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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韓國瑜受邀訪美 張友驊爆料CIA要對他建檔

    韓國瑜受邀訪美 張友驊爆料CIA要對他建檔

    高雄市長韓國瑜受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邀請,將於4或5月訪美,對此,張友驊指出,此行目的是美國CIA要對韓國瑜建立檔案。 \n \n「美國之音」29日採訪高雄市長韓國瑜,披露將於4月或5月訪問美國波士頓,在哈佛大學以「2018地方選舉對民主政治的影響」為題演講。韓國瑜隨後接受中央社記者查證證實,赴美訪問時間預計在4月或5月。 \n \n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29日也向中央社證實,確實邀請高雄市長韓國瑜赴哈佛大學演講,但時間與細節,他不願透露,僅表示仍在商議。 \n \n宋怡明(Michael Szonyi)在回覆中央社郵件時證實,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確實向韓國瑜發出邀請函,也期待韓國瑜能接受這項演說邀請。 \n \n張友驊30日在中天電視《新聞龍捲風》爆料指出,韓國瑜受邀訪美是因為美國CIA要對韓國瑜建立檔案,包括韓國瑜的影響力與政治前途、韓國瑜支持誰競選2020年總統等問題。

  • 費正清中心研討會 高碩泰盼兩岸對話

    中華民國駐美代表高碩泰今天應邀出席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台灣研討會時強調,蔡英文總統以彈性、耐性妥善處理兩岸關係,期盼雙方早日重啟對話。 \n 研討會由費正清中心台灣研究小組召集人戈迪溫(Steven Goldstein)主持,主題是「臺灣正在轉型? 蔡政府的初步印象」,探討台灣政治、台灣與亞洲新經濟架構、兩岸情勢及台美關係4項子題。 \n 高碩泰致詞時表示,蔡總統就任以來,台灣以低調、零意外原則,促進台美關係。台灣為民主社會,言論、宗教、著作、出版自由,是台美共享價值,也使台灣成為美國的信賴利益夥伴。 \n 對於即將登場的美國總統大選,高碩泰指出,無論大選結果如何,那一黨候選人出線,台美關係仍將確保延續性、一致性與可預測性。 \n 談及兩岸關係,他說,蔡總統持續不斷釋出善意,願以彈性、耐性妥善處理兩岸關係,但北京仍持觀望態度,並打壓台灣的國際參與空間,雙方高層對話雖暫時中斷,但工作階層管道仍持續運作。 \n 高碩泰表示,蔡總統多次呼籲北京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在不預設框架前提下,期盼雙方早日重啟對話。 \n 今天出席座談的專家包括北卡州戴維森學院政治系教授任雪麗(Shelley Rigger)、華府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學者甘思德(Scott Kennedy)、喬治亞理工學院國際研究所助理教授林坤達以及華府智庫史汀生中心東亞計畫主任容安瀾(Alan Romberg)。駐波士頓辦事處長賴銘琪也在場。 \n 另外,高碩泰還應邀參加哈佛大學魏德海國際事務中心(Weatherhea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舉辦的校友會暨地緣政治經濟研討會。高碩泰曾於1996-1997年擔任費正清中心訪問學人。1051104 \n

  • 兩岸史話》西方史家看大清帝國 費正清打開西方視野(三之一)

    編者按:《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一書由美國哈佛大學出版,台大出版中心選輯,是國際與中國清史學界當中重要的通論性作品,作者為羅威廉(WilliamT.Rowe),本書對大清帝國的行政效率與經濟生產管理方面有極高的評價。 \n \n然而至少在西方,20世紀下半葉之前儒家朝代式的史學寫作傳統已不再風行。 \n大清帝國是曾立基於今日中國地區的政治實體中最龐大的一個。比起其在1644年取而代之的明帝國,清帝國的疆域是明代的2倍多,而人口則超過明代的3倍,至清末已達到5億之多。 \n在清帝國內不只有視自己為「中國人」的人群,亦有許多過去從未整合進中國王朝政體中的族群,包括西藏人、維吾爾人、某些蒙古部族、西南邊境的緬甸人與傣人、台灣及其他新近被殖民的邊疆與內陸高地之原住民,乃至於占有清帝國皇位、後來被稱為「滿洲人」者。 \n \n  有效率的行政體系 \n \n其廣大領土或至少其中的一大部分、眾多且不斷增長的人口,以及隨之而來的緊張關係,都為其後續政體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承繼。有許多角度可用來看待清帝國,其中之一便是將之視為兩千年帝制中國史的最終一章。 \n能統治這個史無前例的廣大帝國近三百年之久,是由於清朝在其全盛時期發展出比之前任何朝代都更有效率也更有效力的行政管理與溝通體系。而能同時養活史無前例的眾多人口,則是因為其生產力水準不僅遠超過之前中國的任何朝代,其經濟管理的體制可能也較之前世界任何地方都更有野心,也更有效。 \n研究中國藝術與文學的學者,或許可以合理地主張清代的美學作品不能與唐代的詩歌、宋代的繪畫或明代的瓷器相比,然而其活躍兼容的文化在這些領域都有卓越貢獻,且更在小說、戲劇,甚至是印刷報刊等新的藝術表現形式上開疆拓土。雖說把中國歷史上任何時間點視為與世隔絕都是錯的,然而清帝國與歐亞大陸另一端的交流和相互影響,在性質上無疑比過去更為密切,同時也有更多衝突發生。此影響至今仍未解決。 \n與4、50年之前相較,史家對大清帝國有相當不同的理解。實際上,或許恰當地說,在1950與1960年代世界大部分地方實際上沒有「清史」這種說法。當然,中國史家長久以來以代代相承的統治王朝來組織中國歷史,根據儒家朝代循環的模式興衰更迭,清代僅可當作是這其中的最後一個王朝。 \n根據這個觀點,1912年之後初興的中華民國政府如同之前的新王朝一樣,開始編修官方的前朝歷史,終而在1927年出版由前清遺老趙爾巽主編的《清史稿》。5年之後,無畏的學者蕭一山出版了他自己的《清代通史》,爾後基本上成為這個科目的標準範本。 \n然而至少在西方,20世紀下半葉之前儒家朝代式的史學寫作傳統已不再風行。取而代之的是哈佛大學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將中國過去5百多年的歷史,以1842年區分為兩段的觀點。 \n他是美國的中國現代史學之父,以驚人的旺盛精力撰寫教科書、為其他大學培訓師資,並且監製了一套具有開創性的現代東亞史學術叢書系列。依照他的觀點,1842年之前的中國歷史是「傳統中國」的一部分,而「現代中國」則從鴉片戰爭與《南京條約》帶來的西方「衝擊」開始。從此清朝歷史被分為兩個部分,由兩群不同的學者分別研究。 \n雖然費正清從未明言(即使其他人這麼說),1842年分水嶺之前的帝制中國史本質上是「停滯」的,真正有發展性的變化則始於中國對西方的回應,但是其時代分期卻有這樣的暗示。受到哈佛學派的影響而產出的最佳中國現代史教科書中,理所當然地只簡略地涵蓋清朝前兩百年,而絕大部分關注焦點仍是從1842年到現在,也就是「真正的」、西化的現代時期。 \n \n  現代中國從何開始 \n \n費正清及其追隨者抱持的這些明顯具有歐洲中心觀的時代分期,並未受到中國史家的挑戰。在列寧主義認為西方帝國主義是中國近代唯一主導力量的假定之下,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以鴉片戰爭為分界,將其學者組織畫分為歷史研究所與近代史研究所。 \n而在台灣,受到「現代化理論」的風潮所及,國民黨政權也把中央研究院的歷史學家分為歷史語言研究所與近代史研究所兩個機構,分別研究1842年之前與之後的時期。雖然戰後日本的清史研究未有如前述畫分的制度,但是也以類似的分工為基礎。特別是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東京大學學者,對他們來說,「現代」中國只從鴉片戰爭開始。 \n在1970年代確實有一些少數派的聲音,這些聲音讓當時如我這樣初出茅廬的學者感到非常興奮。然而就我所知,當時只有一項學術倡議迥然不同地主張將清代史視為一個整體來研究,忽視了鴉片戰爭的分界。(待續)

  • 兩岸史話-西方史家看大清帝國 費正清打開西方視野(三之一)

    兩岸史話-西方史家看大清帝國 費正清打開西方視野(三之一)

     編者按《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一書由美國哈佛大學出版,台大出版中心選輯,是國際與中國清史學界當中重要的通論性作品,作者為羅威廉(WilliamT.Rowe),本書對大清帝國的行政效率與經濟生產管理方面有極高的評價。 \n 然而至少在西方,20世紀下半葉之前儒家朝代式的史學寫作傳統已不再風行。 \n 大清帝國是曾立基於今日中國地區的政治實體中最龐大的一個。比起其在1644年取而代之的明帝國,清帝國的疆域是明代的2倍多,而人口則超過明代的3倍,至清末已達到5億之多。 \n 在清帝國內不只有視自己為「中國人」的人群,亦有許多過去從未整合進中國王朝政體中的族群,包括西藏人、維吾爾人、某些蒙古部族、西南邊境的緬甸人與傣人、台灣及其他新近被殖民的邊疆與內陸高地之原住民,乃至於占有清帝國皇位、後來被稱為「滿洲人」者。 \n 有效率的行政體系 \n 其廣大領土或至少其中的一大部分、眾多且不斷增長的人口,以及隨之而來的緊張關係,都為其後續政體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承繼。有許多角度可用來看待清帝國,其中之一便是將之視為兩千年帝制中國史的最終一章。 \n 能統治這個史無前例的廣大帝國近三百年之久,是由於清朝在其全盛時期發展出比之前任何朝代都更有效率也更有效力的行政管理與溝通體系。而能同時養活史無前例的眾多人口,則是因為其生產力水準不僅遠超過之前中國的任何朝代,其經濟管理的體制可能也較之前世界任何地方都更有野心,也更有效。 \n 研究中國藝術與文學的學者,或許可以合理地主張清代的美學作品不能與唐代的詩歌、宋代的繪畫或明代的瓷器相比,然而其活躍兼容的文化在這些領域都有卓越貢獻,且更在小說、戲劇,甚至是印刷報刊等新的藝術表現形式上開疆拓土。雖說把中國歷史上任何時間點視為與世隔絕都是錯的,然而清帝國與歐亞大陸另一端的交流和相互影響,在性質上無疑比過去更為密切,同時也有更多衝突發生。此影響至今仍未解決。 \n 與4、50年之前相較,史家對大清帝國有相當不同的理解。實際上,或許恰當地說,在1950與1960年代世界大部分地方實際上沒有「清史」這種說法。當然,中國史家長久以來以代代相承的統治王朝來組織中國歷史,根據儒家朝代循環的模式興衰更迭,清代僅可當作是這其中的最後一個王朝。 \n 根據這個觀點,1912年之後初興的中華民國政府如同之前的新王朝一樣,開始編修官方的前朝歷史,終而在1927年出版由前清遺老趙爾巽主編的《清史稿》。5年之後,無畏的學者蕭一山出版了他自己的《清代通史》,爾後基本上成為這個科目的標準範本。 \n 然而至少在西方,20世紀下半葉之前儒家朝代式的史學寫作傳統已不再風行。取而代之的是哈佛大學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將中國過去5百多年的歷史,以1842年區分為兩段的觀點。 \n 他是美國的中國現代史學之父,以驚人的旺盛精力撰寫教科書、為其他大學培訓師資,並且監製了一套具有開創性的現代東亞史學術叢書系列。依照他的觀點,1842年之前的中國歷史是「傳統中國」的一部分,而「現代中國」則從鴉片戰爭與《南京條約》帶來的西方「衝擊」開始。從此清朝歷史被分為兩個部分,由兩群不同的學者分別研究。 \n 雖然費正清從未明言(即使其他人這麼說),1842年分水嶺之前的帝制中國史本質上是「停滯」的,真正有發展性的變化則始於中國對西方的回應,但是其時代分期卻有這樣的暗示。受到哈佛學派的影響而產出的最佳中國現代史教科書中,理所當然地只簡略地涵蓋清朝前兩百年,而絕大部分關注焦點仍是從1842年到現在,也就是「真正的」、西化的現代時期。 \n 現代中國從何開始 \n 費正清及其追隨者抱持的這些明顯具有歐洲中心觀的時代分期,並未受到中國史家的挑戰。在列寧主義認為西方帝國主義是中國近代唯一主導力量的假定之下,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以鴉片戰爭為分界,將其學者組織畫分為歷史研究所與近代史研究所。 \n 而在台灣,受到「現代化理論」的風潮所及,國民黨政權也把中央研究院的歷史學家分為歷史語言研究所與近代史研究所兩個機構,分別研究1842年之前與之後的時期。雖然戰後日本的清史研究未有如前述畫分的制度,但是也以類似的分工為基礎。特別是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東京大學學者,對他們來說,「現代」中國只從鴉片戰爭開始。 \n 在1970年代確實有一些少數派的聲音,這些聲音讓當時如我這樣初出茅廬的學者感到非常興奮。然而就我所知,當時只有一項學術倡議迥然不同地主張將清代史視為一個整體來研究,忽視了鴉片戰爭的分界。(待續)

  • 兩岸史話-費正清冷眼看戰後中國

    兩岸史話-費正清冷眼看戰後中國

     我無法否認美國政府支援蔣介石的事實,更不能將其說成是通往新耶路撒冷的公正之路。 \n 之後,我有幸參加了作家聯盟的一次會議,該聯盟為20世紀30年代左翼作家聯盟遺留下來的部分。由於對中國文學造詣尚淺,我出席只是表達一種善意罷了。 \n 籌建中美文協鎩羽 \n 美國新聞處駐北京辦事處遇到了特殊的難題。4萬名駐紮在京津一帶、維持政治穩定的海軍陸戰隊員,自然而然成為共產黨鼓動群眾進行攻擊的目標,他們被看作「美帝國主義」的代表。由於馬歇爾的調停即將失敗,籌建中美文化協會的專案因此遇到重重困難。內戰和對文化工作者的鎮壓,都即將來臨。 \n 1946年6月初,文化關係處在貫徹馬歇爾將軍對中國內戰施行調停的政策中,威爾瑪作出了積極的努力。經馬歇爾將軍批准,她邀請了共產黨設在張家口的華北聯合大學的4名學者,前往美國進行為期1年的交流考察。國民黨一方也有6名學者參與了這個專案。 \n 為了挑選交流人員,威爾瑪代表大使館經由北京前往張家口,此時共產黨的首府,已從延安遷至張家口。當時新聞處駐北京辦事處主任在休病假,由我代替他解決麻煩問題,因此,我決定陪同威爾瑪前往,但這主要是她主持。威爾瑪透過編謊話,說服了一位美國空軍上校駕駛飛機帶我們飛往目的地。 \n 我們乘坐飛機越過長城,沿著如同美國亞利桑那州一樣乾旱、風沙漫天的蒙古邊境一路向前。「45分鐘後,我們抵達張家口,一周後又花了16小時乘坐火車和四輪馬車返回北京。」我們以邊區政府客人的身分入住「解放旅館」。隨後,威爾瑪處理公事,我們則觀看了文工團表演的秧歌,這是一種連續跨步的民間舞蹈,在解放區農民中頗為流行。我們與很多團體進行了交談。他們的主要問題是,一個民主的美國為何會制訂出反對中國人民運動的政策呢?這個問題令人難以回答。 \n 我們與文學巨匠周揚(交流專案被選中的4人之一)共進午餐。坐在他身邊的是女作家丁玲和一位年老的創造社領袖成仿吾。詩人艾青直接地說道:「我們求助於惠特曼的美國,反感赫爾利的美國。」 \n 我一直沒法憑空編造出合適的理由去延安,因此,一周的張家口之行,是我在中共地區僅有的一次露面。華北聯合大學只能達到中學的教學水準,學習資料主要透過油印。我們拜訪了最高長官聶榮臻將軍,隨後我與威爾瑪一同在擠滿熱情洋溢的年輕人的劇院作了演講。 \n 我之前從沒感覺到如此的不適應。我的漢語水準完全可以應付旅行、聚餐會談以及現代歷史方面的表述,但對於馬克思主義術語一竅不通。我強烈地感覺到我和我的聽眾在世界觀上,存在著巨大差異。因此我所能表達的,僅僅是保持兩國人民的友誼、維護和平,諸如此類早已塞滿他們腦子的陳腔濫調。 \n 我無法否認美國政府支援蔣介石的事實,更不能將其說成是通往新耶路撒冷的公正之路。倘若這是我1945年至1946年在華期間的頂點,那我情願收拾行李,打道回府。 \n 在張家口,牆上隨處可見「建立民主制,創建新生活」的標語。返回途中,我們坐著四輪馬車通過10英哩的無人區,遠處傳來國民黨的炮聲,我們和共產黨的護衛,只能等炮聲停了再通行。隨後到達南口長城城門,這裡的標語寫著「擁護蔣介石的領導」。最終,由於國民政府拒絕發給共產黨提名的4位學者護照,而使計畫落空。幾年後,麥卡錫時代到來,這段插曲也被漸漸遺忘。 \n 離開上海前,一些左翼分子為我舉行歡送會,參加的知識分子大概有50人。歡送會上,郭沫若等人紛紛致詞感謝,我以「四海之內皆兄弟」回覆,並表達了對他們為自由而戰的敬意。歡送會沒有絲毫敷衍了事,我也很高興在這樣場合,慣例用的簽名簿派上了用場,上面簽滿了傑出文化人的名字。 \n 目睹政客投機取巧 \n 哎呀!我忘記了「忠誠」的不成文規則,我將這分珍貴的簽名簿交給一位辦事處同事。他是很有能力的公報發布員,布蘭德利稱其為「麥克道格爾」,我囑咐他將簽名簿和其他一些資料一同幫我寄回美國。然而簽名簿再也沒出現過,此時我意識到人走茶涼的意義。「麥克道格爾」可能早已把它賣掉,或是成為戴笠的囊中之物。 \n 1946年7月7日,我離開了上海,直到26年後,才再次訪問中國。然而,為了完成文化關係司和美國新聞處的整合,威爾瑪在南京大使館繼續待了9個月。 \n 1945年至1946年間,我在中國的所謂「戰後」9個月,實際上是一段內戰爆發前的經歷。我親歷了國民政府使用美國武器,向北方各大主要城市擴張,同時也目睹了投機取巧的國民黨政治家,對華東光復之地的掠奪與轉讓。貪汙腐敗和通貨膨脹,甚至侵蝕了支援國民黨的上層社會。我本希望美國新聞處能夠以某種方式阻止中國分裂,但無濟於事。1946年1月,曾被馬歇爾奇蹟般阻止的內戰,到夏天重新席捲而來。我們的對華政策註定是要失敗的,然而,美國公眾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n (全文完)

  • 兩岸史話-費正清冷眼看戰後中國

    兩岸史話-費正清冷眼看戰後中國

     在上海,我很期待美國新聞處能夠為中國的讀者翻譯英文作品。為了順利完成此項工作,我們需要邀請優秀的中國翻譯家參與其中。 \n 正如之後事態發展的那樣,1946年,共產黨的組織力量,在事後回想起來似乎令人驚訝。美國新聞處上海辦事處總部極受人尊重的中文總編金仲華,1949年後成為上海市副市長,後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自殺。新創辦的報紙《文匯報》編輯宦鄉,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駐倫敦代辦(大使),1981年擔任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n 職業生涯坎坷傳奇 \n 當時為了扶植這家非官方性質的報刊,戰時新聞局曾為其提供了一些很難蒐集的新聞用紙。1949年後,我的朋友楊剛在北京擔任《人民日報》的副總編輯(一直到1957年自殺)。如此權高位重的位置,大概也只有長期為黨派服務的老黨員能夠勝任。此外,戰時新聞局負責管理中國職員的主任劉尊棋,是由麥克.費希爾招募來的新聞工作者。 \n 隨著中國職員的規模驟然擴大,劉尊棋以其冷靜的判斷力,為麥克提供了極大的幫助。1945年後,劉尊棋來到美國尋求幫助,希望發展大眾教育、獲得現代印刷機並在戰後中國建立其獨立的出版業。然而他未能如願。早在20世紀30年代,劉尊棋就是一名共產黨員,但是1957年後,他被關入東北勞改農場以及北京和湖南監獄,在這些地方待了21年的時間。當時他在北京負責《中國日報》英文版的編輯工作。 \n 我想,將一個人從世紀中葉以來的坎坷傳奇的職業生涯記錄下來,應該能寫幾大本書。「革命先革自己的命」,或許這句格言是能站住腳的。20世紀30年代成為左派的大學生,是當時全球知識分子中的一部分,他們都受過良好教育。而從1957年至20世紀70年代,因政治鬥爭而出現的紅衛兵和其他人,則屬於另一類型。 \n 1945年3月初,我到了北京,此時的北京再次成為天然磁石,吸引了來自四面八方的菁英。從檀香山返回的陳福田,正在幫助陳岱孫等從昆明返回的知識分子,重組清華大學。而我們哈佛大學的校友芮沃壽和芮瑪麗夫婦,也已經從山東濰坊集中營,經過3年的勞教返回北京。在學者們的邀請下,芮沃壽和芮瑪麗居住在位於北城過去被偽政權所占據的一座四合院裡,重新開始他們的研究工作。 \n 房屋配置一應俱全,鑲嵌著黃銅裝飾的大木箱,打磨發亮的木質桌子,精美的窗雕,我記得還有其他精美的裝飾,此外還有傳統且訓練有素的僕人。芮瑪麗正著手為胡佛圖書館,蒐集有關中國革命的藏書。他們還向我介紹了一位來自蘇聯的年輕學生謝爾蓋.齊赫文斯基,後來成為蘇維埃權力機構中的一顆冉冉之星。 \n 我還與曾為延安公共衛生事業作出巨大貢獻的美國醫生馬海德一起共進午餐。格雷厄姆.佩克在北京西城找到了一處住所,他在那裡撰寫戰時中國回憶錄──《時代的兩種類型》(Two Kinds of Time)。兩位共產黨的聯絡員黃華和柯柏,年前拜訪了美國新聞處。1981年,黃華成為外交部長,他的兒子在哈佛大學讀書。當時我正在幫助新上任的美國新聞處駐北京辦事處主任約翰.伯特.福斯特,他也曾是1940年哈佛暑期學校遠東學院的一員,之後與一名學生結婚。這簡直就是一張朋友熟人混合交織的關係網! \n 在上海,如此盤根錯節的關係網也越來越難以應對。1946年4月,我們在位於總領事館對面的漢密爾頓大樓中,美國新聞處的新區,舉辦了3次雞尾酒會。酒會聚集了上海各個團體,包括外國軍人、官員、商人以及中國的官員、編輯、藝術家和各界名人,其中很多人長期以來對於現狀憤憤不平。每周都會有一些中國的朋友前來告別,準備悄悄去北方。 \n 考慮安全相互害怕 \n 有一天,頗有詩人氣質的日本知識分子,曾為吉姆.斯圖爾特將戰時新聞局傳單翻譯成日文的鹿地亙來上海找我,他希望我幫助他返回日本。此時,美國海軍正在運載成百上千的日本人回國,而鹿地亙滯留在此,顯然是考慮到安全因素。 \n 於是我給美國軍方寫信建議,那些在戰爭中幫助過我們的人,至少也要得到與我們作鬥爭的人同樣好的待遇。最終我的介入,成功地讓鹿地亙回國了,但給我留下了不良記錄。 \n 我們已經害怕共產黨,他們也對我們有些害怕。大家都在考慮安全因素。在上海,我很期待美國新聞處能夠為中國的讀者翻譯英文作品。為了順利完成此項工作,我們需要邀請優秀的中國翻譯家參與其中。中文、日文、韓文或是越南文的英譯,是一項對原著二次創作的工作,反之亦然。 \n 如果我們想要獲得真正的文學作品,就必須找到中國的「菲茲傑拉德」來翻譯我們美國的「奧馬爾.哈亞姆」,在此過程中,我得到了權威學者鄭振鐸的幫助,給予馮亦代鼓勵和支援,而馮亦代的夫人鄭安娜(鄭笑容)在美國新聞處幫助做過文化聯絡工作。我們還聘請了趙家璧、徐遲等人,但在我離開之前,還未取得任何成果。(待續)

  • 兩岸史話-費正清冷眼看戰後中國

    兩岸史話-費正清冷眼看戰後中國

     在這種純粹的中國事件當中,美國政府並沒有參與其中,我也不願意被共產黨利用來對抗國民政府。 \n 資源委員會的錢昌照贊同中國應該同時實行工業化和土地改革,前者為國民黨正在試圖推進的專案,後者則是共產黨努力追求的目標。然而,不久後他就去了歐洲。 \n 1946年1月初,談判似乎有可能要取得成果了,這時共產黨重慶代表團宴請美國新聞處。 \n 中共積極投入社交 \n 為款待美國戰時新聞局,晚宴分為兩桌,周恩來坐在其中一桌,葉劍英將軍坐在另一桌。大家都顯得興奮而充滿活力,周恩來搖頭晃腦地唱起了歌,我們也跟著哼唱起來,而葉劍英則用筷子敲著桌子和玻璃杯進行伴奏。他們唱起了延安歌謠,互相敬了幾次酒後,我們也唱起了同樣鼓舞人心的美國內戰時期的歌曲。而如今的音樂不是過於甜美柔情,就是太過傷感了。 \n 而周夫人,她使用自己的名字鄧穎超,穿著長褲,十分樸素,卻格外迷人。1980年,鄧穎超仍然在北京擔任領導職務,當時葉劍英也依然健在,擔任國家領導職務,而周恩來則於1976年逝世。 \n 在夜以繼日的談判會議中,共產黨代表還積極地舉辦社交活動。他們在重慶最豪華的勝利酒店舉辦了盛大的雞尾酒會,認識的每個人和其他一些人都參加了這個宴會。我和威爾瑪、郭沫若和他的夫人以及這裡的兩個共產黨好友,也都興奮地來到酒會現場,喝得很盡興。 \n 在我看來,共產黨所表現出的熱情以及宴會上看上去無拘無束的輕鬆環境證明,基於明智的對美政策,共產黨在談判過程中,取得了某種和解,並使其有了繼續發展的機會。此外,他們富有熱情,還在於這是一群被挑選出來的擁有堅定信仰、勇於獻身事業的優秀工作者。 \n 在上海,我與來自檀香山的一位日裔美籍延安問題專家有吉幸治(Koji Ariyoshi)一同出行,他之前曾和軍事觀察團去過延安。我們宴請了中國偉大的諷刺作家「魯迅的夫人和一位朋友,兩位女士十分和藹親切、十分虔誠,對革命事業充滿了信心,但並不明智,這讓我想起了類似某種皈依基督教的信徒們。」有吉曾是檀香山的一位左派碼頭裝卸工,透過他的介紹,我們將延安列入美國新聞處投放新聞資訊的名單中。 \n 1946年初,位於北京協和醫院內的執行總部派出了若干軍調小組,試圖阻止國民黨與共產黨在中國華北地區交戰。在國民黨、美國和共產黨三方中,龔澎是唯一的女性成員,負責處理葉劍英的公共關係事務。巴爾的摩《太陽報》(Sun)記者菲爾.波特(Phil Potter)曾報導,龔澎秀美而時髦,穿著藍色旗袍,梳著美式的髮型。 \n 但龔澎表示:「這對於北平人並不意味著挑戰。」與外國新聞機構的其他人一樣,菲爾.波特也對其極力渲染。隨著最初的積極熱情逐漸平復,我在上海龔澎家中見到她和喬冠華,他們的兒子名為巴黎(以第一個被解放的首都命名),由孩子的外祖母撫養照顧。之後,他們很快被轉移到環境安全的香港工作,顯然周恩來正在為將來的發展儲備人才。1971年,喬冠華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聯合國大使,1975年至1976年間,在北京擔任外交部長。 \n 由於楊潮事件,美國新聞處捲入國民黨和共產黨的矛盾衝突中。楊潮是克里斯多夫.蘭德(Christopher Rand,後來任職於《紐約客》)在抗戰結束時,擔任戰時新聞局駐永安辦事處主任時,所雇用的一名知識分子。在楊潮執行克里斯多夫分派的戰時新聞局工作時,不幸被國民黨戰區指揮官逮捕,並被當成共產黨嫌疑犯監禁在杭州。 \n 意外涉入楊潮事件 \n 由於楊潮是為美國人做事,蘭德設法營救他出獄,但是治外法權能夠保護中方雇員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最終楊潮死在獄中,表面看起來似乎是病死,想來也是故意不給他治療,但顯然他受到了酷刑折磨。之後,由於擔心楊潮的遺孀惹出麻煩,關押楊潮的監獄想盡辦法迫使她離開上海。蘭德和我以及其他一些美國人盡力保護她的安全。 \n 左翼分子也開始干預這件事,最後舉行了一場大型的追悼會,會上郭沫若和其他人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講。為了表示美國人對雇員的關心,我也參加了追悼會,雖然被要求發表談話,但是我拒絕了。因為在這種純粹的中國事件當中,美國政府並沒有參與其中,我也不願意被共產黨利用來對抗國民政府。此外,情況頗為複雜的是,楊潮是我的朋友楊剛的哥哥,她當時仍在美國。 \n 美國新聞處推行的文化專案,需要與作家以及藝術家接觸,我們發覺,在處理與這些所謂的自由主義者以及左翼分子的關係時,陷入了令人困惑的境地。在我們看來,政治忠誠的問題與藝術和文學無關,當然即使我們想弄清楚,也遠遠超出我們的能力範圍。美國贊同聯合政府的政策,要求我們遠離中國政黨之間的糾紛。我們盡量只涉及與個人有關的是非曲直,避免與政治相關方面的影響。 \n (待續)

  • 兩岸史話-費正清冷眼看戰後中國

    兩岸史話-費正清冷眼看戰後中國

     從與中國知識分子以及其他美國人,特別是跟蹤報導馬歇爾將軍長達一年的記者們的談話中可知,中國共產黨取得越來越強勢的地位,似乎很明顯了。 \n 當我們在中國進行機構建設時,戰時新聞局遠東地區副局長助理戴德華和他手下負責中國事務的辦公室主任約翰.考德威爾正就美國駐華新聞處所需的預算、人員配置以及部門需要的指令等問題,與華盛頓方面進行交涉。考德威爾(出身於福建傳教士家庭)專程來到中國,用6周時間瞭解這裡的情況。透過軍方管道,我們用電傳打字機與華盛頓保持聯絡,並用自認為精練的語言,與喬治交換了意見。 \n 報導牽動敏感神經 \n 我所面臨的行政工作上的危機,主要是人事問題,即如何將經驗豐富的工作人員團結在一起,形成一個核心。 \n 1945年12月15日,由馬歇爾負責調停國共衝突的通告,引起了軒然大波。由范宣德、迪安.艾奇遜以及馬歇爾為杜魯門總統起草,並轉交給蔣介石的公開聲明中的措辭十分謹慎,以免冒犯到中國人的尊嚴,極力維持馬歇爾公平調停人的身分。 \n 我和臨時代辦沃爾特.羅伯森在重慶收到這分聲明的同時,還收到一篇來自華盛頓的新聞報導,其中說杜魯門的聲明乃是一國首腦向另一位首腦發出的最嚴厲的譴責等,這與華盛頓的政策完全不符。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n 很快,我發現這篇新聞報導出自美國新聞處上海辦事處總部,於是第二天我乘坐飛機飛到上海調查此事。(我還不想馬上就去見馬歇爾將軍。)此篇新聞的作者並不是一位破壞分子,而僅僅是一名普通記者。他認為他只是提供一部改寫的作品,並聲稱任何一家報社都有可能為了向讀者強調新聞而進行改寫。這種做法我是頭一次聽說。 \n 幸虧這位記者受到合眾社聘請,前往合眾社香港分社工作。弄清楚這件事後,我召集了美籍職員開會,因為他們是保證在華工作順利進行的核心力量。 \n 如果我不公正地對待他們的同事,他們很可能會辭職回國,因此我作了以下幾點聲明:(一)他並非惡意為之;(二)馬歇爾的使命很微妙;(三)由於我們是政府雇員,不能違背國家的政策。對於這件事的具體處理方法為:我們這位同事已經辭職,到合眾社工作,我會推薦他,同時我也會向馬歇爾將軍保證,我們會做好本職工作。經過一番討論後,此事最終的處理方法得到大家的認可,於是我向羅伯森作了報告,並告知當事人已經離職。 \n 在馬歇爾將軍的調停工作中,還有另外一件事讓我印象深刻。具體原因我已經不記得了,當時美國新聞處為馬歇爾安排了一場記者招待會,實際時間為下午2點。我經過考慮,認為沒必要這樣做,便取消了這次記者招待會。 \n 此外,我還有在下午2點午睡的習慣,因此,我把自己放在他的位置考慮,就像一位教授幫助另一位教授一樣,幫他的忙。然而,在我吃午飯的時候,我接到他打來的電話,他顯得非常生氣。電話中他表達清晰,簡明而乾脆,以至於如今想起來還讓人不寒而慄,主要內容就是記者招待會必須召開。 \n 而此時,我只有一個小時來準備新聞稿,於是我開始四處打電話,然而幾個主要的中文記者早已回家吃午飯了。因為時間緊迫,我乘坐吉普車前往他們各自的住所。外面下著小雨,司機在寒冷的重慶街道上找到了我所見過的最破舊不堪的一個住所,順著搖晃著快要散架的樓梯向上走,不停地敲門,將那些滿臉倒楣相的職員從飯後小憩中喚醒。 \n 我叫喊著馬歇爾的名字,並告訴他們準時趕到現場。到達現場後,將軍的助手,一位機靈的年輕陸軍上校對我說:「其實你不必出席招待會。」於是我表示贊同,並偷偷地溜回了家。顯然哈佛在這方面,不像五角大樓那樣訓練有素。 \n 東奔西跑加深認識 \n 戰時新聞局在重慶已建立了7、8座大樓,包括一個舞廳,如今大部分已經空出來了。我和威爾瑪在這裡的轉角處有一間帶壁爐的房間,它很舒適,然而不時地出差,讓我們常常被迫分開。10月,威爾瑪乘坐大卡車前往嘉定和成都,11月又飛往西安,而我則飛往昆明、廣州,並再次到上海,1945年12月和1946年1月,我又兩次前往上海。 \n 2月,威爾瑪飛到昆明,接著乘吉普車經滇緬公路前往大理。而3月,我則去了相反方向的北京兩次。4月,大使館最終跟隨國民政府從重慶遷回南京。由於從上海到南京乘火車,只需要一晚上的時間,因此威爾瑪有更多見到大都市的作家和藝術家的機會。 \n 所有這些東奔西跑的經歷,加深了我對於中國混亂局勢的認識。然而,從與中國知識分子以及其他美國人,特別是跟蹤報導馬歇爾將軍長達一年的記者們的談話中可知,中國共產黨取得越來越強勢的地位,似乎很明顯了。 \n 談判從一開始就對中國共產黨的地位有了更加明確的界定,同時也促進了美國人與共產黨人的聯繫。在重慶,一天晚上,我們和喬冠華、龔澎夫婦共進晚餐,第二天又宴請了來自國民政府外交部的顧維鈞一家。而雙方都認為對方是缺少誠意的。 \n (待續)

  • 兩岸史話-費正清冷眼看戰後中國

    兩岸史話-費正清冷眼看戰後中國

     為了保持可信度,即使不利於我們的事情,也應該第一時間進行播報,絕不向觀眾過分吹噓。 \n 在霍蘭德返回美國後,由我接任戰時新聞局駐華辦事處主任。此時我面臨基本問題是,如何為上海辦事處總部留住大量專業人才,使其更好地服務10個分支機構。為此,我找到一個絕佳的機會。海外新聞專題報導處的4位女性專家,從戰時新聞局駐孟買辦事處,飛越喜馬拉雅山來到上海。 \n 喜獲人才充分授權 \n 顯然她們的到來,保證了上海工作的良好推行。其中,新聞簡報部由露絲.路易斯和愛麗絲.福特負責;專題報導部由戰時新聞局中國職員主管劉尊棋和艾米.舍菲爾負責;圖片部(包括廣告、圖片展覽以及圖片新聞)由海琳.普萊森特負責。她們都是忠於職守且技能熟練的專業人才,深信他們的事業大有前途。 \n 另一件幸運的事是,我發現了另一個人才──布蘭德利.康納斯,他是海外新聞專題報導處的圖片編輯,在中國建立了自己的圖片工作室。我任命康納斯為上海辦事處總部的營運主任。布蘭德利有著富裕且有文化背景的家庭背景,但他並不依賴於此。他有著敏銳的洞察力和有時在身高體壯的人身上才能發現的旺盛精力,他身高體壯且嘴裡經常叼著香菸,因此常常被人誤認為是一名難纏的紐約的稽查人員或是黑幫人物。 \n 最重要的是,他對一切事物及所有人都瞭如指掌,是瞭解細節、處理後勤工作的能手。他結交了各行各業的人,甚至是機場的飛行員,連飛機起飛的時間都很清楚;他還認識總領館的祕書和其他所有大人物,且極能體察上級需求。 \n 他能搞定一切事情,因此每個人都找他幫忙。但他的技能都在制度範圍內,嚴格遵照規章制度。他善於獲取有報導價值的新聞,常常從華盛頓清晨發來的最新電報中,截取有用的資訊,在晚上睡覺時轉告給有關官員哪些是需要知道的。1950年6月某天黎明,北韓坦克越過38度線駛向漢城,此時在華盛頓國務院工作的布蘭德利,正準備關閉發報機,上床休息,突然截獲到這一消息並立即轉告艾奇遜。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他在倫敦出任公使期間,之後不久,他便猝然辭世了。我很幸運有他幫忙主持辦事處總部的工作。 \n 在眾多我沒法一一提及的專家幫助下,美國新聞處中國分部最終得以建立。同時我更加堅信,大多數工作的推動,需要有兩位管理人員。正是由布蘭德利掌控工作進展,我才得以不時前往南京大使館彙報工作,並到各個分支機構視察工作。在過渡時期(直到7月1日,布蘭德利接替我的工作,成為與大使館聯絡的主要公共事務官員),我與大使館之間的聯絡員是約翰.梅爾比,他深思熟慮,擁有豐富的工作經驗,曾在拉丁美洲和莫斯科工作,如今很快適應了中國的環境。 \n 我的工作包括給10個分支機構下達官方指令,我自然想到:「如果是赫德處在這個位置,他會怎麼做呢?」結果便是,我在1945年聖誕至1946年6月1日,共寄出了44封通函。這些通函內容涉及美國新聞處各方面的工作,通常由上海總部的專業人員起草,旨在使所有人對於多層面的工作運行情況,有一個全盤的瞭解。 \n 對於圖片新聞的發布(1945年4月24日,34號通函),我們有一個名單,上面列出了110家擁有印刷圖片的製版設備的出版機構,所以我們準備了110張照片和插圖說明,並立即分發下去。對於專題報導的發送(背景資訊不同於從舊金山電台收到的新聞簡報),其內容由中文翻譯部門主管(自1941年開始,同樣隸屬於戰時新聞局)負責選擇,並由上海總部運營主任批准。 \n 通常來說,我們翻譯的材料僅僅是已在美國出版過的,透過郵寄或無線電方式,從舊金山、紐約或是華盛頓等地發送過來。這些被翻譯的內容,最終合成為《新聞資料》周刊,每期8頁,包含8到10篇文章,共發行5千冊。其中2750冊為直郵雜誌,其餘發放到各個分支機構。 \n 提供可靠思想基礎 \n 我在名為〈美國新聞處在中國的目標〉的20號通函(2月11日)中,提出了幾點個人看法: \n 1. 提供新聞報導,而不是有意宣傳。 \n 2. 既要增進理解,又要注重行動。「我們希望提供美國人面對困難並克服困難的一些實際經驗,以此鼓勵中國人直接面對,並克服他們自身的問題。」 \n 3. 現代化而非美國化。「對我們有益的,未必對中國有益。中國的問題是科學與民主相互結合的問題,是將科學、民主與中國文化傳統融合,並運用到大眾生活的問題。」 \n 4. 實事求是而非巧妙推銷。「展現一幅完整而真實的美國風貌,而不會人為淡化經歷中的困難、問題和失敗。為了保持可信度,即使不利於我們的事情,也應該第一時間進行播報,絕不向觀眾過分吹噓。 \n 此外,保持實事求是另一個原因在於,我們要為獨立行動提供可靠的思想基礎。而諸如公民立法權、投票權、罷免權在政治腐敗的中國,並不是靈丹妙藥,即使在美國,這些也並非萬能。」(待續)

  • 兩岸史話-費正清冷眼看戰後中國

    兩岸史話-費正清冷眼看戰後中國

     當代的知識分子和自由主義者,正試圖抓住機會,為實現民主而努力奮鬥,其中很多人為此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n 我在中國逗留的那段時間還算太平,當時兩黨簽訂了協定,處於停戰狀態。其次,我不再是獨自工作、有時間就去會見各個政治派系人物的那個觀察員了。相反,在我接任比爾.霍蘭德的主任職位後,我成為美國政府部門的一位領導人物,主管上海辦事處總部以及10個分支機構,這10個機構可以透過不同媒介與中國民眾保持聯絡。在這9個月期間,我們將戰時新聞局的工作重心,從中國西部移出,並擴展到中國的光復區。 \n 擴大活動轉型過渡 \n 戰爭結束後,戰時新聞局的整個心理戰部門也無用武之地了,於是大約150名美國人返回美國。而戰時新聞局的資訊部,逐步轉變為新成立的美國新聞處,由大使館直接管理,處理一些文化關係方面的工作。 \n 1946年上半年,我們繼續一邊擴大活動範圍,一邊準備轉型過渡。從1945年9月至1946年4月1日,美國籍員工由125人裁減到25人,中國籍員工也從706人減少到342人。其中,永安分部(位於東南部,原屬日本控制區)與蘭州分部已經撤銷;昆明分部精簡為一個代理處,由領事館負責;此外,成都代理處隸屬於重慶,天津代理處隸屬於北平。 \n 與此同時,分支機構只設立在上海(辦事處總部也在上海)、廣州、漢口、北平、台北以及奉天(瀋陽舊稱)。新聞出版和管理工作都集中在上海。首要工作重點包括:(一)中英文新聞報導;(二)中文專題報導;(三)圖片、展覽及廣告。因為這些都是手頭現有的可以發布的資料。幻燈片的製作工作也停了下來,電影和圖書的發行也被延遲。文化交流的相關工作,等叢書的出版和對當地居民的調查完成後,才能推動。文化關係司的人員交流計畫,由大使館的威爾瑪負責。 \n 無線電通訊網絡為我們展開所有這些工作提供了便利,此前,無線電通訊是在美國軍方的控制下,由戰時新聞局開發的通訊工具,當時被用來發送戰地記者的新聞報導。 \n 如今,我們利用摩斯電碼和中國數位代碼,將其擴展為一個快速通訊系統,從而使各個分支機構與上海總部緊密聯結在一起。這意味著,借助無線電通訊網絡,我們不僅播報新聞,同時還繼續發送戰地記者和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資訊;此外,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內部人員也可以用來處理一些私人事務,這是其他任何民用機構都無法做到的。 \n 同時,我們還可以為其他人發送生死攸關的資訊,如金融危機或國家利益等資訊。掌握了通訊,就意味著掌握了權力,所有人都來奉承我們,我們也結交了很多朋友。 \n 收回被占領土後的中國,人們對於知識充滿渴望,亟須我們為此提供幫助。他們需要瞭解世界新聞並閱讀各類書籍。當時中國的政治命運仍然不明朗,因此在我看來,中國對於資訊的需求,似乎與對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物資供應需求一樣緊迫。這是一個非常嚴峻的挑戰,我因此將返回哈佛大學的時間從1946年4月1日,延遲到了1946年8月。如果我不能親力親為保證工作順利完成,又怎能期望美國新聞處的其他同事盡職盡責,繼續展開工作呢? \n 10月18日,我與比爾.霍蘭德一同前往上海,當時我是他的副手,擔任資訊處副主任一職。我們住在上海國際飯店,用餐則在華懋飯店。 \n 如今上海的麗思酒店由美國海軍進行管理,我們的辦公室就設立於此。大街上人山人海,有軍車、人力車及黃包車(黃包車是一種前面或後面與自行車連接的人力車)、計程車,行進的中國軍隊,在陳舊的電車前穿行的商店售貨員,在交通擁擠的街道上賣報的小女孩,一些很快將被遣送回國的留著鬍子的錫克族警察,還有各式各樣的美國軍人,穿長袍的中國買辦,從上游返回的投機者,白俄羅斯的舞女,無依無靠的德國人,四處徘徊的日本士兵和患有結核病的苦力。 \n 街上的景象不免反映出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上海依然是一座國際化的大都市,而她也仍然可能被任何掌控黃浦江上炮艦的人所統治。 \n 接掌戰新局駐華辦 \n 那年上海的冬天異常寒冷,儘管我們美國人住在最豪華的住所,普遍穿著加厚的毛衣、襪子,整天大衣不離身。然而,挑戰是在這種儀器設備缺乏的情況下,我們仍然不得不繼續展開新聞工作。 \n 正如在我延遲返回哈佛大學時,寫給保羅.巴克的信中所述,中國正處於以下狀態:「在全國範圍內實行了停戰,卻並不太平,其中暗殺、毆打、暴力、監視以及大眾遊行示威等事件,極有可能會繼續增加。當代的知識分子和自由主義者,正試圖抓住機會,為實現民主而努力奮鬥,其中很多人為此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n 美國新聞處的工作,有可能會促使理性回歸,多少會緩解形勢的惡化,在一定程度上減輕這個國家所面臨的災難。(待續)

  • 兩岸史話-費正清冷眼看戰後中國

    兩岸史話-費正清冷眼看戰後中國

     編者按「頭號中國通」費正清,於1982年出版自傳《China Bound: A Fifty-Year Memoir》,今年由五南圖書翻譯成《費正清中國回憶錄》出版,描述他在二戰前後兩度來華心境轉折,尤其第二次,以公職近距離觀察,得出中國終將選擇共產主義結果,歷史恰好也印證了他的觀點。 \n 形勢日益惡化,我在此期間參與了美國在華新聞處的建立。如同紙牌搭建的房屋,建得越高就越不穩定。我們的問題也開始顯露出來,起始於美國的戰時工作開始崩潰。 \n 1945年10月至1946年7月,我在抗戰勝利後的中國,度過了9個月,這9個月,對於中國人民以及美國對華政策來說,可稱為希望與不幸參半的一段時期。對於由紙幣發行過量導致的通貨膨脹,以及由通貨膨脹引發的更嚴重的貪汙腐敗等問題,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和國民黨,已經完全束手無策了。 \n 戰後工作如紙牌屋 \n 在日本撤離後,國民黨接管沿海城市的工作做得很失敗,且相信憑藉先進的美式裝備,能夠在內戰中打敗共產黨。共產黨在任何可能的地方擴充兵員,為內戰作好充分動員準備。美國的對華政策在日本投降之前的那幾年,就已經被證明是缺乏深謀遠慮且毫無理性的,在此危急關頭,唯一能做的就是臨時制定策略,派遣喬治.馬歇爾將軍,在國民黨和共產黨這兩個死對頭之間,斡旋調解。 \n 形勢日益惡化,我在此期間參與了美國在華新聞處的建立。如同紙牌搭建的房屋,建得越高就越不穩定。我們的問題也開始顯露出來,起始於美國的戰時工作開始崩潰。1945年8月中旬,隨著和平的到來,2百多名在華為戰時新聞局工作的美國人準備回國,其中很多人一起租用輪船,從重慶穿過長江三峽順流而下,來到漢口和上海。 \n 擔任戰時新聞局駐重慶辦事處主任的比爾.霍蘭德,目睹其在戰時苦心經營的成果,在瞬間毀於一旦。他需要幫助,為此我們需要將新聞工作擴散到「光復區」的主要城市中,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我於9月底離開華盛頓,再次前往中國。 \n 不同於1942年,我飛往中國的經歷,那次我開拓了穿越非洲來到中國的先例,1945年這次,則是在航空運輸司令部的支援下,先遊歷了飽受戰火折磨的歐洲各國首都。我先是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的飛機,從紐約前往愛爾蘭。這是一架「大型運輸機,其內艙是普爾曼臥舖車廂的兩倍大,大概是最新型號吧」,它是短途飛行,只需飛越大西洋,飛得很慢。我在倫敦逗留了一周時間,彷彿回到了家鄉。 \n 我與查爾斯爵士以及諾拉.韋伯斯特共度了一個晚上。查爾斯曾在華盛頓參加了鄧巴頓橡樹園會議,並協助創立了聯合國,60歲的查爾斯擔任「外交部籌備會議處特別助理」。我在牛津大學的主考官傑弗里.哈德森,邀我在白廳俱樂部共進午餐。此外,我還在我的妹夫小亞瑟.施萊辛格位於倫敦高檔住宅區的房子裡,小住了幾天。 \n 在航空運輸司令部安排的行程中,我隨後前往巴黎、馬賽、羅馬、那不勒斯、雅典以及開羅。包括公車、軍用伙食和住宿的軍營,都已經安排就緒。接著又前往阿巴丹島、卡拉奇、德里、加爾各答、昆明,最終於10月12日抵達重慶,威爾瑪開著戰時新聞局的汽車來接我。我們在中國再次重逢,但這時情況隨時會發生變化。我們的辦事處正準備從重慶下游處搬走,因此這次搬遷,使得我們又要分開很久。 \n 幸運的是,在我1945年10月到達重慶時,自吹自擂的大使赫爾利已經返回華盛頓了。在此之前,他前往延安發出其喬克托式(Choctaw)的戰爭呼籲,同時他開始裝腔作勢地發揮美國人的調解作用,想要促使國民黨和共產黨組成聯合政府,但對兩黨來說,雙方都宣稱自己願意接受調解,這只不過是現實需要的權宜之計。 \n 愚蠢決定選擇冷戰 \n 當時出任美國國務卿的,是來自美國鋼鐵公司(U. S. Steel)的斯特蒂紐斯(Stettinius),此人頗為消極。羅斯福去世之後,強勢的赫爾利,反對駐外事務處的工作人員經過慎重考慮得出的結論──避免偏袒中國國內任何一方,宣布美國的政策是支援蔣介石。事實證明,這個無用而又愚蠢的決定,促使我們最終選擇了「冷戰」(反對共產主義)來解決外交問題。這幾乎沒給我們留下操作的餘地,一旦蔣介石被打敗,我們將會被驅逐出中國。而蔣介石的失敗,也是我們多數人早已預料到的事情。 \n 對我而言,此次在中國逗留的這段時間,是與1942年至1943年的經歷完全不同的。首先,抗日戰爭結束,美國正在收拾殘局,一邊遣送日軍回國,一邊盡力阻止國共內戰。1945年12月至1947年1月,這一年時間裡,馬歇爾將軍一直在為雙方調停,他希望透過協商,建立一個聯合政府,以避免國民黨政權被共產黨革命所推翻。(待續)

  • 短評-費正清之問

     已故美國漢學巨擘費正清曾提出著名的「費正清之問」:為何中國商人不像西方商人,執著於製造優秀的捕鼠器,而是汲汲營營在鑽營捕鼠的特權? \n 答案是:中國商人一旦缺乏補鼠的「特權」,即便擁有再好的捕鼠器都枉然。 \n 自古以來,在帝制專制政體下,中國不斷在政府與市場爭利的循環中打轉。無論是春秋的管仲、漢朝桑弘羊、唐代劉晏,或北宋王安石,都在讓國家想盡辦法,取代市場那隻手,以強化國家的財政力量。 \n 或許,「費正清之問」仍適用於當今大陸的政經生態。 \n 今年大陸全國兩會的重頭戲是大部制改革。其改革邏輯依循去年中共十八大所提出的「深入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的政策方向,不難看出,中共已經深知國家與民爭利的惡果,力圖畫出市場和政府的界線。 \n 但回顧過去經驗,切割的同時,卻往往出現「政府公司化」窠臼。從政府切割出去、改制成「公司」的部門,往往成為全國性壟斷集團,變相牢握該領域的「特許權」。 \n 這次素有「獨立王國」的鐵道部被拆分為中國鐵路總公司和國家鐵路局,公司資產規模超越中石油和中海油這「兩桶油」。往後,所有大陸的鐵路運輸利益,將披上「市場」之皮,但利潤全收歸該國有獨資企業,如同中國的「兩桶油」。 \n 不難想像,當「市場獨占結構」不變,領域從過去的石油業,又增加一項鐵路業後,未來亟欲切入該獨占領域的大陸民間商人,仍可能再度陷入「爭取捕鼠器特權」,而非製造優秀捕鼠器的循環內。

  • 華府看天下-弄丟大陸 了不起的成就?

    華府看天下-弄丟大陸 了不起的成就?

     提到我們的老蔣總統,西方治中國學問的人都公認他是丟掉中國的人(The Man Who Lost China),事實上好幾本西方人寫的蔣傳就是以此為名的,顯然,這是極其負面的看法,想不到前些時看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見圖,摘自網路)寫的劍橋中國史,他老先生居然說蔣介石丟掉中國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a remarkable achievement),乍看之下,好像很正面,其實這是絕大的諷刺說法。 \n 劍橋中國史是上世紀六十年代費正清和英國中國史專家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共同主編撰寫的,共有十五巨冊,一般人是不會有工夫讀完全書的,就好比很少人會把六百萬字的顧維鈞回憶錄從頭到尾看一遍一樣。 \n 好在費正清一九九一年過世前,編寫了一冊簡明扼要的中國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只有五百多頁,比卷帙浩繁的劍橋中國史容易看多了。這本中國新史從夏、商、周一直寫到中國現在的改革開放,一九九二年由哈佛大學出版,這是費正清生前最後的一本著作。 \n 中國新史的第十七章寫國共內戰和在台灣的國民政府。費正清指出,二戰後國民政府的軍隊要比中共多兩倍,而且武器方面都是美式配備,美國海軍幫助運送國軍到中國各大港口和城市接收,美海軍陸戰隊還布防在平津一帶,等於替蔣看守華北的門戶,加上美蘇之間的冷戰已開始,美國肯定會繼續幫助國民政府的,可是蔣在這種有利的情況下,四年不到的光景就把大陸丟光,所以費正清說:「蔣介石和國民政府輸了內戰是項了不起的成就」(In these circumstances, for Jiang Jieshi and the Nationalists to lose the civil war was a remarkable achievement.)。 \n 費氏把蔣丟掉中國簡單的歸之於「戰場上的愚蠢和後方的無能」(stupidity on the battlefield and incompetence behind the lines)。關於前者,費氏認為蔣的剿共戰法完全過時了,他應該把力量部署在富裕的江南一帶,對抗北方的共黨,而不是把精銳的部隊開到東北戰場,因為華北的農村在中共的控制之下,中共運用鄉村包圍城市的戰法,把蔣打敗。東北戰場一敗塗地後,華北就門戶洞開,無法守住了。至於後方的無能,主要指急遽的通貨膨脹和經濟的全面崩潰,費氏特別在書中附了一張葉淺于所作的漫畫和中央銀行印製的票面額十萬元的大鈔,漫畫是一位客人坐黃包車,得帶一皮箱的鈔票付車資,可為諷刺已極。 \n 蔣丟掉大陸,總讓我想起李後主的一首詞,「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難怪蔣時時不忘反攻大陸了,可是終其一生,「但悲不見九州同」。好在他兒子晚年開放了大陸探親,否則「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就無緣重見了。馬英九上台後,兩岸關係大為改善,但未來仍充滿不確定感,至於未來的發展如何,前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的新著《不可測的海峽》(Uncharted Strait),頗值一讀,改天再介紹。

  • 華府看天下-中國通施伯樂走了

     本月二日,我在華府威爾遜中心參加布洛克教授(Prof. Mary Brown Bullock)關於洛克菲勒家族在中國慈善事業新書發表會,主持人突然宣布柏克萊加州大學教授施伯樂(Robert A. Scalapino)於昨夜(一日)過世,聽聞之餘,施伯樂的生前種種一一浮現眼前。 \n 十多年前,施伯樂在華府演講,我在場採訪,曾經問過他一個和「康隆報告」關係的問題,施伯樂聽我的問題時,一邊搖頭一邊苦笑,他說「康隆報告」把他搞慘了,使他在台灣成為不受歡迎的人物,有相當長的時間他被台灣當局列在黑名單上,不能去台灣訪問。 \n 什麼是「康隆報告」(The Conlon Report)?這是五十多年(一九五九)前美國參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傅爾伯萊特,委託三位柏克萊加大教授所做關於亞洲情勢的報告,施伯樂負責撰寫東北亞部分,這個地區最敏感的問題是福爾摩莎,他認為美國承認福爾摩莎代表中國、並以這個小島對抗中國完全不切實際,因此建議美國迫使蔣政權放棄金馬外島,並准福爾摩莎人有自決的權利,舉行公民投票成立台灣共和國或永久中立,由美國保障其安全。 \n 這些建議在那個年代從台灣的觀點看來,自是大逆不道,報告撰稿人施伯樂遂成了十惡不赦之徒,遭到台灣朝野的口誅筆伐,這情形一直持續到六十年代才有所改變,連台灣極右派的王昇將軍都和史卡拉皮諾(Scalapino的音譯)打交道了,到了後來,台灣甚至奉史卡拉皮諾為大師,引其為好友,真是前後判若倆人。 \n 施伯樂和費正清,在美國一東一西,可說是美國亞洲及中國事務的兩大巨擘,各領風騷,施伯樂亦出身哈佛,只是年齡比費正清小了十二歲,應屬後輩,亦無費於二戰時在中國服務的直接經驗,但施是日本通,為費所不及,可以說他們各有所長,而且都是著作等身,尤其施伯樂享高齡(九十二歲),直到去年,還是著述不斷,所以一年前柏克萊加大特別舉行集會,向施致敬,東亞研究所主任葉文心博士(已故新聞界名人葉明勳之女)致詞,對施伯樂備極推崇。 \n 一九一九年生於美國堪薩斯州雷文沃斯城(Leavenworth,美國陸軍指揮參謀學院設於此地,郝柏村曾在此深造)的施伯樂,是柏克萊加大東亞研究所的創辦人,此一研究所和哈佛大學的費正清中心相互輝映,歷年培養的亞洲事務人才不計其數,他也是「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的創辦人和首任主席,這個委員會在六○年代一直推動中共加入聯合國,七○年代對美中關係正常化發揮了作用,自此而言,施伯樂對美國改變對中共的政策,確實有其影響力。 \n 二○○八年施伯樂出版了回憶錄,說他活在革命的世代,一生足跡從雷文沃斯到拉薩(書名From Leavenworth to Lhasa:Living in a Revolutionary Era)施伯樂突出拉薩,大概在表示他此生連世界屋脊的西藏都去過了,應了無遺憾。 \n 一九九九年鮑大可(A. Doak Barnett)逝世時,我寫過一篇報導,指出費正清、鮑大可和施伯樂並稱美國三大「中國通」,那時費、鮑二人已「蒙主恩召」,施伯樂(見圖,網路照片)碩果僅存,如今施亦歸道山,應是他們三人所處革命動亂時代的終結,而美國第一代的「中國通」也成絕響。

  • 三少四壯集-親歷中美政治變遷的白修德

     白修德深度採訪一九六○年美國總統選舉,並出版《一九六○總統的產生》一書,為大選的採訪報導樹立了典範,獲得一九六二年普立茲獎。 \n 抗戰時代做過〈時代〉周刊駐重慶特派員的名記者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三○年代就讀哈佛大學時是「中國通」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得意弟子,以最優成績畢業。波士頓猶太貧民窟出身的白修德(熟人都叫他Teddy),一生從事新聞工作,有三件大事名滿天下,一是嚴厲批評蔣介石、孔宋家族和國民黨的腐敗無能,而與擁蔣寵蔣的〈時代〉創辦人魯斯(Henry R. Luce)鬧翻;二是一九四六年與賈柯貝女士(Annalee Jacoby)合著:《來自中國的雷聲》(Thunder Out of China,又譯《中國的驚雷》),震撼世界,宋美齡要求魯斯把白修德炒魷魚,遭到拒絕。 \n 第三件大事為深度採訪一九六○年美國總統選舉,並出版《一九六○總統的產生》一書,為大選的採訪報導樹立了典範。這本暢銷書獲得一九六二年普立茲獎(一般非小說類),白修德繼續在一九六四、一九六八、一九七二和一九八○年採訪大選並推出《總統的產生》系列著作,不過都不如一九六○年那本精采和深入。同時,效法白修德採訪大選的政治記者亦越來越多。 \n 白修德出生於一九一五年五月六日,死於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五日,終年七十一歲。他從波士頓拉丁學校(高中)畢業後,送了兩年報紙,一九三四年獲獎學金進入哈佛,與約瑟夫‧甘迺迪二世(即未來的總統約翰‧甘迺迪的哥哥,二戰開飛機殉職)同學,但兩個人從未交談過。多年後,白修德曾當面告訴約翰說,他不喜歡約翰的爸爸老約瑟夫,約翰聽了甚是痛苦,並解釋說他的父親「並不是你所想像的那樣討厭,你只要和他接觸就知道。」三○年代哈佛學費一年才四百美元,白修德全靠獎學金,而甘迺迪是富家子弟。當時東部白人權貴世家的眼中,最看不起兩種人,一是猶太人,因此許多猶太人改姓(如白修德),另外就是愛爾蘭人(如甘迺迪)。 \n 白修德個子矮小、脾氣火爆,但天生不怕苦、不畏難。 \n 哈佛的學術空氣使他非常滿足,他運氣好,遇到了很賞識他、比他大八歲的費正清。費正清和妻子費慰梅(Wilma Fairbank)鼓勵他學中國史,費氏夫婦對他很好,白修德後來為兒子取名,中間名字即為Fairbank。白氏畢業時獲獎學金周遊世界,一九三九年到了中國後即決定留下來找工作,首先在重慶國民黨中宣部國際宣傳處(處長董顯光)工作,後被〈時代〉駐重慶特派員約翰‧赫西(John Hersey)羅致,加入〈時代〉並接替赫西的職位。白修德親睹了一九四三年的河南大飢荒;看到了蔣介石與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Joe W. Stilwell)的失和;碰到了國共對抗和國共人物的角力,特別是周恩來的靈巧手腕。白氏批評國民黨政府的報導,屢遭〈時代〉紐約總社的修改,最後導致白氏和魯斯的決裂,約有十年時間不來往、不講話。 \n 白修德一九六○年投入大選採訪時,一開始對甘迺迪並無好感。他有次問甘迺迪五○年代白色恐怖時期,為什麼污衊他的恩師費正清,公開指控費正清和另一「中國通」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是親共分子,左右國務院對華政策並造成中國大陸變色。甘迺迪當面向白氏道歉、後悔,他說他當時了解不多、認識不足,才會有這種失誤。甘迺迪於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遇刺後,其遺孀賈桂琳曾向白修德傾吐內心的悲慘,建議他為〈生活〉雜誌撰文紀念甘迺迪。賈桂琳並引述英國中古時代亞瑟王與圓桌武士的所在地「康美樂」(Camelot)的故事形容甘迺迪朝代的「那一段短暫而又光輝的一刻」,她要白修德為甘迺迪創造神話。 \n 當年在重慶親歷國民黨政府和蔣宋孔家族「喪盡人心」的白修德,在天上看到今天海峽兩岸(特別是大陸)大捧蔣宋孔,甚至有史家稱蔣介石是「梁啟超的傳人」、說宋子文是「清官」,一定會大聲說:「這個人間真是變得像神話世界了!」

  • 林博文專欄-康明思論韓戰爭議多

     芝加哥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康明思(Bruce Cumings)是當今美國數一數二的「韓國通」,他在學界的地位很像當年「中國通」費正清,只是費正清資格更老、輩份更高。而左翼的康明思對韓戰爆發(見圖,美聯社)與美韓關係的獨特看法及見解,在學界和媒體引發了極大的爭議,就像當年自由派的費正清主張承認中共,讓中共進入聯合國一樣引起很多爭論。 \n 九月五日才滿六十七歲的康明思,是紐約州人,一九七五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他在哥大讀研究所時即和一批反對越戰的同學與剛出道的年輕教授組成「關切國是的亞洲學者委員會」,創會成員包括馬克.塞爾登、周錫瑞(Joesph W.Esherick)、夏偉(Orville Shell)、謝淑麗(Susan Shirk)、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和愛德華.傅利曼等十六人。這批左翼學者以研究近代中、日、韓為主,他們不贊同費正清所持「西方刺激─中國反應」的學術觀點,他們日後在美國的亞洲研究和史學界都有深遠的影響。 \n 康明思的博士論文是寫韓戰爆發的原因,後來他把論文擴大成兩大本巨著:《韓戰的源起》(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上冊一九八一年出版,下冊一九九○年問世(皆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書評界一致予以佳評。筆者於一九九四年年初為《新新聞》周刊撰寫美國與孫立人事件的關係時,曾大量引用康著下冊裡的資料與說法。這是國內出版界與知識界首次介紹康明思的這兩本經典之作。 \n 最近,康明思又出了一本精簡本的《韓戰》,只有二八八頁(Modern Libraly出版)。康明思在這本書裡仍堅持他過去對韓戰爆發的觀點:韓戰並不是在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爆發,而是在一九四五年二戰結束後南北韓即已陸續開戰;美國在二戰後把朝鮮半島畫成兩半是一大錯誤(在三十八度線畫南北韓的人正是日後出任國務卿的魯斯克);不能單獨指責北韓金日成挑起戰爭,南韓李承晚亦應負挑釁責任。 \n 康明思在韓戰爆發六十周年之際推出這本書的目的,是要糾正美國人對韓戰、對南北韓以及對美國參戰的誤解。而促成康氏出書的動機是六○年代初探討越戰而獲得普立茲獎的前《紐約時報》名記者大衛.霍伯斯坦於二○○七年出版的《最寒冷的冬天:美國與韓戰》,這本書使康氏大為失望和不滿。霍伯斯坦撰寫此書時,曾去拜訪小他九歲的康氏,兩個人談了一個下午,但霍氏並沒有接受康明思對韓戰的一些看法。康明思也許在「學術自尊」上有點受創,因此在剛出版的《韓戰》這本書上猛批霍伯斯坦在《最寒冷的冬天》裡犯了一般通俗史家最容易犯的錯誤,又說霍氏對韓國史一竅不通,連韓國人的名字都背不出來三個。康氏寫這些有欠公允與厚道的話時,可見心裡對霍氏有多氣!因康氏知道霍伯斯坦是個名滿全美的老記者兼通俗史家,擁有成千成萬的讀者。可惜的是,《最寒冷的冬天》出書時,霍氏已在洛杉磯車禍遇害,他對康氏的指責已無從回應。 \n 康明思對韓戰的基本史觀是:北韓雖殘忍,美國也壞。他舉出許多北韓殘忍的例子,但更詳細地列出美國不人道的地方,如濫炸和濫射無辜(包括南韓平民)。康氏說美國在韓戰所使用的炸藥總合比美軍二戰期間在太平洋戰區所使用的還多。康氏表示美國的心態似乎是韓國人太野蠻,多炸死幾個沒關係。康氏說,美軍和南韓部隊在北韓境內曾進行多次屠殺,和日後美軍在越戰時的美萊屠殺沒有兩樣。康氏主張美方應主動調查這些戰爭罪行,只有這樣,美國和北韓關係始能改善。 \n 康明思雖也譴責北韓的政治環境,但他亦為北韓辯護。他說北韓並不是一個史達林式的國家,所謂「史達林式國家」,乃是政府對全體人民進行大規模暴力鎮壓或政治清算,康氏認為北韓並沒有這麼壞。在獨夫金正日的統治下,民不聊生、路有餓莩,只有飢餓、恐懼與備戰,沒有起碼的人身與政治自由的北韓,在康明思的眼中還不至於像史達林式國家那樣可怕。那麼北韓是個什麼樣的國家呢?康氏多年來力主朝鮮問題由南北韓雙方來談,美軍應撤出半島,這當然很好,但南北韓如何談呢?康氏自己也說北韓一定不會放棄南韓,亦絕不相信日本、美國和南韓。美國右翼學者和媒體常指責康明思是個「為北韓辯護的人」,這些指責也許有點過分,但他的立場卻常招惹右邊來的批評。 \n 康明思是金大中獎的第一個得獎人,也曾獲得美國歷史學會的費正清獎。他的第二任妻子禹靜恩(譯音)是韓裔,哥大政治學博士,現任維吉尼亞大學文理學院院長,夫妻兩人都是美國學界有頭有臉的人物。康明思對韓戰的看法,肯定會一直激辯下去,就像已故荷蘭史家彼得.戈耶爾所說的:「歷史是一場永不休止的論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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