到台灣機能布料的蹤影,隨著全球運動時尚風潮興起,新興機能服飾品牌客戶的開發也成為另一個商機所在。  台灣機能與時尚紡織品受到許多國際品牌青睞,Nike、Under Armour、adidas的重要供應鏈皆為台灣廠商,而2014年的世足賽中,許多國家隊的球衣布料也都是由台灣廠商供應。  隨全球運動休閒風興起,機能性服飾逐漸融入至一般大眾生活,也拓寬機能性布料的市場。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副研究員巫佳宜表示,許多新興機能服飾品牌的主要客戶不一定是專業運動員,而是結合「Athleisure」(運動時尚風格),產品設計可融入一般人日常穿著。  有統計數據指出,在全球機能性紡織品市場中,Nike、adidas、Puma等前十大運動品牌合併市占率約占37.4%,這也是台灣紡織廠主要的客戶,而另外的62.6%市場則包含許多新興品牌,這也成為紡織業擴寬商機的一個方向。  對於新興機能性品牌的特點,巫佳宜指出,新興品牌財務上沒有這麼充足,常常仰賴創投、群眾募資等方式籌資,或是成為大型戶外品牌下的其中一品牌,可借助集團資源拓展市場。且在通路上多以網路銷售為主要通路,在實體店面則是以B2B (business-to-business)業務為主。且多數品牌創辦人是年輕人,目標銷售族群是千禧年世代(指出生於1980年與2000年間的世代)。  對於有意拓展新興品牌業務的台灣供應商,巫佳宜提醒,新興品牌採購規模較小,供應商須取捨把有限的資源分配到有成長潛力的客戶上。且新興品牌普遍僅對設計方面有想法,但對於紡織品知識不足,公司制度也相對不明確,都可能提升溝通成本及經營風險。

  • 吳思華:防災需融入日常教學

     今年2月發生的南台灣地震,奪走多名學子生命,教育部長吳思華今天視察防災演練,呼籲將防災知能融入日常教學,一旦發生事情,才能降低損傷。  吳思華今天到新北市鳳鳴國小,參與防災疏散避難演練,並參觀學校的防災教育措施,包括防災桌遊教學、防災動畫、模擬傷患處置等。  吳思華致詞時提到,各級學校都需思考,如何將防災融入日常教學之中。地震無法預測,目前能做的就是在事情發生的一瞬間,以最好的處置,降低損傷。  吳思華認為,只有給予學生完整知識和作足演練,才是最好的防備方式。他希望學校多分享成功模式,當作其他學校的典範,讓所有學生都能平安、健康地成長。  近年越來越多學校,用趣味的方式宣導防災觀念。例如苗栗縣啟明國小打造了防災遊學中心,用營隊包裝;花蓮縣富北國中則是利用空拍機,拍攝社區環境影像,讓師生瞭解居住地周遭,較容易發生災害的區域。  今天舉辦防災演練的鳳鳴國小,則是針對風災、地震等不同類型的災害,打造了校園防災地圖,融合進學科教學中,讓學生學會避難求生技巧。師生們還研發出地震桌遊,可以數個人一起玩,用卡牌學習地震知識。1050309

  • 《洋子Yoko》 呈現「無用的日子」

    《洋子Yoko》 呈現「無用的日子」

    取材自著名繪本《活了一百萬次的貓》作者佐野洋子,生前最後的散文集《無用的日子》,無獨有偶工作室劇團推出的《洋子Yoko》9至25日,在台北市水源劇場公演12場,邀得曾榮膺金鐘獎最佳女主角獎得主的王琄擔綱,以人偶同台形式,呈現這位「地表最強的歐巴桑」與貓的獨居生活。 在佐野洋子筆下,《無用的日子》由貓的角度出發,敘述這位因罹癌而被醫生宣判,只剩2年可活的老太婆,如何顛覆一般人的想法,採取消極而不消沉的態度,追求自由的人生,幽默、爽朗地面對生命的最終回。 導演Baboo表示,《洋子Yoko》改編自繪本畫家的散文作品,除保留散文日常叨絮般的特殊語感,也融入了繪本的童真眼光,全劇從佐野洋子的插畫家身份出發,運用平面塗鴉與現成物件的拼貼,創造出一個兼具繪本狂想、日常生活感的表演形式。 《洋子Yoko》舞台上一座巨大無比的紙箱,既像是貓咪最愛的藏身之處,也宛若佐野洋子的祕密房間面向觀眾完全敞開。Baboo指出,佐野洋子的生活就在此紙箱中上演,從主要視覺上就帶給觀眾濃濃的生活氣息,並使用許多日常生活物件,建立起特殊的劇場氛圍。 《洋子Yoko》是無獨有偶工作室劇團繼2009年入選台新藝術獎十大表演藝術的《最美的時刻》後,藝術總監鄭嘉音與Baboo再度攜手合作,並邀請個人風格獨具的創作歌手魏如萱,量身打造《洋子Yoko》的限定單曲〈那邊的女人,這邊的貓〉,並由知名設計師聶永真擔任美術設計。 鄭嘉音認為,《洋子Yoko》是一齣很適合熟齡觀眾的戲劇作品,不僅因為佐野洋子原始的文本題材,即是探討生活老去、失智的過程,且映照出許多台灣均需面對的獨居課題;「如何和平地接受自己老去的狀態,讓自己的生活過得很自信、很有光彩,還能堅持自己的想法」。

  • 小確幸!洗洗睡!超日常用語BJ4

    小確幸!洗洗睡!超日常用語BJ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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