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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不知道的革命四大寇-孫中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三)

    你不知道的革命四大寇-孫中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三)

    是默認?馮自由的《革命逸史》「寫成於1939年至1948年」,比諸1935年、陳少白逝世約一周後出版的《興中會革命史要》,晚了五到十五年,馮自由完全有足夠的時間去為尤列辯護,但他沒有這樣做,是否真的等同默認? \n卓越革命家的定義是什麼?有高明的革命理論,過人的革命實踐,長期從事革命事業者也。儘管孫中山有革命理論諸如《三民主義》,有屢敗屢起的革命實踐,畢生無私奉獻於救國救民的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中國大陸也只稱他為「革命先行者」而已。尤列毫無革命理論,更從未參加過革命的實際行動,連革命者之名也夠不上,有的只是年輕時曾與孫中山等人一起高談(當代大陸年輕人吸收香港俚語而稱之為「吹水」)反滿,如此這般就把他歌頌為卓越幽香的革命家,算是怎麼回事? \n \n孫走盡了革命之旅 \n \n \nStatesman(政治家)的定義是什麼?世界史上有哪幾位名人夠得上政治家的稱號?政治家者,有高明的政治理論,卓越的政績,讓千萬人受惠,蔭及廣大後人者也。尤列畢生沒有從政,連政客(politician)之名也夠不上,遑論政治家(statesman)。尤曾家麗把尤列描述為政治家,這種「吹水」也太離譜。至於儒學家,難道幼從私塾老師隨口唱幾句四書五經、年長後胡亂寫幾句相關按語,就能當上儒學家?又至於教育家,則尤列曾從事教育?在教育上有創新? \n總之,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讀書時經常聚首之所謂「四大寇」,其所放之厥詞,來自肺腑而又真正有意付諸行動者,只有孫中山和陳少白。其中又只有孫中山走盡了革命之途才魂歸天國,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n準此,孫述憲先生之用「名滿天下」之詞來形容四大寇,其褒揚之處,中山先生自是當之無愧,陳少白當然也可以;至於尤列與楊鶴齡,則不提也罷!孫述憲先生身為香港的資深文化人,對一些特定歷史情節,不花點工夫去搞清楚就在報章上大事美化,無助後人以史為鑑。 \n其實,孫述憲先生只需花幾分鐘時間去翻翻四大寇之一的遺著,讀讀以下陳少白那簡潔有力的描述,對四大寇名稱的來源與性質就一目了然:「每遇休暇,四人輒聚楊室暢談革命,慕洪秀全之為人。又以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洪秀全未成而敗,清人目之為寇,而四人之志,猶洪秀全也,因笑自謂我儕四人,其亦清廷之四大寇乎,其名由是起,蓋有慨乎言之也。 \n時孫先生等尚在香港醫學堂肄業,而時人亦以此稱之,實則縱談之四大寇,固非盡從事於真正之革命也。而乙未年廣州之役,楊與尤皆不與焉」。而陳少白之所謂「時人亦以此稱之」,這些「時人」是誰?人數有多少?馮自由說:「楊耀記店伙聞總理等放言無忌,遂以此名稱之,而四人亦居之不辭」。綽號在幾名店伙之間打轉轉就算是「名滿天下」?看來孫述憲先生對馮自由所寫的《革命逸史》也陌生得很! \n其實,被美化了的歷史最能誤導讀者,連內行人有時候也難免掉進陷阱,哪怕《國父年譜》的編者也免不了。玆舉一例:《國父年譜》(1985年增訂本)說,孫中山在西醫書院讀書時「與同學楊鶴齡、陳少白、尤列……時人咸以『四大寇』呼之。」 \n陳少白固然是孫中山在西醫書院的同學,但楊鶴齡與尤列則從來沒在該校註冊及列席上課,說不上是孫中山的同學。但空穴來風,竊以為該書編者可能被一幅照片所誤導。「四大寇」為後人遺留了唯一的一幅合照之中,四寇平排而坐,關景良站在後排。尤列親筆書明該照片「攝於香港雅麗氏醫院」。 \n關景良則說得更具體:該照片攝於「雅麗氏醫院三樓騎樓」。既然該照片攝於香港雅麗氏醫院,而西醫書院的學生都在雅麗氏醫院上課,以致一不小心,就會誤認照片中人全是西醫書院的學生,並因此而進一步誤會四大寇全是西醫書院的學生。如此這般,楊鶴齡和尤列就被誤稱為孫中山的同學了。這些雖屬細節,但不容忽視。 \n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山大學的余齊昭老師考證出,該照片應該是拍攝於1892年而非尤列所說的1888年10月10日,糾正了多年以來的以訛傳訛,就真於無聲處聽驚雷。 \n \n救國者如中山少白 \n \n \n四大寇當中,這邊廂是言行一致的革命者孫中山和陳少白,那邊廂是口是心非的革命者楊鶴齡與尤列,這兩派人之間最顯著的分別之一,正是孫中山和陳少白都曾在英美傳教士創辦的教會學校讀過書,深受那孕育了盎格魯.撒克遜文明的基督宗教《聖經》所影響。在這個問題上,孫中山所受的影響又似乎比陳少白深:孫中山到了咽下最後一口氣時仍然念念不忘華夏文明的現代化,陳少白則在晚年就退出革命隊伍了。 \n在未來可能發生的文明交戰中,能救亡者只有像孫中山那樣的華夏精英。其次是像陳少白那樣的人材。楊鶴齡、尤列之流,算了吧!(系列完) \n

  • 你不知道的革命四大寇-尤列舉止多令人不可耐(二)

    四大寇之四尤列(1865-1936),廣東省順德縣人,少肄業於廣州算術館,與楊鶴齡是同學。畢業後充廣東輿圖局測繪生。後來孫中山去了香港新成立的西醫書院讀書,尤列也去了香港華民政務司署當書記。適逢其會,就參加了「四大寇」的「吹水」行列。為什麼?尤列本來就生性「放誕流浪,喜大言」。 \n1895年,孫中山與陳少白等在廣州密謀起義,尤列怕死,不敢參與,但對孫中山在廣州設立農學會,卻極感興趣,以為有油水可撈,不知死活地跑到廣州,「借宿會中,以創辦織布局相號召,每出入必肩輿,假廚役為長隨,以從其後,其放誕多若此。乙未事敗,始知可危,亦出亡」。 \n \n尤列受袁世凱款待 \n \n數年後,尤列又「謀諸孫先生,挾數百元走星加坡,資盡則懸牌行醫以資日給。」這就奇怪了!尤列沒有受過正規醫科訓練,竟然去為病人治病,這已經不再是放誕不羈的問題而是草菅人命了。「尤性本懶而頗多嗜好,行醫每有所入,即入西菜館大嚼一頓,或寄宿西式旅館一宵,以為無上之享受。及資將罄,則以其餘購阿芙蓉若干,麵包若干,至歸,窮日夜之力以盡其阿芙蓉,覺餓,則嚙麵包以充飢。及兩者皆盡,則擁衿僵臥,經日不起,必俟有來就診者,始起床。所得醫金,用途仍如上述。」此段記載,出自「四大寇」之一的陳少白之手,讀來有如晴天霹靂。 \n陳少白又說,1913年,「二次革命起,尤往滬,揚言能解散革命黨。袁世凱信之,羅致北京,斥數千金為之供張,聲勢顯赫。後悉其偽,諷使之去。自此不敢復見孫先生」。若說尤列之無牌行醫、吸鴉片煙等屬私人生活而難找旁證,那麼被袁世凱羅致北京是公開的事情,而且如此鋪張,相信當時會有很多人知道。 \n陳少白更說1921年,「孫先生回廣州,駐觀音山總統府,命許崇智出資3千,修府右之文瀾閣,並建天橋以通之,使予布置而居之。復憶及居港時之『四大寇』,乃遣人召楊鶴齡與尤俱來,楊至而尤則觀望於香港,促之三四次不應,蓋懼不測也。迨經剴切表白無他意,乃至」。 \n這段記載,就不缺人證諸如許崇智、楊鶴齡,還有物證諸如那俗稱「四寇樓」的文瀾閣。 \n尤列受到如斯禮遇,可曾思恩圖報?沒有。陳少白說:「乃坐席未暖,故態復萌,見人輒大言,並刊其語於報端,謂孫先生特修文瀾閣,為伊駐蹕之地,以備隨時諮詢,故勉循孫氏之請而來此。舉止多令人不可耐。府中人惡之,以告孫先生,先生使人以數百金,令之退去,自是不復相見。」若尤列果曾將其言刊諸報端,那就是公開的祕密了。 \n治史不能依靠一家之言。那麼,可有人挺身而出,為尤列辯護?有。馮自由就寫了3篇文章為尤列辯護。其一說:「尤至南洋,初在星加坡牛車水單邊街懸壺問世,竟精醫花柳雜病,男婦咸稱其能。」此段雖讚尤列醫術好,但也佐證了尤列沒有經過正規醫科訓練就行醫之說。 \n馮自由繼續寫道:「尤志在運動工界,恆於煙館賭徒中宣傳革命排滿,遂亦漸染阿芙蓉癖,久之,每有所得,輒購阿芙蓉膏若干,燒肉麵包各若干,歸寓閉門停業高臥不起,必俟黑白二米(時人稱鴉片曰黑米)俱盡,然後重理舊業,然就診者固門庭如市也。」此段與陳少白所言大致相同,唯一不同的是馮自由為尤列開脫,說其抽大煙是由於宣傳革命而引起,又讚尤列儘管如此肆意妄為,但依舊門庭若市。 \n1912年孫中山讓位與袁世凱後,尤列去了北京。馮自由說:「袁世凱以為革命元老,謂足與總理抗衡,欲羈縻之,使為己用,特館之於東廠胡同榮祿舊宅,民三後,尤知袁有異志,乃移居天津避之」。此段與陳少白所言亦大致相同,但不同者有二:第一,陳少白說尤列主動向袁獻媚而受到招攬,馮自由則說是袁世凱主動羈縻尤列。第二,陳少白說袁世凱看穿了尤列無能制孫後把他轟走,馮自由則說尤察袁有異志而自動離開。 \n但陳、馮都異口同聲地說尤列接受了袁世凱長時間的厚待。而且,在榮祿舊宅優居三年,天天抽大煙,費用可是開玩笑的?此事後來頗受非議,馮自由再度撰文為尤列辯護,說:袁世凱「知尤先生乃黨中耆宿,乃委曲招致,居以石駙馬大街醇王邸,待遇優渥。有若曹瞞之籠絡關羽」。 \n \n自居領袖無人辯護 \n \n \n怎麼東廠胡同榮祿舊宅突然又變成更高檔的石駙馬大街醇王邸?至於後來尤列為何離京?馮自由說是由於袁世凱命令尤列「大書孫某罪惡史」;尤列婉拒,乃走天津。這再度辯護,仍跳不出第一次辯護的框框,只是增加一些細節而已。 \n至於陳少白指控尤列在1921年「見人輒大言,並刊其語於報端,謂孫先生特修文瀾閣,為伊駐蹕之地,以備隨時諮詢,故勉循孫氏之請而來此。舉止多令人不可耐」,以及1925年「孫先生逝世,尤時在上海,謂孫先生襲其說而倡革命,以後革命黨之領袖,非伊莫屬」等情,馮自由就沒有進行任何辯護了。(待續)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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