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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內閣總辭 鄧振中畢業 坦言有2大遺憾

    內閣總辭 鄧振中畢業 坦言有2大遺憾

     行政院內閣昨(12)日總辭,經濟部長鄧振中受訪坦言,兩岸貨貿談判與IC設計兩大政策未完成,感到遺憾。他認為,台灣期待貨品進入大陸市場能取得更好的條件,至於開放陸資參股IC設計,也該給國內產業界更大空間, \n 鄧振中自2014年12月接任經濟部長至今約1年半,被媒體問到給自己打幾分?他回應,「分數是別人給的,不能自己給自己打分數」,但強調已經盡力。 \n 談及任內最感到遺憾政策,鄧振中說,過去推動貨貿談判、研擬開放陸資入股IC設計等都未能做完,將留待未來民意發展,由新部長李世光處理。 \n 他解釋,貨貿協議可為台灣產品尋找更好的市場,並提供台灣產品在大陸發展有更好的條件。至於經濟部原研擬開放陸資入股IC設計,鄧坦言,「當時確實朝開放大方向進行,但風險控管應有多一點討論」,只可惜全案還未進入討論風險控管階段,便遇到大陸紫光集團擬收購矽品、力成及南茂等台灣封測廠,被迫停擺。 \n 鄧振中昨主持任內最後一場部務會報,他表示,當前國際景氣不佳,台灣無可奈何,但仍得想辦法降低對國內經濟衝擊,像是透過生產力4.0與物聯網等政策,調整產業體質,同時持續拓銷新興市場。 \n 談到卸任後規畫?鄧振中表示,目前未接獲新政府徵詢,期待能享受退休生活一陣子,也計畫赴美探視外孫,未來擬回學校執教鞭 。

  • 經長鄧振中周五赴南美 助力出口拓銷

    經濟部長鄧振中8日晚間率團前往巴西跟巴拉圭,力爭我出口到南美的機會,並敲定13日與巴拉圭工商部長Gustavo Leite主持台巴(巴拉圭)經濟合作會議。本次台達電、中鋼、環隆科技等企業將跟訪,兩地均舉行一對一貿易洽談會。 \n \n鄧振中表示,行程期間與當地台商互動,了解實際營運狀況。 \n \n這次在巴西、巴拉圭,經濟部稱雙方將探討資通訊、LED照明節能等產業合作,還有雙邊投資貿易環境,盼能進一步提升雙邊經貿關係。 \n \n2015年巴西為我南美第一大貿易夥伴及第二大出口市場,雙邊貿易額為30.6億美元,占我貿易比率0.6%。而烏拉圭,2015年雙邊貿易額為6020萬美元,占我貿易比率0.01%。

  • 紅潮肆虐 經長坦言「保1」有困難

    紅潮肆虐 經長坦言「保1」有困難

     面對主計單位下修全年經濟成長率(GDP)預估,經濟部長鄧振中24日上午赴立法院答詢時,坦承保1「當然有困難!」其中,IC產業因大陸紅潮的影響,外銷接單已持續下滑,更被行政院形容為「國安問題」。不過,他強調將加速推動生產力4.0」計畫等中長期因應措施。 \n 行政院主計總處8月下修全年GDP至1.56%,引來「保1」失守質疑。但元大寶華綜合經濟研究院23日公布最新預測,全年GDP摔至1.15%,足足比官方少了4.1個百分點。國民黨立委楊瓊瓔炮火猛烈,對於GDP「保1」達標與否,要求經濟部現場給個說法。鄧振中坦言有困難,但會繼續努力。 \n 經濟不景氣,就連台灣主力產業之一的半導體也難逃一劫,龍頭台積電已鬆口看淡第4季業績。加上大陸紅色供應鏈壓境,當地市場大且利多政策多,外界憂台灣IC產業優勢喪失。對此經濟部除再次強調產業仍保持領先地位,並預計加速推動「生產力4.0」計畫。 \n 面對經長對「保1」也沒信心,鄧振中下午急滅火,表示將重點放在出口拓銷,積極邀請國際買主赴台灣採購;並適時推出振興內需消費措施。另外,為強化產業研發實力,並留住台灣人才,經濟部24日也將產創條例修正草案送請行政院審議,力拚年底立法院審查通過。

  • 鄧振中:拓銷新興市場 讓下半年出口反轉

    經濟部長鄧振中今天上午在立法院表示,已注意到近期台灣出口衰退的情況,並且已要求工業局與國貿局研提方案,協助中堅企業出口,並積極拓銷印度、巴西等新興市場,讓未來幾個月出口情勢轉上來。 \n \n立法院經濟委員會上午邀經濟部長鄧振中報告近三年公共建設預算執行情況,立委高志鵬詢問4月工業生產成長趨緩、出口衰退11.7%,下半年情勢樂觀嗎? \n \n鄧振中表示,出口衰退值得警惕,雖然有產業界希望藉由調整匯率來提振出口,但除了匯率還有其他手段,他已要求工業局與國貿局研擬相關的拓銷計畫,希望未來幾個月能讓下滑的趨勢轉上來。 \n \n高志鵬進一步詢問具體的措施為何?鄧振中回應表示,基本上有兩個方向,第一、協助中堅企業出口。第二、強化對印度、巴西、東南亞等新興市場拓銷,他表示,經濟部會藉由強化拓銷,提振出口,以免出口出現長期的減退。

  • 兩岸史話-「三家村反黨集團」頭目之終局

     他甚至於沒有真名,組織規定遺體用假名,消息必須保密。很長一段時間裡,連孩子們都不知道爸爸已經不在了。 \n 臨終時反復向黨和領袖毛澤東表忠心,既體現了鄧拓自身的政治信仰,同時也未嘗沒有當時政治環境的壓力。 \n 當人的生命被看做完全不屬於自己、只屬於組織的時候,自殺的性質便被認定為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甚至於被認為是背叛革命,而且對於死者的負面評價常常還要拖累家屬今後的政治命運。政治運動中的自殺者為親人著想,往往要在遺書中盡量彌合自己及家屬與黨組織之間的關係。 \n 蕭乾在文革中自殺未遂後曾體悟到:「是呀,正如30年代蘇聯肅反擴大化中一些遇難者臨終還大喊『萬歲』是虛偽的一樣。以前我不能理解,他們受屈而死,怎麼還喊『萬歲』。我從自身的遭際中體會出來了:我反正死定了,何不乘此給潔若和孩子求求情,請革命群眾對他們高抬貴手!」 \n 高呼萬歲情至誠 \n 從鄧拓自身的價值信仰來看,他臨終時高呼「萬歲」應該是真誠的,畢竟,他不同於深受自由主義思想浸染的蕭乾,他長期以來一直是體制內的堅定信仰者,並沒有跳出體制去審視組織、審視領袖的習慣;然而,這種真誠的信仰本身,既來自於他的人生理念,同時也未嘗沒有現實利害關係的規訓。 \n 鄧拓火化的時候,沒有花圈,沒有追悼會,只有妻子丁一嵐、三哥鄧叔群、二姐鄧淑彬這3個至親的人含淚送行。他甚至於沒有真名,組織規定遺體用假名,消息必須保密。很長一段時間裡,連孩子們都不知道爸爸已經不在了。 \n 甚至於他的骨灰也找不到可以安全存放的地方,因為紅衛兵隨時可能來抄家。最後丁一嵐和鄧叔群商量把骨灰存在鄧叔群家,因為鄧拓父母的骨灰一直存放在鄧叔群家中。他們將二老的骨灰合在一個●子裡,空出來一個藏放鄧拓的骨灰,這樣從表面看,兩個● \n 子安放的還是鄧拓父母的骨灰。這一番偽裝才讓鄧拓的骨灰得以平安地躲過文革浩劫。 \n 鄧拓離世之後,大批判的烈火燒得更猛了。全國掀起了一個抓「三家村」黑爪牙、孝子賢孫的運動。許多無辜的人被打成「三家村黑幫分子」、「馬前卒」、「小三家村」、「黑店夥計」等。有的人僅僅因為給《前線》雜誌、《北京日報》、《北京晚報》寫過稿,有過工作往來,甚至家裡有一本《前線》雜誌,也不免受審查、挨批鬥。吳●、廖沫沙這兩個「三家村」的「黑幹將」更是陷入無休止的批鬥、毆打、坐牢中。1969年10月11日,吳●終於被迫害致死。1970年5月,鄧拓的三哥、著名植物學家鄧叔群,因受鄧拓株連也被迫害致死。 \n 吞噬絞碎第一人 \n 1966年6月初,中共華北局書記李雪峰帶著華北局檢查組,接管了北京市委和市政府,彭真、劉仁被徹底打倒。隨後批鬥會一個接著一個。 \n 這一年6、7月間,北京市外辦主任辛毅、市委紀律檢查組副書記劉君達、市委宣傳部部長李琪、市委組織部幹部處處長于瑛、市人委祕書處處長關文雄等10餘人相繼自殺。 \n 從1966年到1976年,由於毛澤東錯誤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給中國社會帶來了巨大的災難,許多無辜的人被迫害而死。這些人有劉少奇、彭德懷、田家英、周小舟、李立三、陳璉,有老舍、田漢、陳夢家、葉以群、羅廣斌、嚴鳳英、容國團、傅雷、翦伯贊、周瘦鵑、楊朔、李廣田、聞捷等,而鄧拓是這架「絞肉機」吞噬的第一個人。 \n (全文完) \n ★編後語★ \n 是怎麼樣巨大的一種吞噬力量,可以讓一個世代的無數人受冤屈「被迫害」致死?讓無數政治菁英、統治階層「相繼自殺」? \n 這個疑問怕是海峽此岸此際的編者、讀者難以想像也回答不了的問題。 \n 「鄧拓的悲劇是忠誠者的悲劇」!總結鄧拓一生,似乎與他「同行」陳布雷的遭遇有著近似的結論:「久而久之,陳布雷內心的『道』就不知不覺地全部移情到『君』的身上,以『君』之『道』代替了自我之『道』」。當現代知識分子成為君王僚屬時,無論投靠和臣服對象,難道最終跳脫不了忠君思想的牢籠? \n 把鄧拓的忠誠置於特定時空環境下考察,審視他將歷史理性和黨派意識形態、領袖權威視為一體的思想侷限性,及其終生追尋歷史理性、在現世為公平正義鬥爭的價值取向和探索歷史正義的高遠情懷,信仰馬列成為他至死無悔的理想,也讓他的盲目服從提煉出純淨的目的。 \n (明日刊出《採訪中國》,《紐約時報》駐華首席記者阿班的中國歲月。敬請期待。)

  • 兩岸史話-「三家村反黨集團」頭目之終局

     我一直努力帶著當前的問題進一步學習毛主席著作,要想跟上革命形勢的發展。……我對待所有批評我的人絕無半點怨言。 \n 定下死的念頭之後,人的精神可能反而容易變得鎮定起來。鄧拓在遺書中對強加在自己頭上的政治誣陷進行了堅定的反駁。他要與奸佞小人抗爭,要向黨組織申訴!死是一種消失,是一種安眠;死也是一種抗爭,一種控訴。 \n 「士可殺,不可辱」,他要用自己的屍骸向那些得勢的跳樑小丑控訴,抗議他們對黨的踐踏;他要用自己的熱血向領袖毛澤東表白忠貞,從而彌合自己與領袖、自己與革命事業之間的裂縫!他提起筆,給彭真、劉仁及市委寫下了一封遺書。 \n 不知道這時鄧拓是否知道:4月底毛澤東又講了兩次話,對彭真和北京市委提出更為嚴厲的批評;5月4日開始,中央政治局在毛澤東的安排下連續召開擴大會議,集中揭發和批判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的「問題」;5月16日政治局通過了陳伯達起草、毛澤東修改的〈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銷〈二月提綱〉和原來的「文革5人小組」,瘋狂的「十年動亂」已經全面開始,彭真、劉仁及整個北京市委已經被剝奪了工作的權利。 \n 鄧拓在遺書中寫道: \n 彭真、劉仁同志並市委同志們: \n 儘管在這個鬥爭中,我已經變成眾矢之的。全國範圍的批判運動正在勝利進展,人們一致聲討〈燕山夜話〉和「三家村」的「黑幫」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但是,我一直努力帶著當前的問題進一步學習毛主席著作,要想跟上革命形勢的發展。……我對待所有批評我的人絕無半點怨言。……目前鬥爭的焦點是「三家村黑幫」。這個責任全部應該由我來承當。因為我是負責管北京市的文教工作的。 \n 垂死的反駁 \n 鄧拓還針對姚文元等對〈「偉大的空話」〉、〈專治「健忘症」〉、〈說大話的故事〉、〈一個雞蛋的家當〉和〈兩則偉大的寓言〉的政治附會,逐一進行了反駁。他向黨組織要求說:文章的含義究竟如何?我希望組織上指定若干人再做一番考核。〈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中我寫的文章合計171篇,有問題的是多少篇?是什麼性質的問題?我相信這是客觀存在。一定會搞清楚的。 \n 我過去寫的文章,近來查閱了一遍,已印未印的稿件雖然不完全。但是,可以做出全面的分析和批判。 \n 針對戚本禹說他是叛徒的政治誣陷,鄧拓抗爭道:應該說明的是:抗戰前我兩次被捕的情形,已有多次向黨交代.我相信黨已做了詳細的調查和考察。…… \n 因此,我過去並不認為自己是混進黨內、偽裝積極,騙取了黨和人民的信任。我自己一直認為是在我們黨的領導下,為革命的事業而不顧一切地努力奮鬥。 \n 最後他再一次向黨組織剖白了自己的耿耿忠心: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本應該在這一場大革命中經得起嚴峻的考驗。遺憾的是我近來舊病都發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給黨和人民增加負擔。但是,我的這一顆心永遠是向著敬愛的黨,向著敬愛的毛主席。 \n 永遠別想起 \n 當我要離開你們的時候,讓我再一次高呼: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萬歲!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在全世界的勝利萬歲! \n 在「毛主席萬歲」的呼喊中、在對共產主義信念的表白中,鄧拓一定又暫時與革命事業融為一體了、得到了精神歸宿。那條橫亙在自我與歷史正義之間的巨大鴻溝暫時不見了。 \n 長時間的精神折磨,鄧拓的身體變得極其虛弱。凝神寫了這5000多字的遺書,已經耗盡了他的氣力。他本來應該對妻子、孩子多說兩句話,他希望他們好好活著,不要再受自己的拖累;但是現在他只能草草道個別了,他一點力氣也沒有了。他提筆在另一張紙寫道: \n 一嵐: \n 我因為趕寫了一封長信給市委,來不及給你們寫信。此刻心臟跳動很不規律,腸疾又在糾纏,不多寫了。你們永遠不要想起我,永遠忘掉我吧。我害得你們夠苦了,今後你們永遠解除了我所給予你們的精神創傷。永別了,親愛的。 \n 盼望你們永遠做黨的好兒女,做毛主席的好學生,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奮鬥到底! \n 1966年5月18日的凌晨,鄧拓選擇了死亡。他服了大量的安眠藥,永遠離開了這個他生活了54個年頭的人間。臨終的時候,他希望自己的親人與革命事業、與領袖之間沒有裂縫。前幾日關於個體生命意義的思考,終究沒有引向對毛澤東的進一步質問、對革命的理性反思。 \n 他用死亡來為自己的冤屈抗爭;也用死亡來消解自己的迷惘,從而迴避去質疑幾十年所追尋的理想信念、迴避去質疑革命隊伍中的領袖一尊原則。從遺書中可以看出,當他選擇在這些問題面前閉上眼睛的時候,他希望自己最後有過的精神困惑不要再打擾孩子們。 \n 他希望他們平平安安地在單純的信仰中,生活一輩子,希望他們不要再有個體與所認定的歷史理性之間不相融合的精神折磨;當然,他也希望下一代都是忠誠的政治信仰者,而不是顛倒是非的奸佞小人。(待續)

  • 「三家村反黨集團」頭目之終局

     在他心中,領袖就是革命的象徵、就是歷史正義的化身。他確實太累了,也許只有那沉沉的長眠才能安頓自己這疲憊的心、疲憊的身軀。 \n 可是現在情況不一樣。現在是自己眼見的整個世界都完全顛倒過來了。姚文元、戚本禹的批判文章,根本不講邏輯,一看就知道是牽強附會的,是捏造事實,是陰謀陷害,可是主席熟悉意識形態工作,為什麼還要這樣大力支持這種用心險惡的人?為什麼要廣泛轉發這種誣陷文章呢? \n 無數疑問在心中 \n 為什麼要開展這種全國範圍的大批判呢?「他很清楚只有經過毛主席批示才能有這樣的事情出現,他自信對毛主席絕對忠誠與敬仰,因此他想不通主席為什麼要發動這種橫掃一切的文化大革命,為什麼要把批判的矛頭指向對黨忠心耿耿,對革命領袖極其崇拜的人(包括吳●、鄧拓等等),為什麼要讓姚文元、戚本禹這些不學無術的小丑來搞大批判,總之他對這些奇特的前所未有的情況全都想不通,根本無法理解。」 \n 他無法想像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是犯了嚴重錯誤,但也實在無法說服自己去相信這場打倒自己的政治運動有其合法性。鄧拓自以為瞭解他為之獻身的革命事業,瞭解革命的領袖和革命的組織,但其實,儘管經歷過長期的政治生活歷練,他還只是瞭解了意識形態組織的一部分、瞭解了領袖的一部分。 \n 他並沒有去探究過主席維護個人權威時那種種複雜心理,他想不到領袖並不僅僅會偶爾不明、局部不察,他想不到這時領袖實際上已經被破壞性的非理性衝動所左右、已經完全陷入生前身後都要絕對維護個人權威的心理焦慮中。「其實他對毛澤東並沒有真正深入全面的認識,凡是個人崇拜都不可避免地帶著盲目性和非理性因素。」 他不能想像領袖也會有重大過失,他早已習慣於把領袖與革命視為一體。 \n 在他心中,領袖就是革命的象徵、就是歷史正義的化身。他無法把領袖與代表歷史正義的革命事業分開來,更不習慣於去反思革命這部機器本身,也無法接受自己與一生所追求的革命事業割裂開來。他懂得辯證法,知道革命道路也會有曲折、懂得人孰無過的道理,但是他總是相信光明始終是革命的主流、領袖總體上是正確路線的引路人。 \n 可是現在革命走到他完全不熟悉的境地中了、領袖變得完全陌生了,他無法用辯證法來把這已經完全瘋狂的革命整合到歷史合理性中了。如果革命完全變成這種毫無邏輯的混亂,那麼,自己一生的追求還有什麼價值?自己這早已獻給革命事業的個體生命還有什麼意義? \n 領袖錯和自己冤 \n 可是,如果領袖沒有錯,那麼自己應該就是「反黨分子」、甚至於就是「叛徒」?這是鄧拓無法接受的!從30年代加入共產黨開始,鄧拓從沒有喪失過對革命的忠誠。「我過去並不認為自己是混進黨內、偽裝積極,騙取了黨和人民的信任。我自己一直認為是在我們黨的領導下,為革命的事業而不顧一切地努力奮鬥。」「只要對黨和革命事業有利,我個人無論經受任何痛苦和犧牲,我都心甘情願。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永遠是這樣。」 \n 這是鄧拓心底裡的聲音,他從來沒有把個人的得失看得多重,甚至於準備好,只要對革命事業有利,多大的個人冤屈也願意獨自承受,1956、1957年就是這樣的。主席罵他「書生辦報」、「死人辦報」,他克服了委屈的情緒,用嚴格的組織紀律、用黨員修養來強迫自己接受毛澤東的責罵,用鄧小平、胡喬木肯定《人民日報》「成績是主要的」來寬慰自己糾結的心懷。 \n 總之,為了顧全大局,他從來都沒有斤斤計較於個人的委屈和苦衷。鄧拓始終保持著對革命事業的熱愛、對領袖毛澤東的忠誠。可是,現在他完全不能理解為什麼把自己打成「反黨分子」、「叛徒」。這對革命沒有任何好處,對黨沒有任何好處。對於鄧拓這種把政治生命看做是第一生命的老共產黨員來說,如果「反黨分子」、「叛徒」是黨組織對自己的結論,那麼生命就會變得毫無意義、人生就會變得無可留戀。 \n 鄧拓這時候一定忽然發覺,自己和安身立命的革命事業之間忽然裂開了一道深不見底的溝壑,裂縫越來越大,無法彌合,令人恐懼。他一定覺得自己竟然是那樣地脆弱,那樣地無能為力。 \n 他確實太累了,也許只有那沉沉的長眠才能安頓自己這疲憊的心、疲憊的身軀。也許只能用自己的軀體去填補個體與革命事業之間的巨大裂縫,才能消除這種精神折磨。 \n 生命的意義在哪裡?鄧拓一生不信佛不信基督,不信前生和來世,只把生命的意義維繫在現世中為人民謀利益上,維繫在革命事業上。可是,「叛徒」的罪名就意味著,現在革命的馬車卻要把自己拋出去,那麼,到底是革命本身出了問題,還是自己出了問題呢?鄧拓顯然難以找到答案。唯一明確的是:無論哪一方出了問題都太可怕了,都是他所不能承擔得起的。 \n 在鄧拓的觀念中,個體生命只有與永恆的革命事業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才能超越個體在時空方面的有限性,獲得充盈的價值。一旦真的有不可彌合的裂縫存在,那麼,他的生命對於自己追求了一生的革命事業來講還有什麼意義呢?鄧拓只能選擇死亡來回避革命與自我之間的裂縫。沒有別的路可以走。(待續)

  • 兩岸史話-「三家村反黨集團」頭目之終局

     娘還沒有打錯罵錯孩子的時候嗎?他那時雖然有一些怨氣,但是對整個革命主體仍然保持著總體上的堅定信仰、對毛澤東仍然保持著總體上的崇拜尊敬。 \n 姚文元還毫無根據地進行政治附會,給〈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栽贓。他說:「在〈堵塞不如開導〉,鄧拓一再要求對『一切事物』都要『積極開導使之順利發展』……。請注意,『一切事物』,即包括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動黑暗的事物。」他誣陷說〈兩座廟的興廢〉,「這就是指我們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太冷淡了,沒有人再去燒香了」;說〈專治「健忘症」〉,「惡毒誣陷黨的負責同志患了『健忘症』」;說〈「偉大的空話」〉中,「鄧拓的目的何在?就是把引導我們前進的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刻毒地誣為『空話』;要我們在政治生活中取消毛澤東思想,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 \n 「要懂得什麼叫『和平演變』嗎,請看『三家村』這個活標本。」5月11日,《人民日報》隨即轉載了姚文元的文章。5月16日,《人民日報》又刊發了戚本禹的文章〈評《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文中竟然說:「鄧拓是一個什麼人?現在已經查明,他是一個叛徒。他偽裝積極,騙取黨和人民的信任,擔任了《人民日報》的重要職務。他經常利用自己的職權,歪曲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推行和宣傳他的資產階級修正主義思想。」霎時間,大街小巷都刷滿「打倒『三家村』」的標語,到處都震響著「打倒反黨分子鄧拓」的口號聲。 \n 最後的迷惘抗爭 \n 家裡的警衛員早換了人,實際上是監督鄧拓的。鄧拓早已經沒有人身自由了。事實上,他也不需要什麼人身自由,他哪兒也不想去,連家裡也很少走動,他只是整日地枯坐著。只有妻子丁一嵐下班在家的時候,他才開口說幾句話。說得最多的便是:「這場運動到底是為什麼?」兩人誰也解答不了這個問題。由於有人監視,更多的時候他們只是相對無言。 \n 5月16日這天,鄧拓還是那樣一動不動地坐著。他把這些報紙看了一遍又一遍。他已經不怎麼進食,不怎麼睡覺了,只是這麼僵坐著,臉色蒼白,面容塌陷。天氣已經轉暖了,屋外陽光亮得刺眼,他只覺得這個世界太遙遠、太隔膜了。「叛徒」,多麼骯髒可恥的字眼,可是現在卻變成了自己的身分!「已經查明」?怎麼查?到哪裡查?這是純粹的誣陷,怎麼還敢加上「查明」這樣的說法?怎麼可能在《人民日報》這個中央黨報上登出來?他太熟悉《人民日報》的份量了。只有中央正式作出的結論才可能在《人民日報》上刊登。鄧拓的心徹底絕望了。他悲憤地對丁一嵐說:「這純粹是誣衊!我兩次被捕後,我的組織聯繫人和我所領導的支部都沒有受到牽連和破壞。我沒有做任何對不起黨的事!」 妻子理解他,但是有什麼用呢? \n 5月17日,鄧拓還是這樣枯坐著。一直幫忙照料家庭的姐姐鄧淑彬進屋來看他,鄧拓絕望地對姐姐說:「看來,我這次是冤沉海底了。」 \n 這一晚,他內心的思緒如何流動,誰也不知道,但他無疑經歷了最為痛苦的心靈煎熬。也許,他忽然發覺自己長期以來投身其中的革命事業竟然變得那麼陌生。他以前不是沒有受過委屈、沒有經歷過挫折,但是情況完全不一樣。 \n 1942年整風的時候,他在晉察冀,那時整風出現偏差,他也是無辜受審查的人之一,但是他相信那一切都是由於少數人推行錯誤審幹政策造成的,相信那是由於戰爭環境特別嚴酷造成的,他不相信領袖毛澤東實際上對審幹人員的所作所為瞭若指掌。他只看到毛澤東主席後來制止康生,整風就停止了;他還聽說毛澤東主席在大會上公開慰問受委屈的人、向他們道歉。這一切,讓鄧拓認識到黨內政治的複雜性,但並沒有使他對毛澤東的英明產生懷疑,而是使得他更加覺得只有執行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才能避免革命的偏差。 \n 娘也會罵錯孩子 \n 1956、1957年在《人民日報》工作,他挨過主席「書生辦報」、「死人辦報」的不公平責罵。他一方面遵從下級服從上級的組織原則毫無抗辯地辭去《人民日報》的職務,另一方面又真實地體驗到領袖也有喜怒無常、不察是非的時候,但那時他還是相信他個人的冤屈是偶然的,他相信革命事業總體上的正義性,相信毛澤東總體上仍然是英明的。 \n 娘還沒有打錯罵錯孩子的時候嗎?他那時雖然有一些怨氣,但是對整個革命主體仍然保持著總體上的堅定信仰、對毛澤東仍然保持著總體上的崇拜尊敬。「大躍進」引發了60年代初的大饑荒,鄧拓認識到了毛澤東也會有國家決策上的失誤,但是他相信革命領袖的失誤與革命領袖的英明相比,不過是泰山上的幾噸土與整個泰山山脈的比例,他並未改變對毛澤東的信仰。\t(待續)

  • 兩岸史話-「三家村反黨集團」頭目之終局

     他還整日披著厚厚的呢大衣,一動不動地坐在書桌前。他一個字也沒有寫,形容枯槁。 \n 有一天,市委機關的幾個人忽然來到鄧拓家,沒有做任何解釋,就把新華社編的內部「大參考」全部都收走了,還說,「以後就不再給你送『大參考』了。」鄧拓問為什麼,他們說這是上級的指示。鄧拓有點激動,希望今後還能看到「大參考」,來人也不理會他,拎著那些「大參考」就走。鄧拓跟在他們身後還在說:「能不能繼續把『大參考』給我一份。」 \n 孤獨掙扎救命草 \n 那些人走了以後,鄧拓一直坐在書房裡,一句話也不說。「一本『大參考』,在許多人眼裡它不過是黨的高級幹部的一種待遇,但處在全國上下批判『三家村反黨集團』的聲浪中,鄧拓把這本『大參考』當成是一種象徵,一種黨仍然信任他、認可他的象徵。他在極度的孤獨和痛苦中抓住這根救命的稻草掙扎著、希冀著。現在這個象徵不復存在,而它透示著某種更為嚴酷的資訊。」 \n 已經是春末夏初了,氣溫漸漸轉暖,孩子們都換上了兩件單衣了,可是鄧拓還是覺得那麼冷,從心裡冷到身上。他還整日披著厚厚的呢大衣,一動不動地坐在書桌前。他一個字也沒有寫,形容枯槁。他不知道這一切為什麼會發生,只知道自己現在已經被黨拋棄了,是人人都要口誅筆伐的「過街老鼠」了!他絕望地對丁一嵐說:「我恐怕要準備坐二三年牢了。」 \n 5月8日,「三家村」批判再一次升級。這一天,江青主持寫作的文章〈向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開火〉以高炬的筆名在《解放軍報》上發表,關鋒以何明為筆名寫作的〈擦亮眼睛,辨明真假〉的文章在《光明日報》發表,林傑等編著的〈鄧拓的《燕山夜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話〉同時在《解放軍報》和《光明日報》發表。這些文章不僅集中圍剿鄧拓、吳■、廖沫沙,還把矛頭指向北京市委。〈向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開火〉誣陷說「鄧拓是他和吳■、廖沫沙開設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櫃,是這一小撮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的一個頭目。他們把持《前線》、《北京日報》以及《北京晚報》作為反黨工具,射出了大量毒箭,猖狂地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 \n 受攻擊百口莫辯 \n 文章以牽強附會的方式闡釋雜文內容和作者的寫作目的說,「對黨和社會主義懷著刻骨仇恨的鄧拓一夥,從1961年開始,就拋出了他們的〈燕山夜話〉、〈三家村劄記〉。他們以談歷史、傳知識、講故事、說笑話作幌子,借古諷今,指桑罵槐,含沙射影,旁敲側擊,對我們偉大的黨進行了全面的惡毒的攻擊。辱罵我們的黨『狂熱』、『發高燒』,說『偉大的空話』,害了『健忘症』。惡毒地攻擊總路線、大躍進是『吹牛皮』,『想入非非』,『用空想代替了現實』,把『一個雞蛋的家當』,『全部毀掉了』,在事實面前『碰得頭破血流』。竭力為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喊冤叫屈,吹捧他們的反黨的『骨相』和『叛逆性格』,鼓勵他們東山再起。誹謗無產階級專政,極力煽動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不滿情緒,宣揚腐朽沒落的封建道德和資產階級思想,為資本主義復辟鳴鑼開道。鄧拓甚至狂妄地叫嚷要我們黨趕快下台『休息』,什麼話都不要說,什麼事都不要做,一切聽從他們的『指導』,由他們來專我們的政。」 \n 〈擦亮眼睛,辨明真假〉說,「很清楚,由於文化大革命的深入,鄧拓、廖沫沙、吳■等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暴露了,《前線》和《北京日報》才匆匆忙忙地扯起〈關於「三家村」和《燕山夜話》的批評〉正面旗子,發表一批材料。所謂『展開嚴肅的批判』是假的,收緊陣地,實行掩護,才是真的。」 \n 5月10日,上海的《解放日報》、《文匯報》同時刊登了姚文元的〈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姚文元攻擊4月16日《北京日報》刊登〈關於「三家村」和《燕山夜話》的批判〉及其編者按是「假批判,真蒙混,無非是演一齣『批判』的戲給人們看,以抗拒黨中央的指示」。 \n 他咬住說:「〈燕山夜話〉的作者是鄧拓,〈三家村札記〉則是鄧拓、廖沫沙、吳■合股開辦的一個黑店。鄧拓擔任了《前線》的主編,又把持和壟斷了北京市的思想文化工作領導崗位,他同『三家村』的夥計們一起,把《前線》、《北京日報》、《北京晚報》……當作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工具,猖狂地執行了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傾機會主義即修正主義的路線,充當了反動階級和右傾機會主義向黨進攻的喉舌。」 \n (待續)

  • 兩岸史話-「三家村反黨集團」頭目之終局

     批判前,市委先和鄧拓通了氣。鄧拓不能接受這樣的定性,但是並沒有爭論、抗辯的權利,他只能默默地承受著。 \n 對鄧拓的批判從1966年1月就開始了。首先是北京市委奉命批判鄧拓。「由李琪、范瑾、張文松主持的批鄧寫作組,一共4、5個人。每人抱著一本〈燕山夜話〉、一本〈三家村札記〉,翻來覆去地看,誰也找不出一個像樣的『要害』問題來。」 3月底,毛澤東支持康生、江青、張春橋等把鄧拓、吳●的問題一下子上升到「反黨反社會」的原則上,這是誰也沒有預料到的。這時,鄧拓只覺得猛然間受到當頭一棒。 \n 莫須有罪名 \n 一切都太荒唐了。說自己有錯誤,他完全能接受,他願意在不斷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中反省自己、提高自己。但是,自己怎麼可能去反對視之為精神歸宿的黨呢?怎麼可能去反對社會主義呢?現在不僅自己被批判,彭真也被說成是「包庇壞人」,可是「彭真在關於《海瑞罷官》討論中的一系列主張都是以黨、國家、民族利益為重的,都是正確的。」黨,自己把一生獻給她的黨,怎麼會讓一批顛倒是非的人占上風呢?儘管對江青、姚文元一夥的險惡用心早有所預感,但是事態的嚴重性還是遠遠超出鄧拓的預料,也遠遠超出鄧拓所能承受的程度。 \n 1966年4月初,北京市委傳達中央要公開批判〈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的精神。儘管彭真等不能理解中央的這一做法,但是,他們還是按照組織紀律原則去執行中央的指示。4月6日至11日,在劉仁、萬里、鄭天翔「3人領導小組」和李琪、宋碩、范瑾、張文松組成的「4人辦公室」的主持下,《北京晚報》、《北京日報》、《前線》、北京出版社、高教局、教育局、文化局等單位,迫不得已在市委交際處對鄧拓進行一定範圍的批判。 \n 這次批判,主要是對鄧拓提出問題,但結論是「鄧拓是擁護三面紅旗的,在頂單幹風、自由市場等方面同書記處是一致的」。「鄧拓除〈三家村劄記〉外,其他文章都是正確的」。這樣的舉動顯然過不了關。隨後,北京市委的黨報黨刊迫不得已在媒體上對「三家村」進行公開批判。 \n 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報》以3個版的篇幅,在〈關於「三家村」和《燕山夜話》的批判〉標題下,發表了一批材料,並刊發了《前線》、《北京日報》的編者按。「當時,康生、江青就認為《前線》、《北京日報》旨在包庇鄧拓,是假批判真包庇,並立即通知各報不能轉載。但是,不管怎樣,報上公開點明批判鄧拓卻是第一次。」 \n 不願懷疑黨 \n 批判前,市委先和鄧拓通了氣。鄧拓不能接受這樣的定性,但是並沒有爭論、抗辯的權利,他只能默默地承受著。當然,剛直的內在性格也決定了他不會開口去認可加在他頭上的莫須有的指控。但在家裡,他卻要盡力引導孩子們正確對待這件事。 \n 4月11日,鄧拓叫回幾個在學校的孩子,嚴肅地同他們談了一次話。他說:「報上就要點名批判我寫的文章了。我們的責任是對人民負責,因此就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有了錯誤,就要允許批判麼!這也是為了使我更好地為黨工作。」他要求孩子們:「要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和老師、同學們一道討論分析,不要怕,要勇於批判我的缺點、錯誤,幫助爸爸認識改正錯誤。」他不願意在孩子面前流露自己冤屈的情緒。孩子還小,不理解黨內生活的複雜性。他不願意自己的孩子對自己所敬愛的黨有任何懷疑,也不希望孩子的心受到政治鬥爭陰暗面的傷害。 \n 春天來了,院子裡的紫藤花又悄悄地開了,可是誰也沒有心思去留意它。4月16日〈關於「三家村」和《燕山夜話》的批判〉的文章發表後,鄧拓被勒令在家停職寫檢查。他成天一動不動地坐在書桌前,家裡的氣氛十分沉悶。 \n 彭真親自打電話給鄧拓,勸他不要緊張,要正確對待,嚴格要求自己,還勸他保重身體,注意健康,將來還要做很多工作。劉仁派人上門看望他,安慰他,鼓勵他冷靜對待當前的問題。在這個陰冷的春天裡,領導、戰友的安慰,給了他些許的溫暖,卻解不去他心頭糾結的疑團。 \n 老戰友楊述來看他,鄧拓悒鬱地對他說:「我作一年以後弄清問題的準備。」楊述聽了搖搖頭說:「這一次時間可能會比較長一些,兩三年吧。」 然而,政治形勢的複雜性,都遠遠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 \n 全家陷矛盾 \n 4月底,全國大批判的火力全都集中在「三家村」上,而且層層加溫。孩子們變得十分迷惘。從小爸爸媽媽都教育他們要聽黨的話,可是現在黨說爸爸是壞人,說要堅決和爸爸鬥爭,要粉碎爸爸的陰謀。他們陷入了巨大的矛盾和深深的痛苦之中。 \n 多年後鄧雲沉痛地自責說:「當時,我們中間最大的22歲,最小的不過才11歲,我們畢竟還太幼稚,不可能看穿事情的真相。我們沒有別的道路可以選擇,只有一條路,就是站在『黨』的一邊,和爸爸『劃清界限』。我們不得不相信爸爸是那種『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敵人』。我們從此再也不敢正視爸爸一眼,再也不想和爸爸說一句話,再也不願叫一聲爸爸。爸爸在無可名狀的痛苦冤屈中,又增加了摯愛的兒女們給他添上的一份痛苦冤屈,人世間還能有比這更悲慘的遭遇嗎?他能對我們這些年幼無知的孩子說什麼呢?爸爸在我們面前開始一言不發了。」(待續)

  • 兩岸史話-「三家村反黨集團」頭目之終局

     鄧拓生平最喜歡山茶花。這時,他記起幾年前的一個冬末春初,自己正臥病在醫院中,幸虧有一盆盛開的淺紅的「楊妃山茶」擺在床邊,朝夕相對,慰藉寂寥。 \n 政治形勢一天天變得複雜起來,彭真、鄧拓等根本不能接受姚文元的觀點,更不相信關於吳反黨反毛澤東的指控,可是毛澤東主席卻支持康生、江青、姚文元的政治陷害。形勢將會向那個方向走呢?鄧拓的心裡沒有底,心情變得異常沉重。 \n 北京的冬天很乾燥,陽光照在冰棱上,明晃晃的;但鄧拓的心頭卻有風雨如晦、煙水蒼茫的荒涼感。屋裡有暖氣,可他總是睡不好覺,不斷在夢中驚醒。來者不善,他擔心吳的命運,也預感到康生、江青的利劍似乎並不滿足於刺向吳一人。前路渺茫,他所能做的只是,用追尋歷史正義這一終極價值的高遠情懷來充健自己的內在精神,在靜默沉著中矚目未來。 \n 夢裡如何過寒冬 \n 當把目光投向歷史深處時,生命就會凝聚出堅定的力量去抵禦現實的沉重,他不斷勉勵自己去凝視「霞光芳霧映春暉」的遠景。於是,他揮筆寫下了一生中留下的最後一首詩──〈記夢〉: \n 五更風雨夢如飛,煙水蒼茫夜色微。 \n 話到海山無滴淚,寫來筆墨不沾衣。 \n 高情消盡千秋怨,碧血凝成萬古詩。 \n 默向長天尋新路,霞光芳霧映春暉。 \n 「雖然鄧拓的夢境究竟具體如何,不得而知,但詩由『碧血凝成』,就不可謂不怨苦了;……這裡有文文山『從今別卻江南日,化作啼鵑帶血歸』(文天祥〈金陵驛〉)的遺意。這首詩實際上是鄧拓的絕筆詩。在這首詩裡,鄧拓似乎有無法把話說出、說盡的痛苦。」 \n 深冬時節,室內的山茶花又開了。鄧拓生平最喜歡山茶花。這時,他記起幾年前的一個冬末春初,自己正臥病在醫院中,幸虧有一盆盛開的淺紅的「楊妃山茶」擺在床邊,朝夕相對,慰藉寂寥。他還記得有一個早上,突然發現一朵鮮豔的花兒被碰折掉了,心裡覺得很可惜,就把她拾起來,放在原來的花枝上,借著周圍的花葉把她托住。沒想到經過了20天的時間,她還沒凋謝。他不禁感歎:這是多麼強烈的生命力啊!他當時立即就在病床上寫了一首小詩,稱頌這朵山茶花: \n 紅粉凝霜碧玉叢,淡妝淺笑對東風。 \n 此生願伴春長在,斷骨留魂證苦衷。 \n 現在,他看著眼前的這一樹山茶花,「粉紅色花瓣,又嫩又潤,恍惚是脂粉凝成的;襯著綠油油的葉子,又厚又有光澤,好像是用碧玉雕成的。」他不禁想,「一株小樹能開許多花朵,前後開花的時間,可以連續兩個月。她似乎在嚴寒的季節,就已經預示了春天的到來;而在東風吹遍大地的時候,她更加不願離去,即便枝折花落,她仍然不肯凋謝,始終要把她的生命獻給美麗的春光。這樣堅貞優美的性格,是多麼令人感動啊!」想到這兒,鄧拓不禁受到了鼓舞。他相信自己也能像這堅貞的山茶花一樣穿越這個政治上的寒冬。 \n 〈二月提綱〉的掙扎 \n 1965年12月22日,彭真對毛澤東主席說:根據調查,吳同彭德懷沒有聯繫,《海瑞罷官》同廬山會議沒有關係。1966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開「文革5人小組」擴大會議,會議擬定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即〈二月提綱〉。在當時的形勢下,〈二月提綱〉不可避免地帶著一些「左」的色彩,但其基本指導思想是強調學術爭論要「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強調「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 \n 顯然,擬定〈二月提綱〉的目的是想將這場大批判儘量加以限制,以避免發展成為嚴重的政治鬥爭,避免發生更大的社會混亂,其基本內容是正確的。〈二月提綱〉發向全國後,學術批判的空氣上升,政治批判有所抑制。 \n 被定性為反黨 \n 康生、江青等不能容忍〈二月提綱〉,他們在毛澤東的支持下針鋒相對地搞了〈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者座談會紀要〉,提出「文藝黑線專政」論,把矛頭對準了整個中國文化思想界,強調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 \n 1966年3月底,毛澤東在上海同康生、江青、張春橋的談話中,批評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壞人,說如果再包庇壞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文革5人小組」要解散。這時毛澤東已經下決心要發動「文化大革命」了。〈三家村札記〉、〈燕山夜話〉也被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毛澤東的講話是一個充滿火藥味的講話,也是一個完全凌駕於黨中央的講話。這說明黨的正常生活已經不存在了。(待續)

  • 兩岸史話-「三家村反黨集團」頭目之終局

     有關《海瑞罷官》的討論一開始就不是什麼學術討論,而是一場預先策畫好的政治陰謀。批判吳◆只不過是江青等顛覆北京市委、進軍國家領導層的一個突破口罷了。 \n 1965年12月2日,鄧拓、範瑾召集《北京日報》、《前線》學術批判小組人員開會,傳達北京市委的基本態度。鄧拓說:現在吳◆的問題不是已有了結論,不是已肯定《海瑞罷官》是一株大毒草,現在首先當學術問題來討論。政治問題和學術問題要分開,如果一下分不清,就先當學術問題來處理。當然,姚文元提出政治問題也不能迴避,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都有發言權,不是一批評就不得了,就有覆滅的危險,就不能工作了。 \n 批評是為了更好地工作,過火的批評也應糾正,不能一棍子打死。現在首先要緩和這個局面,應該有人寫文章,肯定姚文元的文章哪些地方是對的,哪些地方過火;吳◆哪些地方是對的,哪些地方確實錯了。不是一棍子打死吳◆,不要一邊倒,倒向姚文元,或者倒向吳◆。 \n 按照彭真的安排,12月12日,鄧拓以向陽生的筆名在《前線》、《北京日報》發表了〈從《海瑞罷官》談到「道德繼承論」─就幾個理論問題與吳同志商榷〉的文章,這篇文章以學術討論的語氣,對吳◆的道德繼承論提出不同意見。 \n 鄧拓撰文援吳 \n 文章發表前曾根據彭真的意見修改過,後又經市委書記處傳閱,最終由彭真定稿。文章在開場白中說明看過姚文元的文章、又看過許多相關資料,是經過比較探索而寫成的。「這個開場白至少說明了這麼幾點:一作者是看了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之後才寫成這篇文章的。說明作者明白無誤地表達他不同意姚文元對《海瑞罷官》的誣陷。二作者對吳◆《海瑞罷官》及其成書過程是作過調查研究的,找不到有什麼『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痕跡,只找到了『道德繼承論』這個思想基礎。三作者在調查吳◆寫《海瑞罷官》的歷史背景時,特地參閱了當時的《解放日報》、《文匯報》,並把當時有關海瑞的文章和幾個劇本『加以比較』。這一說明,表現了鄧拓的骨氣,表現了他勇敢和不妥協的鬥爭精神。……鄧拓通過上面的研究和調查之後,針鋒相對地提出,《海瑞罷官》的思想基礎是『道德繼承論』,而不是什麼『反黨反社會主義』。」 \n 在趕寫向陽生文章的同時,鄧拓還根據彭真的指示,寫信給吳◆,讓他迅速寫一個關於《海瑞罷官》的自我檢查。信中說,「你的思想問題,恐怕主要的還是對於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問題沒有弄清楚」,「你的文章無論是自我批評或者對姚文元文章的批評意見我們認為都應該充分發表,不要顧慮重重」。於是吳◆寫了《關於〈海瑞罷官〉的自我批評》一文發在12月27日的《北京日報》上,就有關《海瑞罷官》中的若干學術問題進行說明和解釋,辯解了該劇與「單幹風」、「翻案風」無關,也在某些問題上作了自我批評。 \n 1965年12月14日,北京市委大學工作部召集北京6所高等院校的20多名文科大學生召開關於《海瑞罷官》和姚文元文章的座談會,鄧拓再次強調: \n 姚文元的觀點不一定都對,沒有一點錯誤的或不確切的地方?都對的話那就做結論了,還討論幹什麼?吳◆同志的觀點有許多根本性的錯誤,但是是否就一無是處?是不是一棒子打死?根據吳◆的表現,還不能說他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不能一棍子打死,這是真的,不是唬弄大家。……思想要解放,寫文章不要有顧慮,不要怕你的觀點是否與姚文元不同,不要怕與吳◆有共同之點。不要扣帽子,要擺事實講道理,力求創造一種「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空氣,改變過去討論中的緊張空氣,要養成暢所欲言的習慣。 \n 顯然,彭真、鄧拓以及整個北京市委都在盡最大的努力把江青、姚文元操持的這場鬥爭轉換為公平的學術爭論。但是,這場有關《海瑞罷官》的討論一開始就不是什麼學術討論,而是一場預先策畫好的政治陰謀。批判吳◆只不過是江青等顛覆北京市委、進軍國家領導層的一個突破口罷了。「毛澤東當然清楚,批判吳◆並不是吳◆有多大錯誤,也不是吳◆該不該批,而是要以此為契機掀起一個大的運動,最終達到打擊黨內的『異己』勢力,即被稱為劉鄧司令部的一大批人,這批人就當時的實力而言遠遠超過毛澤東直接指揮下的江青、康生、張春橋一些人,這就是他必須動員群眾起來造反的原因。」 \n 批判升溫加碼 \n 情的走向。看到姚文元對吳◆的政治陷害,許多正直的人都很反感,但毛澤東此時出於對階級鬥爭的錯誤認識、出於對自己黨內權威地位的過敏,卻於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和陳伯達等人談話時說:「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點了名,對戲劇界、歷史界、哲學界震動很大,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此言一出,《海瑞罷官》的主題從「退田」變為「罷官」,吳◆的問題,層層加碼,變成了為毛澤東欽定為「反黨分子」的彭德懷鳴冤的「毒草」,具有了反黨、反毛澤東的性質,政治批判的分量加重了。 \n (待續)

  • 兩岸史話-「三家村反黨集團」頭目之終局

     鄧拓覺得吳日含講得有道理,心下暗自為吳日含感到不平。但是形勢逼人,他們知道沒有中央最高層的旨意,《文匯報》和姚文元不會空穴來風的。 \n 1965年初,江青提出要把北京京劇團作為她搞戲劇改革的「試驗田」。她初來蹲點的時候,北京市委派文教書記鄧拓陪她看戲。江青看戲的時候居高臨下地指指點點,隨便議論人、隨便批評人,引起大家的不滿。鄧拓看不慣她的作風,只陪她看了兩場戲,就藉口有偏頭痛不陪了。江青覺得受冷落了,因為她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場場陪她;而在北京,不僅彭真不陪,劉仁不陪,連鄧拓也不陪,最終只派了市委宣傳部長李琪陪她,而李琪又不願對她言從計聽,她便覺得太降格了,心裡老大不高興。在北京市蹲點過程中,江青以特殊身分凌駕於各級黨委之上,而且按照自己的意願修改京劇傳統唱腔,隨意調用尖子演員,使得一些劇團無法正常演出。彭真等按照組織原則對江青的一些做法進行了抵制。這更引起了江青的不滿和仇恨。江青不斷向毛澤東告狀說北京市委是「大北京主義」、「眼中無我」、「破壞戲劇革命」。 \n 圍繞海瑞罷官的鬥爭 \n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大批判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突然在《文匯報》刊出。文中,姚文元無中生有地把劇中所寫的「退田」、「平冤獄」與1961、1962年的「單幹風」、「翻案風」聯繫起來,說「『退田』、『平冤獄』就是當時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形式」,宣布《海瑞罷官》是「毒草」。這讓彭真、鄧拓等都感到很突然。因為吳日含寫〈海瑞罵皇帝〉、〈論海瑞〉的文章,創作劇本《海瑞罷官》,起因是1959年4月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七中全會上盛讚海瑞敢於講真話、提倡大家向海瑞學習。這樣的「遵命文學」怎麼可能是大「毒草」呢? \n 況且,1961年《海瑞罷官》上演的時候,還得到毛澤東主席的表揚。1965年中央「文化革命5人小組」也已經規定說學術批判不要戴政治帽子,點名要經過中宣部,批判要以中央期刊為準。《文匯報》這樣突然點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長、民盟負責人和著名學者,顯然違反了中央的規定。姚文元文章發表的當天,彭真不在北京,鄧拓即根據原則指示《北京日報》、《前線》不要轉載。他的做法後來得到了北京市市委書記、中央「文化革命5人小組」組長彭真的支持。 \n 不知幕後黑手的面目 \n 《文匯報》和姚文元這麼做,似乎來頭不小,彭真、鄧拓等也不敢掉以輕心。11月13日,鄧拓召集范瑾、李琪、李筠研究吳日含的《海瑞罷官》問題。鄧拓打電話問吳日含對姚文元文章的看法。吳日含悲憤地說:如果真是要討論對海瑞的評價,我可以奉陪,寫文章參加爭鳴。但姚文元是在扣政治帽子,是在誣陷。我60年寫劇本,怎麼能未卜先知地影射1961年才發生的「單幹風」和「翻案風」呢?鄧拓覺得吳日含講得有道理,心下暗自為吳日含感到不平。但是形勢逼人,他們知道沒有中央最高層的旨意,《文匯報》和姚文元不會空穴來風的。最終他們決定《前線》和《北京日報》成立學術批判小組,開展學術批判,以爭取主動。 \n 姚文元文章的幕後操縱者實際是江青。江青先是在北京叫人寫,遭到了拒絕,於是她又到上海,得到了柯慶施、張春橋的支持,祕密安排姚文元寫,姚文元先後改了七稿。而江青的所作所為都是毛澤東支持的,這是彭真、鄧拓沒有想到的。 \n 毛澤東看到北京的報刊都沒有轉載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就立即指示上海把姚文元的文章印成小冊子。由於不瞭解這一背景,北京市新華書店沒有立刻表示徵訂。這惹得毛澤東更加不快了。1965年11月28日,周恩來給彭真打電話,告知說毛澤東主席指示北京的報紙要立刻轉載姚文元的文章。29日《北京日報》被迫轉載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轉載時,加了彭真審定的編者按語:「幾年來,學術界、文藝界對《海瑞罷官》這齣戲和吳日含同志寫的其他文章是有不同意見。我們認為,有不同意見就該展開討論。」11月30日,《人民日報》也被迫轉載該文,根據周恩來、彭真的意見,加上了按語,希望通過辯論,能夠進一步開展各種意見之間的互相爭論和互相批評。這時,周恩來和彭真、鄧拓等仍然力圖將氣勢洶洶的批判控制在學術範圍之內,抵制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人把批判向「左」的方向推進。(待續)

  • 兩岸史話-「三家村反黨集團」頭目之終局

     鄧拓只好不再寫這類與高壓的政治形勢不相協調的反思性、知識性雜文了。作為一個「黨員作家」,鄧拓是「嚴於律己,遵守黨的紀律的」。 \n 鄧拓許多文章中的觀點和論證,引起了讀者的共鳴。他也很受鼓舞。有時聽到個別不同的意見,他也總是虛心地傾聽別人的意見。有些同志寫文章表示不同意鄧拓關於選字帖問題的觀點,於是就有人問他:「為什麼近來有個別問題,分明有不同的意見,卻不見你們正面交鋒,互相辯駁呢?這種態度你以為是正確的嗎?」於是,鄧拓就在結集出版〈燕山夜話〉第四集的時候寫了〈編餘題記〉回答說: \n 我認為這是涉及如何正確看待百家爭鳴的原則問題。多聽聽各種不同的意見,只有好處,決無壞處。如果聽到一點不同的意見,馬上就進行反駁,這樣做的效果往往不大好,甚至於會發生副作用。 \n 正確的方法應該首先讓別人能夠各抒己見,暢所欲言,真正做到百家爭鳴。即便有的意見在你看來是十分錯誤的,也不要隨便潑冷水,讀者自然會辨別是非。假若一時弄不清是非,那又何必著急呢?至於有些問題根本難斷誰是誰非,就更不要操之過急了。也許有的問題提出來,又擱下去,經過多數人慢慢研究,原先不同的意見慢慢地又可能一致起來。因為是非終究有客觀的標準啊! \n 維護雙百方針 \n 鄧拓對前幾年意識形態領域內的武斷批評、亂扣帽子是非常反感的。這時,他特別注重維護「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希望能有一個良好的環境,發展學術、活躍思想。他在自己的寫作中身體力行,絲毫沒有把自己的觀點當作權威判斷強迫讀者接受。 \n 1962年9月4日,發完〈三十六計〉這篇雜文後,〈燕山夜話〉這個讀者喜愛的欄目停筆了。從1961年3月9日開始,這個欄目堅持了一年半。為什麼停筆呢?這是因為1962年秋冬,政治形勢又有所變化。1962年9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又重新提出階級和階級鬥爭問題,「左」傾思想重占上風,鄧拓只好不再寫這類與高壓的政治形勢不相協調的反思性、知識性雜文了。作為一個「黨員作家」,鄧拓是「嚴於律己,遵守黨的紀律的」。 \n 重大風波將起 \n 〈三家村劄記〉還一直堅持到1964年,但是1963、1964年的「三家村」雜文,已經改變了原來從古代典籍談起的書卷氣,也較少直接反思「大躍進」的錯誤,而越來越多地引用毛澤東的話,主題也越來越意識形態化了。 \n 經過1961年的調整,1962年國民經濟狀況開始好轉,三年困難的緊張局面得以緩解。儘管在調整過程中,大家都小心翼翼地不直接否定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但是在實際貫徹調整方針的時候,就不可避免地與「三面紅旗」發生了尖銳的矛盾。這在客觀上就衝擊了毛澤東當時的思想。1962年9月的十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從反修防修的角度,重提階級鬥爭。「左」傾思想重新抬頭,向務實的經濟、文化發展觀進行反攻。文藝宣傳部門也開始接受並貫徹執行毛澤東關於在文藝戰線和社會科學戰線反對「修正主義」的指導思想。 \n 這時候,毛澤東夫人、中宣部電影處處長江青希望以文藝界為出發點逐步進入國家核心領導層。從毛澤東的「階級鬥爭」論中,江青找到了顛覆既有文化宣傳系統、實現自己權力夢想的路徑。毛澤東由於在治國策略上時常與劉少奇、鄧小平等有所分歧,所以就越來越不信任劉少奇等國家管理層,而越來越倚重林彪、康生、江青等人。 \n 1963年5月,江青在上海組織了圍剿孟超劇作《李慧娘》的文章──〈「有鬼無害」論〉。結果,廖沫沙發表在《北京晚報》上的評論〈有鬼無害論〉也遭到了批判,北京市委迫於形勢不得不讓廖沫沙在《北京晚報》上作了公開檢查。但是,誰也沒有想到,中央上層對「三家村」的批判才開了個頭而已。 \n 政治風向難測 \n 1964年8月,中共華北局會議在北戴河召開,會上中央對北京市委施加了很大的壓力,矛頭直指吳■的「道德繼承論」。「道德繼承論」,指的是吳■在「三家村劄記」中的兩篇雜文──〈說道德〉、〈再說道德〉──的觀點。吳■認為統治階級的道德可以批判地繼承,談道德問題不能割裂傳統。彭真、劉仁、鄧拓商量之後,覺得中央的指示不能不執行。他們一是安排《前線》雜誌文教組長李筠代表市委兩天內趕寫一篇批判吳道德繼承論的文章;二是立即電召吳到北戴河寫檢查。 \n 李筠的文章趕出來後立即送往北戴河,鄧拓作了修改。這時忽然又得到的通知說暫時不公開批判吳■,彭真、劉仁、鄧拓和吳■本人都鬆了一口氣。中央的這一改變,「究其因,也許是最高領導層覺得公開批判的時機未到,也許是中央內部的意見分歧。」 \n (待續)

  • 兩岸史話-「三家村反黨集團」頭目之終局

     鄧拓雜文無論在談論思想方法問題,還是談論古代藝術問題,還是談論日常生活問題,大都表現出思想的深刻、辯證,表現出實事求是的精神。 \n 評介古代的書畫藝術的有〈評三十三鎮神頭圖〉、〈藝術的魅力〉、〈南陳和北崔〉、〈宛平大小米〉、〈米氏三園〉、〈昆侖山人〉、〈保護文物〉、〈古代的漫畫〉、〈書畫同源的一例〉等。 \n 鄧拓在評介古代書畫家的時候,繼承了中國古代藝術評論中人品與畫品互相印證的傳統。他特別關注北京歷史上的書畫家,尤其喜愛那些既有很高的藝術造詣又有一身傲骨的藝術家。 \n 〈南陳與北崔〉中,他介紹了明代畫壇上與陳老蓮齊名的崔子忠,說崔子忠「要算是十分孤僻高傲的人了」,「具有幽燕豪俠的氣概」,「學問還很廣博」。認為他的《葛洪移居圖》,「人物的衣褶和姿態刻畫,充滿著一家骨肉親切動人的生活實感。這比起陳老蓮筆下的和尚、道士之流,不食人間煙火,拉著一副長臉的那種怪樣子,顯然要高明得多了。」 \n 〈宛平大小米〉中,他介紹了明末清初北京的大書畫家米萬鍾和米漢雯祖孫,說:米萬鍾是一位很有學問也很有骨氣的人。……至於他的畫,雖然也是一種標準的「文人畫」,但是他並不師法於元代的倪雲林畫派,而師法於宋畫。即便是細小的部分,他同樣是一筆不苟的。我們看他的字和畫,可以想見他的為人的嚴肅認真而又有打破陳規的創造精神。 \n 〈書畫同源的一例〉,他介紹了大思想家黃梨洲即黃宗羲的畫作,介紹了他在明末為父報仇、後又拒絕在清廷中任職的事蹟,最後評價說:以他的生平遭遇和思想懷抱,畫出「歲寒堅貞」的畫面,乃是理所當然。這樣的作品在風格上,和它的作者在性格上,簡直完全融化在一起了。所謂書畫同源應該以此為典型,因為這無論從藝術形式或者思想內容方面,都是真正同一的東西。 \n 深厚藝術鑑賞力 \n 在這些評介中,鄧拓展示了他深厚的藝術畫鑒賞力,也體現了他的人格評價尺度。他總是特別讚賞那類堅貞不屈、傲視俗佞的藝術家。這表明鄧拓在品藻人物的時候特別看重一個人的人格操守,說明鄧拓在溫文爾雅、彬彬有禮的書生外表下,內心中始終保持著「白眼何妨看俗傖」 的孤高與剛烈。 \n 介紹農業生產知識的雜文有〈薑夠本〉、〈種晚菘的季節〉、〈甘薯的來歷〉、〈養牛好處多〉、〈大豆是個寶〉、〈多養蠶〉等。這些雜文中,鄧拓從豐富的典籍中尋找資料,總結前人的經驗,既普及了農業知識,富有指導實際生產生活的意義,讀寫起來又饒有趣味。〈薑夠本〉中,他從俗語「薑夠本」說法出發,到古代典籍中查找這個說法的依據,認為元代農學家王禎的〈農桑通訣〉的說法最確切,又根據古代典籍的記載進一步介紹種薑的方法,最後說明薑對於人的健康大有益處,提倡適量種薑。這類雜文,科普知識與文人趣味相結合,十分吸引人。鄧拓的知識面非常廣,他還在雜文中談論「養生學」知識、中醫藥知識、民俗知識、地理知識。正是如此豐富的知識和層層深入的思維、簡約生動的語言相結合,共同構成了這類知識雜文的魅力,吸引住了眾多的讀者。 \n 生命綠洲多色彩 \n 〈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中的這一類知識性雜文,不涉及時代政治主題,不直接與「左」傾思潮短兵相接,但也無意迎合任何意識形態的權威話語。人的生活是多面的。除去追問意識形態是非之外,生命還有多種色調,人還有多層次的需求。這類雜文,關懷了人在政治之外多方面的物質和精神需求,必然受到讀者的歡迎,自有其存在的價值。在那個政治企圖滲透、控制一切領域的時代裡,它們不愧是「酷暑中吹來的一絲絲清風,或者說是在沙漠中偶然遇見的一片片小小的綠洲」,尤其可貴。 \n 那種從政治標準出發,把這類雜文疑為「幫閒」文學的觀點,顯然是犯了把政治泛化、權力泛化的思維偏頗。正確的評價標準應該是,政治問題用政治標準來衡量,農業的問題用農業的標準衡量,藝術的問題用藝術的尺度衡量,各安其位。鄧拓1960年在北京歷史學會成立大會上強調的「要把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分開」的觀點,對於我們現在仍有啟發意義。 \n 鄧拓雜文無論在談論思想方法問題,還是談論古代藝術問題,還是談論日常生活問題,大都表現出思想的深刻、辯證,表現出實事求是的精神。而只有到談論西方現代藝術問題時,他因為隔膜,不理解其來龍去脈,不知道其存在的內在根據,就簡單地把他們都歸為「反動資產階級用以自欺欺人的」「玩藝兒」,表現出意識形態的偏見。這類雜文有〈「無聲音樂」及其他〉、〈「電子音樂劇」原來如此〉等。在〈「電子音樂劇」原來如此〉中,他簡單地下判斷說: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的藝術,是腐朽的沒落的藝術。它已經日益喪失了生命力,而走向極端空虛無聊的垂死階段。 \n 這類文章「從對西方現代藝術試驗的批判上升到對整個西方世界的批判」,表現出意識形態的偏見。 \n 這類充滿意識形態偏見的雜文在〈燕山夜話〉中量並不多,鄧拓總是更願意選擇自己熟悉的題材進行深入的思辨,因而,就總體而言,〈燕山夜話〉是微瑕不掩其瑜的,是那個時代中能夠穿越時空而熠熠生輝的明珠。 \n 〈燕山夜話〉欄目開設以後,受到讀者的熱烈歡迎。許多人都每天剪貼收藏,許多人給報社寫信,把自己有疑問的問題提出來,希望馬南村幫助解答。其他地方有些報紙,為了滿足讀者的要求,也採取了同樣的形式,發表知識性的專欄雜文。如《四川日報》開闢了〈巴山夜話〉專欄,山東《大眾日報》在第三版右上方開闢了〈曆下漫話〉專欄;《雲南日報》在第三版右上方也開闢了這樣的專欄,名為〈滇雲漫譚〉。(待續)

  • 兩岸史話-「三家村反黨集團」頭目之終局

     鄧拓強調實驗的客觀條件、嚴格限定實驗範圍,顯然也與「大躍進」不講條件、不講範圍的「發燒」思維格格不入。 \n 這種思維特點還典型地體現在〈燕山夜話〉中的〈茄子能長成大樹嗎?〉一文中。在這篇雜文中,他說: \n 現在假定有人說,某處的茄子長成了大樹,你聽了一定不會相信,以為這個人扯謊。但是,我勸你首先要表示相信他,因為在一般的茄子中完全可能出現特殊的品種。這樣,你才能夠進一步具體地分析和研究其中的道理。同時,假定有人提議要按照某處種茄子的經驗,馬上在你的菜園裡實行起來,你也許很熱情地接受這個建議。但是,我卻勸你不要急於實行它。因為你的具體條件也許很差,照別處的經驗實行起來有種種困難,不如慎重一點為好。 \n 總之,我們應該承認一般中有特殊,所以茄子能成大樹;但是,同時又要指出,這是在某種條件下才有可能,換句話說,這只是特殊的現象。如果要使這個特殊現象,又變成為一般的現象,要使許多地方的茄子都變成大樹,那還必須使許多地方普遍地都具備一定的條件。這是一個前提,它不但符合於茄子的變化規律、而且符合於一切事物變化的規律。 \n 解放思想 與主流對立 \n 這裡,鄧拓關於特殊現象與一般現象的分析,多麼富有層次!他既不武斷地否定奇異的東西,又尤其注重事物的條件,勸人「不如慎重一點為好」,勸人不要「急於實行」與具體條件不符合的建議。這不僅和「大躍進」思維完全兩碼事,而且還和「大躍進」思維直接對立。 \n 〈不怕天〉一篇,鄧拓肯定「天不可怕、人能勝天」的思想。在鄧拓筆下,「天」是指天命。他說:「怕天,這是人類的一切神鬼觀念的根源。因為對自然現象不瞭解,原始的人類才以為在冥冥之中有天神主宰一切。由於怕天,結果對一切神鬼都害怕。因此不怕鬼神的人,也一定不能怕天,也決不可怕天。」因為對「天」的闡釋並沒有像「大躍進」思維那樣指向「客觀規律」,因而「不怕天」主要就被限定在不要害怕一些無稽之物上。因而,這裡,強調「解放思想」,就不同於「大躍進」思維中對客觀規律的蔑視。 \n 〈金龜子身上有黃金〉,更是一篇有趣的科普雜文。鄧拓根據材料說:「早於1934年,有一位捷克斯洛伐克的科學家,做了一種很特別的科學試驗。他採集了一大批金龜子,把它們燒成灰,又把金龜子的灰拿去冶煉,結果從一公斤的金龜子灰中,居然能夠提煉出25毫克的黃金。」他舉了唐代《北戶錄》、宋代《益部方物略記》、明代《本草綱目》等多部著作中的論述印證這位科學家的實驗結果,但是他並沒有由此鼓動全民大煉黃金,而是強調說: \n 當然,我這樣講,並不是為了聳人聽聞,並不是要鼓動大家去大搞這種試驗。凡是這一類事情,都只能由個別有條件的人,做一些小小的試驗。特別是這裡所說的金龜子,並非南北各地到處都能找到的。它們的出現有一定的季節,每年只有在5、6月間才能生長。而且金龜子身上的含金量,也只不過0.25%,這樣的含金量雖然不算很低,但是,顯然也不算高。如果大量進行試驗,在一般的條件下恐怕是不可能的。 \n 一句話,我只希望有個別熱心的朋友,在條件允許的時候,注意試驗一下,看看結果如何。 \n 強調客觀 腦袋不發燒 \n 這裡,鄧拓強調實驗的客觀條件、嚴格限定實驗範圍,顯然也與「大躍進」不講條件、不講範圍的「發燒」思維格格不入。 \n 總之,在一些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舒展人類想像力的雜文中,鄧拓在解放思想的同時,總是特別強調這些超前事物的客觀條件,充分考慮事物的複雜性,注意下判斷的分寸感,從而避免了「大躍進」思維忽視客觀規律的片面性、偏激性,顯出思想的深刻、辯證。這種思維特徵還典型地體現在〈堵塞不如開導〉、〈胡說八道的命題〉、〈人窮志不窮〉等優秀的雜文中。 \n 鄧拓雜文涉及的知識面非常廣。他還集中談論了對練習書法問題的見解,介紹了許多農業生產的知識,評介了許多古代書畫家,介紹了許多日常生活知識、民俗趣聞、地理知識等。 \n 談論書法的雜文有〈大膽練習寫字〉、〈講點書法〉、〈選貼和臨池〉、〈從紅模字寫起〉等。鄧拓認為「因為很難找到各方面都很完美的字帖。無論顏帖、柳帖、歐帖、趙帖等等,如果死學一種總不是好辦法。」 所以,「最好在開始學字的時候,只教一些最基本的筆法,然後練習普通的大小楷。等到筆法完全學會,能夠運用自如的時候,隨著各個人的喜愛,自己選擇一種字體,同時儘量多看各種法帖墨蹟,融會貫通,就能寫一手好字。」 \n 至於,「初學書法的人如何練習寫普通的大小楷呢?我以為最方便的辦法,就是描紅模字。」他還熱心向讀者推薦自己早年練習書法的經驗:「你可以隨便找到一塊方磚,用一束麻綁成一枝筆,放一盆水在旁邊。每天早起或者睡前,用麻筆蘸水在磚上寫字,隨寫隨幹,極為方便,又可以省去筆墨紙張的消耗。」(待續)

  • 兩岸史話-「三家村反黨集團」頭目之終局

     鄧拓歷經延安整風和50年代的黨內外鬥爭,自然是明白吹捧比批評更安全、什麼都不說比反思更安全 \n 投機的林彪選擇的就是一味吹捧毛澤東,他說:最近幾年的困難,「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澤東的思想去做。」他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失敗所造成的困難故意輕描淡寫,說這幾年雖然我們付出了些學費,但代價是「很少很少」的。他由於善於吹捧最終取得了毛澤東的信任,後來成為欽定的接班人。「同林彪的講話相反,少奇同志在講話中,用『一個大馬鞍形』來批評『大躍進』,說『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過5年、10年後『再來總結經驗』、『作出結論』;他還提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等等。這些話,今天看來很平常,但在當時聽起來的確有些刺激,從而也就留下了後來黨內鬥爭的陰影。」 \n 鄧拓在毛澤東等已經作出反思的形勢下寫雜文,批評主觀主義的錯誤,儘管忠心耿耿,且完全符合共產黨的組織紀律原則,並且謹慎地把反思限定在思想方法上,不去觸及中央仍然肯定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本身,但仍然註定了是不會討毛澤東的歡喜的。 \n 此時,鄧拓歷經延安整風和50年代的黨內外鬥爭,自然是明白吹捧比批評更安全、什麼都不說比反思更安全。但是,他提起筆來,辛辣地批評、諷刺了各種主觀主義、盲目吹牛的做法。促使他這麼去做的,是對社會、對歷史、對人民的責任心,是心中的那一股追尋歷史正義的理想之光! \n 展開想像 探索生產 \n 〈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欄目中,鄧拓還寫了〈糧食能長在樹上嗎?〉、〈金龜子身上有黃金〉等科學小品。這類雜文中,鄧拓既展開想像,探索生產力發展的種種可能性,又嚴格區分想像事物與現實世界的界限,表現出思維的辯證性,從而與「大躍進」式的胡思亂想劃清了界限。 \n 〈糧食能長在樹上嗎?〉中說: \n 研究農業問題的人,常常希望有那麼一天,糧食能夠大量地長在樹上,使農業耕作大為簡便,受水旱的威脅較小,節約大批勞動力而又能夠普遍豐收。這種希望有實現的可能嗎? \n 回答應該是肯定的。 \n 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我們完全可以相信,會有這樣的日子到來。那時候,不但樹上能夠長出糧食,而且到處都可以長糧食。無論高山、平原,麥子像野草一樣,年年自己生長;甚至種莊稼可以不必土地,只要有水就行。許多在現時看來如同神話一般的事情,到那時候都將變成極其平常的普遍現象。這樣的日子距離現在大概也不會太過於遙遠了吧。 \n 辯證思維 深刻務實 \n 這到底是富有想像力的科學展望呢,還是「大躍進」式的囈語呢?科學的發展往往是以貌似荒唐的想像為起點的。人類能夠飛翔的奇思妙想,是萊頓兄弟發明飛機的基礎;人類能夠利用人工智慧的願望,是電腦飛速發展的前提。「大躍進」敗壞了想像力的名聲,但是「大躍進」的禍根並不在人類的想像力本身上。人類如果沒有想像力,就成了沒有活力的衰亡物種了。 \n 「大躍進」思維的毛病主要有兩條,一是不講究科學依據,把想像的事情與現實的活動混淆起來,忽視了現實與想像之間的必要階梯;二是沒有時間觀念,把未來生產力充分發展時代追求的可能性當作現實生產力落後時代的任務。鄧拓這篇文章談糧食種在樹上的可能性時,強調了「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這一前提條件,而且明確把這件事歸為「在現時看來如同神話一般的事情」一類,強調了它在當時條件的非現實性,強調了它只有在將來而不是在現在才「將變成極其平常的普通現象。」這篇文章還談到:「外國人往往把巧克力當作高級的乾糧,殊不知我國古代人以栗子為乾糧,其好處決不下於巧克力。」這個說法顯然是符合事實的。 \n 鄧拓希望「我們如果能夠利用所有的荒野童山,普遍地種植栗子樹和棗樹,讓這些樹林長滿了富有營養價值的糧食,該多麼美妙啊!」這個憧憬更是無可厚非。實際上,幾十年之後我們大量種植果樹,走的正是這一條路。從這篇文章可以看出,鄧拓對想像世界和現實世界是嚴格區分的,鄧拓是強調事物發展的科學依據的。他並沒有陷入「『大躍進』式的奇思妙想和胡思亂想,『大躍進』式的浪漫狂想與弱智短視」。把這篇文章與鄧拓那些強調實事求是原則的文章結合起來看,恰恰可以看出鄧拓思維的辯證、深刻。他既有務實的精神,又有開放的思想。 \n (待續)

  • 兩岸史話-「三家村反黨集團」頭目之終局

     鄧拓在對待自由市場、買賣行為方面仍然有「左」傾保守的一面,但是,他對脫離實際、盲目計畫的批判卻是可貴的時代之聲,不應被抹殺。 \n 針對當時流行的圍水造田之風,鄧拓在〈圍田的教訓〉中說:聽說南方水鄉,有人在議論如何開闢圍田,以求農業增產,並且有人說北方也可以採用。這,作為一種主張,說說倒也無妨,大家盡可以各抒己見,可是千萬不要貿然採用。因為圍田在許多世紀以來,已經有不少慘痛的教訓,這是稍讀歷史的人都知道的。 \n 他引用宋代的多個例子證明:「圍田和圩田等等都是與水爭地,盜湖為田,其結果必遭水旱之災,農業生產將受到嚴重損失」,「圍田和圩田的害處是主要的,而且它們的害處並不因為人們興修許多水利工程,就能夠從根本上被克服。」 \n 後來曾彥修高度評價這篇雜文說,正是因為「他大量掌握了歷史上圍湖造田的深刻失敗教訓資料,所以才能做出這麼大膽而肯定的、遠遠超過一些地方領導人和某些主管經濟的領導人的正確判斷。 \n 鄧拓寫此文時,正是在『大躍進』中大搞『圍湖造田』一類盲目的『躍進』之後,這就更加令人欽佩了。今天看來,這個問題在經過『文革』時期的更加亂來之後,就顯得更加嚴重了。 \n 批不切實際的盲目 \n 『文革』時期,昆明市圍滇池造田,簡直是愚蠢至極的自殺行為,至今滇池的一切仍大受其害,難以挽救。安徽的樅陽縣、霍縣等處的圍湖造田,也造成了極大的災難,遺患至今。至於鄱陽湖、洞庭湖、太湖周圍的『圍湖造田』的禍害之嚴重,那就是國家的一個長期的嚴重問題了。 \n 這類問題可以舉一反三,如環境汙染、濫伐森林、胡亂開礦、捕盡小魚……等等,今大都還在不斷地擴大(當然也用了很大的力量去治理,令人佩服),因此,〈圍田的教訓〉這篇文章的意義,就顯得特別巨大。」 \n 鄧拓批評最多的是主觀主義的思想方法、是不切合實際的盲目態度。在〈一個雞蛋的家當〉中,他引用明代江盈科《雪濤小說》中的一個故事: \n 一市人,貧甚,朝不謀夕。偶一日,拾得一雞卵,喜而告其妻曰:我有家當矣。妻問安在?持卵示之,曰:此時,然須十年,家當乃就。因與妻計曰:我持此卵,借鄰人伏雞乳之,待彼雛成,就中取一雌者,歸而生卵,一月可得十五雞。兩年之內,雞又生雞,可得雞三百,堪易十金。我以十金易五牸,牸復生牸,三年可得二十五牛。牸所生者,又復生牸,三年可得百五十牛,堪易三百金矣。吾持此金以舉債,三年間,半千金可得也。 \n 進而分析說: \n 你看這個故事不是可以說明許多問題嗎?這個財迷也知道,家當的積累是需要不少時間的。因此,他同老婆計算要有10年才能掙到這份家當。 \n 左傾思想與可貴之聲 \n 這似乎也合於情理。但是,他的計畫簡直沒有任何可靠的根據,而完全是出於一種假設,每一個步驟都以前一個假設的結果為前提。對於10年以後的事情,他統統用空想代替了現實,充分顯出了財迷的本色,以致激起老婆生氣,一拳頭就把他的家當打得精光。 \n 這裡,對「用空想代替假設」的批評,不能不讓人想起「大躍進」中各種「跑步進入共產主義」計畫的荒唐性。鄧拓主張凡計畫就要有「可靠的根據」的踏實態度,客觀上與「根據假報告、假數據來擬定政策、編寫計畫」的「大躍進」作風,形成直接對峙。 \n 儘管這篇文章還批評了人物的「投機買賣」行為,其現實針對性是指向「當時有些社隊又出現搞投機買賣和進行剝削的行為」,表現出思想的歷史侷限性,說明鄧拓在對待自由市場、買賣行為方面仍然有「左」傾保守的一面,但是,他對脫離實際、盲目計畫的批判卻是可貴的時代之聲,不應被抹殺。「將此文看成是對『大躍進精神』的否定」,實在並非是「今人善意的一廂情願」。 \n 鄧拓對實事求是精神的強調是多方面的。談「王道」和「霸道」的時候,他用「從實際出發的群眾路線」重新闡釋這一組古代政治文化概念,認為: \n 照我們現在的觀點,用我們的語言來說,究竟什麼是王道,什麼是霸道呢?所謂王道,可以做一種解釋,就是老老實實的從實際出發的群眾路線的思想作風;而所謂霸道,也可以做一種解釋,就是咋咋呼呼的憑主觀武斷的一意孤行的思想作風。 \n 這裡,對主觀主義作風的批判、對實事求是精神的提倡,都指向了對領導者、決策層工作的現實反思。(待續)

  • 兩岸史話-「三家村反黨集團」頭目之終局

     他以《禮記》關於「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的記載為例,說明古代社會用於各種基本建設所用的勞動力都有適當的比例的。 \n 《前線》的編輯們看到〈燕山夜話〉寫得好,就要求鄧拓在《前線》上也開個專欄。《前線》雜誌1958年11月25日正式創刊,是北京市委的理論刊物。自刊物籌備開始,由市委書記彭真指名,市委書記處文教書記鄧拓就擔任主編。《前線》雜誌的編輯們覺得鄧拓為自己的刊物開專欄,是理所當然的,便一再去「磨」他。最後鄧拓說,同時開兩個專欄,恐怕有困難。這樣吧,我找些人一塊寫,行不行? \n 千萬人口慘死於非命 \n 1961年9月20日左右,《前線》編輯部約鄧拓、吳日含、廖沫沙3位在四川飯店聚餐。後來廖沫沙回憶當時的情景說:「入席以前,坐在沙發上抽菸喝茶,鄧拓同志隨便地談起:《前線》也想仿照別的報刊『馬鐵丁』、『司馬牛』之類,約幾個人合寫一個專欄,今天就是請你們兩位(指吳和我)來商量一下。聽說『馬鐵丁』他們是3個人合用的筆名,我們也照樣是3個人,取個共同的筆名;既是3個人,就乾脆叫〈三家村劄記〉行不行?」關於3個人合用的一個筆名怎麼取法,「最後確定一人出一個字,吳日含出『吳』字,鄧拓出『南』字(鄧拓寫〈燕山夜話〉時筆名叫『馬南村』),我出『星』字(我當時的筆名是『繁星』)。」 \n 「對文章的題材與題旨,沒有作任何限制,一律由自己找題材、定題旨,文責自負,而且互不干涉。」「總而言之,我可以在這裡指天誓日地宣告:〈三家村札記〉實在是一個無組織、無計畫、也無領導和指揮的三個光人,三支禿筆桿自由而又偶然地湊合起來一個雜文專欄,如此而已。」 \n 當政治環境十分嚴酷的時候,鄧拓只能閉上關心民生、關注現實的那一扇心扉。當政治環境變得寬鬆一點的時候,鄧拓便又恢復了他那敏銳的知覺、務實的工作態度和善於深入分析問題的思維能力。 \n 1960年的大饑荒造成了空前的災難,非正常死亡人數急劇上升,單單這1年全國人口總數就減少了1000萬。嚴峻的形勢敲打著中央決策層。 \n 60年代初期,「我們黨對經濟工作中的失誤有所醒悟,並期待通過具體措施扭轉局勢。但是對於不顧客觀條件盲目發動『大躍進』運動這一錯誤決策,並未能從根本上認識;相反,還指望稍加調整後重新實現『大躍進』,這當然也就不可能全面正視和徹底糾正了!」 \n 反對主觀主義極左風 \n 1960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了由毛澤東起草的〈關於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提出「必須在幾個月內下決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而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帶動其餘四項歪風的糾正」。這一時期,毛澤東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n 1961年3月中共中央給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信中強調說:「在調查研究的時候,不要怕聽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見,更不要怕實際檢驗推翻已經作出的判斷和決定。」1961年5月劉少奇分析大饑荒的原因時說:「從全國範圍來講,有些地方,天災是主要原因,但這恐怕不是大多數;在大多數地方,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 \n 在中央領導層對前一段的「左」傾錯誤有所反思的時代大環境中,鄧拓暫時舒展了他的呼吸,擺脫了精神上的許多束縛,寫了一大批強調實事求是、反對主觀主義、反對大話空話的雜文,鋒芒直指前一時期盛行的「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化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也直指還留在許多人身上的極「左」作風。無疑,這些雜文代表了〈燕山夜話〉的思想高度。幾十年後,人們對那一段歷史有了更清晰的審視之後,不禁評價這些雜文「都是最精彩、最深刻,也最有歷史意義、值得永存的好文章」,「可以稱得上是解放後特一流的好雜文。」 \n 1961年3月29日,中央制定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限定了公社、大隊占用農村勞動力、占用公積金公益金的百分比。鄧拓看後,感慨頗多。前一時期,就因為沒有這樣的限定,公社隨便調用農村勞動力,機關隨便平調農村物資。從「大躍進」、「大煉鋼鐵」、「大辦民兵師」,直到「全民寫詩」,不知道有多少個「大辦」,把一個人分成十個人也不夠用。 \n 到秋天時,農村的勞動力都用到別的「大辦」上去了,有些地方,對生死攸關的秋收,卻連個「小辦」也辦不到,讓糧食爛在地裡! 這些給農民的傷害有多大呀!鄧拓基於對現實和歷史的瞭解,希望草案出台後,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能得到保障。他提筆寫了〈愛護勞動力的學說〉,強調「愛護勞動力是發展生產、使國家富強的重大措施之一」。 \n 他以《禮記》關於「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的記載為例,說明古代社會用於各種基本建設所用的勞動力都有適當的比例的。又以《禮記》「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則一日而已」的論述,說明「即便在同一個生產水平之上,豐收的年成和普通的年成以及荒年,也不能按照相同的比例來使用勞動力」。 \n 告誡大家:我們應該從古人的經驗中得到新的啟發,更加注意在各方面努力愛護勞動力,從而愛護每個人的勞動,愛護每一勞動的成果。 \n 這篇雜文,展示了鄧拓關注民生艱苦的務實的立場。(待續)

  • 兩岸史話-「三家村反黨集團」頭目之終局

     在這些談讀書的文章中,鄧拓表現出兩種可貴的價值取向,一種是尊重知識,一種是尊重文化傳統。 \n 他說: \n 我之所以想利用夜晚的時間,向讀者同志們做這樣的談話,目的也不過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珍惜這三分之一的生命,使大家在整天的勞動、工作以後,以輕鬆的心情,領略一些古今有用的知識而已。 \n 這篇文章一發表,由於立意新穎、題目也獨具匠心,馬上就吸引住了讀者。有位讀者來信說:「看了〈生命的三分之一〉,我們才知道原來我們每天都在浪費著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感謝作者給我們做了重要的提醒,我們一定加倍珍惜自己生命的三分之一,讓它發出光來。」 \n 三種空喊讀書的人 \n 此後,鄧拓還陸續寫了多篇談讀書的文章,如〈楊大眼的耳讀法〉、〈不要祕訣的祕訣〉、〈從三到萬〉、〈不要空喊讀書〉、〈一把小鑰匙〉、〈共通的門徑〉、〈有書趕快讀〉、〈「半部論語」〉。這些文章介紹各種讀書方法,評價不同的讀書態度。這些雜文扣緊現實中的讀書問題,又總以古人為例娓娓談開去,格外引人入勝,且文字又十分簡潔明瞭,達到哲理性、知識性、趣味性的完美結合,受到讀者的普遍歡迎。 \n 在〈楊大眼的耳讀法〉中,他說:「聽讀只是隨聲誦讀,並不一定懂得;而耳讀是真正懂得所讀的內容。所以說值得重視的是耳讀而不是聽讀。」 在〈不要祕訣的祕訣〉中,他說:「不管你學習和研究什麼東西,只要專心致志,痛下工夫,堅持不斷地努力,就一定會有收穫。最怕的是不能堅持學習和研究,抓一陣子又放鬆了,這就是『或作或輟,一暴十寒』的狀態,必須注意克服。」他還介紹了宋朝陳善讀書的「出入法」、宋朝陸九淵的「未曉不妨權放過」的方法、齊國輪扁的「反對讀古人糟粕」的觀點,最後總結說讀書「不要祕訣就是祕訣了」。 \n 〈不要空喊讀書〉中,他批評三種「空喊讀書」的人: \n 第一種人因為自己沒有養成讀書的習慣,坐不住,安不下心,讀不下去,但是又覺得讀書很有必要,於是就成了空喊。 \n 第二種人因為有一些誤解,以為拿起書來從頭到尾讀下去,就會變成讀死書,所以還不敢也不肯這麼做,於是也變成了空喊。 \n 第三種人因為太懶了,不願意自己花時間去讀書,只希望能找到什麼祕訣,不必費很多力氣,一下子就能吸收很多知識,所以成天叫喊要讀書,實際上卻沒有讀。 \n 〈有書趕快讀〉中,他勸人:「我以為,最重要的體會是:有書就要趕快讀,不論是自己的書,或是借別人的書」, 千萬不要等著找祕本來讀。〈「半部論語」〉中,他以宋代趙普的「半部論語治天下」的例子,闡述自己對精讀的看法。他說:「無論讀的是哪一部經典著作,只要真的讀得爛熟了,能夠深刻地全面地掌握其精神、實質,在這個基礎上,再看有關的其他參考書,就一定會做到多多益善,開券有益。」 在〈一把小鑰匙〉中,他提倡嚴謹的治學態度,說: \n 今天我們無論研究什麼問題,一定要把古今中外一切有關的書籍和報刊上已有的材料,統統看過,摘錄每一點有用的東西,通過理論與實際的相互結合和印證,並且進行了詳細的分析研究之後,才能在前人已有成績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自己的見解。 \n 在此基礎上,他又詳細介紹了積累資料的方法。 \n 兩種可貴價值取向 \n 在這些談讀書的文章中,鄧拓表現出兩種可貴的價值取向,一種是尊重知識,一種是尊重文化傳統。中國文化中始終有一條反智主義的逆流,秦始皇焚書坑儒,民間笑話中大量嘲弄酸秀才,20世紀的革命意識形態也一直以勞動人民本位的觀念睥睨知識分子階層。1942年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乾淨了,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乾淨。」把知識分子劃歸為資產階級陣營,長期以來對之實行改造,是執政黨所犯的極「左」錯誤之一。否定了知識分子,也就否定了知識,否定了人類的智慧。 \n 鄧拓一生嗜書如命,內心中自然是深知知識的價值的。這時候,他在雜文中提倡讀書、肯定知識的價值,而且在所舉的例子中超越階級鬥爭的偏見,肯定歷史上諸多先賢的讀書經驗,顯然與「大躍進」後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有所鬆動這一政治大環境有關。 \n 但是,鄧拓提倡讀書並不僅僅是一種跟風行為,而是意識形態環境稍微寬鬆一點的時候,一個投身革命的書生政治家內心中對知識的迷戀、對中國文化的熱愛、對中國歷史的尊重這些難能可貴的正面價值觀,便能夠自然地在心中伸展、在筆下噴發,給時代文化提供可貴的啟迪。 \n 這種尊重知識、文化的觀念,還體現在他談博與專關係的雜文中,體現在他的〈歡迎「雜家」〉、〈少少許勝多多許〉、〈顏苦孔之卓〉等雜文中。 \n 鄧拓寫這些千字雜文,一般都在一小時內一揮而就。文中牽涉的史料很多,他多能憑記憶準確無誤地一口氣寫下來。只有少數典故他記不確切,需要去翻典籍。 \n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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