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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兩岸史話-陳誠回憶山西剿共與西安事變

     即令目前中共為利用張部械彈起見,極力與張聯絡,然久後結果,必不能容彼,當亦張所自知。 \n 12月24日 \n 今日未有人前來探視,僅王以哲派人送來若干水果餅乾之類。余與一民展閱此間發行之反動報紙,如《解放日報》及《西北文化日報》等,大率標題多而材料少,已可見其外強中乾之一斑。而且在特號字及頭號字之標題中,如中央軍隴海線兵力單薄,總兵力不過4師人,士無鬥志,將有怨言;李、白贊同張、楊主張,集結兵力即將北上,派劉為章〔斐〕飛湘,會商共同表示;寧滬學生民眾,響應西安行動,集會遊行,風起雲湧等等,均令人不能置信。因為中央軍之情形,余所深悉,且余前已言之,彼等在平時固絕對服從委座之命令,而在委座被困時,尤必爭先急難,忠義奮發,絕不至忽有異心。逆料此時動員聲討張、楊者,至少當有40師至50師之眾,毫無疑義。今反動報紙乃欲以一紙標題,掩盡天下之事實,愈足以見張、楊內心之恐慌,毫無辦法,而非如此故意說謊,不足以安定人心矣。至於德鄰〔李宗仁〕、健生〔白崇禧〕,余亦相信其決不致與張、楊同流;而劉為章〔斐〕之在湘養病,係在事變之前,此余之所知,亦無足異。此外寧滬學生民眾運動,事或有之,但恐其運動之主旨,並非如反動報紙之所謂響應張、楊,而且適得其反,乃為籲請中央明令討逆,且作迅速有效之執行耳。由此觀之,彼反動報紙愈作各方響應之宣傳,乃愈足以暴露張、楊地位之孤立,欲蓋彌彰,此之謂乎? \n 久難容張 應自知 \n 12月25日 \n 今昨兩日張學良均未來晤談,殆因與子文、銘三〔蔣鼎文〕等會商忙碌之故。固思子文來陝,已逾3日,未知商談結果究竟如何?今日此間反動報紙,復載有胡宗南、關麟徵、黃杰等聯名電達張、楊表示響應陝變之訊,固不待讀其內容,一望即知為偽造。彼等張皇情急之態,觀之甚為顯然。因此余與一民談論,今日張學良自處之道,確如余等以前所懸揣,只有送回委座與投降中共兩途,而以張之生活個性言之,彼決無投共之可能性。即令目前中共為利用張部械彈起見,極力與張聯絡,然久後結果,必不能容彼,當亦張所自知。似此走投無路,終只有送回委座之一法,所極堪焦慮者,惟不知張是否能自主耳。余等之為此言,非不知委座至大至剛,生死早已置之度外,特以委座身繫天下安危之重,關係之大無可比擬,不容不有此鰓鰓之慮也。 \n 連日讀鄭所南《心史》及《李二曲全集》,於個人精神更有所寄託。尤以鄭所南論所謂明哲保身一節,對於世之隱忍偷安,臨難苟免者流,痛下針砭,洵屬有功世道之作。廉頑立懦,鄭書有焉。 \n 12月26日 \n 今日楊虎城來道歉,略謂事起倉猝,一切請多原諒。並謂伊等主張,已蒙委座採納,昨日下午,業由張學良恭送委座飛抵洛陽云云。此為陝變發生以後,與楊虎城見面之第一次。同時展閱本日報紙,亦載有委座與夫人於昨日下午4時離陝,5時半飛抵洛陽之消息,同行者,計有子文、端納諸人。余與一民〔朱紹良〕聞委座果然平安出險之訊,不覺喜不可支,深為國家民族前途慶幸!至於採納張、楊主張云云,自係張、楊片面之辭,以示自圓其說之意,不足信也。 \n 一片道歉 幸無恙 \n 晚,與留陝中央各將領,同應楊虎城之宴,聯歡乎?解嘲乎?無以名之。宴會中楊告知余等,委座已於今午自洛陽飛抵南京,張學良亦隨往。旋出示張之來電,囑於明日送余等回京。計自陝變發生以來,整整困居半月,蓋至此刻始恢復自由矣。宴畢,有張、楊兩部將領多人來晤,一片道歉原諒之聲,據某君告余:「張學良謂余盲從委座,脾氣不改,曾囑各將領不可與余往還。」云云。旋清查與余同來西安之各同志,幸均無恙。 \n 12月27日 \n 上午,楊虎城來談, 並送還一小箱文件。小箱非余所有,檢視箱內文件,大都斷簡殘篇,絕少完整,蓋凌亂之後,隨意塞入者。近數年來,余在各處所擬訂並有一部分業已奉准實施之國防計畫、剿共計畫、整軍計畫、建設計畫,以及公私函電、日記建議等等,向均收藏於隨身兩皮箱內,今概不見,乃向楊詰詢何在。據楊稱委座及余之重要文件,均存張學良公館內,現張不在此,一時無法清查,惟有稍待,亦只得聽之。 \n 稍後,余與一民及楊虎城同車赴機場,楊與司機同坐前列。某時某分,自西安飛機場起飛,以下午某時某分到達南京,各方友好,歡迎甚盛,至深慚感。余下機後,即往中央軍校晉謁委座,敬候起居,獲知委座身體雖微有不適,而精神則甚佳,竊引為深慰!旋返寓所,獲讀報載委座離陝前對張、楊之訓話,義正辭嚴,光燄萬丈,既以見人格之偉大,尤足見謀國之公忠,凡有人心,能不感動!而前述張、楊之飾詞,與一般局外之浮議,皆一掃而空矣。(全文完) \n 明刊出「神祕的神箭19之5號演習」。

  • 兩岸史話-陳誠回憶山西剿共與西安事變

     要知道抗日與不抗日之分,全在有無誠意與事實,不是單憑口說的,不然,只有自相矛盾,心勞日拙而已。 \n 12月17日 \n 午後張來告余,已派蔣銘三(鼎文)回京,據稱委座同意此舉,並有手函致何敬之(應欽),令中央軍停止進攻云云。旋張復稱,如銘三(蔣鼎文)回京3日後無結果,我等即認為中央無和平解決之誠意,非與之周旋不可。余思銘三如果回京,此事已有轉機,無論張之所謂結果如何,而委座之意旨,與此間之情形,總可由銘三傳達於中央諸公之前矣。至委座致何部長之手函,雖不知內容措辭如何,然以委座之公忠智勇,老謀深算,確信其字裡行間,必有暗示機宜之處,決非如張所稱停止進攻等字面上之簡單也。是日張派副官送2百元及賭具來,謂請大家消遣消遣。余生平無煙賭之嗜好,本為張之所知,故臨走時,彼謂余曰,辭修,你不要學壞了呢。余應之曰,余即學壞,也決不會壞到那裡去,因念彼名學良,而並不見其良,故不覺重有感也。 \n 12月18日 \n 今日張來,謂子文、墨三(顧祝同)均擬來陝。一民(朱紹良)問張,他們來了,保能不失自由嗎?張答,那我不能失信。旋謂銘三從陝飛洛後,曾來電話,但抵京後,迄無消息,或係被京方包圍,亦未可知。張語至此,忽轉為激昂之語調曰,聽說現在南京有人想當行政院長,這個忘八蛋,誰都想不到,請你們猜猜看。稍後,始說出吳鼎昌來。隨即又說,這班親日份子,果然投日攻陝,我們一定要與之周旋。余即語張,你的消息未必可靠。而且中央軍之攻陝,正是因為你羈留委座,打破了整個抗日的計畫,與投日如何說得上?你不要明知故昧,混作一團。最後張說于院長要來此間,我等已決定拒絕,尤其虎城極不願于有此舉云。 \n 日本走狗 都請滾蛋 \n 12月19日 \n 張告余與一民,謂彼等斟酌情況,已將8項主張刪去數項,並稱委座業已表示可以酌量接受其主張云云,余等均不之信。隨後張復自述其改組南京政府之意見,首謂孔庸之(祥熙)是不能要的,何敬之(應欽)一定要去掉。並稱中國現在諸人中閻先生可以說有腦筋,無肩膀;我自己可以說有肩膀,無腦筋;何敬之則既無腦筋,又無肩膀,這種人根本不能用。此外,還有我的貴本家岳軍(張群)同好朋友鐵城兩人,尤其非去不可。其他如吳鼎昌、張公權、熊天翼(式輝)、劉雪亞(鎮華)等,都是日本的走狗,也請他滾蛋。最後並指余曰,新組織的抗日政府中,有你一員。余即詰張,你不要開玩笑!你把委座同我們羈留在此地,為的是說我們不抗日,為什麼新組織的抗日政府中,又將有我一員呢?要知道抗日與不抗日之分,全在有無誠意與事實,不是單憑口說的,不然,只有自相矛盾,心勞日拙而已。 \n 12月20日 \n 午後張來告知余等,子文已來西安,聞之頗出意外。子文冒險遠來,義勇令人欽佩;但慮來此以後,倘亦失去自由,不將重增張之要挾,以致動搖經濟基礎,影響國家前途乎?繼念事變發生以後,迄今已逾一周,長此夜長夢多,當然絕非辦法!余等在此喪失自由,深恨一籌莫展,雖每日直言剖析,張仍置若罔聞,此次銘三(蔣鼎文)去後,子文續來,自係得張同意,或者以子文之義勇,終能設法使委座安然脫險,正未可知。不自由身,徒能冥想,有生如此,可恥甚矣! \n 12月21日 \n 今日張來,見面即說,今後三兩日內,我不來看你們了。余問其故,彼稱要到前方指揮部隊去;余故發問,是日本軍隊來了嗎?彼答不要開玩笑,來的是中央軍,而且進攻甚急,已將駐華縣的一○五師一部分官兵俘虜過去了。余即語張,你發動此次事變的理由,是為抗日與反對內戰,現在你可知道,名為抗日,實際上則已分散了抗日的力量,破壞了抗日的計畫;名為反對內戰,實際上則係已成為所謂內戰之禍首矣。張至此憤然曰,中央軍要打我們,那我們沒法子不打。味其語氣,固仍舊有恫嚇之意,但前方緊急,形態張皇,自亦不能掩也。 \n 夫人飛陝 領袖賢助 \n 12月22日 \n 午後銘三(蔣鼎文)偕王以哲、孫蔚如同來。據銘三告余等,彼係與蔣夫人及子文一同飛陝,現在大體已有辦法,當不致再有大問題云云。王以哲、孫蔚如雖係同來,均未發言,其同來之用意,蓋即張、楊派以監視銘三者,故銘三亦未能多談,稍坐即去。余思蔣夫人冒險犯難,萬里相從,其赴義急難之精神,洵不愧為領袖之賢助,而陝事之解決,亦必因此更有轉機也。 \n 12月23日 \n 今日張告余與一民(朱紹良),謂蔣夫人及子文來陝後,彼此討論甚久,雖眾意尚未一致,而大致已有端緒,其主要條件為中央軍退出潼關,改組南京政府,釋放在上海被捕之各愛國領袖,召集全國救國會議等等,並謂委座脾氣已經稍好,我等主張已大致允辦云云。余等念彼此討論之說,事或有之,至謂委座已允接受彼等之主張,則始終不信。最後張復謂余,將來組織國防部,委座已指定由你負責,此職重要,不可大意,言畢即去。 \n (待續)

  • 兩岸史話-陳誠回憶山西剿共與西安事變

     余即謂張,你如果不想做千古罪人,便祇有速送委座回京,張又答稱不能如此簡單。 \n 12月14日,今日張來招待所時,頗現猶豫之色。旋即問余,你看日本對於此次事變態度如何?余謂此何待言,日本當然求之不得,並馨香禱祝我們趕快自相殘殺起來,以達到他年來不戰而亡中國之目的。稍停,張又問余,你看中央諸人將作若何處置?能否接受此間主張?余謂中央此時祇有調兵西討之一法,否則決不能統御各軍。 \n 我等同歸於盡 \n 換言之,此時各軍必多自動西開;中央如果下令討伐,各軍自然踴躍前驅;中央如果制止西開,各軍必將不聽命令;此忠義之所激,余可以斷言者。據余大致估計,此種部隊,最低限度有40師至50師;各該部官兵,久受委座之薰陶,深知領袖之生命固重要,而領袖之人格更重要;國家之安危固然要緊,而民族正氣之消長更為要緊;彼等為維護領袖人格,發揚民族正氣起見,一定要不惜任何的犧牲,來同你作最後的周旋,那時日本固可坐收漁人之利,而中國的前途必至不堪設想,至於我等則惟有同歸於盡而已。 \n 張聞言至此,似亦有所動,便稱果至如此,則我為千古罪人矣。余即謂張,你如果不想做千古罪人,便祇有速送委座回京,張又答稱不能如此簡單。余謂百里、雨岩〔蔣作賓〕諸先生,未有直接關係,不可請其回京設法乎?張答此須開會討論,非我一人所能決定,繼稱子文、墨三〔顧祝同〕若能來此,則可請銘三〔蔣鼎文〕回京一行。未幾。張復問余,以子文為行政院長何如?余謂子文一定不幹;又問,閻百川〔錫山〕何如?余謂閻先生也一定不會出來;我們要知道,行政院院長是國家的公職,他有一定的產生的程序,不是任何人可以隨意給的,也不是任何人可以隨意要的東西。 \n 余語至此,自思此次事變,真是所謂天下糊塗事,均被聰明人做完了,因據連日責問結果,可見張之出此,純係感情衝動,作出看看,並無一定之見解與辦法也。須臾,余復語張,余之皮夾中,有兩份函稿,請為寄回武昌,留為日後紀念。彼即笑答,那不能寄回去,恐怕妳的夫人,認為是你的遺物。並稱彼已致電余妻,告余在此平安云云。余謂眷屬之微,尚且承你想到,何以委座在此,不能讓余謁見?張答,何必急在一時,如果中央真要來打的話,我可以拖蔣先生及你們一起走。言下似又有恫嚇之意。余決然告之曰,頃間所談,大勢已定,除非及早回頭,雖拖走亦無益也。 \n 12月15日,張今日來招待所說,我同你商量一件事:我想請你寫一封信給嚴立三〔重〕,請他來此如何?余答,彼決不會來,余亦不能寫此信。隨後,張即報告外間消息,據謂南京現分兩派,彼此鬥爭甚烈云云,言下並力詆何部長、戴院長、馮副委員長等不置。予謂不妨反省,何必尤人?此外,張又告余,端納與黃仁霖業已飛抵西安,並稱蔣夫人曾請端納轉告委員長說,革命之中,還有革命,端納詢以何意,蔣夫人說,委員長會懂得的。 \n 張述至此,即自稱據我看來,這就是說,戲法之中還要變戲法的意思,不過無論如何變法,我們的8項主張是不能放棄的。尤其是改組南京政府一項,現在政府中如何敬之〔應欽〕,我的本家岳軍〔張群〕,以及吳鼎昌、張公權〔嘉璈〕等,非去不可。此外各省市負責者,如熊天翼〔式輝〕、劉雪亞〔鎮華〕,以及我的好朋友吳鐵城,都在必去之列,尤其老吳不是好東西,老是對青年過不去云云。 \n 余謂政府人員之去留,自有一定之手續,豈能聽憑任何個人之好惡?否則愛則加諸膝,惡則墜諸淵,糾紛永無止期矣。是晚,自招待所移居仁壽里。自12日清晨起,至今晚以前,任監視之責者,為楊虎城所部,紀律之壞,得未曾有。自今晚起,改由張部監視,而負責者,為孫銘九。孫係張部衛隊第二營營長,即在臨潼率部攻擊委座者,一著名之暴徒也。余與一民〔朱紹良〕、殿翹〔晏道剛〕同住第五號,監視特嚴,蓋彼等認余三人為要犯云。 \n 12月16日,今晨張來第五號,與蔣百里先生同來。張向余與一民說,我要替你們負保護之責,言下似甚自得,又似表示好意。旋謂中央空軍已在渭南、華縣轟炸,陸軍亦向華縣進攻,極表憤慨,並稱現在前方指揮進攻者,即係你的大將云云,其意蓋指樊崧甫軍長而言,因樊崧甫曾任余之參謀長也。張為此言,或有請余止樊勿攻之意,但未明說而已。稍停,張復大言曰,如果中央軍真要一步一步的進攻,我決定解決之。 \n 早送委座回京 \n 余謂欲使中央軍不進不攻,祇有早送委座回京之一法。不然,則中央軍來陝之速,與數量之多,必如余前日之所言。結果兵連禍結,自相殘殺,完全替日本人造機會,使彼此同歸於盡,而日本所謂不戰而亡中國之目的,即可以見之事實矣。張猶笑以自解曰,如果真要打起來,我祇有拖你們一起走。余至此問張,前方情形已否報告委員長?張說,沒有詳細說,即匆匆而去。 \n 張偕百里先生走後,余與一民私議,中央軍能如此迅速進攻,事尚可為,因為張之初意,以為挾持委座,即可一了百了,實則以委座之為人,必不致受張之挾持,而中央亦能看清此點,決以斷然之手段期達營救之目的,此皆為張所萬不及料,除此以外,張尚有何辦法乎?惟所謂一至必要時挾委座一同走,則誠可慮耳。一民謂張所以自處者,祇有送委座回京與挾走兩途,惟不知其能否自主而已。 \n 余謂細思此事,張或有送委座回京之可能,因從現在各種情形觀之,並證以張之過去生活,彼決不能離開交通都會,走向西北荒原,亦決無破釜沉舟、同歸於盡之決心與勇氣,可斷言也。(待續)

  • 兩岸史話-陳誠回憶山西剿共與西安事變

    兩岸史話-陳誠回憶山西剿共與西安事變

     現在中國的前途,祇有委座連年倡導的安內攘外自力更生是唯一的出路!其他一切都是徒滋紛擾,得不償失。 \n 12月12日清晨5時許,正在準備起床之際,忽聞外面有嘈雜聲,即出臥室,擬察其究竟。當詢問茶房,謂有軍隊開入招待所,不知何事。余返身入室,將機密文件,稍行收檢,即復出外,由一茶房引導至彼等之臥室暫避。此時部隊四出,正在搜索招待所內各住客,並已聞連續之槍聲,形勢極為紊亂。余初以為係一部份叛兵之所為,待至天色大明,真相明瞭,當即無問題。但繼續探聽,發動之叛兵,終未離開招待所,而西安市內之槍聲,亦斷續未息,已不似局部之兵變。旋詢問茶房,招待所內其他各住客之情形如何,答稱大家均被禁樓下大廳內,惟邵元冲委員負傷甚重,其餘無恙,刻仍在搜索中等語。 \n 其時天已大明,且念事勢至此,非暫避可以了事,乃出至大廳以觀究竟。當時廳內滿坐同住之旅客,形狀均現焦灼,而率領叛兵之一少年軍官,則極現得意之色,口稱一切人都已找到了,祇少一個陳參謀長,現在好了,不然我的任務就交不了等語。余視其臂章,作西安綏靖主任公署字樣,問其何所屬,答係楊主任學兵隊,再問其姓名,自稱宋文梅。此時蔣百里先生亦問宋,究竟為什麼?宋答我們是奉副司令的命令做的,你們老年人那裡知道少年人的煩悶!此時正在疑惑,張、楊是否同謀,又不知臨潼是否有變,懸念萬狀。稍後,有一上尉階級者前來,接替宋文梅之任務,似對余及朱一民〔紹良〕主任特別注意。少頃,守兵送來所謂兵諫的號外,此時大家始明白事變之主謀者,確是張學良、楊虎城二人,便多方打聽委座之消息,但亦祇知西安、臨潼兩處,係同時發動,而委座之安否,則不得知。自念「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古有明訓。今之長官部屬,實即古之君臣,事至今日,惟有拚一死以報委座報國家而已。惟顏回有言:「子在,回何敢死?」則在未得委座安否之確息以前,又顯然未可以徒死也。 \n 午後,自大廳遷入室內,有張部軍官何鏡華來見,問老師尚認識學生乎?余答以想不起來,彼即出示名片,並稱曾在廬山受訓。余當即詢問委座何在,現在安否?彼稱委座已在驪山尋到,身體平安,現住新城大樓。余聞委座安全之訊,於心大慰,惟以楊部官兵在旁監視,又不便於詳問。少頃,楊部官兵似有干涉之意,何已覺察,即稱一時說話不便,俟有特別消息,再當設法報告。何去後不久,張學良來與余談話,見面時彼即說對不起,這不是對人的問題,是對事的問題。余當即告張,對人本無問題,余自投身革命,生死早已置之度外,絕無顧慮。至於對事,則試問你此種舉動,究將何以善其後?委座身繫國家民族之安危,設有差池,又將何以對天下後世?而且現在委座狀況究竟如何?張答委座安全,絕無問題,無論如何,我要負責保護,現已接至新城大樓居住。不過他的脾氣太壞,完全不准人家說話。 \n 抗日主張通電全國 \n 至於我發動此舉用意,計有8項主張,業已通電全國,兄等之名亦已列入,稍待即可送來一閱。稍停,又說,我們不要客氣,要爭要鬧,仍同平時一樣。余即告張,其他暫時不談,余要去見委座。張答現在太亂,隔日再說,並隨即起立,說要去看招待所其他各位。過後不久,張又來晤,自稱此次兵諫,閻先生與李〔宗仁〕、白〔崇禧〕、劉湘等均表同情,其他各省,亦有相當聯絡。余答此等做法,他人必不贊同,閻先生余所深知,尤必斷然反對。張謂不要武斷,以後再看。臨去時,張留下一副官,謂此地太亂,恐多不便,有何事件,可交李副官辦,蓋彼至此刻,似亦稍稍感到事變經過做得太壞,並深知楊部官兵之要槍要錢要衣,任意需索,毫無紀律也。 \n 12月13日今日張來,見面即說,委座脾氣太壞,仍是開口罵人,實際上他太落伍了,什麼禮義廉恥,這完全代表右傾份子說話,現在我要領導左翼份子抗日。他既不行,應該讓我來幹,我幹不好,再請他出來收拾。余反詰之曰,何謂落伍?何謂右傾?難道一定要背禮義,無廉恥,乃謂之進步,謂之左傾乎?余不待其答覆,復進而指責之曰,你是否知道西班牙的情形?你這種做法是否想教中國做西班牙第二?你要知道,你所謂聯俄抗日的種種說法,我以前在太原的時候,以及早幾天在此地,都同你詳細的解說過,那是我根據理論事實詳細研究的結果,並不是普通泛泛之談。 \n 總而言之,現在中國的前途,祇有委座連年倡導的安內攘外自力更生是唯一的出路!其他一切都是徒滋紛擾,得不償失。如果你一定要在此地主張聯俄抗日,同時我可以斷定,他方面馬上就會有人主張共同防共,即一定要使中國變成西班牙第二,結果不但不能抗日,反而非至同歸於盡不可。祇有委座他早就看清了這一點,一方面不許任何人投降日本,同時也不許任何人投降俄國,祇有集中力量,舉國一致的來復興民族。 \n 一致對外豈分左右 \n 就現在中國的力量說來,縱一致對外,尚感不敷,豈能容許再分什麼左右?你要知道,什麼左傾右傾,這原是中共分化我們的口號,我們在10年以前就上過他的大當,你不要把老古董當新發明,尤其你的方寸中要能夠自主為要!張無言可答,便出以遁辭,說,你真是蔣先生的忠實信徒。稍停,張又說,無論如何,我們的8項主張需要貫徹,蔣先生如能接受我們的主張,我們仍舊擁護他。余至此復反詰之曰,如此說來,究竟是你服從委員長呢?還是要委員長服從你呢? \n 張答,並不是誰服從誰,大家要服從民意:現在民意要抗日,任何人不能阻止;民意不贊成內戰,任何人不能反對。余即告張,你以為這種做法,果能得民眾之同情乎?說到抗日,你的舉動便已打破了整個抗日的計畫;說到內戰,幾年來本已無內戰的存在,而祇有剿共與戡亂。你如果不速謀善後,早日送委座回京,恐怕中央為戡亂而用兵,亦即你之所謂內戰,很快就要開始。張答,如果又有內戰,決非我之本意,至於你所謂早日送委座回京,那也沒有這樣簡單。至此余復要求面謁委員長,彼仍舊說現在太亂,不好談話,改日再講,並匆匆起立而去。 (待續)

  • 兩岸史話-陳誠回憶山西剿共與西安事變

     張此時之表示,較上次為明顯,直謂中央之對綏遠,乃係政治作用,非有誠意抗日,如誠意抗日,應即聯俄容共。 \n 去年11月11日,余離洛陽遄返武漢,因當時曾奉赴歐考察之命,不能不有所準備。不意數日以後,綏東戰事即已爆發,滿蒙偽匪在日本帝國主義者操縱指揮之下,猛攻紅格爾圖,一時形勢甚緊。 \n 旋接閻副委員長來電,盼余赴晉一行,並以「此何時也,兄焉得出國」見責。同時委座亦有來電,命余赴晉轉綏協助,並於11月24日派遣座機來漢備用。25日,余自漢口飛洛轉晉,27日,又自太原轉赴綏遠,迭與閻副委員長及傅宜生〔作義〕主席商討綏東作戰方案。是月底,接委座來電,囑即回洛陽一行,乃將綏遠軍事上之部署,與傅宜生會商布置妥當,於12月2日回抵太原。 \n 面告漢卿 中央決心 \n 當時原擬回太原後,即乘飛機飛洛,但因閻副委員長欲留住數日,商決國防計畫,致不果行,當即電告委座。旋得覆電,謂不能再等,決先赴西安,並囑余逕行入陝。12月5日,余離太原,因無便機,循同蒲路南下,經潼關入陝,於7日到達臨潼,當赴行轅晉謁委座,報告赴晉綏之經過。旋自臨潼赴西安,下榻西京招待所,與張學良晤面,當即告以綏東之情形、我軍之部署,以及中央之決心。 \n 張此時之表示,較上次為明顯,直謂中央之對綏遠,乃係政治作用,非有誠意抗日,如誠意抗日,應即聯俄容共。余當即列舉種種事實,以證明中央對於綏東戰事之一定方針,以及在國防上之確實準備,一至適當時機,即決然與日本帝國主義者作真面目的戰爭。至於聯俄容共,其事決不簡單,並反覆告以予對於此一問題之意見。彼說至無辭可答時,便一再指責余說:「你真是委員長的忠實信徒!」「你真是委員長的忠實信徒!」意謂余一切深信不疑,笑為盲從領袖也。 \n 8日,張復來訪,自述其抗日之決心,與容共之把握,可惜委座不能採納其主張,而且左右亦多不抗日之人,並謂委座近來屢次對彼嚴辭責備,彼表示有「即是我的老子,我也受不了」等語。是晚,應楊虎城之宴,席間錢主任告余,委座命余至潼關點驗第十三師。宴畢返寓,轉赴友人密約,談東北軍之不穩,及張學良對於委座有不利之企圖,直至深夜一時許始回招待所。 \n 9日清晨,余乘汽車赴臨潼,請示點驗第十三師事項,委座囑余不必前往潼關,可令十三師開至咸陽後再行點驗。同時余將昨晚所得友人密報,一一面陳,並勸委座早為戒備,以防意外,而委座則囑余多與東北軍各級將領談話,使其了解中央意旨,一致安心服務,蓋委座純以公忠體國為心,此次蒞陝,雖早已知東北軍之不穩,終欲化以至誠,使其感格也。 \n 是日返西安後,即通知張學良,轉約王以哲、繆澂流、董英斌各軍長談話,張當時允為轉知,因張對所屬將領,防閑極嚴,非經張之許可,即不能與中央各級負責者見面。自是以後,余略患感冒,除與王、繆、董諸人談話,及草擬剿共方案外,未離寓所。11日晚上,邵力子先生來談,略謂日前西安學生欲赴臨潼向委座請願抗日,經張學良在灞橋勸阻而回,聞當時張告學生代表,有「一星期內定有事實答覆」之語,其意何所指,很值得研究。12時許,邵先生別去,余細味張之語意,對於委座安全甚不放心,然終不料其倒行逆施,出以兵變方式,且不料其發動之速,即在次日清晨也。以上為去年冬季第二次入陝以後,直至陝變爆發前一晚之事。 \n 事變種因 遠溯年餘 \n 由以上所述種種觀之,足見此次西安事變之種因,可以遠溯於一年以前,誠所謂由來已漸,非一朝一夕之故。至去年5月,張學良在太原與余之談話,其懷疑中央、反對剿共之表示,業已逐漸顯著。至去年9月及其以後,張學良等中於所謂人民陣線分子之煽惑,發為聯俄容共之主張,其不穩之形勢,更是喧傳一時。惟是委座對於部屬,始終至大至公,一視同仁,推誠相待,認為同是炎黃冑裔,絕不慮其有他。 \n 同時余觀人料事,雖已早有所疑,然而衡以常識,訴之良知,究亦未能肯定其竟有如此荒謬、毫不思索之舉。因是種種,西安事變雖於事前已有徵象,而卒未能防患於未然。在委座精誠廣被,罔計安危,偉大崇高,固令全體同志同胞生無窮之感動與敬仰;而在余贊襄無狀,智慮不周,窮理研幾,諸多失算,馴至震驚領袖,貽禍邦家,則誠內疚神明,不勝其恐懼慚惶之感也。 \n (待續)

  • 兩岸史話-陳誠回憶山西剿共與西安事變

    兩岸史話-陳誠回憶山西剿共與西安事變

     旋從其他友人處得來消息,乃知西安情形實極複雜,群以委座安全為慮。 \n 其次,說到抗日問題的本身,余就抗戰時間、抗戰地點以及抗戰方法3點,與張反覆伸說,以剖析中央抗日之要旨,張亦表示同情。同時余即告張,如果中央對於抗日無計畫、無決心,徒以敷衍應付為事,則吾人不僅身為將領,應即不顧一切,率部抗日,即令赤手空拳,也當拚此一腔熱血,與國家共存亡。 \n 只是現在吾人既已確知中央對此有計畫、有決心,則吾人無論如何,只有信仰領袖,服從命令,絕不能輕舉妄動,以防破壞國家之大計。最後,說到聯俄容共的問題,余告以此為兩事,不能混為一談。關於聯俄,不能籠統贊成或反對,應從國際環境、俄國本身以及中國本身3方面作詳細之研究,方能分析其可能與否,及利弊何在。至於所謂容共云云,如果共黨能夠做到:(1)取消蘇維埃政府,(2)取消紅軍,(3)停止赤化宣傳,(4)放棄階級鬥爭;誠心誠意受我中央之領導,絕對服從,一致對外,則中央自可予以有限制之收容。如果共黨未有實際上之表現,依然是肆行欺騙,搖惑人心之故技,則仍非痛剿不可。 \n 剖析聯俄容共利害 \n 張對於聯俄容共之主張,在談話開始時,持之頗力,自經以上分析之結果,亦即未有異議。總括張學良此次談話,如懷疑中央,反對剿共等等,均係酒後吐露之真情,態度甚為明顯。經余剴切陳說之後,論調似有改變。對余所見,多表同情。惟是張之此種改變,究竟是其真有覺悟,抑或出於理屈辭窮,則不得而知已。當時楊虎城亦同在座,且同有醉意,發言甚為牢騷,如所謂中央歧視西北,西北不夠單位等等,無非封建軍閥自私自利之表示,不必詳述。 \n 去年9月中旬。余因西南問題大致結束,自廣州回抵武昌。當時接得確報,張學良假借抗日名義,將有異動,當即詳細轉報委座,並附以個人意見,略謂「漢卿異動,名為抗日,實即脫離中央,走入聯共投俄之途徑,較之兩廣問題,更為嚴重。鈞座如認為抗日時機已至,則應明白領導之;如認為尚非其時,則須極力防阻之;決不可稍有大意,致陷被動,而使整個國家至於萬劫不復也。」旋得委座復電,命余急飛西安,與張從長計議,余隨即準備北上,並電張學良告以即將入陝。 \n 張旋復電,表示歡迎,惟余以同時漢口日租界發生日警吉岡被殺事件,日本張大其事,武漢吃緊,未果成行,但一再致電張學良,剴切加以勸告,電中要點,大致如下:(1)抗日為中華民族唯一之出路,此義決無異辭,不過此中必須有整個之計畫與一定之步驟,而不可激於感情,出於衝動,則亦毫無疑義。(2)吾人一切舉動,如對國家民族確有代價,任何犧牲,均所不惜,不然則應留實力以待機。(3)以現在環境言,無論國家民族乃至個人各方面,確異常惡劣,非有堅苦卓絕之精神,決不能衝破此種險惡環境,達到吾人抗日復興之最後目的。(4)剿共與抗日分先後,實事勢之不得不然,如中共確有誠意抗日,則停止進剿予以自效亦可,所謂成功何必在我,但今日中國之共產黨,實際上何異歷史上之流寇,其主張之流毒,尤遠過之,吾人如不深長計慮,致有疏失,陷中央於被動,則國家民族前途,實不堪設想。(5)以我公之地位及責任,所有抗日辦法,應於國防會議時盡量發揮,或逕向委座陳述,以便製成定案,調整步驟,一致奉行,誠雖愚魯,亦決負弩前驅,當仁不讓也。 \n 總之,忍辱所以負重,委曲端為求全,古人所謂必有所忍乃有所成,敬祈三思為禱。嗣接張之覆電,對於容共抗日之說,固未明白承認,亦不完全否認,僅謂主張抗日,所以統一軍心,至於實行,自當出以慎重,且謂外間傳述,多不免斷章取義云云。觀其飾辭辯解之狀,可知其行動或可延緩於一時,而內情則欲蓋彌彰矣。 \n 去年10月18日,余至南京,晉謁委座,面陳一切。當時委座決定親赴西安鎮撫,而命余先至太原,籌畫短期間肅清陝北殘餘共軍,並積極準備綏東、綏北國防事項。10月23日,余自南京飛往太原,勾留數日,與閻副委員長商妥剿除偽匪辦法。27日,復自太原飛往西安,當晚轉赴臨潼行轅晉謁委座,報告赴晉經過,即在臨潼住宿。28日,自臨潼回西安,下榻西京招待所。當昨日到達西安時,張學良、楊虎城均已見面,今日復往訪晤,談話甚久,彼等主張確有與中央立異之處,惟態度上則尚未大變。旋從其他友人處得來消息,乃知西安情形實極複雜,群以委座安全為慮。幸而是月31日為委座五十壽辰,委座立意避壽,於29日離開臨潼,移駐洛陽軍官分校,余亦於是日離陝前往。 \n 西安情勢極為複雜 \n 11月4日,余奉委座命飛往寧夏,與馬少雲(鴻逵)等商洽防匪北竄之部署,並解決定遠營日本特務機關問題,於7日回抵洛陽。是時東北軍不穩之風說日盛,余乃報告委座,為指揮陝北剿共部隊,兼顧綏遠國防關係,最好駐節洛陽,短期不動。如為專剿西北殘餘共軍計,則可進駐平涼,至西安則決非宜於駐節之地。當時委座頗為首肯,而同時在座者,尚有陳布雷、賀貴巖(耀組)、何淬廉(廉)諸先生,尤一致表示贊同。隨後余以西北殘餘共軍,急待肅清,而任令不能剿共之東北軍留駐西北,終歸不是辦法,且恐發生他變,乃復報告委座,請將東北軍調出潼關,分駐豫皖各地。 \n 關於人事上之安排,則因其時適值皖主席劉雪亞(鎮華)病重不能理事,請將商啟予(震)調任皖主席,劉經扶(峙)回任豫主席,而將劉所遺之豫皖綏靖主任公署改為委員長開封行營,以張學良為行營主任,藉作曲突徙薪之計。委座對此,亦甚以為然,至以後何以未曾實現,則因余已離洛,不得而知,以上為去年冬季第一次入陝前後之事。 \n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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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當時極率直的問張:我等是否相信領袖抗日?彼答:相信領袖是抗日的。隨即又問張:你是否相信自己抗日?彼答:自信是抗日的。 \n 「窮理於事物始生之際,研幾於心意初動之時。」此為15年前委座(編者按:委座係指蔣委員長)親撰之聯語,並請總理親筆所書者。此一聯之意義,在平時雖已默識於心,但經過此次西安事變以後,乃更覺其含義之深遠。因此在紀述此次事變經過之前,不能不令人回想前年9月以前,去年5月與9月之間,以及9月以後關於張學良之往事。 \n 析論形勢獻計謀 \n 茲分述其大概如次: \n 溯自張學良憑空喪失東北4省以後,中央不咎既往,曲予保全,令其率部駐紮平津一帶,以觀後效。旋因在平津多所不協,乃南調至豫鄂皖各省區。最後企圖在關內樹立新的根據地,復要求將其所部調至西北,此前年9月以前事也。9月間,余隨委座辦理四川與滇黔各省中級軍官訓練事宜,同在峨眉;一日委座告余,行將東北軍調至西北,並就詢對於此事之意見。 \n 余當時表示,西北情形複雜,地位重要,恐非漢卿(張學良)所能勝任。因為就西北國際關係言之,西有蘇聯,東有日本帝國主義者,均在勾心鬥角,虎視眈眈。同時觀察西北本身,既有中共肆擾,又有漢回糾紛,更有楊虎城之封建系統,實均非易與者。而且以國防全局論,吾國不欲復興民族則已,如欲復興民族,西北實為全局之關鍵,而長江流域,則只能算得偏安。 \n 即以號稱「天府之國」之四川而言,年來群目為復興之根據地,然而以諸葛武侯之鞠躬盡瘁,六出祁山,終於無功,姜維繼之,九伐中原,竟歸失敗,可見形勢之勝,究屬不如西北遠甚。今後為保障華北,屏藩中原,以及收復東北失地計,均非特別重視西北不可,尤非慎選妥員切實經營不可。委座則謂張現在似已有決心,當不能完全以過去情形視之。余復表示,張現在雖已戒除鴉片,以此自負,實則此不過做人之起碼條件而已,以其驕妄輕浮之習性而言,決不能擔負如此重大之責任。 \n 最後,委座終以,既已允其西調,不便中途變更,余因此本與人為善之意,總希望他朝好處走,而盼余言之不中。過此不久,張學良前來峨眉,面謁委座請訓,於晉見委座之後,即至余處晚餐,直談至深夜2時許始去。此次談話之內容,主要者為關於思想問題以及整軍辦法,當時余將中央之方針,以及個人之見解,條分縷析,開誠布公以告之。彼對余之認識,可以說自此次開始,表示極願多有機會晤談;余素以熱誠待人,亦甚願其除舊布新,走上成功之路。因為國家多難,造就一個人實在不容易,不能不顧全事實,為國家而愛惜也。 \n 親飛西安晤漢卿 \n 去年5月間,余因在晉剿共告一段落,對於陝北殘餘共軍之肅清,有與西北剿共總部及陝西、甘肅、寧夏各省當局籌商之必要,乃自太原飛往西安,會晤張學良、楊虎城,又自西安與張、楊同機飛往蘭州,會晤朱一民(紹良)、于孝侯(學忠),再自蘭州飛往寧夏,會晤馬少雲(鴻逵),最後乃自寧夏同機飛回太原,一日同赴閻副委員長之宴,張已半醉,其時彼因所部在西北剿共迭受損失之故,已漸次表示有容共抗日之主張,並認為中央是不會抗日的,尤表憤慨。余當時極率直的問張:我等是否相信領袖抗日?彼答:相信領袖是抗日的。隨即又問張:你是否相信自己抗日?彼答:自信是抗日的。余即剴切告之曰,如此說來,在根本上已無問題,其他枝節,何以還有疑問?吾人須知,一國自有一國之國是,而國是與政策不同。國是比較有永久性,一經決定,輕易不變;至於政策,則常因時因地而不同。 \n 換言之,政策需斟酌時間與空間之差異,而變換其運用。以我國之國是論,當然是復興民族完成國民革命,而要完成復興民族革命之任務,又非同日本一戰不可,所以直截了當的說,對日決戰以求民族復興完成國民革命,乃是我國既定之國是,其間絕無問題;而現在政府對於日本一切應付之辦法,自表面觀察,容有見仁見智之不同,實則均只能算是策略,亦即故意迂迴曲折,以求貫徹我國國是之各種手段而已。例如蘇聯,共產革命可謂蘇聯之國是,而所謂新經濟政策,前後兩次5年計畫,以及加入國際聯盟,與英、美、法力謀親善等等,則均是其政策。形態雖殊,其理一也。現在中央當局之舉措,因批評者不明國是與政策之分,動招誤會,其困難痛苦之情形,較之吾人何止10倍,吾人同屬政府下負責者,豈可人云亦云,不加諒解乎?當時彼聞此說,卻亦表示接受,自謂未想及此。 \n (待續)

  • 兩岸史話-陳誠回憶山西剿共與西安事變

     西安叛變發生後,前後經過半月,全國隍駭,舉世震驚,自然是國家民族最大的不幸。 \n 但是不幸之中,還算有莫大之幸者,即是在事變當時委員長雖屬備經艱險,終幸沒有遭受槍傷,而且經過了14天以後,並能安然出險還京,這真是國家民族的無窮之福。 \n 送還領袖主因 \n 據余在事變中對於張學良的觀察,覺得他所以能夠中途改悔,送還領袖,大致有3個原因。第一,西安叛變發生之初,張、楊等自以為假借著抗日的名義,一定能得到國內人士的同情,卻不料事發以後,竟都沒有響應,反而招致全國的唾罵。這很可以證明中央的政策,領袖的苦心,都已為全國所信任,他自己無論假借何等美名,都不能逃出世人的公論。因此,他深深感到沒有辦法,無以善後。 \n 第二,張、楊初意,原以為祇要一旦把委員長挾持了,就可以為所欲為,其他當局,都將奈何他不得,卻不料中央諸公,充分明瞭奸人們劫質綁票的心理,他們知道遲疑與顧忌,更將增長奸人的氣燄,祇有迅即出兵戡亂,才能達到保障領袖安全的目的。所以事變在12日早上發生,12日晚上中央就已有了嚴正迅速的處置。16日中央發出明令,討伐叛逆,中央大軍隨即進占華縣,中央空軍同時轟炸渭南。張、楊對此,大起恐慌,知道再不改悔,便將同歸於盡。 \n 第三,是由於領袖精誠的感格,這一點非常重要。起初,張、楊除前面所說的種種野心外,還對外宣傳委員長待人不公,與對革命不誠,及至叛變後彼等檢閱委員長的日記方案、公私函電等等,乃知實際上絕無不公不誠之處。對於張、楊個人,不僅未有惡意,而且時加愛護,均為有目共睹之事。張、楊又以為一旦把委員長的自由加以限制以後,委員長便將一一答應他們的要求,卻不料委員長重視人格,遠過於其身體,他決不屈於暴力,決不臨難苟免。因此種種,使得張、楊等不得不受感動,而空前的西安事變,乃得以不幸之幸結局。 \n 12月25日下午委員長乘飛機離開了西安,27日上午,余與其他幾位高級將領也就離陝飛京,關於西安叛變,算是初步結束。說到這次叛變所發生的影響,他對於國家的損失,真是太大了。 \n 何以自請剿共 \n 例如領袖健康的虧損,國家紀綱的破壞,收復察北計畫的根本推翻,連年剿共方案的功虧一簣,都是關係異常重大的。即以余個人而論,隨身兩個皮篋,完全在這次叛變中喪失了。所有這幾年來余在各處所擬訂,並有一部分業已奉准實施的國防計畫、剿共計畫、整軍計畫、建設計畫,以及公私函電、日記建議等等,都一概損失無餘,這是個人所最引為痛心的事。同時對於當前的國政,也不無間接的連帶關係。不過,另外從反對方面來說,這次西安叛變對於國家的關係,究竟也不是毫無收穫的:簡單說一句,就是這一次的西安事變,實在是我全國上下一個重要而又莊嚴的試驗。國家的大事,以前從沒有得過人民如此普遍的關心,而國家的領袖,以前也從沒有得過人民如此深切的擁護。自經此試驗後,使得全世界都知道中國確有精誠團結的國民,並有領導全國的領袖,統一基礎,愈加鞏固,正是所謂塞翁失馬,安知非福的事,而為張、楊叛變之初所萬不及料的。 \n 震驚於世的西安叛變,現在總算成為過去了,然而回想起來,這一次叛變究竟是不是完全突發,事前毫無所知呢?實際上並不然?就余個人記憶所及,至少可以提出下列兩點。 \n 第一,前年8月間,余隨同委員長在峨嵋山報國寺,辦理川滇黔各省區中級軍官訓練團,有一天委員長告余,決調東北軍至陝甘剿共,余當時請示:這是委員長本人的意旨,還是出自張學良的請求?如果出自張的請求,他的動機是什麼?委員長回答說:張自己請求去剿共,表示要使所部為國家稍盡責任。余隨即分析張學良請求入陝的動機,是想在喪失東北之後,設法來找西北做新的根據地,剿共不過是其託辭。而且以西北地區的重要,情形的複雜,回族、中共以及地方封建勢力三者鼎立,處理一不得當,即易釀成國內乃至國際的重大糾紛,非張所能勝任。東北四省既已由張拱手讓之外人,千萬不要再由他把西北也丟掉了。委員長聽余如此說,雖亦頗以為然,但終以信義為重,以為既已答應了他,便當讓他前往,不能中途變更,並且生平好與人為善,總是希望他朝好處走,同時余亦以委員長之心為心,總希望所言之不中。誰知事隔一年,竟然不出所料呢?由此可見張學良的入陝,完全是自動的請求,其中早有用意,原是很顯然的。至於余個人對於他的批評,竟不幸而言中,則真是回首前塵,不勝感慨了。 \n 其次,去年夏天西南異動發生以後,張學良即有不穩的風傳。9月中旬余自廣東回到武昌,得到確報,東北軍異動的趨勢已極明顯,當即詳細轉報委員長。旋得覆電,命余赴陝與張學良從長計議,余隨即準備北上,但同時為前述漢口吉岡事件所牽掣,未果成行,惟一再懇切致電張學良,痛陳利害。10月下旬,余由南京飛太原之後,隨即由太原飛西安,又由西安到洛陽,與張學良面談多次,深知其自入陝剿共以後,一向有敗無勝,時至今日,不惟張本人業已自知不能剿共,其部隊亦已不願剿共,非設法調離陝境不可。 \n 11月初旬,適值皖主席劉鎮華病重不能理事,余乃建議委員長,以豫主席商啟予〔震〕調任皖主席,以豫皖綏靖主任劉經扶〔峙〕調任豫主席,而將劉所遺之豫皖綏靖主任公署改組為委員長開封行營,隆其體制,以位置張學良,將其所屬調離陝西,分駐豫皖各地,以為曲突徒薪之計。委員長對於此議,雖亦頗示首肯,但以人事關係複雜,究未能立即呈准中央,見之實施。1月以後,西安叛變終於爆發,雖於事前已知一二,而竟不克防患於未然,豈真所謂有數存於其間乎?試一回想,不覺扼腕嘆息,不能自已。 \n (待續)

  • 兩岸史話-陳誠回憶山西剿共與西安事變

    兩岸史話-陳誠回憶山西剿共與西安事變

     有人說,西安叛變,是三匪一體式的聯合行動。所謂三匪也者,是指張學良式的鬍匪,楊虎城式的土匪,和共產黨式的赤匪而言。 \n 分析西安叛變發生的原因,不能不把這三部分在下面分開來說,因為他們這種垃圾堆式的臨時利害的結合,本能是說不上什麼一致的信仰和主張的。 \n 西安事變原因 \n 第一,我們先說張學良及其所部的舊東北軍。張學良等所以背叛中央、背叛領袖的原因,簡單說有3點:(1)張學良原是個知識不夠,而又野心極大的人,他在思想上沒有正確的信仰,而在行動上又不知道世事的艱苦,祇靠平常在報紙雜誌上剽竊幾個新名詞,並和一部分無聊的政客以及革命騙子鬼混,便自以為是得風氣之先,而人家都已經落伍了。他曾經向余表示過,他是領導左冀的,余對於他這種可憐的幼稚的觀念,曾不客氣的指說他好幾次,無奈他執迷不悟,終於做出這種自命兵諫,實為叛逆的事。 \n (2)東北軍紀律之壞,訓練之差,戰鬥力之薄弱,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當他入陝剿共之初,趾高氣揚,目空一切,以為區區小醜,何難一鼓蕩平,但自幾次接觸,都被共軍打敗了以後,卻又變驕為怯,完全喪失了他的自信力。他於是回頭一想,剿共既是如此艱苦的事,不如找一個好聽的名義,保全實力,另圖發展。於是一個馳名國內外的不抵抗將軍,他不在瀋陽抗日,不在錦州抗日,不在熱河長城各處抗日,反在後方的西安,高喊起抗日來了。其實,共軍既不容易剿,日本又是容易打的嗎?可見他完全是假借名義,自欺欺人罷了。 \n (3)張學良以不抵抗而喪失東北四省,當時雖是糊糊塗塗過去了,但他事後思量,當也覺得愧對國人。同時中央5年準備的結果,已經可與日本勉強一戰,這在他這個自私主義者看來,可以說是人家的成功而反映著自己的失敗。於是他便趕緊提出抗日的口號,希望把他那頂不抵抗的帽子輕輕給領袖戴上,由此一轉移間,他便可以馬上成為民族英雄。 \n 除此3點以外,還有他在金錢、名位、地盤等等方面的打算,那可以說是又其餘事,無需詳細列舉了。 \n 其次,我們要說到楊虎城及其所部的十七路軍。楊虎城之為人,簡單的說,是一個殘餘的封建軍閥,而且是封建軍閥之典型的代表。他的無知識,較張學良更甚,而野心卻不相上下。他的軍隊的無紀律,無訓練,較東北軍尤有過之。 \n 張、楊利害一致 \n 在西安叛變當中,楊虎城的部隊見了我們,所要索的,第一是要錢,第二是要槍,第三是要衣服。對於西安城的商民住戶,什九是搶得一塌光,他的軍紀於此可見。什麼抗日,直是鬼話!試就其對西安人民搶劫情形而論,難道西安的人民都是日本人嗎?過去中央對於楊虎城,總是曲予優容,希望他本敬恭桑梓之義,把陝西弄好一點,無奈他的封建軍閥的根性,始終與中央背道而馳,他常對人表示不滿,說是「不夠單位」,而中央對於西北建設的源源接濟,以及為國防計而屯積在西安的現金、糧食、軍火以及飛機等等,不僅不能招致他的感奮,反而引起他的公開劫掠的野心。 \n 他與張學良本來是貌合神離,對於什麼聯俄容共抗日的說法,也根本說不上那麼一回事,不過看在背叛中央,趁火打劫的份上,卻是利害一致。天津《大公報》的社評,說楊虎城是被左傾之外貌,逞封建之野心,可謂中肯。同時還有人作更通俗的批評,說楊虎城發動西安叛變的原因,完全是為「發洋財」,更是一語破的。 \n 最後我們再說到中共這一方面。中共的出賣國家民族,主張階級鬥爭,以及反封建、反軍閥等等,都是大家知道的。所以依常理說,他不僅不會服從中央,就是與張學良、楊虎城等也是不能合作的。不過最近一兩年來,因為國際法西斯勢力的高漲,第三國際決定了聯合各黨各派一致對抗法西斯的策略,形成所謂人民陣線,中國共產黨對於第三國際向來是奉命唯謹的,不管中國政府是否法西斯,也要無理取鬧。同時更因為這幾年來中央對於剿共的軍事,愈逼愈緊,逃到陝甘殘餘的共軍,業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他非得趕快轉換他的策略,變更他的口號,企圖和各黨各派暫時合作,便無法延長他的殘餘的命運。 \n 因此,中國共產黨便搖身一變,居然也提出所謂聯合抗日的主張來。他的進行步驟是,直接利用一般無聊政客及革命騙子組織中國式的人民陣線,作為外圍;再由這種中國式的人民陣線分子去包圍張學良、楊虎城等,利用張、楊畏避剿共軍事的艱苦,覬覦抗日領袖的虛聲,以及趁火打劫,渾水摸魚等等下流心理,自然容易勾結在一塊。於是張楊中共三匪一體式的空前叛變,便在西安爆發起來了。 \n (待續)

  • 兩岸史話-陳誠回憶山西剿共與西安事變

     預定以綏遠的百靈廟為中心,建立一個所謂大元國,再以寧夏的定遠營為中心,建立一個所謂大夏國,使他們和滿洲偽組織一樣,同作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傀儡。 \n 自從去年春間中央軍入晉剿共以後,山西對於中央已有深刻的認識,並在共軍西竄以後,還一定要留中央軍4個師放在晉陝綏寧4省的邊區。同時中央對於山西,更是推心置腹,輸兵輸餉,唯力是視。 \n 視察晉綏國防 \n 因為中央及領袖的目的,一方面固在肅清西竄的殘餘共軍,實際上尤重在建設晉綏的國防,所謂「運用中央的力量以保晉綏,建設晉綏的防務以保西北」,這其中理由是一貫的。所以自從6月間晉陝綏寧4省邊區剿共總部成立以後,除在陝北設立清鄉善後委員會,辦理剿共善後事宜以外,唯一的任務,即在協同晉綏駐軍構築國防工事,修築必要公路。 \n 綜計中央用於晉綏國防工事的經費,第一期共約3百萬元,修成的公路,亦達1千餘公里。這種工作,這種用心,都是外間一般攻擊中央及領袖不抗日的人,所不及知的。 \n 10月初旬,余奉命赴香港,訪晤蔣光鼐、蔡廷鍇兩位,又赴廣西訪晤李德鄰〔宗仁〕、白健生〔崇禧〕兩位,商討協力抗日事件,於10月17日回到南京,向委員長覆命。當時因為個人經辦事項,大致告一段落,而年來精神體力,大家認為耗損過甚,正預備尊從醫生的勸告,到醫院裡作一番詳細的檢查,且謀一短期的靜養。 \n 不料綏遠方面偽匪竄擾,此時忽告緊張,且有日本直接進犯的風說,於是又奉委員長命,於10月23日離京飛晉,晉謁閻副委員長,視察晉綏國防,並與晉綏及中央軍將領作詳細之商討。預定一俟偽匪進擾,即行迎頭痛擊,並相度時機,收復綏北的百靈廟以及察北的商都和張北,以消滅偽匪進擾的根據,擊破日本軍閥囊括西北的夢想。 \n 是月底因委員長離京至陝,乃飛往西安覆命,旋又隨節同赴洛陽,這都是綏遠偽匪尚未進犯以前的事。 \n 日本帝國主義者覬覦我國西北一帶前後數十年,九一八事變後,經營更形積極。他的經營原則,就是挑撥我漢蒙回各族間的感情,收買或豢養各色各式的漢奸,實行以華制華的策略。 \n 至於經營的具體計畫,則是預定以綏遠的百靈廟為中心,建立一個所謂大元國,再以寧夏的定遠營為中心,建立一個所謂大夏國,使他們和滿洲偽組織一樣,同作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傀儡,而把中國弄得四分五裂。日本在百靈廟和定遠營,都設立著特務機關,都開闢有飛機場,都屯積有不少的軍用品和糧食。尤其是定遠營的日本特務機關,深入了中國西北的核心,若不從早撲滅,後患不堪設想。如果聽其坐大,一切都已準備完妥的話,恐怕以後百靈廟能否克復,都要成為問題了。 \n 日本特務機關 \n 11月4日,余隨同委員長在洛陽,臨時奉到命令,隨即飛往寧夏,與馬少雲〔鴻逵〕晤商一切,並將定遠營的政教領袖達王(其全銜為額濟納扎薩克達理札雅)請來,討論取消日本特務機關,驅逐日人出境的事。達王自幼生長北平,熟識國語,深明大義,當即表示贊成,但因本身力量不足,請求中央撥給若干經費、槍械和子彈,余秉承委員長的意旨,負責的答應了他。 \n 此外,達王又請求中央酌派部隊前往定遠營駐紮,余報告委員長,亦決定派關麟徵第二十五師前往,一面防止共軍竄擾,一面即作為達王的聲援。隨後不久,關師到達定遠營,達王實行諾言,驅逐日人出境,日本在定遠營的特務機關,就於暗中成立仍復於暗中取消。關於此點,處置迅速,我方固未向外公表,即日本亦復心照不宣,所以外間至今不知道去年11月間,曾在定遠營有過這麼一回事。 \n 自從定遠的特務機關強制取消以後,日本知道中央確有決心,態度漸漸強硬,乃決定先發制人,積極策動滿蒙偽匪進擾綏遠的戰事。11月11日余因事回武漢一行,旬日以後,復奉委員長電令,再飛太原,晉謁閻副委員長,決定對於綏遠進剿偽匪的具體計畫。中央除湯恩伯所部第四師及第八十九師,即由晉北開入綏東外,並令樊崧甫、萬耀煌兩軍準備入綏。 \n 痛斥西安叛變 \n 11月24日,我晉綏部隊按照委員長及閻副委員長核定的計畫,在傅宜生〔作義〕指揮之下,克復綏北的百靈廟,將滿蒙偽匪在綏北的根據地,以及日本幾年來花了5千多萬元的經營,一概予以根本的推翻,這是日本及滿蒙偽匪等所萬不及料,而是中央地方一致動作的統一抗戰的開始。 \n 27日,余自太原轉往綏遠前方視察,與前方各將領商定綏東察北的作戰計畫。12月2日,余回太原晉謁閻副委員長以後,復於5日,轉往西安報告委員長,因為那時委員長經張學良的敦請,已經由洛陽到了西安。委員長聽到前方情況報告之後,立刻決定把以前原定收復商都肅清察北的計畫付之實施,以斷絕日本及偽匪等進擾綏遠;且作為進一步肅清冀東,乃至今後收復東北失地的張本。並為準備與日本發生正面衝突起見,業已電調中央飛機壹百餘架至洛陽、西安、太原一帶備用。 \n 12月10日委員長已將西北剿共與綏遠抗戰的布置重新定好,余奉命仍赴綏遠,擔任指揮該方面的國軍,已定隨即北行。不意12月12日天尚未明的時候,忽然由張學良、楊虎城等發動空前的西安叛變;張、楊背叛黨國,劫持統帥,自屬罪不容誅,但祇就破壞收復察北的計畫這一點,也就夠令人傷心嘆息,憤激痛恨了。以如此叛國禍國的行為,還要假借名義,說是抗日,真不知道他們是否還有心肝!(待續)

  • 兩岸史話-陳誠回憶山西剿共與西安事變

     自吉岡事件發生後,日本水兵洶洶作勢,武漢人心,異常動搖。 \n 自廣西當局表示服從中央後,所謂西南異動,已算有了解決,同時我赴廣州的任務,亦自認就此結束。惟當時中央為辦理兩廣善後事宜起見,決定在廣州設置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就原自武昌移來廣州的委員長行轅加以改組,命余擔任行營主任,余堅決的表示辭謝,並推何部長及朱主任擔任。 \n 吉岡事件意義 \n 隨後中央因我辭意甚堅,改以軍政部何部長遙領行營主任,而命余以參謀長名義,實際負責主持,余依然堅決辭謝如初。因為余自維7月間赴粵的原意,正和赴晉時一樣,抱定「聞命即赴,事畢即行」的8個字的方針,決不有所留戀。祇要事情辦了,決無任何希冀,正所謂我以一身來,還以一身去,頗欲在北功利主義深中人心的趨勢當中,樹立一點「有所為,有所不為」的風氣。 \n 適逢9月17日為中央軍校武漢分校第一期學員畢業的日期,分校主任因余過去在武漢時原係奉命指導該校的關係,電請回武漢去主持,余乃趁此機會呈准委員長離粵北行,並由委員長派余代表致訓。計自9月14日傍晚乘車離開廣州,於16日晚上到達武漢。17日上午,參加分校畢業典禮,18日上午,參加分校召集的九一八事變5周年紀念會,余對全體員生都有過勉勵和沉痛的講話。 \n 詎至19日午刻,漢口日租界忽有日警吉岡被殺的事件發生,日本企圖小題大做,遣兵調將,聲勢洶洶,余於17、18兩日對武漢分校員生勉勵的話,幾乎有馬上見之實行的機會。如果真是馬上有實現這個機會的一天,那倒是求之不得的事。 \n 吉岡事件的發生,實際上並非偶然,其中含義,可以從兩方面去觀察。 \n 其一,已如前面所說,桂局和平解決,國內統一完成,這在中國,固然是同聲慶幸的事,但在日本,都是十分吃驚,十分妒忌的。在一切民族革命的過程當中,凡離成功之途愈近者,則對方之壓迫亦愈甚,困難亦愈多,就是這個道理。論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用心,以為若不乘此刻中國剛告統一,基礎尚不堅固的時候,找尋口實,施以高壓,以後恐怕不會再有機會,所有8月底的成都事件,以及9月初的北海事件,便都是這樣製造起來的。他們藉此提出種種無理的要求,想使得中國手忙腳亂,疲於奔命,以達到他們分割中國,享受特權等等的目的。至於9月19日在漢口發生的吉岡事件,形態雖有不同,性質則一而已。 \n 危機消弭解除 \n 其次,漢口為長江上游的重鎮,亦即中國內地的腹心,地位的重要,稍有知識的人都可以知道。日本在這個地方,本來有領館,有租界,並有相當的軍事的設備,但是因為今年開春以後,我們在武漢附近以及上下游一帶,積極構築各種工事,江防城防,已有相當準備,使得日本異常寒心。因此他就很想假借一個口實,來擴充他的租界,增大他在武漢駐軍的兵力,兼以試驗我們的防禦力量,粉碎我們的國防計畫。 \n 所以吉岡事件發生以後,日艦水兵馬上登陸布防,並預定第一步從上海調來水兵3百人,第二步從日本本國調來水兵1千2百人,一俟水兵到齊,即行按照預定計畫,進占漢口特一區,即前德國租界,以達到他的增大兵力擴充租界的目的。所以當時外交上的形勢,是非常嚴重的。 \n 自吉岡事件發生以後,日本水兵洶洶作勢,武漢人心,異常動搖。因為以前駐在武漢的最高軍事機關,就是委員長行轅,此刻尚在廣州改組未返;同時以前駐防武漢的部隊,亦因兩廣異動動員南下,此刻尚未回防。所以武漢空虛,日本是知道很清楚的。 \n 當時何主任雪竹(成濬)、楊主席暢卿(永泰)約余商談,僉主暫留武漢專負應急處置的總責。余以此刻在武漢無官守,無權責,恐多不便,他們卻表示無論仍用從前行轅參謀長的名義也好,即用余個人的名義也好,一切都可便宜行之。最後並責以無論公誼私情,都無推托之理。 \n 余不得已,祇得一面電呈委員長,一面即把奉命開往甘肅路過武漢的四十三師和九十七師的一部份,馬上截留下來,並集結原駐武漢附近的五十八師,分防武漢三鎮各要地,並照原先做好了的各處城防工事,一一部署。所以等到日本從上海調來第一批水兵3百人到漢時,他知道我們這裡已經有了準備,氣燄就減低了不少。隨後,余又請准委員長,繼續調來第十師、第八十三師及第九十八師,才把四十三師和九十七師放走。總計此時在漢的兵力,共有4個師和一百五十幾門炮,以及空軍一隊,防務是頗周密的。 \n 余預定著,如果日本一旦向我挑釁,一定本著委員長連年準備對日的決心,遵照「戰而不屈,宣而必戰」的訓示,馬上把他的兵艦和租界上的力量,予以就地解決,而且以當時的部署,自信一定可以解決他。至於解決了以後所引起外交上的糾紛,余自己準備為負責而犧牲。 \n 可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做法,原來不出虛虛實實,試探風色的那一套,他知道了我們確有準備的實際情形,誰也不肯吃眼前虧,便極力避免事態擴大,不再像事變初起時的無理取鬧。加以幾天之後,上海又有日本水兵被人刺殺的事件發生,漢口的日本關係當局便藉此把目標轉移到上海去,而原來預定從日本國內調來第二批水兵1千2百名,也就改在上海登陸,始終沒有到漢口來。於是由漢口吉岡事件而引起的危機,便算無形消弭下去。而漢口的日本租界,日本軍艦,至今巍然尚在,卻是不免引為遺憾的事。(待續)

  • 兩岸史話-陳誠回憶山西剿共與西安事變

     向來外國人認為不可能的統一,今天已是一件無疑的事實。 \n 去年7月25日,余奉委員長命飛往廣州,協助余幄奇〔漢謀〕整理廣東軍務,並進行對於桂局之解決。抵粵以後,與幄奇開誠商洽,幸無隔閡,粵中本多舊雨,更是減去不少的困難,不過廣西方面,形勢迄不見佳,前方彼此敵對,一天比一天加緊。 \n 桂局和平解決 \n 余為準備萬一,並為辦事便利計,呈准委員長,將原在武昌的行轅,經長沙移來廣州。此外並酌量調來若干部隊,從事於必要之部署,不過余對桂事的意見,始終遵照中央政治解決的方針,軍事方面雖有部署,總是希望備而不用。加以余與李德鄰〔宗仁〕、白健生〔崇禧〕兩位都有舊誼,私人感情都很不錯,早在去年1、2月間,本就準備赴桂,和他們開誠商討共赴國難的辦法,後因山西剿共的牽掣,遲遲不果,現在形勢嚴重,一天比一天險惡,更覺公誼私情,必須盡余應盡的力量。 \n 自7月30日起,余即商同余幄奇,同派鄧世增飛桂,帶去余致德鄰、健生兩位的手函,敦勸他們服從中央,完成統一,以免損傷元氣,虛耗國力,犧牲部隊,重苦人民,而留今後共同抗日的地步。8月3日鄧世增從廣西飛回廣東,帶來德鄰〔李宗仁〕、健生〔白崇禧〕兩位的回信,措詞空洞,不得要領。隨後余和幄奇〔余漢謀〕續派鄧世增和香翰屏等不斷的飛桂,余自己又不斷的寫信,不斷的去電,常常忙到午夜兩三點鐘還不能睡。此外,余又特別電請在鄂隱居,輕易不見客不發言的嚴立三〔重〕先生,寫一封悱惻嚴正,情理交至的手函,勸他們兩位務以國家民族為重。 \n 總之,自7月底至9月初的這一個多月中間,信使絡繹,函電往還,可以說是極舌敝唇焦之致。中間時好時壞,忽弛忽緊,宛如惡性瘧疾,更是一言難盡。不過余總抱定主張,始終忍耐,直至9月初間,大體接洽妥當,復由居院長覺生〔正〕、程總長頌雲〔潛〕、朱主任益之〔培德〕3位大員赴桂,作最後之商洽。9月5日居院長等離桂返粵,桂方表示服從中央。同月16日,德鄰、健生兩位發表和平通電,旋即就任中央任命之新職。所謂西南異動,至此告一段落。 \n 上面已經說過,西南問題這一個不祥的名詞,在中國政治上鬧了不少的年數,有些過份悲觀的人們,更認為是中國政治之癌,完全是一個不治之症。現在經幾個月來全國上下一致努力的結果,竟把這個不治之症,有了一個解決的辦法,而且還是和平的解決,這對於國內外的影響可就大了。 \n 就國內方面說,最重要的有兩點:第一、使全國上下都確切認識了中央及領袖安內攘外的精神,和確切信任了中央及領袖和平統一的誠意,委全求全,至再至三,雖有兵力,備而不用。祇要地方當局表示服從中央的命令,完成國內的統一,其他一切,都可不問,所有請求,都可考量。凡此種種,都無非為珍惜國力,保全元氣,以為今後共同禦侮之用。第二、使地方當局本身,經此一度試驗,亦恍然於名義之不可終假,中央之不可久欺,公意之不可過拂,而非服從中央,放棄割據,別無獲得同情,自立不敗之道。趨勢所及,可以永斷一般人割據自雄之念。 \n 全國重歸統一 \n 至就國外方面說,第一個吃驚的當然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他眼見著中國國家統一的基礎,已經不可動搖,他所慣用而且有效的以華制華的政策,業已無法再用,於是他的猙獰的真面目,便在無可抑止之下更加顯明的曝露出來了。所以8月底至9月底一個月當中,連續發生的什麼成都事件、北海事件、漢口事件和上海事件等等,其原因都不外此。 \n 此外說到歐美方面,則一致表示驚異的贊嘆,這可借重美聯社的社長何華德先生(R.Howard.)的話來做代表,他說:「對這個更生的統一的中國,歐美人的評判必須改變修正了。向來外國人認為不可能的統一,今天已是一件無疑的事實。」所以從此以後,中國國際地位,確是增進不少,歐美輿論,乃至日本一部分正當的輿論,對中國都逐漸好轉起來。好幾個月以來空中地上的奔馳,酷暑亢陽的薰蒸,以至手腦口舌的疲勞,意緒精神的苦痛,總算不是毫無代價的了。(待續)

  • 兩岸史話-陳誠回憶山西剿共與西安事變

     自西南異動發生以來,中央及領袖始終抱定政治解決之方針,不願訴之武力,6月10日占領衡州,其用意也就在此。 \n 此外,自九一八以後,中央抱定安內攘外的主張,任勞任怨,忍辱負重。在中央方面雖對於抗日禦侮,以至收復失地,有計畫、有步驟、有決心、有誠意,但在人民方面,則因不知道軍政上的機密,不免發生疑心,甚至表示反對。此本激於愛國的熱忱,並因不明真相的原故,平情論之,無足為怪。但在西南方面,則認為正可藉題發揮,於是以抗日為號召,企圖博取民眾的同情,掩飾稱兵的罪惡,而達到顛覆中央的目的,這可以說是西南異動的近因之三。 \n 至於說到他們異動的遠因,則無非是封建軍閥的割據野心,與私人恩怨的報復觀念而已,無足深論。以下且將這次事變的經過,摘出要點說出一個大概。 \n 中央占領衡州 \n 西南異動的發端,就是6月初間西南兩機關(執行部與政委會之簡稱)發出冬支兩電,隨著這兩個電報後頭的,便是粵桂軍隊的動員,分向湘贛兩省邊境推進,尤以湖南的衡州,是他們志在必得的第一步的目標。因為一則湖南空虛,未駐中央部隊,湖南當局雖久受中央的優遇,實則常懷怨望,對於陳、李、白等,暗中早通聲氣。二則衡州地勢重要,在湖南首屈一指,如果兩粵部隊一旦占領衡州,非但三湘七澤之間,無險可守,而且影響所及,必使武漢勢孤,全局震動,而一般素日不穩的野心軍閥,難保不紛紛響應,則中國之為中國,殆將不堪聞問。 \n 余奉委員長電召,於6月5日由晉飛京,商討西南異動事件。截至7日傍晚以前,委員長仍舊抱著「積極準備國防,照常肅清殘匪」的原則,始終沒有調動部隊南下的意思。直到7日晚上一連接到好幾個關於粵桂軍隊業已深入湘南,正向衡州急進的警報,為作萬一的準備計,才決定派遣部隊占領衡州。當時余即電令在瀏陽清剿殘餘共軍的七十七師,以及駐防武漢及武勝關一帶,正在構築國防工事的四十三師、九十七師,兼程前往,余本人亦奉命離京飛漢,主持一切。 \n 8日午後6時許,余飛抵武漢,即刻通知路局調集車輛。並飭交通處準備船隻,以便在武昌的部隊,可以即日南下,而在漢口及武勝關一帶的,也可以盡速渡江。當時幸得鄂省府主席楊暢卿(永泰)及平漢路局長陳延火冏之助,所有鄂省府所屬各輪船都予部隊使用,儘著一個晚上的工夫,把平漢路撥出的6列車全部運過江來,這其中的經過,是很少有人知道的。 \n 9日下午,我坐飛機趕到長沙,中央南下的先頭部隊,也就坐著列車同時到了,那時湖南當局,正極力周旋著桂方派來的貴賓李品仙,忙碌得很,表面雖也招待我,卻完全是敷衍的。後來聽說李品仙之來,是湖南當局派李覺用飛機去桂林接來的,早於6日到了長沙,據李品仙說,桂軍指日即可到達衡州,所以湖南當局認為可靠得很,當日下午我和湖南當局談話,他的態度很興奮,措辭很動聽,幾乎和西南是一鼻孔出氣。 \n 他附和著西南假名抗日的口號,以為中國現在祇有立即抗日一條路,對於西南所謂出師抗日,只有因勢利導,讓其通過,且聲言中央軍絕對不可占領衡州,更斷言其絕不能夠占領衡州。我當時正色告訴他,抗日要有誠意,不可自欺欺人,中央為消滅戰禍計,非首先占領衡州不可,而且一定可以占領。這次談話結果,便是不歡而散。 \n 至是日晚上9時,再以私人關係晤談,他雖似乎略有所悟,卻還是兩可依違的態度。直至10日早晨6時左右,中央軍的先頭部隊,畢竟比桂軍早3個鐘頭到了衡州,這樣鐵的事實,才使得他掉轉頭來和中央表示好感。說到當時到達衡州的部隊,實際上的人數並不多,不過事先曾令七十七、四十三和九十七等3個師的師長,務必隨著先頭部隊同到衡州,遂使對方驚疑,以為我軍全部開到,因而打消了他們的預定計畫。桂方代表李品仙,就在這一天離開了長沙。自此以後,湖南一省固然是沒有問題,其他預備響應的不穩分子,亦復收起野心,表示服從中央的命令,而粵桂軍隊亦暫時知難而退,一場箭在弦上的戰禍終於沒有爆發,使中央得有徐圖政治解決的時間,這個關鍵是頗不在小的。 \n 粵軍服從中央 \n 自西南異動發生以來,中央及領袖始終抱定政治解決之方針,不願訴之武力,6月10日的占領衡州,其用意也就在此。而一般懷抱野心的官僚軍閥,依然執迷不悟。粵桂軍入湘部隊,雖則暫時撤退一點,然而擴充軍隊,抗拒中央依然有加無已。6月半以後,余赴衡州祁陽一帶,視察一遍,旋於是月下旬赴京,向委員長覆命。當時委員長依然抱持和平統一之意旨,命余以素日往還之舊誼,與粵軍各將領確取聯絡,勸其伸張正義,效命中央,以促陳濟棠之覺悟。 \n 7月初旬,粵軍第二軍副軍長李漢魂首先通電,服從中央,第六師師長鄧龍光繼李之後,表明態度,全國觀聽,為之大慰。7月9日,粵軍第一軍軍長余漢謀自贛飛京,參加二中全會,表示一唯中央之命是聽,更予陳濟棠以致命之打擊。隨後中央任命余漢謀為駐粵綏靖主任,兼第四路軍總司令,駐粵各軍,悉歸節制,而廣東空軍人員亦全體發動,離粵北飛,於是陳濟棠乃不得不自認割據之錯誤,與抗命之失敗,而於7月18日通電下野,離粵赴港。22日,余漢謀率領所部開入廣州,遵照中央決議,肅清西南兩機關及一切不法之組織,使廣東復歸於中央統治之下。所謂兩廣問題,算是解決了一半。(待續)

  • 兩岸史話-陳誠回憶山西剿共與西安事變

     好幾年來中國政治上有一個不祥的名詞,使我們國家始終形成分裂的狀態,就是所謂西南問題。 \n 去年3月中旬,余因公在南京,晉謁委員長有所請示。適其時山西方面因為入晉的中央軍未有統一指揮之人,感覺不便,同時該方面剿共軍事,亦尚未有長足之進展,於是委員長乃致電太原,告以擬派余赴晉襄助之意,閻副委員長覆電歡迎,余遂於3月21日由京飛漢,23日由漢飛晉。 \n 但因是日天候不佳,飛至許昌附近折回,改於是晚乘車北上,於25日抵并(太原)。當時晉謁閻副委員長,極承推誠接納,隨即決定將中央軍入晉部隊及山西原有部隊,分別編成剿共軍第一路及第二路,以余為第一路總指揮,楊星如(愛源)為第二路總指揮。 \n 余面辭不獲,祇得組織剿共軍第一路總指揮部,而請求閻副委員長准予調用太原綏靖公署人員若干,加入總部。因為如此做法,既可使當地情況易於明瞭,彼此之間易於聯繫,並可藉此使山西當局放心,一切易於處理。隨後總指揮部於3月28日開始辦公,余於4月1日呈報就職。自總指揮部組織成立後,余一面對山西青年作過幾次公開的講演,在思想上行動上說明中共的錯誤和罪惡,判斷他們必歸於失敗,以端正視聽,安定人心,並酌量派遣一部分青年到江西去考察,以與余之所說互相印證。 \n 同時在另一方面,余即決定兩個剿共步驟:第一是務必恢復同蒲路全線的交通,使之暢行無阻。第二是肅清山西全境的共軍,使恢復到未經竄擾以前的原狀。經過一月左右的努力,第一步驟早已達到;第二步驟原亦可以聚殲,終因陝西方面按兵不動,致使殘餘共軍復由延川、延長一帶渡河,回竄陝境。假使當時張學良能派一師兵力推進延川、延長一帶,隔河防堵,定可將共軍殲滅於晉境也。不過就山西方面來說,剿共工作總算大致告竣,余於是即時呈請委員長及閻副委員長,撤消臨時組織之剿共軍第一路總指揮部,下令入晉各部隊一律復員南返,以符我之初志。 \n 四省總部與國防準備 \n 不意辭呈上後,委員長尚未來電,而閻副委員長及晉省諸袍澤堅不贊成。渠等意謂此次中央軍之誠意,已為全國所共見,決不慮其有他,同時晉陝邊境,伏莽猶多,仍有相助辦理之需要。於是閻副委員長謬相獎重,電保余為晉陝綏寧四省邊區剿共總司令。 \n 余自維愚陋,決不敢受總司令之崇銜,同時因為初來晉時即有事畢即行之預定,更不願違反內心之初願,於是堅決辭謝。後因委員長與閻副委員長往返電商的結果,決定下列兩點:(1)中央軍入晉部隊,大部復員,但仍留湯恩伯所部第四師暨第八十九師,李仙洲第二十一師及關麟徵第二十五師屯駐晉陝邊區,連同原駐陝北之高雙成第八十四師及高桂滋第八十六師擔任殘餘共軍之清剿;(2)擬議中的四省邊區剿共總司令,改為剿共總指揮,命余暫時擔任,仍受閻副委員長之節制。事勢至此,余祇得勉承其乏,於6月1日將四省總部組織成立。 \n 但因彼時目睹日本侵略華北、西北之積極,及滿蒙偽共等在察綏一帶之猖獗,晉綏防務,極關重要,因即決定今後四省邊區剿共總部之任務,以清剿殘餘共軍為副,以準備國防為主,並經呈奉委員長及閻副委員長核准。不意總部成立才及數日,忽有西南異動發生,余奉委員長命離晉南行,遂將預定計畫留交總部人員及留晉部隊分途辦理。 \n 西南異動的原因檢討 \n 好幾年來中國政治上有一個不祥的名詞,使我們國家始終形成分裂的狀態,就是所謂西南問題。西南問題的主動人物,誰都知道是廣東的陳濟棠和廣西的李德鄰(宗仁)、白健生(崇禧),但是還有一個被他們利用的元老,就是胡展堂(漢民)先生,還有兩塊被利用的招牌,就是中國國民黨西南執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胡先生雖說被陳、李、白所利用,作為對抗中央的工具,但究竟是老成謀國,有時倒還可以壓抑西南野心家一些過分的行為。去年五月,胡先生因腦充血逝世,陳、李、白等認為羽翼既成,管束已去,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正式出兵北上,以期推倒中央,竊取政權,這可以說是西南異動的近因之一。 \n 其次這幾年來,中央一貫的方針就是精誠團結,剿共禦侮,因之對於粵桂邊境,並不因其抗拒中央,加駐重兵;反之,並將原駐湘贛各部隊,多數徵調北上,分任剿共及國防上的任務。於是陳、李、白等鑒於湘贛空虛,有機可乘,尤其希望趨衡州,出武漢,一舉搖動國民政府的根本,這可以說是西南異動的近因之二。 \n (待續)

  • 兩岸史話-陳誠回憶山西剿共與西安事變

     以後6月間的兩廣異動,以及12月的西安叛變,山西當局態度的確定,謀國的忠誠,確是轉危為安的一個重要因素,都可以溯源於這一次中央軍入晉助剿的關係。 \n 關於去年赴晉剿共一事,現在回想起來,有兩點值得注意:一點是剿共軍事的本身問題,例如中共的企圖,我方的攻守等等事實的敘述,都屬於這一類,預備等到次一段去講。至於另一點,則是中央軍到山西,影響於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係,換一句話說,就是影響了山西對中央的向心力,乃至於整個華北對中央的向心力,這種精神上和心理上的作用,關鍵是很大的。現在先將此點述之如下。 \n 山西剿共 \n 我們大概都知道,以前中央部隊,是不曾到過山西的;同時我們也不必諱言,以前中央與山西之間,還不曾做到誠信交孚的地步,山西方面的心理,也還不免有中央要乘機解決他的疑慮。所以共軍竄到山西以後,因為情勢猖獗,固然有希望中央派兵助剿的意思,可是因為有著以上所說的顧慮,不免總是放心不下。這在山西可以說是人情之常,而對於國家的統一卻是一層不幸的故障。因此余在奉命赴晉的時候,便首先決定一個在山西做事的一貫方針,簡單的說,就是「聞命即赴,事畢即行」的8個字。 \n 而為貫徹這一個方針起見,並決定以下3個要點:第一是絕對服從閻副委員長的指揮,不使他有絲毫的不快與不便。第二是絕對竭盡余之精神與能力,一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真誠,並且自動地預發地做余自己以及所屬部隊一切應做的事,以補閻副委員長萬一之不逮。第三是絕對誥誡所屬官兵,恪守中央軍負責任,守紀律,愛惜名譽,絕不干涉地方民財司法等等的精神;同時更由余自己以身作則,絕不向地方當局需索一物,介紹一人,而對於極少數淺薄幼稚的分子,認為中央要統治山西,這正是千載一時的機會的謬說,尤其予以絕對的駁斥,預定一俟軍事粗了,即時復員南下,片刻無所戀,涓滴無所取。 \n 以上這三個要點在余既到山西之後,總算都能做到,使中央與山西之間,士兵與民眾之間,留下一段良好的印象。以後剿共軍事完畢,山西當局不僅對中央及領袖不會再有懷疑,且至再至三的要留住中央軍幾個師駐在晉陝綏寧邊區,兼負肅清殘餘共軍與準備國防的任務。自此以後,山西當局深刻的認識到中央及領袖無論是為剿共,是為國防,都有一定的步驟與整個的計畫,凡是地方力不能及的,中央並願予以誠意的全部的助力。於是影響所及,不僅山西對於中央水乳交融,無復疑忌,即其他一切野心份子反動軍閥之挑撥離間,亦無所施其技,使山西屹然為穩定華北之重心,樹立擁護統一之模範。以後6月間的兩廣異動,以及12月的西安叛變,山西當局態度的確定,謀國的忠誠,確是轉危為安的一個重要因素,都可以溯源於這一次中央軍入晉助剿的關係。這真是國家民族如天之福,也是個人回憶時引為私慰的一點。 \n 事實經過 \n 余奉命赴晉,雖是去年3月23日的事,但說到共軍竄擾山西的經過,則不能不連帶說到2月間的情形。2月20日,陝北共軍徐海東、劉子丹以及彭德懷、毛澤東各部,共計兩萬餘人,渡河東竄,其企圖有兩點:一點是企圖截圖同蒲路,席捲晉南富庶之區,以補充中共的給養,並顛覆山西當局的統治。另一點則是不講步驟,不擇手段,企圖進一步與日本立刻發生衝突,挑動中日戰爭,為蘇俄作前哨,以消耗當事者的國力,並顛覆本黨整個的統治。自共軍渡河後,形勢極為猖獗,重要城鎮先後被陷,同蒲沿線岌岌可危,最危險的時候,連山西省會的太原也異常震動,許多軍政要人的家眷,都已護送出境。 \n 當時中央看到這種形勢,極不放心,便致電山西當局,囑他全力防剿,並向他示意,如果需要中央軍前來助剿,請他指定自認為適當之部隊,隨時可以入晉協剿。於是山西當局便召集高級將領會議,當時發生三種不同的主張:第一種主張是全憑山西自己的力量去打,雖明知力量單薄,打共軍不過,但預備打光了就算數,絕不願中央及任何軍隊入晉,以防他們乘機收取漁人之利,這可以說是極端懷疑中央的一派。 \n 第二種主張是先憑自己力量去打,等到形勢確已無望,再請中央軍來,這一派可以說是採取折衷論者。第三種主張則以為軍國大事,不同兒戲,要請中央軍就要馬上請他來,這一派可以說是對於山西本身和對於中央誠意都是比較最有認識的。結果第三種主張勉強通過,並決調商啟予(震)所部第一百四十師暨第一百四十一師,以及關麟徵二十五師。隨後中央又繼續準備調湯恩伯所部第四師暨第八十九師,鄒洪第四十三師暨孔令恂第九十七師各一部,周喦第六師,李仙洲第二十一師,以及胡宗南第一師、黃杰第二師各一旅,以備萬一時入晉參加,這都是三月中旬前後的事。 \n 然而在這個過程當中,山西方面因為楊效歐第六十六師曾在境內打了一個勝仗,還有過阻止中央軍暫緩入晉的一回事,可見在誠信未孚前,其經過真是艱難之至。(待續)

  • 兩岸史話-陳誠回憶山西剿共與西安事變

     編者按國史館出版《陳誠先生回憶錄──六十自述》圖文均極珍貴且富史料參考價值。根據辭修先生女婿、曾任中央大學校長的余傳韜所述,民國46年2月17日下午,陳誠邀請共事多年之施北衡、顏逍鵬、柳克述、徐鼐、郭驥等十餘故舊,於官邸暢談往事。共聚談8次,每至深夜。專人記錄,先生請故人補遺,而為本書之初稿。 \n 任難任之事要有力而無氣,處難處之人要有知而無言。──陳誠 \n 1936年(民國25年)是世界上最多事的一年,早在五、六年前,國際間即盛行所謂「一九三六年之危機」的說法,東鄰日本,尤其宣傳得厲害,大有談虎色變之勢。現在,這可怕的1936年算是勉強度過了,所謂世界第二次大戰,總算還沒有爆發,可謂不幸之幸。不過,回憶過去這一年的經歷。驚濤駭浪,波譎雲詭,實在值得我們紀念,值得我們發生感想,更值得我們深深反省和益加奮勉! \n 關於國際方面,過去這一年中本也發生過不少的變化,不過性質各別,本篇姑且不談。以下所要談的,乃是屬於國內方面的幾件大事,而這每一件大事的經過,都是余奉命親歷其境的。例如:去年年初的武漢城防;去年3月至6月的山西剿共;6月至9月的西南異動;9月中旬至下旬的漢口日警被戕案;10月至12月的西北國防;最後12月12日更有西安的叛變。凡此種種都與我們國家民族有深切的關係,尤其是西安事變,影響特大,更令人痛定思痛,愴感極深。現在就個人記憶之所及,分述大略如後。 \n 武漢城防 \n 先是1935年(民國24年)10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設行轅於鄂西之宜昌,擔任共軍蕭克賀龍兩部的剿辦,余以行轅參謀長名義在彼主持。隨後因為蕭賀潰竄他去,行轅自宜昌移設武昌,余遂於1936年1月改駐武漢。 \n 武漢雄踞長江中游,地位極關重要,但是國防設備,極感空虛。長江裡面的外國軍艦,既可自由往來,而漢口的外國租界,更是國際帝國主義者駐紮軍隊,屯積軍火,收買漢奸,擾亂治安的根據地。換句話說,每一處外國租界,就是國際帝國主義者深入中國腹心,危害中國國防的要塞。以前在武昌行營時代,委員長即已見到此點,曾於1935年夏季,密令籌辦武漢城防,由行營主任張學良主持辦理,並預定一年以內完成。 \n 後來武昌行營撤消,改組為西安剿共總部,張學良對於籌辦武漢城防的任務,除掉藉此留下一個機關,每月開銷職員薪餉3千餘元以外,截至是年年底為止,荏苒半年,實際上一無成就。 \n 如果長此遷延下去,一旦對外發生戰事,危險實不堪言!余於年初移駐武漢後,隨即秉承委員長安內攘外的主旨,切實擬定長江中游初步國防計畫,其預定的要點有三:第一、是肅清長江中游的敵兵敵艦。第二、是以武漢防守的力量策應各方面。第三、是以中游的兩湖作為抗敵最後的根據地。至於著手的步驟,則是東起鄂東的田家鎮半壁山,西迄鄂西的沙市宜昌,北至武勝關,南至城陵磯,一律構築堅固工事,而以武漢三鎮附近一帶的城防為其核心,將以前武昌行營留下的城防機關加以改組,改隸行轅,親加督責,進行其事。 \n 北上助剿 \n 此種計畫,經奉委員長核准,並撥款壹百萬元,作為初步的實施。數月以來,在武漢複雜環境之中,當省府主席與綏靖主任對立之下,周旋聯繫,調停勸說,煞費周章,幸對行轅工作均能一致贊助,工事進展甚為迅速,日本對此極為注意,粗足為上游防務樹立初步的基礎。 \n 不意2月下旬,因陝北共軍徐海東、劉子丹、彭德懷、毛澤東等股竄擾山西,形勢危急,余奉委員長命北上助剿,遂祇得將武漢城防事務委之主管人員繼續辦理,而於3月23日離鄂赴晉。(待續)

  • 玩藝舖-塵封的王雲五草書

     王雲五的章草,一直是我的最愛,總認為他寫八行的小字,是近世紀將章草的韻致寫到最好的人。回到家將買來的皮包一倒,嚇了一跳,裡頭胡適電報、葉公超函抄件、王雲五的信都是雷震案的史料,三十三年後又見天日…… \n 近二十年前,愛國東路杭州南路郵局旁交接的巷道,是台北市最有名的早市地攤,每天早上各種舊物、古董、書籍、書畫……擺滿一地,許多人在早上上班前就來此逛上一逛,再匆匆的去上班,一直到了陳水扁當市長時,站崗取締,將這個市集完全消滅,只剩零星的幾個小店面,冷清的延續到現在。此地似乎不久要全拆了,這些記憶也將逐漸完全消散。 \n 心儀王雲五章草韻致 \n 當時有一個早上近中午,李允林老先生的店將打烊時,一年輕人停下機車,拿一個黑色的皮包要賣給李先生,皮包內零散的裝著幾封信,匆匆談好價錢,年輕人離開了。當時我剛好在現場,隨之取出一看,王雲五一封八紙給陳誠的信,一封胡適的電報,一封葉公超信的抄件,和一本當年台灣武器裝備的清冊。 \n 王雲五的章草,一直是我的最愛,總認為他寫八行的小字,是近世紀將章草的韻致寫到最好的人。那時並不曾注意內容,加之對史料沒有多大興趣,公文文書更是不屑。喜歡的只有王雲五的章草。我看著談價的過程,不忍心李先生沒賺到錢,就告訴他一個星期沒賣掉再讓給我。一星期後問他,東西還在,就加上一些錢,將這批東西帶回家。 \n 意外蒐獲雷震案書信 \n 回到家倒出一看,嚇了一跳。胡適電報、葉公超函抄件、王雲五的信都是雷震案的事,與塵封的皮包被遺忘一段時日了,皮包的主人應該不在,使之流落街頭。胡適是鉛字明體,陳雪屏用行楷抄寫,讀來還算順暢。王雲五的章草,當時一路讀下來非常吃力,記得有些字辨識不出來,大體了解其意,甚是感動,皮包拋棄,整理後書架一插,也過了十幾年。 \n 前日報上看到政大有雷震紀念館開幕的消息,將架上信函取下重讀,章草的文字讀來已無罣礙,順手抄來使易重讀。重讀畢,深感古今有理想有熱血的知識分子,所面臨的景象都差不多,妄想和擁有且操控權力的領導者談理想、談改革、談權力分配,這種與虎謀皮的事情,就如同貓爪下的耗子般,幾乎都是遍體鱗傷到消失,然而自古至今,依舊前仆後繼,所以我們還可以看到不斷演化結體景象的歷史,哪件不是「莫道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所堆疊出來的成果。 \n 公文中窺見政局氛圍 \n 胡適電報,發電日期是四十九年九月八日,胡適正在美國紐約訪問。是繼九月四日後發給陳誠的第二封電報,上有「外交部機要室來電章」鈐印,和「雪屏」簽名。此信文在黃杰警總日記中註139有錄其部份,為陳誠覆電「劉子英係匪諜,雷震牽涉在內。」等事後所發,知無反轉餘地,信中最後希望軍法機關,不得用刑訊,不得妄造更大罪名等。 \n 王雲五在九月十日致陳誠函,是見胡適第二封電報後所寫,當時陳誠是副總統兼行政院長,王雲五是考試院長兼行政院副院長,當時是以戒嚴法及懲治叛亂條例第十條來逮捕雷震。王雲五在信中以上述的法條,以千餘文字反覆用各種的情理來解釋,希望能由行政院特准軍事機關將雷案移交普通法院審判,信末言:「公參考,非敢作此建議也!」可見其用盡心神,令人動容,但又如履薄冰膽顫心驚。 \n 葉公超九月十六日致沈昌煥函,葉為駐美大使,沈為外交部長。信開始:「雷案此間反影響極劣,弟對外言此為一法律案件,與政治無關,與雷等組黨更不相涉,但無論如何解釋,一般看法,仍視此案為一種權力之爭,而我因恐懼,遂採取壓制手段。」隨後轉述美方各個面向的反向看法,最後亦小心謹慎的以官方立場見收。 \n 三十三年後又見天日 \n 三封信都可看到為官者,就是到此高位,依舊是「書生命薄如同妾」的悲涼。雷震逮捕之時,蔣中正總統對此案的結果已定,妄想在虎口偷生,如與天爭。國史館雷震案史料彙編中,胡信是有記載,葉信當年是沈昌煥轉致陳雪屏秘件,未曾見及發表。而王雲五信當私下呈給陳誠,想陳誠見後亦視如不見,隨即交由秘書塵封,當意想不到三十三年後又見天日。

  • 武陵高中奇異果節 同學感恩傳愛意

    武陵高中奇異果節 同學感恩傳愛意

     三月十四日是白色情人節,今年正逢武陵高中的奇異果節十周年,學校擴大慶祝,還加辦第一屆奇異果之星比賽;以奇異果傳情的傳統,今年送禮的對象中出現桃園客運學生專車司機陳誠;有同學為了感謝他每天平安將大家送回家,特地送奇異果及卡片給他。 \n 武陵高中從民國九十一年開始舉辦奇異果節,原因是校服正好跟奇異果的顏色一樣,男生黃色上衣,搭配上奇異果皮色的長褲為「黃金奇異果」;女生嫩綠色上衣,搭配上奇異果皮色的長褲或裙子為「碧綠奇異果」,遠遠望去,就像一顆顆洋溢青春快樂、充滿活力的奇異果,因此武陵高中的學生稱自己為「奇異果子民」,是武陵人的暗號。 \n 奇異果園主、校長林繼生說,每年三月第三周星期三是奇異果節,今年碰上白色情人節,這一天是充滿感恩、愛意的時光。 \n 班聯會主席逄諄及副主席林宜萱幾天前就忙著張羅,今年有奇異果坐墊,奇異果小錢包以及奇異果手提袋,各有五百多個預定量,而在十四日,要對師長、同學或是情人表達感情或謝意,則會收到一顆奇異果。 \n 今年送禮名單中,出現一名相當特殊人物,是桃園客運東興線司機陳誠,未留下姓名的同學要感謝司機,每天開車平穩的將他們送回家,特地送給他一顆奇異果。 \n 配合這個特別的日子,學校鐘聲全改播流行音樂,全校師生都覺得很新鮮,有人則不習慣而差一點忘了上課。

  • 出差女喝水遭下藥 友上微博求救

     一名成都女子日前到河南鄭州出差時,疑似礦泉水遭下藥,昏睡6小時後莫名搭上跨省長途車,身上2千多元人民幣現金也不翼而飛。其友人在微博發動網友串聯尋人。最後在警方協助下,「出差女」平安返家。但有網友質疑過程漏洞百出,可能是炒作。 \n 據報導,29歲的「出差女」董女士,原本應在20日下午從河南登封返回鄭州,再搭機回成都,但當晚9時過後,她的同事宋女士與她聯繫時,董女士卻說自己離奇在從鄭州到江蘇射陽的長途客車上,身上的錢也不見了,感覺意識也有些模糊。 \n 宋女士於是求助《華西都市報》記者陳誠,陳誠凌晨0時22分在個人微博「記者陳誠」發出「緊急求救」,隨後被迅速轉發。21日近1時,「記者陳誠」又透過客服聯繫上鄭州發往射陽的長途客車,但司機卻稱車上乘客中沒有「出差女」,之後董女士音訊全無。直至21日11時30分,董女士電話終於接通,又說自己人在河南省商丘市附近,正停在一個偏僻地方吃飯。22日凌晨,董女士終於在當地警方的幫助下,安全返回成都。 \n 董回憶,她20日21時在長途客車上醒來時,手裡莫名其妙有罐喝過的八寶粥,但詳細過程她完全不記得。她透露,在登封時曾買了一瓶礦泉水,放在座位旁邊的口袋裡,後來喝了那瓶水後,就陷入昏迷。

  • 大陸人在台灣-畫路線圖的大叔

     來台交換的日子,即將接近尾聲。看著日記本上的倒數計時,在一頁頁遞減的數字中,我抓住了生活最美的東西。 \n 寶島台灣,雖然沒有上海鱗次櫛比的摩天大樓;沒有四川雲蔚霞起的青山秀水;沒有西安13朝古都的綠琉璃瓦;沒有北京雄偉莊嚴的鳳鸞金殿。這讓初來乍到的我感到很疑惑,為什麼台灣人民卻生活如此幸福安樂,而這樣的氛圍氣息也重重感染了我,於是我開始慢慢地尋找答案,帶著十足的好奇心,開始了交換生活。 \n 半年的台灣生活,我終於明白了這片土地的璀璨傲人之處,因為這裡有著比摩天大樓、三山五嶽、名川大河更美的東西──人間真情。在台灣,公交車師傅(公車司機)都會向你道聲「好」或是誠懇地向你點頭致意;採買購物時,服務員總面貌和融地向你親切招呼,如「歡迎光臨」、「您慢慢看」、「謝謝」,更是必備的迎賓語。在靜宜大學,會有給你做愛心早餐的室友;會有熱心主動幫助你的同學、老師,在這個充滿愛的地方,抱怨、嫉妒、自私等字眼會顯得如此可笑。 \n 回到大陸,在台的生活依如走馬燈般,一幕幕在我腦海深處閃過,停留得最長的,莫過於台南一位出租車(計程車)司機的面容。 \n 我和朋友毫無準備的到了台南,下車後站在公車站無所適從,這時一個靠在出租車旁的大叔走了過來,問我們要去哪裡。在大陸,一般這種情況司機都是來拉客的。我們的回答很簡短,說了幾個想去的地方,可是大叔還在不停地說,不停地想台南哪些地方我們一定要去,最後大叔乾脆回車上拿筆和紙,把具體路線畫給我們,告訴我們怎麼走。大叔一直目送我們遠去。他不是來拉客的,反倒一直熱情的為我們介紹嚮導,甚至擔心我們迷路走失,而起初我們卻誤會他的一片古道熱腸。 \n 直至今日,我依然記得大叔當時畫路線的神情,在這樣一個個素不相識的人身上,真愛讓我覺得自己多麼渺小又幸福。更深深感受到,原來中華民族最至誠的骨血人情,一直在這座島嶼上世代交替,生生不息的傳承。 \n 中華之美,美不勝收,而其中大美,在人間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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