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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胡適的新舊文化——無法容忍異己 就不配爭自由(二)

    滯留上海的胡適為此給陳獨秀鄭重其事地寫下一封抗議信:前幾天我們談到北京群眾燒毀《晨報》館的事,我對你表示我的意見,你問我說:「你以為《晨報》不該燒嗎?」 \n五六天以來,這一句話常常來往於我腦中。……爭自由的唯一原理是:「異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眾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眾人之所非未必真非。」換句話說,就是期望大家能夠容忍異己的意見與信仰。凡不承認異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爭自由,就不配談自由。……如果連這一點最低限度的相同點都掃除了,我們不但不能做朋友,簡直要做仇敵了。……我怕的是這種不容忍的風氣造成之後,這個社會要變成一個更殘忍更慘酷的社會,我們愛自由爭自由的人怕沒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n \n胡適等聯名保釋陳獨秀 \n \n \n在這封書信中,胡適特別提到自己在1919年五四運動時期體驗到的中國傳統農耕社會溫情脈脈的人情味:「我記得民國八年你被拘在員警廳的時候,署名營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馬通伯與姚叔節。我記得那晚在桃李園請客的時候,我心中感覺一種高興,我覺得這個黑暗社會裡還有一線光明:在那反對白話文學最激烈的空氣裡,居然有幾個古文老輩肯出名保你,這個社會還勉強夠得上一個『人的社會』,還有一點人味兒。」 \n北京《晨報》是前立憲派成員李大釗受湯化龍、孫洪伊委派參與創辦的一份民間報紙,在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中發揮過不可替代的宣傳推廣作用。1919年5月7日,陳獨秀在寫給胡適的書信中,曾經推測過政府當局「對付兩個日報,一個週報,恐怕是意中的事」。 他所說的兩個日報就是研究系方面的《國民公報》和《晨報》,一個週報就是他自己主編的《每週評論》。而在事實上,當年的北洋軍閥政府並沒有過分懲辦青年學生,更沒有肆意封禁和燒毀過報刊雜誌。 \n1926年7月31日下午,乘坐國際列車過境蘇聯的胡適,在莫斯科見到正在那裡留學的共產黨人蔡和森、劉伯堅以及國民黨方面的于右任等人。通過浮光掠影、走馬觀花的實地考察,胡適一度變成蘇聯社會主義的讚美者。他的相關通信在徐志摩主編的《晨報》副刊發表後,很讓李大釗等人感到興奮。據胡適在《漫遊的感想》中介紹說:「我的老朋友李大釗先生,在他被捕之前一兩月曾對北京朋友說:『我們應該寫信給適之,勸他仍舊從俄國回來,不要讓他往西去打美國回來。』但他說這話時,我早已到了美國了。」 \n胡適沒有按照李大釗等人的設想從蘇聯回國,而是在離開近十年之後再一次回到了最具現代工商契約及民主憲政社會的文明境界和創造活力的美洲大陸,並且從此堅定了選擇美國式道路的政治理念。 \n在中共黨內一直被奉為「老頭子」即專制家長的陳獨秀,先是被共產國際總部及中共黨組織開除黨籍, 1932年10月15日又被國民黨政府在上海抓獲。10月18日,上海《申報》率先發佈「共產黨首領陳獨秀等被捕」的消息,遠在北平的翁文灝、胡適、丁文江、任鴻雋、傅斯年等人得到消息後,於第一時間給蔣介石發去營救電報。 \n1932年10月30日,胡適在北大校園發表《陳獨秀與文學革命》的講演,高度評價陳獨秀對於文學革命的巨大貢獻。在落款時間為1933年12月3日的《逼上梁山》中,胡適甚至於公開為「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陳獨秀大唱讚歌:「這樣武斷的態度,真是一個老革命黨的口氣。我們一年多的文學討論的結果,得著了這樣一個堅強的革命家做宣傳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為一個有力的大運動了。」 \n在胡適等人呼籲營救之下,陳獨秀沒有像瞿秋白等中共領導人那樣被處以死刑,而是於1933年6月30日被國民黨最高法院採信「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的罪名,判處有期徒刑八年。 \n1937年8月23日,陳獨秀經胡適等人聯名保釋被減刑出獄。胡適當時已經遠赴美國,出獄之後的陳獨秀,再也沒有見到過胡適。陳獨秀晚年的主要經濟來源,是北大校長蔣夢麟定期撥付的救濟金。 \n \n五四運動北大南遷 \n \n  \n馬敘倫的《我在六十歲以前》中,鄭重其事地談到五四運動裡的一個「插曲」:時任北大教職員會和北京中等以上學校教職員聯合會書記的北大教授馬敘倫,每天從早晨 8時到晚上 6時,都堅守在北大第一院的紅樓三層樓梯口的文科教員休息室裡。有一天晚上,回家吃晚飯的馬敘倫,突然接到休息室的工友打來電話,通知他到學校開會。等他來到文科教員休息室時,工友告訴他說:「東屋裡開會啦,有人在簽名啦。」 \n馬敘倫來到東屋,看到的是這樣的情形:「長桌上擺了一本簿子,寫著:『北大遷往上海,老師同學願去的請簽名。』(原文記不清了,這是大概文句。)果然,已有教員學生簽上幾個名字,我還記得有五四運動的『鉅子』北大同學傅斯年、羅家倫的大名。」 \n隨後,馬敘倫在文科教員休息室裡見到陳獨秀早年的學生、安徽籍北大教授劉文典。他向劉文典表示說:「我們不是要奮鬥?奮鬥要在黑暗裡的。」 \n劉文典聽了之後轉身便走。第?天,劉文典告訴馬敘倫說:「昨晚我把你說的話告訴了獨秀,他說『你的話很對』。他已把傅斯年、羅家倫叫去訓了一頓。」馬敘倫由此給出的結論是:「果然,這件事算就此不提了。」(待續) \n

  • 兩岸史話-胡適與陳獨秀的是非恩怨

    兩岸史話-胡適與陳獨秀的是非恩怨

     編者按胡適,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推手,被譽為二十世紀影響力最大的學者之一!其「大膽假設,小心求證;認真做事,嚴肅做人。」名言,更是眾所皆知。作者張耀杰在《胡適評議》三部曲書中,力求在相關人物的碰撞比對過程中,立體展現各個人物的精神樣貌和歷史罪錯。 \n 到了1933年,胡適在《民權的保障》一文對於主體個人在現代社會中必須嚴格遵守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程序正義優先於實體正義的權力邊界,另有說明: \n 只有站在法律的立場上來謀民權的保障,才可以把政治引上法治之路。只有法治是永久而普遍的民權保障。 \n 胡適對人對事是很少採用謾罵話語的,1924年9月9日,他在寫給《晨報》副刊的公開信中,在批評高一涵的同時還採用「訟棍」的字眼,嚴厲駁斥了陳獨秀:今日政治方面需要一個獨立正直的輿論機關,那是不消說的了。即從思想方面看來,一邊是復古的混沌思想,一邊是頌揚拳匪的混沌思想,都有徹底批評的必要。近日拳匪的鬼運大亨通:六年前作《克林德碑》那篇痛罵拳匪的大文的作者,現在也在大出力頌揚拳匪了!……今日那班處處畏資本家的陰謀的人,同時又往往為拳匪曲說巧辯:─這真是「翻手為雲覆手雨」,我們只好叫他做「訟棍的行為」。(這段不是對一涵說的,因為一涵並不至於頌揚拳匪。) \n 翻手為雲覆手雨 \n 胡適所說的「訟棍」又叫「刀筆吏」和「紹興師爺」。出身於紹興師爺世家的周作人,曾經在《關於紹興師爺》一文中,為「翻手為雲覆手雨」的「訟棍的行為」,提供過一個經典說明:筆記中說老幕友講刀筆的秘訣,反復顛倒無所不可,有云欲使原告勝者,曰彼如不真吃虧,何至來告狀;欲使被告勝,則斥原告曰:彼不告而汝來告狀,是汝健訟也。欲使老者勝,曰不敬老宜懲。欲使少者勝,則曰:年長而不慈幼,何也(彷彿是紀曉嵐所說,但查過閱微五記卻又不見)。 \n 為了便於理解,可以把周作人的這段經典話語翻譯成為白話文:紹興師爺能夠戰無不勝的制勝法寶,就是凌駕於法律條款和法律程序之上的「反覆顛倒無所不可」。假如他想讓原告勝訴,就會說:「這個人要不是吃了虧,何必來告狀呢?」他要是想讓被告勝訴,就會斥責原告說:「人家被告不來告狀,你這個原告卻偏要來告狀,肯定是你善於打官司惹是非!」他要想讓老年人勝訴,就會對年輕人說:「你不尊敬老年人就應該受到懲罰!」他想讓年輕人勝訴,又會質問老年人說:「你那麼大年紀偏偏不知道愛護年輕人,是什麼道理呢?」 \n 造出義和拳大禍 \n 陳獨秀的《克林德碑》發表於1918年11月出版的《新青年》5卷5號,其中慷慨激昂地寫道:「義和團的野蠻、義和團的頑舊與迷信,義和團時的恐怖空氣,我都親身經驗過。……現在世界上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向共和的、科學的、無神的、光明的道路;一條是向專制的、迷信的、神權的黑暗道路。─我國民若是希望義和拳不再發生,討厭像克林德碑這樣可恥紀念物不再豎立,到底是向哪條道路而行才好呢?」 \n 李大釗在隨後發表的《危險思想與言論自由》中,附和了陳獨秀的觀點:「前些年科學的應用剛剛傳入中國,一般愚暗的人都說是異端邪教。看待那些應用科學的發明的人,如同洪水猛獸一樣。……這種愚暗無知的結果,竟造出來一場義和拳的大禍。」 \n 1924年9月3日,陳獨秀、彭述之、蔡和森、張太雷等人為中共機關刊物之一的《嚮導》週刊組織出版了「義和團問題專輯」,其中的第一篇文章是陳獨秀的《我們對於義和團兩個錯誤的觀念》,其結論與他自己六年前的《克林德碑》恰好相反:義和團運動的方向是正確的,性質是革命的,義和團是「中國民族革命史」上的「序幕」。 \n 對比陳獨秀的兩篇文章,儘管其中的觀點和結論翻轉了一百八十度,貫穿其中的話語邏輯卻是一致的,那就是「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翻手為雲覆手雨」;或者說是「反覆顛倒無所不可」的唱高調、走極端。 \n 到了1933年,胡適在《民權的保障》一文對於主體個人在現代社會中必須嚴格遵守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程序正義優先於實體正義的權力邊界,另有說明:只有站在法律的立場上來謀民權的保障,才可以把政治引上法治之路。只有法治是永久而普遍的民權保障。 \n 離開了法律來談民權的保障,就成了「公說公的道理,婆說婆的道理」,永遠成了個纏夾二先生,永遠沒有出路。……一個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動。向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權,豈不是與虎謀皮?謀虎皮的人,應該準備被虎咬,這是作政治運動的人自身應負的責任。 \n 在此之前的 1925年4月25日,惲代英在發表於《中國青年》第76期的《評醒獅派》中,已經把胡適歸於不可救藥的階級敵人:「自從《醒獅週報》出版以後,我又加了一種不贊成他們的理由:便是他們的『士大夫救國論』。他們把士商階級看得很重要,而很忽略農工平民的力量。……二三十年來,康有為、梁啟超、章行嚴、黃炎培、胡適之輩,皆曾為一時士大夫救國者之領袖,然都一一墮落,成為過去之人物。」 \n 在蘇俄代表鮑羅廷等人指導下實現第一次合作的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為了執行從蘇俄方面學習到的「黨化教粨」的政治策略,於1925年11月29日下午5時左右,在首都北京發動一場規模空前的、以青年學生為主體的遊行示威活動,示威學生一舉搗毀焚燒了北京《晨報》館。(待續)

  • 胡適的新舊文化──胡適與陳獨秀的是非恩怨(一)

    編者按:胡適,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推手,被譽為二十世紀影響力最大的學者之一! \n其「大膽假設,小心求證;認真做事,嚴肅做人。」名言,更是眾所皆知。作者張耀杰在《胡適評議》三部曲書中,力求在相關人物的碰撞比對過程中,立體展現各個人物的精神樣貌和歷史罪錯。 \n \n \n胡適對人對事是很少採用謾罵話語的,1924年9月9日,他在寫給《晨報》副刊的公開信中,在批評高一涵的同時還採用「訟棍」的字眼,嚴厲駁斥了陳獨秀:今日政治方面需要一個獨立正直的輿論機關,那是不消說的了。即從思想方面看來,一邊是復古的混沌思想,一邊是頌揚拳匪的混沌思想,都有徹底批評的必要。近日拳匪的鬼運大亨通:六年前作《克林德碑》那篇痛罵拳匪的大文的作者,現在也在大出力頌揚拳匪了!……今日那班處處畏資本家的陰謀的人,同時又往往為拳匪曲說巧辯:─這真是「翻手為雲覆手雨」,我們只好叫他做「訟棍的行為」。(這段不是對一涵說的,因為一涵並不至於頌揚拳匪。) \n \n \n翻手為雲覆手雨 \n \n胡適所說的「訟棍」又叫「刀筆吏」和「紹興師爺」。出身於紹興師爺世家的周作人,曾經在《關於紹興師爺》一文中,為「翻手為雲覆手雨」的「訟棍的行為」,提供過一個經典說明:筆記中說老幕友講刀筆的秘訣,反復顛倒無所不可,有云欲使原告勝者,曰彼如不真吃虧,何至來告狀;欲使被告勝,則斥原告曰:彼不告而汝來告狀,是汝健訟也。欲使老者勝,曰不敬老宜懲。欲使少者勝,則曰:年長而不慈幼,何也(彷彿是紀曉嵐所說,但查過閱微五記卻又不見)。 \n為了便於理解,可以把周作人的這段經典話語翻譯成為白話文:紹興師爺能夠戰無不勝的制勝法寶,就是凌駕於法律條款和法律程序之上的「反覆顛倒無所不可」。假如他想讓原告勝訴,就會說:「這個人要不是吃了虧,何必來告狀呢?」他要是想讓被告勝訴,就會斥責原告說:「人家被告不來告狀,你這個原告卻偏要來告狀,肯定是你善於打官司惹是非!」他要想讓老年人勝訴,就會對年輕人說:「你不尊敬老年人就應該受到懲罰!」他想讓年輕人勝訴,又會質問老年人說:「你那麼大年紀偏偏不知道愛護年輕人,是什麼道理呢?」 \n \n造出義和拳大禍 \n \n \n陳獨秀的《克林德碑》發表於1918年11月出版的《新青年》5卷5號,其中慷慨激昂地寫道:「義和團的野蠻、義和團的頑舊與迷信,義和團時的恐怖空氣,我都親身經驗過。……現在世界上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向共和的、科學的、無神的、光明的道路;一條是向專制的、迷信的、神權的黑暗道路。─我國民若是希望義和拳不再發生,討厭像克林德碑這樣可恥紀念物不再豎立,到底是向哪條道路而行才好呢?」 \n李大釗在隨後發表的《危險思想與言論自由》中,附和了陳獨秀的觀點:「前些年科學的應用剛剛傳入中國,一般愚暗的人都說是異端邪教。看待那些應用科學的發明的人,如同洪水猛獸一樣。……這種愚暗無知的結果,竟造出來一場義和拳的大禍。」 \n1924年9月3日,陳獨秀、彭述之、蔡和森、張太雷等人為中共機關刊物之一的《嚮導》週刊組織出版了「義和團問題專輯」,其中的第一篇文章是陳獨秀的《我們對於義和團兩個錯誤的觀念》,其結論與他自己六年前的《克林德碑》恰好相反:義和團運動的方向是正確的,性質是革命的,義和團是「中國民族革命史」上的「序幕」。 \n對比陳獨秀的兩篇文章,儘管其中的觀點和結論翻轉了一百八十度,貫穿其中的話語邏輯卻是一致的,那就是「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翻手為雲覆手雨」;或者說是「反覆顛倒無所不可」的唱高調、走極端。 \n到了1933年,胡適在《民權的保障》一文對於主體個人在現代社會中必須嚴格遵守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程序正義優先於實體正義的權力邊界,另有說明:只有站在法律的立場上來謀民權的保障,才可以把政治引上法治之路。只有法治是永久而普遍的民權保障。 \n離開了法律來談民權的保障,就成了「公說公的道理,婆說婆的道理」,永遠成了個纏夾二先生,永遠沒有出路。……一個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動。向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權,豈不是與虎謀皮?謀虎皮的人,應該準備被虎咬,這是作政治運動的人自身應負的責任。 \n在此之前的 1925年4月25日,惲代英在發表於《中國青年》第76期的《評醒獅派》中,已經把胡適歸於不可救藥的階級敵人:「自從《醒獅週報》出版以後,我又加了一種不贊成他們的理由:便是他們的『士大夫救國論』。他們把士商階級看得很重要,而很忽略農工平民的力量。……二三十年來,康有為、梁啟超、章行嚴、黃炎培、胡適之輩,皆曾為一時士大夫救國者之領袖,然都一一墮落,成為過去之人物。」 \n在蘇俄代表鮑羅廷等人指導下實現第一次合作的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為了執行從蘇俄方面學習到的「黨化教粨」的政治策略,於1925年11月29日下午5時左右,在首都北京發動一場規模空前的、以青年學生為主體的遊行示威活動,示威學生一舉搗毀焚燒了北京《晨報》館。(待續) \n

  • 組建共產黨 靠南陳北李

    組建共產黨 靠南陳北李

     1919年3月,30歲的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李大釗在北京《晨報》為文,這麼勉勵青年:「你們開始活動之前,應該定定方向。譬如航海遠行的人,必先定一個目的地,中途的指針,只是指著這個方向走,才能有達到目的地的一天。」 \n 當時中國一整代的年輕人,急於找到擺脫國家積弱的思想「指針」,李大釗是引介馬克思主義的先驅,除了思想,中共有「南陳北李」一說,南方是陳獨秀、北京就是李大釗,開展早期中共的組織創建工作。 \n 北洋軍閥統治底下,傳播馬克思主義自然十分艱難。李大釗參與編輯《新青年》,先後任北京大學評議會評議員,經濟、歷史系教授,影響了一代年輕人接受馬克思主義,包含周恩來、毛澤東、鄧中夏、高君宇等人。青年毛澤東曾短暫當過北大圖書館員,他曾對美國記者斯諾說,自己在李大釗手下擔任圖書館員時,迅速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李大釗是他「真正的老師」。 \n 李在大學教授社會主義 \n 相關記載中這麼描述李大釗:平日經常穿著一件洗褪了色的布袍,天天從家裡走到學校,在圖書館熱情接待求教青年,當時他月薪120元人民幣,近半都接濟了貧寒青年,北大校長蔡元培看他不顧自己,就要會計發薪時先把家庭日用扣下來,免得李夫人難為無米之炊。 \n 李大釗也是在大學開設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思想課最早的教授。1920年3月,他發起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會,也組織外語系學生先後翻譯《共產黨宣言》、《哲學的貧困》以及列寧著作,毛澤東說:「沒有共產黨以前,就有馬克思主義了,那時李大釗同志就宣傳共產主義唯物史觀,有書為證。」 \n 李和陳獨秀在北京創黨 \n 1920年春天,李大釗和陳獨秀醞釀籌建中國共產黨,同年10月,在北京創建共產黨小組;中共一大後,成立中共北京地方委員會,李大釗擔任書記,負責領導北京和北方地區黨的工作。1922年8月,李大釗參加中共中央特別會議,為候補中央委員,贊成國共合作。只是他後來被北洋政府冠以勾結蘇聯政府的罪名而處決,得年38歲。他的輓聯寫著:「為革命而奮鬥,為革命而犧牲,死固無恨」、「在壓迫下生活,在壓迫下呻吟,生者何堪」,生命或許短促,但他也「殫精瘁力以成之」了。

  • 他說錯話被清政府通緝 後來竟用假學歷當上北大系主任!

    他說錯話被清政府通緝 後來竟用假學歷當上北大系主任!

    當時想要任聘為中國學術首府的北京大學是要很高的學歷條件的,而陳獨秀雖然有留學日本的經歷,但是他並沒有日本留學學校的相關證書。當時,蔡元培上報給教育部稱陳獨秀畢業於日本東京大學,而且還在安徽公學擔任過教務長。因此,陳獨秀確實是造假了學歷,而且這樣的造假竟然得到了當時的北大校長蔡元培的幫助。 \n什麼樣的原因會讓蔡元培去幫助陳獨秀造假學歷呢?首先,自然就是陳獨秀本人的出彩之處,陳獨秀本人思想開放,他帶領創辦了《青年雜誌》,這個雜誌對於中國整個文化歷史有很大的影響,而且對於整個時代的中國人很大的思想啟示。除了思想開放之外,他一生的經歷十分豐富,雖然他不是東京大學畢業的,但是他輾轉於日本各大高校和補習機構,他的見識十分廣闊。 \n其次就是蔡元培所代表的北大的需要,北大在蔡元培擔任校長之前,學風保守,大多的學生在這裡讀書只是為了功名利祿,因而教師和學生整個狀態就是不學無術。蔡元培在接手之後,就決定要將新思想、新文化帶入北京大學,而陳獨秀就完全符合這一要求。 \n其實,在蔡元培聘請陳獨秀的時候,陳獨秀就直接表明了自己的學歷達不到教育部的要求這一問題,蔡元培也許正是被陳獨秀這份真學者的坦蕩折服,他當場向陳獨秀表態稱,只要陳獨秀願意來北大為學生授課,其他的事情交由他來解決。 \n當年的北大在蔡元培接手後,從當年的頑固守舊發展成為新文化推行的場地,同時北大也重新恢復成為中國的學術首府。這樣的結局正是蔡元培這樣的伯樂和陳獨秀這樣的千里馬一起努力的結果。 \n【本篇文章非正式學術論文,如有不同史實觀點,歡迎留言指正】

  • 兩岸史話-胡適日正當中的十年

    兩岸史話-胡適日正當中的十年

     從第七卷開始,做為中國文藝復興、文學革命雜誌的《新青年》,就逐漸地變成一個共產黨的機關報。 \n 從某個角度來說,胡適說得完全正確,中文橫寫、橫排的問題是「小節」。何只如此,世界語、中文拉丁字母化等問題也等於是「小節」。這是因為這些問題的辯論即使造成了《新青年》編輯群內部的不快,終究不至於導致分裂。《新青年》分裂的故事,最富戲劇性的,也最為人所知的,就是陳獨秀與胡適分裂,把《新青年》轉化成為共產黨周邊刊物的一段。 \n 陳獨秀離開北大左傾 \n 胡適在1935年底對陳獨秀走向共產主義做了一個既誇張、又幼稚,而且也簡化了歷史的結論。當時他因為看了湯爾和借他看的日記,觸動了回憶,想起陳獨秀因為私德不檢而被辭掉北大文科學長職位的往事。我在第一章已經提到這件事的來龍去脈。為了不讓陳獨秀背上被辭的名聲,北大用的方法是以教務長制來取代學長制。這樣子,陳獨秀的去職,就彷彿是因為改制的結果。這個決定是在1919年3月26日晚的會議上做出來的。胡適把《新青年》的分裂、陳獨秀的左傾、中國共產黨的創立,以及中國思想界的左傾,都歸罪於這個不幸的決定: \n 「獨秀因此離去北大,以後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及後來中國思想的左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義的變弱,皆起於此夜之會。獨秀在北大,頗受我與孟和(英美派)的影響,故不致十分左傾。獨秀離開北大之後,漸漸脫離自由主義者的立場,就更左傾了。」 \n 胡適晚年在紐約所作的《口述自傳》裡,就說得合理多了。他說在五四運動以後,由於所有的政黨都體認到學生的力量,於是都想影響並得到學生的支持。其結果是幾乎每一個人都染了政治熱(politically-minded)。胡適提到了陳獨秀在1919年6月11日晚上在北京「新世界」遊樂場散發傳單被捕入獄的經過。這個回憶有意味的地方,是胡適在唐德剛根據錄音所打出來的初稿的修訂。當晚胡適跟陳獨秀、高一涵在「新世界」喝茶。唐德剛的打字稿,胡適校改的時候,把這個打字稿的整段幾乎都全部畫掉了,重新手寫了新的一段: \n 「陳獨秀在1919年6月11日被捕。他在散發他自己所寫、自己花錢印製的傳單的時候被逮個正著。他散發傳單的地方是北京南城的『新世界』遊樂場,也就是陳先生、高一涵先生、我三個安徽老鄉一起喝茶的地方。陳先生從口袋裡拿出來傳單,開始把它們分放在許多茶座上。」 \n 這些傳單究竟是像初稿所說的,是陳獨秀、胡適、高一涵一起發放在茶座上的?還是像胡適後來手寫修正的,是陳獨秀自己去發放的?是胡適修正他自己的回憶?還是修正唐德剛的誤記?可惜唐德剛已經過世,我已無法跟他求證了。胡適接著說,坐了不久,他就跟高一涵回家了。他說他是一直到半夜才接到電話知道陳獨秀被捕入獄。 \n 總之,陳獨秀在被關了83天以後,被保釋出來。次年2月,他代替胡適去武漢演講。他回來以後,警察上門找他,說報紙報導他在武昌散播「無政府共產主義」,並且說他在保釋期間沒有報備,擅自離京是違反保釋的規定。陳獨秀知道警察會再回來找他麻煩。他於是就三十六計走為上。為了怕被跟梢,他跟李大釗走迂迴的路線。先往東走,到李大釗的家鄉樂亭縣,再往西折向天津,然後再從天津往上海。胡適的結論是: \n 「這是陳獨秀先生與他的北大一群分道揚鑣的開始。因為他沒有工作,我們就讓他編輯《新青年》。那是他唯一的工作。就在上海,陳獨秀跟他在政治上的朋友──未來的共產黨創始人──產生聯繫。就這樣,從第七卷開始,做為中國文藝復興、文學革命的雜誌的《新青年》,就逐漸地變成一個共產黨的機關報。在北大的我們就這麼地把雜誌給拱手讓出了……所有這些,就說明了我(在本節起始)所告訴你的:從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的角度來看,這個我們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地(foolishly)想把它保持成為一個純粹的文學、思想、文化的運動,就是被五四運動不幸地給中止了。」 \n 胡適右靠五四成干擾 \n 唐德剛在《胡適口述自傳》的注釋裡,說他在1950年代幫忙胡適做口述史的時候,就直言反對胡適把五四運動當成是新文化運動的「政治干擾」的說法。他對胡適說:一個新文化運動的後果,必然是一個新的政治運動。唐德剛有所不知,胡適在年輕的時候跟他的想法完全相同。事實上,在國共合作、國民黨北伐的初期,胡適自動自發、興高采烈地在英國、美國宣傳新文化運動已經進入了有組織的政治運動階段。換句話說,那所謂的五四運動中止了,或者用唐德剛的翻譯來說,干擾了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的說法,是胡適在政治、意識型態上向右靠攏以後的新說法。(待續)

  • 薛蠻子涉嫖 網友聯想陳獨秀

     中國大陸網路名人薛蠻子被報導涉嫌嫖娼案,引發網友熱議;部分人士認為不該用私行為攻擊公眾人物。有網友聯想到中國共產黨創建人物陳獨秀,當年也因嫖娼傳醜聞。 \n 網路名人暱稱「假裝在紐約」下午在新浪微博留言,「1919年,陳獨秀在北京八大胡同嫖娼,事發後被北京大學解除職務,從此與北大決裂。第二年,陳獨秀在上海創建了中國第一個共產黨組織。」 \n 這條微博被轉發超過5000次,引起廣泛討論。 \n 陳獨秀原本擔任北大教授,1919年被北京媒體報導在八大胡同抓傷妓女,多次出入色情場所,遭到時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開會解除職務。 \n 陳獨秀嫖娼案被討論一時,有人認為,公眾人物應該注意自己的行為,因為他們的私行為可能對公眾產生影響;另一方面,也不贊成任何人把私行為當作攻擊某人的武器。 \n 至於薛蠻子案件,部分網友認為,在整肅網路發言風氣的當口下,中共當局逮捕薛蠻子,讓人心生狐疑。 \n 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旗下的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在微博留言,「不能完全排除官方是在通過抓嫖娼『整』薛蠻子。通過性醜聞、偷漏稅等『整』政治對手,這是全世界政府通行的『潛規則』……」。 \n 胡錫進接著還說,「所以善意提醒熱衷政治對抗的人士,走這條路,自己的屁股一定要乾淨。你如果真有短,又逢官必反,早晚會搞砸。也誠勸政府,你們抓的短一定要準確無誤,程序無可挑剔,否則適得其反。」1020825 \n

  • 新眼光看陳獨秀 陽光播紀錄片

     民國初年重要思想家、中共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其生平功過向來未有完整的紀錄片加以探討。為俾補這個缺憾,陽光衛視走訪兩岸三地近代史專家,製作成《反對者──陳獨秀 1879-1942》專題共12集,自本月5日開始於大陸電視台和陽光網站直播,具體呈現提出「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口號救中國的陳獨秀一生。 \n 陽光衛視紀錄片總監張釗維指出,辛亥革命迄今101年,中國社會迭現劇變,陽光衛視因此起意重新探討中國近代史重要政治、思想人物,陳獨秀也是重中之重,尤其陳獨秀的作品深深影響台灣民主歷程中,反對黨角色的發展,更不能忽略。 \n 共黨對他又愛又怕 \n 陳獨秀是台灣中、壯階層求學時代,國、高中現代歷史課本都諱而不談的人物,就連毛澤東1949年宣布建立「新中國」,北京當局都掩蓋、扭曲、抹黑1921年參與創立中國共產黨的陳獨秀。但改革開放後,學者重新研究中共黨史、民國史,卻十分推崇陳獨秀的思想成就。 \n 張釗維說,陳獨秀1917年前往北京,胡適隨他而至,兩人聯手掀起文學與思想革命的浪潮。與守舊派論戰中,陳獨秀拋出德先生與賽先生兩大旗幟,這兩個口號影響了一整個世紀的華人,到今天共產黨對他仍然又愛又怕。 \n 張釗維表示,陳獨秀曾反省蘇聯革命,以及列寧與托洛斯基的共產主義運動路線,認為1922年成立蘇聯頂多50年就垮;1927年4月,陳獨秀在上海對一位國民黨元老說,他創立的政黨在20年後將取得政權。這兩大預言,隨著歷史的展開,中共在1949年建政,蘇聯在1991年終止存在,雖有出入,但「相去不遠」,豈不能視為神準? \n 歷史中被壓抑扭曲 \n 張釗維指出,紀錄片第12集有提到,1942年病逝的陳獨秀在晚年文章中疾呼「反對黨的重要」,這批文字在對日抗戰結束後集結成書,名為《陳獨秀的最後見解》,胡適為其寫5000字序言,描述陳獨秀是「終身反對派」,推崇他對反對黨自由的看法。此一看法,在台灣透過《自由中國》雜誌的宣傳,揭開台灣反對黨運動的序幕,綿延半世紀。同為社會主義者,陳獨秀堅信民主沒有階級之分,這與主張「劃階級,分田地」的毛澤東一派又有出入。 \n 蔡元培說陳獨秀是近代人格最美者;徐志摩說陳「鼻樑峻直,稜角分明,就像近代表現派畫家筆下的非洲銅雕像 。」魯迅指陳獨秀「門卻開著,裡面有幾枝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同時代人對陳獨秀印象深刻,但在歷史過程中,他卻不斷被壓抑、扭曲乃至忽略。張釗維盼望陳獨秀專輯紀錄片,能讓這一代人重新認識這個高呼民主與科學的中國現代文化革命總司令。《反對者──陳獨秀 1879-1942》5日起,每日晚間8點30分到9點連續播出,陽光網址www.isuntv.com。

  • 新 聞 觀 察-華人自強 還要有經濟伊先生

     陳獨秀1917年與守舊派論戰時,祭出「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兩大旗幟,深深影響整整一個世紀的華人。民主攸關政治,科學增益知識,19世紀中葉以來飽受西方欺凌的中國人就緊緊追求這兩位先生,踏上自救自強之路。 \n 但僅只這兩位先生足以扭轉乾坤嗎? \n 21世紀歷史學家公認,東、西方兩世界開始出現重大分野,乃是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西方發生工業革命。到了1842年鴉片戰爭,僅一小支英國海軍分遣艦隊遠從英倫而來,就能打沉任何它能找到的清軍垃圾水師,中方海岸砲塔全被打啞,連接北京與江南魚米之鄉的大運河也遭封鎖,京師有饑饉之虞。 \n 西方經由工業革命轉型為工業經濟。日本在1853年美國海軍准將裴利攻入東京灣、發生黑船事件後15年展開明治維新,短短一世代也蛻變為工業經濟,國力大增,依次在1894年甲午戰爭及1904-05年日俄戰爭中擊敗清朝及俄羅斯帝國。 \n 西方史學家莫里斯(Ian Morris)評述,中國直到20世紀中葉都還是中世紀國家,主體是農業經濟,並未現代化。直到「播遷」,國民政府才在台灣創造出工業經濟,是華人第一個現代化社會。大陸在1978年改革開放後,也迅速蛻變為工業經濟的現代社會,如今以世界工廠稱雄。 \n 當初陳獨秀、胡適等先哲如果能請出另一位「伊先生」(即經濟economy),現代化真正關鍵,華人摸索自強途徑時,是否就會少走許多冤枉路?

  • 兩岸史話-毛主義的誕生

    兩岸史話-毛主義的誕生

     1926年,隨著革命運動的擴展和社會的激進化,毛令人費解地活躍於國民黨領導階層更勝共產黨。 \n 順著這個脈絡推斷,國民革命的決戰戰場將發生在農村,而不是城市。毛於是宣稱:「全中國各地都必須辦到像海豐這個樣子。」自1922年以來,地主之子、「走向人民」的彭湃即在海豐組織農民,並在1927年,於此地建立中國第一個蘇維埃政府(雖然十分短命的)。 \n 到了1926年,毛澤東已提出相互關連的兩大命題──皆屬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異端,成為日後被奉為「毛澤東思想」教條的主要特徵。第一,毛澤東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假設,即在推進近代歷史的過程中,資本主義的勝利終將建立城市對鄉村的支配。毛澤東對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的勝利主張並無同感: \n 資產階級使得鄉村臣屬於城鎮的統治。它創造了大城市,相對於鄉村,大大提高城市的人口,從而讓可觀的人口擺脫鄉村生活的愚行。 \n 第二,毛澤東亦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中心信仰,即近代歷史主要環繞著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而發展,並且資本主義將一步步把社會分化為這兩大城市階級。到了1926年,毛更關注地主與農民的鬥爭,而不是資本家和工人的衝突。如今毛相信,至少在中國,農民的革命潛能遠勝於城市無產階級。 \n 不同歷史評價 \n 毛澤東對農民革命潛能的發現,反應在他對19世紀中國歷史的一個全新理解。從小到大毛最崇拜的英雄便是湖南籍的清朝總督曾國藩,他曾血腥鎮壓19世紀中葉的太平(天國)農民叛亂。毛澤東過去總把曾國藩視為道德正直的儒士,稱頌他恢復社會秩序。如今,毛卻給了曾國藩完全不同的歷史評價: \n 太平王洪秀全號召廣西一班失業農民起來革命,大有社會革命的意義……大家只知道打倒他的是清朝政府,而不知真正打倒他的主力軍,卻是地主階級。打倒太平天國出力最多的是曾國藩,他當時是地主階級的領袖。 \n 1926年,隨著革命運動的擴展和社會的激進化,毛令人費解地活躍於國民黨領導階層更勝共產黨。毛澤東致力於國民黨事務,不僅為了在主掌「國民革命」旗幟的國民黨內施展共產黨的影響力,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對農民運動漠不關心。共產黨人對農民不信任的智識根源深植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馬克思不僅曾對「鄉村生活的愚行」(the idiocy of rural life)大作文章,預言農民有一天將消失於資本主義的生產力之中,同時認為農民沒有能力聲張他們自己的社會利益,並有可能扮演反動性政治角色,大力擁護波拿巴主義者(Bonapartist)的個人崇拜。 \n 列寧主義的革命策略源於大部分屬農業的俄國的條件,較之原始的馬克思主義,賦予農民責任有限但更具意義的革命角色。根據列寧,農民可以取代在政治上怯懦的資產階級而與無產階級結盟,實現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階段。在此同盟中,農民是地位較次等的伙伴,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或者更確切地說,必須由理論上體現「無產階級意識」的共產黨領導。無論如何,列寧主義的革命策略,儘管在農業問題眾多面向上都顯得模稜兩可,終究強調農民參與推動近代革命的必要性,尤其是經濟未開發國家的革命。 \n 主張農民革命 \n 中共總書記陳獨秀有關農民的觀點,較接近馬克思而不是列寧。「農民居處散漫勢力不易集中」陳獨秀附和正統馬克思主義的評價,於1923年如此寫道。陳獨秀主張,農民的「文化低」,「生活慾望簡單易於趨向保守……這種種環境是造成農民難以加入革命運動的原因。」陳獨秀筆下的農民印象普遍為1920年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所接受,其中大多屬西化知識分子,他們認為農民頭腦簡單、粗鄙不文,承載著中國社會和文化的殘遺。 \n 毛澤東絕非唯一(或第一位)主張農民革命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但他很快就成為最令人畏懼的批判者,大力抨擊黨內城市導向領導人的政策,尤其是陳獨秀。經過幾個月的農村考察和激進化的組織活動,1925年秋毛澤東抵達廣州,不久便與陳獨秀關係緊繃。他與黨內領導人的爭執起因於農業政策問題,毛日後回憶: \n 根據我的研究和在組織湖南農民的工作中所得經驗,我寫了兩本小冊子,一本叫《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我主張在共產黨領導下實施激進的土地政策和積極地組織農民,陳獨秀反對這個意見,並拒絕以共產黨中央機關的名義出版。(待續)

  • 兩岸史話-毛主義的誕生

    兩岸史話-毛主義的誕生

     國際主義的確是俄國大革命之後那幾年,馬克思主義訴求的一部分。 \n 毛澤東心中的這個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在宣稱支持「總解決」和共同意識形態之後一周內,毛已對布爾什維克革命的中心思想堅信不移。在給時居法國參與勤工儉學計畫的知交好友蔡和森的信裡,毛全心接納蔡和森(此時已服膺馬克思主義)有關在中國籌組共產黨之根本前提的兩大原則。其一是投身國際主義,否定愛國主義。其二是接受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在中國當時的時空背景下,這意味著首要之務乃奪取國家權力。 \n 擁護國際主義 \n 毛澤東熱切擁護國際主義為剛萌芽之共產主義運動的指導原則。他觀察發現「新民學會」的大多數成員(他們將構成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的骨幹)「傾向世界主義」,並揚棄愛國主義: \n 多數人鄙棄謀一部分一國家的私利,而忘卻人類全體幸福的事……多數人都覺得自己是人類的一員……而不願意更繁複的隸屬於無意義之某一個國家、某一家庭、或某一宗教,而為其奴隸……凡是社會主義都是國際的,都是不應該帶有愛國的色彩。 \n 有鑒於中國在轉向共產主義的過程中捲入了大量民族主義憤恨,這種國際主義的情懷似乎令人出乎意料。不過,國際主義的確是俄國大革命之後那幾年,馬克思主義訴求的一部分。和同世代革命知識分子相比絕非民族主義情緒最不激昂的毛澤東,在展開共產主義生涯之初,顯然也被國際主義的理想所吸引。 \n 對於接受蔡和森的第二個原則──無產階級專政,毛澤東起初不是那麼熱切,甚至是有些不情願的。過去他原則上同意布爾什維克的批評者,傾向以和平手段進行社會改造。如今,他不再認為和平手段是可行的。他留意到最近在長沙發表演講的羅素(Bertrand Russell)雖偏好社會主義,但反對「工農專政」,而力主透過教育的方法。毛寫道,「理論上說得通」,不過「事實上做不到」。毛表示教育需要錢,而錢、學校、政治權力統統被資本家所把持。如今,毛懊悔地承認,他開始懷疑克魯泡特金式的無政府主義,以及該學說透過道德典範和互助原則達成社會主義式秩序重建的理想。毛總結道,師法「俄國式的革命」模式奪取政治權力也許有其必要,而這種革命的特色是「恐怖的方法」與「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 \n 1921年伊始,儘管曾經視布爾什維主義為「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不過一旦接受了,毛便全心全意投入湖南共產主義的組織活動。中國共產黨組織和意識形態基礎的建構,早已在中國各地區步上軌道,儘管規模仍十分微小。在北京,李大釗於1920年3月祕密創建「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此乃1920年秋天成立之共產黨「小組」的雛形。1920年5月,陳獨秀也在上海成立類似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此後不久,這位西化新文化運動泰斗,公開宣布他對馬克思主義的服膺。 \n 陳獨秀的影響 \n 陳獨秀對毛澤東捨棄無政府主義轉納共產主義有可觀的影響。儘管最終被稱為「毛主義」的學說,其內涵近似李大釗以唯意志論和民粹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重新詮釋,不過陳獨秀較為正統的布爾什維克宗旨,對毛最初的轉向有比較大的作用。1920年夏,毛到上海造訪陳獨秀,和陳討論一些他所閱讀的馬克思主義著作。毛日後回憶:「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候,陳獨秀表明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話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n 或許,更重要的影響是蔡和森自法國的來信。法文流利的蔡和森,可以直接閱讀馬克思、恩格斯的法文譯作,以及俄國革命後剛剛出版的相關文獻。相較之下,毛僅能閱讀一些膚淺的馬克思主義中文翻譯作品。到了1920年代中期,蔡已是一個精通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生,而且認同列寧主義革命模式的可行性。 \n 蔡對馬克思主義的熱情感染了毛,而蔡雪片般的書信,無疑導致毛對布爾什維克革命日漸心馳神往。到了1921年初,毛揚棄他對無政府主義的信念,斥之為不切實際(儘管並非沒有懊悔),自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並投身共產主義的組織活動。1921年1月13日,毛召集「社會主義青年團」(日後更名「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成立大會,同時在長沙成立共產主義「小組」,組員有5個人。 \n 就在毛籌組初期的共產黨湖南支部時,北京、上海和其他6個城市,以及中國學生放洋留學的巴黎和東京,也紛紛成立支部小組。在長沙,1921年成為共產黨員的湖南人,大多是新民學會的成員。這個學會是1918年由毛澤東和蔡和森所成立的。 \n (待續)

  • 上海大學尋于右任後人

     一代草聖于右任不但是中國革命前鋒,1922年10月23日,也曾擔任上海大學校長,作育英才。上海大學歷史系副主任徐有威受訪說,1922年春,王理堂假陳獨秀等人之名,以提倡新文化為號召,在上海閘北青島路青雲坊(今青雲路298號附近),創辦東南高等師範專科學校,隨後中共總書記陳獨秀接受眾議,將東南師專改組為上海大學。校舍為老式石庫門2層樓房10餘間,弄堂門即校門,人稱「弄堂大學」。 \n 當時名人:蔡元培、汪精衛、章太炎、張靜江等人擔任校董,邵力子為副校長(1924年4月起任代理校長)。 \n 1927年5月2日,軍警借口搜查軍械,闖入上大逮捕學生。5月3日,蔣中正指令淞滬警備司令楊虎和陳群查封上海大學。 \n 徐有威說,目前該校正收集此時期的上海大學校史,以及校長于右任和校友王新衡等人的後代,希望兩岸共同努力為這段史實補白。

  • 投書-《建黨偉業》昔與今

     學生如決堤的潮水湧入天安門廣場,舉行非法的集會、遊行、示威,部分激進分子聲嘶力竭呼喊反政府口號,肆意散發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傳單,隨後更是爆發打砸搶燒事件,政府當局不得不出動軍警強力「維穩」…… \n 這不是什麼群眾事件,而是我們年年紀念的「五四」,《建黨偉業》就忠實地再現了當年的情景。然而,這並不是一場簡單的因「維權」(主權)引發的騷亂,因此當天真的同學們因政府被迫讓步放人而彈冠相慶時,「陳獨秀」學長卻出離地憤怒了──他對「李大釗」同志咆哮道:「我們成功了嗎?簡直是胡鬧!」。由此看來,「陳獨秀」支持和推動「五四」並不是為了挾學子以敲政府一筆竹槓,而是為了「徹底改變這個世界」。 \n 於是,2年之後的夏天,一群「極端仇視國家和社會」(借用大陸現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張軍的話)的年輕人來到上海祕密集會,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為什麼給他們貼上這個聳人聽聞的標籤呢?請翻開中共一大通過的中共第一份黨章(綱領):「以無產階級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由勞動階級重建國家,直至消滅階級差別」、「採用無產階級專政,以達到階級鬥爭的目的──消滅階級」、「廢除資本私有制,沒收一切生產資料,如機器、土地、廠房、半成品等,歸社會所有」、「聯合第三國際」。相較中共建黨之初的殺伐之氣,如今被當局視為某君「謀反」鐵證的某某憲章是不是更像一個不諳世事的愣頭青炮製出來的蹩腳情書? \n 前一段時間,各地的群體性事件此起彼伏,「肇事者」當然遭到官方毫不客氣的彈壓,而「不明真相」的群眾也難免淪為當局居高臨下的「教育」對象。如果前者進過影院,看過《建黨偉業》,那麼不免會對「教育者」生發問:你們的前輩為什麼比我們還要偏激和暴烈?他們中的「鬧事學生」為什麼不珍惜「來之不易的求學機會」?他們為什麼不懂得「穩定壓倒一切」的真理?他們為什麼不給政府時間以解決「改革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 \n 6月30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副祕書長、新聞發言人張獻生在回答外媒記者提問時說:中國的多黨合作制度具有廣泛的覆蓋面,除現有政黨以外沒有必要組建新的政黨。雖然這話聽著就像壟斷企業宣稱「市場已經飽和,除現有企業以外沒有必要成立新的公司」一樣讓人哭笑不得,但至少說明中共諸君心知肚明:《建黨偉業》「反動透頂」,下不為例!

  • 北京觀察-領軍邁向新興強國 面臨新挑戰

     中共九十周年黨慶前夕,中共第一次黨代表大會上海舊址遊人如織。九十年前人在廣州、沒能與會的中共創黨元老陳獨秀不甘寂寞,靈魂不時飄浮到一大會址看看。 \n 撞見一名上海金融界黨員,陳獨秀問他:「現在工農們都當家了吧。」這名黨員不假思索地回答:「農人當什麼家,都到外地打工了。」一臉狐疑的陳獨秀再問,那土紳富豪都打垮了吧?「誰被打垮?富豪都入黨了」。滿身貴氣的黨員大聲回應。陳獨秀最後摸摸頭,「對不起,我跑錯地方了。」 \n 這則大陸網路流傳的笑話,挖苦九十年前與後中共的天壤之別。九十年前,一群中國知識份子成為列寧口中工人階級的先鋒部隊,廿多年後,毛澤東以農村包圍城市和游擊戰爭等方針,打垮國民黨取得大陸政權。 \n 回顧九十年來,從初期要達到無產階級專政所掀起的運動狂潮,到鄧小平上台終於讓全民能休養生息,「部分先富」也正式宣告齊頭平均主義是條行不通的路。 \n 江澤民與上海幫的抬頭,讓中共意識型態此後定於一尊:走改革開放的大路。中共本身也從嚴格審查入黨階級成份的菁英政黨,到朝商人也可入黨的全民政黨邁進,背後是中共為維持一黨執政,只好不斷吸納新興社會力量,也讓有八千萬黨員的共產黨變得多元繁雜。 \n 九十年後的中共,黨內高層已無左右堅定意識型態的分歧,上海幫上台就說自己待過上海;北京清大幫變領導就亮自己的清大畢業證書;共青團掌權就掏共青團的經歷牌;今天結的盟,明天就可拆散,黨內再也沒有一人說了就算。 \n 龐大的黨機器在爆炸性增長的國度,反應總是慢半拍。上令無法下達引發層出不窮的地方民眾抗議;付之闕如的外部監督機制,則是貪腐毒瘤除之不去的溫床。 \n 以胡錦濤為首的領導班子上台後,引入黨內人才甄拔的實地考核,乃至將反應民意快慢列入各省市一把手的升遷指標,中共不是沒有正視自己的問題,只是有無對症下藥。 \n 在中共執政下,大陸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崛起中的政軍強國,已經沒有「大不了回井崗山打游擊」的回頭路可走,十三億人口與全球經濟走勢皆仰賴其鼻息。率領中國成為新興強國的中共,顯然正走在新的十字路口。

  • 推友激動評論 微博管控封鎖

     22日深夜,大陸藝術家艾未未獲釋消息傳出之後,推特(Twitter)上熱鬧了一夜,推友們根本無心入眠。推友EnochLu認為《建黨偉業》裡李大釗對陳獨秀說的話,今天也適用於艾未未:「自你入獄,舉國震動,人生輝煌,不過如此。」 \n WoodenHarp則說:「當年陳獨秀放出來馬上就在迎接者的簇擁中發表演講,繼續批評政府;現在艾未未這麼堅定的被放出來也只能拒絕採訪,履行和政府達成的某種協議。年頭真的改了。」 \n 而艾未未的律師劉曉原「liu_xiaoyuan」則成了當晚最「火」的推友。劉曉原提到窗外面正在下雨,「難道老天爺是在為艾未未流淚嗎?」bravo_liu凌立即回覆:「跟我們一樣,都是太激動!看著曉原律師今天的『瘋言瘋語』甚是可愛。」劉曉原甚至讓推友有獎競猜他見到艾未未後會說的第一句話是什麼。 \n 至於大陸的新浪微博,仍受到嚴密管控,輸入「艾未未」僅出現:「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搜索結果未予顯示。」

  • 紅色大戲 只能點到為止

     《建黨偉業》是中共建黨90周年慶典大戲。按照大陸處理紅色大戲慣例,想把1911年辛亥革命到1921年中共成立這段時間內的風雲人物──蔣介石、李大釗、陳獨秀、張國燾、毛澤東、陳獨秀等一一細說,實在不可能。更關鍵的是,基於政治考量,歷史人物只能盡量接近歷史,無法還原歷史,否則會引發政治及社會爭議。 \n 今日兩岸分治,飾演蔣介石的張震片中戲少寡言,就是大陸方面的考慮。換句話說,這一黨慶大片只能模糊化、簡單處理。至於幾位共產黨人在中共建國之初猶被定性為「判徒、賣國賊」,後來才被平反部分罪名。 \n 因此,該片上映以來,被大陸一些網站評為「歷史新低」分數。大陸評論認為,「將一部50集的電視劇壓縮成125分鐘,可見其人物、故事被挖得有多空。」 \n 面對批抨,該片導演黃建新說,本片除了眾星雲集,另一賣點就是「最接近真正的歷史」。 \n 即使最接近歷史仍意味無法還原歷史,這就註定該片的本質。按歷史事實,中共建黨之初,「南陳北李」加上張國燾才是當時風雲人物,毛要到30年代中,在延安逼走張及40年代初整倒王明等國際派後,才開始掌大權。 \n 因此,1919年的毛只是個土包子,這是他自己透露的。當年,張國燾與毛在北大圖書館首次相遇,李大釗向毛介紹張,毛熱情迎上前自我介紹,張僅點點頭不理他。毛後來在陝北接受史諾採訪時說,「他們看不起我這個鄉下土包子。」 \n 在《建黨偉業》中,陳獨秀、張國燾不是右傾機會主義者也不是反黨、叛徒。就此而言,這是建黨90年的進步。但依然擺脫不了大陸紅色大戲只能選擇性處理的宿命。 \n 例如,今年黨慶電視劇《東方》3月間在央視一套播出,描寫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57年,毛等中共第一代領導故事。為何只演到1957年?因為毛次年推出「三面紅旗」,不少同志、戰友被鬥倒,再演下去就不好看了。

  • 4《文人陳獨秀─啟蒙的智慧》

    作者就陳獨秀在中國白話小說、白話文、白話詩等五四新文學的實踐,在詩歌、戲曲、書法、繪畫上的成就展開生動且深刻的論述,不少觀點材料首次公諸於世。也是學術界首次對陳獨秀的文化成就進行研究,《文人陳獨秀:啟蒙的智慧》為讀者勾勒出一個全新的樣貌。 \n陳獨秀鼓吹將民主與科學作為作為新文化運動的核心。作者認為,陳獨秀當時的觀念挑戰當時中國既有的封建勢力、封建思想及迷信的保守觀念,為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現代化闢路奠基,在中國歷史上產生深遠的影響。作者石鍾揚,1994年獲安徽省政府所授「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稱號。著有《性格的命運:中國古代小說審美論》、《致命的狂歡:解瀆潘金蓮西門慶》等書。

  • 開卷中國

    本期「開卷中國」選書橫跨文化人物、時評、揭密,以及軍事文學各領域。《文人陳獨秀:啟蒙的智慧》為學術界首次對當年鼓吹將民主與科學作為新文化運動核心的陳獨秀之文化成就進行研究。章敬平新書《今天,我們怎樣評論中國》將其過去數年評論中國的文章整合集結,試圖探討什麼樣的國家才是有文化的國家,以及文化在當代中國的改革中究竟擔負著怎樣的使命。《財經》雜誌現任副主編羅昌平所著的《遞罪:政商博弈的郴州樣本》,描述中國公積金第一案的鄉黨暗流,三名紀委書記的隕落過程,堪稱是中國政情的真實反映。「軍旅作家」徐貴祥新著《馬上天下》講述一個著迷於戰術的指揮員傳奇故事,直逼軍事文學的核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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