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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社論-台灣失業問題的量變與質變

     近月以來,政府公布了不少有關勞動市場的調查報告,台灣的失業率於十月份升高,失業週數逐漸拉長,明年首季的人力需求則降至近三年半新低;另外,非典型就業人數在今年升至74萬人的新高,而非典型就業者的薪資不及平均薪資水準的一半。同時,博碩士的失業人數,更已將近三萬人。 \n 這些現象有些是受景氣影響,屬短期的問題,但有些現象則是經濟結構、教育環境變化下的長期問題。我們在此不擬對短期問題多做討論,因為這是景氣循環的問題,只要來日景氣好轉,一切即可迎刃而解。但若屬經濟結構、教育環境的變遷所帶來的問題,則縱使來日景氣回升,亦屬無解,其影響之深遠,必須深入探討。 \n 哪些是短期問題,哪些是長期問題,並不難分辨。例如,台灣目前失業率的升高、關廠失業人數的回升、明年首季企業僱用人力的需求下滑等問題,皆屬短期問題。而非典型就業人口的增加,博碩士失業人數的變化,青年失業率的倍增,非典型就業者薪資的停滯,這些都是長期經濟結構改變下的趨勢,不太容易因為景氣好轉而獲得解決。 \n 我們可以這麼說,台灣的失業問題不但有「量變」的問題,更有「質變」的隱憂。失業人數由2000年的29萬升至近年的50萬,失業率由2.9%升至4.2%,這是「量變」;這個變化雖是個問題,但隱藏在這個問題背後的「質變」,毋寧是更令人憂心的。例如,台灣的非典型就業人數逐年成長,海外就業人數與日俱增,還有賦閒人力、碩博士人力屢創新高,這些變化表面上對勞動市場似乎沒什麼不利,實則影響深遠:不僅影響來日的就業市場,更將影響來日的經濟成長。 \n 多數人研判勞動市場的好壞,只看就業人數、失業人數及失業率,惟僅看這三項數據是明顯不夠的。因為,何謂失業?何謂就業?何謂勞動力?何謂非勞動力?其間有不少的灰色地帶。例如,每週工作一天與每週工作五天,皆屬就業者,然而兩者的處境明顯有著天壤之別。台灣有愈來愈多的就業者是屬於這類的不完全就業者,他們領著微薄的薪資,名為就業者,實為失業者,這樣的非典型就業人數五年來已由65萬人增至74萬人;再如「想工作而未找工作者」、「賦閒在家者」,一般人必定認為他們是失業者,但依勞動統計的定義,他們卻是非勞動力。台灣到底有多少失業者隱藏在非勞動力部門,又有多少名為賦閒者實為失業者,實難統計,勉強以非勞動力的資料加以估計,如今兩者合計也已逾90萬人,比五年前多出了15萬人。當然,這項數據裡的賦閒人口究竟有多少是過著悠閒的退休生活,有多少是數銅板過著無工可做的生活,數字並沒有辦法給我們明確的答案,但可以確定的是這項數據如此快速成長,自非好事。 \n 台灣勞動市場的「質變」,除了非典型就業、賦閒人口的增加之外,如前所言,還有海外就業的問題。台灣目前的就業調查是以戶籍地為調查的母體,因此只要戶籍在台灣,不論是在上海、深圳或胡志明市工作,都會計入我們的就業人口。這項統計在過去工作人口跨國移動不多的年代,大致可以反映出台灣的就業機會,但是如今隨著國人海外就業日趨普遍,這項就業人口的變化就很難反映國內就業機會的起落。譬如說,今年十月就業人數1,090萬人,比去年十月的1,076萬人增加14萬人,這新增的14萬個就業機會究竟是在台灣創造的,或是在深圳、上海、胡志明市創造的,依然是謎。然而,改善台灣的失業率如果都得靠海外就業,這是政策的成功,抑或失敗?當是不言可喻的。 \n 我們最後要提出的一項勞動市場的質變,就是台灣的博碩士人口在今年七、八月間已升逾100萬人,2000年不過才20萬人。以目前唸研究所的風氣仍盛看來,博碩士人口未來幾年還會持續升高。然而政府投入龐大的教育資源所創造的高學歷人口,如今低度運用的情況卻日趨嚴重,博士參加公務員初等考試、台鐵基層的道班工考試時有所聞,近期失業人數更已逼近三萬人。估計這個低度運用的情況,很難隨著景氣好轉而有改善。這個問題十年前有識之士早已提出警告,可惜執政者未能察納雅言,終致今日這個局面,而這個現象從表面數字上解讀是台灣人力素質提高,實則是學非所用、人力供需失衡愈趨嚴重。是福是禍,亦是不言自明的。 \n 台灣自2000年以來,勞動市場不但出現量變,更出現質變。失業率、失業人數的增加這些「量變」易為各界所重視,但與勞動統計無直接關係,甚至尚無法統計的一些「質變」迄今仍是個謎。惟這些質變在不久的將來,必定又會造成量變,若決策當局不以長期的眼光來因應這個勞動市場的質變,再過十年,台灣的失業率會升至什麼水準,人力低度運用會到達什麼程度,實難想像。

  • 失業的理論與現實

     ■國內「非典型就業」的人數大約是70萬人,他們的薪資偏低,以去年而言,人力派遣及臨時僱用者的每月平均收入僅19,038元,遠低於一般工作者的36,400元。 \n ■依最新的國民所得統計,我國民間消費自76~85年期間有9年的名目成長率超過10%,民國78年甚至成長18%,隨著薪資停滯,近5年民間消費平均名目成長率已降至2.5%。 \n 古典經濟學家認為市場經濟可以創造充份就業,市場之所以會出現失業,是因為人們期待過高的工資,如果降低這個期待,即可獲得企業的僱用,失業問題自然可以迎刃而解。 \n 知名的新古典派學者皮古(A.C.Pigou)在所著的「失業論」裡就認為,長期而言,失業問題總可以透過工資的調整來醫治,但凱因斯在《一般理論》這本書裡卻提出不同的見解,他認為影響失業的原因極複雜,工資的調整並非解決失業的良藥。 \n 工資是不是影響失業的主因?從近年台灣的調查統計裡可以發現,求職者如果願意接受低薪的工作,確實可以讓失業人口減少一些,以去年為例,失業人數裡約有25%已尋得工作,只因待遇太低而不願屈就,至於其他75%的失業者多數是連工作都找不到,就算願意屈就也沒機會。 \n 這份調查說明,降低薪資期待只能略微改善失業,想創造充份就業還得另覓方法,但令人好奇的是這些不願屈就的失業者,他們期待的薪資究竟有多高?答案很令人訝異,去年他們期待的每月薪資只有28,988元,還低於一般薪資水準(經常性薪資)36,803元,這只能算是很卑微的期待而已。 \n 工資調降 無助失業困境 \n 事實上,這些年台灣求職者對薪資的期待可說是一年比一年低,若以求職者所期待的實質薪資而言,5年來更已降低了6%,失業依然未得到醫治。 \n 雖然古典經濟學家認為失業問題可以藉由工資的調降來醫治,惟台灣近10年的經驗告訴我們,調整工資根本無法改善失業困境。非但無法改善,由於薪資減少,消費趨於保守,更有害於經濟。 \n 10年前台灣民間消費成長率經常超過10%,近年只有3%,消費動能下滑透過產業關聯擴散到總體經濟,又影響了企業的僱用意願,年復一年,台灣正落在這樣一個失去成長動能的循環之中。 \n 非典型就業 不治本 \n 這正是台灣當前的處境,但直到今天,仍有不少人相信古典經濟學家的見解,認為失業者只要降低對工資的期待,即可獲得工作,失業問題也就可以迎刃而解。於是,10年來市場上出現愈來愈多的人力派遣、臨時僱用等低薪的非典型就業機會,人們也被迫降低自己的工資期待去低就,然而失業問題果然因此而解決了嗎? \n 當然沒有,只是讓原來的失業問題轉化成了隱藏性失業問題罷了,這些低工資的就業者名為就業,實則與失業相差無幾。 \n 許多政治人物都不相信台灣的實質薪資比10年前還低,惟事實勝於雄辯,民國91年,台灣的實質經常性薪資還有36,235元,去年已降至34,402元,這意味著領低薪過生活的人已愈來愈多,統計顯示,5年前月收入不到2萬元者只有80萬人,近年卻已升逾百萬人,非典型就業人數更是連年升高。 \n 10年來,台灣創造了愈來愈多的低薪工作,非但沒有從本質上改善台灣的就業困境,反而讓台灣經濟失去昔日的活力,我們還要繼續創造非典型就業嗎?值得深思。

  • 五一勞動節 教師勞動處境遭批

     昨天是五一勞動節,中小學及大學教師都發出怒吼!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表示,4月20日總統府公布第一部《國家人權報告書》,另一方面卻打壓教師工會;高等教育產業工會則列出八種「非典型勞動僱用」型態,指教師在大學教書卻只拿基本工資,高教勞動處境惡化。教育部表示今日會向立法院反映狀況。 \n 教師工會權利不完整 \n 全教總指出,政府通過《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兩公約後,解除教師設工會禁令,但《工會法》仍限制教師不能組企業工會;若不修正《工會法》,教師工會難有完整權利。 \n 國際教育組織(EI)秘書長范魯文(Fred van Leeuwen)也表示,教育進步的國家,教職人員都有強而有力的工會,共同維護師生權益。例如他參與的荷蘭教師工會罷工案例,雖然讓學校關門一天,但卻擋下政府刪除3億歐元的特殊教育預算,反而幫了學生。 \n 非典型僱用大學好摳 \n 高等教育產業工會則總結目前大學裡的「非典型勞動僱用」型態,包括:實習生成廉價勞工;學生領獎助學金卻要服勞務;研究與教學助理被剝削;正式職員被改為一年一聘的約聘僱或外包;兼任教師專職化,和專任教師嚴重同工不同酬;大量一年一聘「專案教師」出現;博士後研究員被當高級助理;專任教師遭惡性解聘或片面修改勞動契約。其中又以兼任教師浮濫最為嚴重。 \n 今年2月18日成立的高教工會發現,過去10年來學校大增63%兼任教師,因無法取得專任機會,遊走於各大學兼課;儘管和專任教師同樣上滿每周10學分,平均月薪卻跟基本工資差不多,以每小時630元計,月薪僅1萬8900元,和專任教師嚴重同工不同酬。 \n 教育部回應表示,教研人員聘用和學生多元學習不應與勞動市場混淆;此外國立大專院校兼任教師鐘點費已於去年由各校自籌經費,各校應依教師教研特性及貢獻度,訂定合理薪資。教育部今日會向立法院報告工會需求。

  • 社論-台灣的貧窮問題與不完全就業問題

     根據內政部最新一期統計,今年第二季國內貧窮線以下的家庭已升至11萬4千戶的歷年新高水準,僅最近三年即增加2萬多戶,這不是一個小數字。依此一速度,再過十年,國內貧窮家庭可能接近20萬戶,不論是從社會層面或經濟層面來看,這都將是一個大問題。 \n 貧窮線取決於不動產、儲蓄及所得水準,三項指標若同時低於政府所訂的標準,即屬貧窮線以下的家庭,可獲得相關的津貼扶助。直到今年第二季,我國貧窮線的標準未曾大幅調整,因此貧窮線以下家庭的增加,反映的正是貧窮問題的普遍化。值得注意的是,這也是最後一季可供歷年比較的數字。 \n 因為,新版的社會救助法已於今年七月實施,構成貧窮線指標之一的最低生活費,已由「每人消費平均數的六成」放寬至「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數的六成」。可以預期的是,自第三季起落在新貧窮線以下的家庭必然會增加,屆時此項數字將難以解讀,因此有必要在舊版貧窮線走入歷史的此刻,加以檢視及探討。 \n 我們可以將台灣近二十年分為兩個時期,前十年落在貧窮線下的戶數由4萬3千戶升至6萬7千戶,後十年則由6萬7千戶增至11萬4千戶,後十年增加的戶數是前十年的兩倍。這項數據顯示台灣經濟雖然逐年成長,但是贏者圈卻愈來愈小,貧窮的家庭愈來愈多。這並非一兩年的偶然變化,而是十多年的長期趨勢,這一趨勢再往前走個十年、二十年,台灣社會將會變成什麼模樣,實難想像。 \n 何以貧窮家庭近年快速成長?相關資料顯示,這些年來臨時性、派遣人力等非典型就業及不完全就業持續升高,乃是根本原因。依主計處的調查,每周工時未達35小時且希望增加工時的「不完全就業者」,已由89年的25萬人升至98年的62萬人;至於派遣人力、臨時性工作者等非典型就業人數,也於去年升逾72萬人。而不論是「不完全就業者」或是「非典型就業者」,其薪資水準普遍不高,約僅全職者的一半。十年來就業型態如此天翻地覆的變化,落在貧窮線以下的家庭豈有不增加的道理。 \n 不僅如此,占受僱者人數六成的藍領工作者,這十年來的薪資全然停滯,經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平減後的實質薪資,更下滑了6.7%,若說藍領工資停滯十年,一點也不為過,如此能不貧窮嗎?回顧歷史,台灣從未有一個時期的工作型態出現如此巨大變化,也從未有一時期的工資出現如此長期的停滯。我們經常聽聞日本「停滯十年」是如何如何,事實上,台灣這十年來雖然經濟持續成長,但是對於數十萬的不完全就業者、數百萬的藍領工作者而言,這十年與日本的「停滯十年」何異? \n 台灣社會底層家庭的辛苦,遠比數字所呈現的更嚴重。本報日前報導指出,內政部曾多次與這些弱勢家庭座談,發現他們在外找工作經常四處碰壁,最後找到的工作多數是臨時工作或派遣工作,收入非常低,生活也很無奈,這些家庭莫說買房,連租屋都有困難。我們認為在一個經濟持續成長的地區,而有如此貧窮的現象,僅由放寬貧窮線標準著手,增列中低收入家庭的照顧,並非根本解決之道,只有阻止台灣就業環境繼續非典型化,才能阻止貧窮繼續普遍化。 \n 這確實是兩難的問題。企業為降低成本,自然希望勞工的僱用愈有彈性愈好,解僱的成本愈低愈好,而過去世界銀行發布的《經商環境評比》,在「聘僱員工」一項也明顯偏向僱主;但幾經思量,世銀去年將「聘僱員工」自總評比中刪除,他們修正以往過於偏向資方的思維,並認為政府應該要兼顧勞工保護與僱用彈性。這說明世銀已體認到一個過度運用非典型人力的社會,容或可讓僱主降低成本,但其所衍生的社會成本、貧窮問題,至終還得由全體社會來承受,還得由政府編列龐大的社福預算來救助,如此自非善策。 \n 世銀雖已有此遠見,但我們的政府大員們卻每每為台灣在競爭力評比中的「解僱成本」、「就業僵固性」排名殿後,引以為憾事,總認為該鬆綁勞動法規才能提升台灣的競爭力。我們詫異如今連世銀都改變觀念了,何以執政當局仍無法忘情於勞動法規的鬆綁,如此而創造更多不完全就業者,對台灣社會豈是好事? \n 近十年台灣貧窮家庭增多已是不爭的事實,而貧窮源自於收入不足,收入不足源於不完全就業,只要非典型就業人口持續升高,台灣貧窮問題就不可能有改善的一天。在政府部門研議勞動法規鬆綁的此刻,我們籲請主政者審慎思量,以免鑄下大錯。

  • 創新高 打工仔、飛特族暴增 破72萬人

    創新高 打工仔、飛特族暴增 破72萬人

     今年失業率跌破五%,但國內「打工仔」、「飛特族」暴增!主計處最新報告指出,近三年國內非典型就業人數逐年上升,今年達七二.三萬人,來到歷史最高。主計處統計,國內十五至廿四歲勞動人口中,非典型就業者約占廿五%,居各年齡層之冠,有年輕化跡象。 \n 大專以上就業者中,每一百人中約六人是非典型工作者,也呈上升態勢,顯見打工仔、飛特族不再是刻板印象中的中高齡、低學歷、二度就業等相對弱勢族群。 \n 「非典型就業」是指企業主為節省人力成本,聘僱非正式的工作人員,包括部分工時、臨時工、人力派遣等。例如,補教業、大賣場工讀生、餐飲業臨時工、一年一聘的派遣人力,或以自由兼職為主的「飛特族」(freeter的諧音)。 \n 美國《商業周刊》深度報導指出,後金融海嘯時代來臨,「以臨時工作人員取代正職」在美國企業界蔚為風尚,先前大裁員的企業尤其熱中此道。受害最深者,莫過於剛從學校畢業、找尋人生第一份工作的新鮮人。 \n 台灣也難逃此趨勢。主計處自三年前開始調查非典型就業人數,也呈現逐年遞增趨勢,前年六五萬人,去年六八.七萬人。目前國內非典型工作者約占全體勞工的六.九二%,高於去年六.七一%,創史上新高。 \n 經建會資料顯示,在全球化效應下,亞洲國家的「非典型僱用潮」也儼然成形,日本一九九○年占總就業人口廿%,二○○七年已升至卅四%;韓國○八年突破四四%後,○九年上揚至五十%左右。 \n 主計處官員指出,今年營造業的非典型勞工為十二.七萬人,約占該產業總員工十六%,不論是人數或比例均拔得頭籌。這是因營造業以勞力為主的職缺較多,替代性高,業者愈來愈傾向運用臨時、短期工。

  • 社論-世銀經商環境評比給我們的啟示

     世界銀行日前公布《2011經商環境報告》,台灣的排名由第46挺升至33,經建會發布新聞表示:「我國經商容易度全球排名第33名,較2008年公布的第61名、2009年公布的第46名,大幅躍升;為我國歷年最佳成績。」 \n 台灣今年排名真的大幅挺進嗎?恐怕不是。根據世銀網站上所公布的資料,台灣此次排名之所以會大幅進步,其中一個最關鍵的因素,就是世銀評比項目做了一些改變。長期以來,世銀這項經商環境評比係依各國企業開辦、申請建築許可、聘僱員工、獲得信貸等十項指標進行評分,今年的評比卻排除「聘僱員工」這一項,僅依其餘九項評分,台灣的排名因而大幅進步。如果近兩年同樣以這九項評分,依世銀公布的排名,台灣僅由去年的第34名微升至第33名而已。 \n 世銀今年的經商環境評比排除「聘僱員工」這一項,我們深表認同。因為評估一個國家經商環境的好壞,本來就不應該以解僱勞工的難易、開除成本的多寡率爾片面認定。事實上,一個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勞動市場對企業有利嗎?短期而言,企業或可因此節省僱用成本;但長期而言,在這樣一個就業不安定的社會裡,企業的外部成本反將升高,而且如此彈性的僱用風氣彌漫,最後必將加劇工作貧窮、擴大貧富差距,進而陷一國經濟於長期停滯的困境。 \n 我們認為,開辦企業、建照申請的冗長行政流程的確應予以改善,中小企業貸款不易的困境也應儘速解決,世銀以這些項目來敦促各國改善經商環境,十分適當。惟以各國解僱勞工的難易、開除成本多寡來評量各國經商環境的好壞,實非所宜。令人欣慰的是,今年世銀經商環境評比排除「聘僱員工」這一項,顯示世銀主事者眼光遠大,其對經商環境的思維已然由短期轉為長期。 \n 遺憾的是,直到今天,我國仍有政府大員依然認為「非典型僱用」已是時勢所趨,在全球化的競爭下應該讓勞動法令鬆綁,他們憂心以台灣「聘僱員工」全球排名153的處境,萬一明年世銀再度把「聘僱員工」納入評比,台灣排名豈不又將大幅滑落?政府官員們的憂心,固然可以理解,但我們認為排名只是供政府施政參考而已,實無需如此在意。勞動市場確實有些工作,本質上是季節性、臨時性的,僱主本來就沒有義務或責任給予長期僱用,惟近年來台灣所見者是許多原屬長期性質的工作,在企業規避解僱成本的考量下,已漸淪為臨時性工作,如今台灣「非典型就業」已直逼70萬人,以這一成長的速度推計,不消多少年必將升逾百萬。政府若於此刻鬆綁勞基法,無異是給「非典型就業」火上澆油,屆時台灣將會有更多就業機會轉為臨時僱用、人力派遣,那麼政府再三保證的就業安全,豈非徒託空言? \n 台灣非典型就業情況有多嚴重?我們願提供一項數據給相關單位參考。依主計處的研究,台灣非但近年「非典型就業」快速增加,而且年輕人(15~24歲)的非典型受僱比率,已由2007年的14.3%升至2009年的23.6%,換言之,每四位年輕的就業者就有一位是非典型就業;而中高齡者(45歲以上)非典型僱用的比率在去年也已升至1成。不論年輕人或中高齡的就業,皆日趨不穩定。 \n 政府大員們經常以日本如今人力派遣等「非典型就業」比重已快速提升,藉此說明台灣「非典型就業」比重升高已是時勢所趨。事實上,日本「非典型僱用」快速增加所產生的副作用日趨嚴重。眾所週知,日本這些年民間消費、經濟成長始終低迷不振,其實這與「非典型就業」急速升高密切相關,因為非典型就業者薪資微薄,使得許多中產家庭難以再如過去的年代盡情消費,在缺乏消費動能下,日本經濟自然難以重返昔日榮景。其實,我們從日本作家湯淺誠最近所撰寫的《反貧困》一書,也可以了解非典型就業對日本經濟社會的衝擊,已到了難以想像的地步。 \n 世界銀行今年經商環境報告排除「聘僱員工」這一項,顯示世銀也注意到一個充斥著「非典型就業」的經濟社會,未必對企業經商最為有利,這項改變應該對決策當局有些啟示才是。我們認為,當政府決策者考量如何降低失業率、如何提升國際評比排名時,在人民幸福與政府績效這座天平的兩端,務必取得平衡,甚至決策的砝碼應該多多置放於人民幸福的這一端。深盼馬總統、吳院長能對此多有省思。

  • 社論-經建會需要赴新加坡考察失業率嗎?

     馬英九總統上週於財經會報指示經建會赴新加坡考察何以該國失業率會降至2.2%,經建會旋即規劃赴星考察計畫,預計於下週啟程。我們認為台灣與新加坡雖同屬亞洲四小龍,但產業結構差異甚大,這樣的考察,意義實在不大。 \n 自行政院長吳敦義表示年底失業率沒有低於5%將請辭負責以來,各部會即傾盡全力,以降低失業率為首要目標,如此而有新加坡之行,不難理解。但執政當局必須明白:「降低失業率未必能改善失業情勢,降低失業率未必能減輕庶民痛苦。」這兩句話似有扞格,事實上並無矛盾之處。 \n 過去這些年,政府施政已陷入數字的迷思,內閣追求數字的熱情已遠遠超過關心民瘼的熱情,失業率即為其中之一。失業率原意在於衡量一國失業情勢,藉以了解民間疾苦,進而研擬對策加以改善,從而提升國人的生活水準。遺憾的是,如今卻反其道而行,降低失業率既為首要目標,那麼只要能增加就業,管他典型或非典型?管他是人力派遣或臨時僱用?反正派遣人力生活的艱辛,臨時受僱者心中的無奈,又不會呈現在失業率這項數字上。然而長此以往,也許有一天台灣的失業率會降到像新加坡的2.2%,但是街上盡是徬徨的青年、失志的勞工及踽蝺獨行的貧窮工作者,社會上沒有因工作而帶來的自信,也沒有因充滿希望而產生的歡樂,這是執政者樂於看到的情景嗎?這樣的低失業率,意義何在? \n 政府部門這段期間一直在做降低失業率的事情,而不是在做改善失業問題的工作,這正是隱憂所在。為了改善失業率,近年政府不斷倡議鬆綁臨時僱用的條件、鬆綁人力派遣的限制,美其名是增加勞動市場的僱用彈性,可以提高企業的僱用意願,進而降低失業率,但是最終將為社會帶來無窮的紛擾。日本這幾年非典型僱用人口升高所形成嚴重社會問題,足堪借鏡。 \n 持平而論,在金融海嘯期間,適度採取工資補貼、擴大政府僱用,確可紓解民困,我們認為應給政府高度肯定。但這應是短期權宜的做法,而非長期應有的對策。隨著近期經濟復甦,景氣燈號連四紅,政府理應提出長期的人力政策才是。惟直到如今,政府為兌現失業率低於5%的承諾,時而有加碼就業方案的計畫,時而有赴星國考察的構想,甚至下半年還要再投入逾百億元創造13.5萬個就業機會,奇招盡出,令人嘆為觀止。 \n 政府主管部會所以「奇招盡出」,是因為太熟悉失業率的計算方式,深深了解降低失業率的各種方法。舉例來說,除了放寬臨時僱用條件、鬆綁人力派遣限制有助於降低失業率之外,政府這一年來所採取的工資補貼、擴大公共部門僱用、安排役男儘早入伍、鼓勵失業者重返校園,對於降低失業率也大有助益。整體而言,政府在降低失業率這件事上,可說已展現出「靈活高明」的技巧。 \n 所謂「靈活高明」,在於依定義,失業率是以15歲以上的民間人口為統計範圍,軍人、監管人口皆不是調查對象,因此若能讓這些甫自大學畢業的役男,儘速赴軍中服役,即可降低數萬社會新鮮人失業的風險。而在大學校園逾百萬學生,他們都屬於「非勞動力」,每年驪歌響起,如果25萬畢業生全數進入市場找工作,在粥少僧多下,這25萬「非勞動力」瞬間將會有極大比例變成「失業者」,這也是何以每年七、八月國內失業率會驟然升高的原因。因此讓學子們留在校園,自然也可以降低失業率。 \n 採工資補貼,或讓役男提前入伍,或讓學子留在校園,雖然可以降低失業人數,但絕非改善失業問題的根本方法。長此以往,非僅政府財政難以維持,也將掩飾真實的失業情勢,而低估失業問題的嚴重性。待來日國庫無以為繼,促進就業一夕退場,失業率猛然升高,這將會是一場災難。究竟是降低失業率重要?還是改善失業問題重要?主政者必須仔細思量。 \n 要而言之,若從降低失業率的技術而言,吳內閣這一年來所展現的功力已是亞洲首屈一指,完全沒有赴國外考察的必要。若從產業發展對就業的影響而言,台灣即使該考察,考察的對象也應該是南韓、日本這些產業型態與台灣相類似的國家,而非新加坡。 \n 台灣今天失業問題的改善之道,不在於赴國外考察幾趟,也不在於委外多進行幾篇研究,因為經建會、勞委會的研究已是汗牛充棟了。真正的關鍵,在於執政當局到底是關心失業率,還是失業問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若政府決策高層關心的依舊只是失業率這項數字,台灣的失業問題將永遠不會有改善的一天。

  • 國際通商法律論壇-以定期契約及勞動派遣新規定為核心

    勞委會於1月11日發布勞基法修正草案,另有一值得業界關注者,為關於定期勞動契約及勞動派遣之規定。 \n「定期契約」與「勞動派遣」有互動關係。如眾所知,現行勞基法對於勞工工作權,有嚴密保障。勞動契約雖然區分定期契約及不定期契約(前者期滿自動終止,雇主無須支付資遣費;後者無終止期限,雇主須有法定事由才可終止契約,且須付資遣費),惟由於定期契約之要件限制極嚴(須工作性質不具「繼續性」,且符合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或特定性之法定要件方可允許),實務上極少見其例。導致雇主一旦僱用一名員工,就須以不定期契約方式終身僱用。雇主為使人事成本保持彈性,實務上即常訴諸勞動派遣。 \n勞動派遣實務上行之有年,卻一直沒有相關法令規範。典型之派遣關係係由「派遣公司」、「要派公司」,及「派遣勞工」三方組成。派遣公司為實際之雇主,須負擔派遣勞工之勞健保、資遣費、退休金等福利;要派公司支付服務費予派遣公司,實際指揮監督派遣勞工;派遣勞工則受僱於派遣公司,但在要派公司任職。 \n一般多認為,要派公司訴諸派遣,係為節省勞健保等勞工福利成本,實際上未必如此。蓋要派公司支付之服務費中,可能已包含派遣勞工之全部或大部份福利成本,故派遣之整體人事成本未必較低。究其實,要派公司要求派遣之最主要動機,在於不須煩惱資遣之問題。 \n亦即,當要派公司不須派遣勞工時,要求派遣公司領回即可。而派遣公司僱用派遣勞工,多係為應付要派公司需求(而非預期長期僱用員工),故於要派公司表示無需派遣勞工後,派遣公司亦經常會設法資遣該等員工。 \n觀以上實務運作,派遣公司似乎常成為要派公司為追求僱用彈性之白手套,派遣勞工之工作極不穩定。然實務上,為企業需要,又不可能完全禁止勞動派遣。此次勞基法修正草案,勞委會明顯係在「定期契約」及「勞動派遣」二種非典型僱用方式中,有限度開放前者,而規範後者之發展。 \n修正草案中關於定期契約之重點,在於取消先前「臨時性」等四項類型,亦不再要求工作須不具「繼續性」。新版定期契約最主要之二項類型,包括(1)因「特定期間」得完成工作而僱用之「額外勞工」,此類型契約原則上不超過二年;及(2)因「暫時性需要」而僱用勞工,工作年限在一年內者。 \n至於勞動派遣,修正草案將此一僱用型態納入勞基法中,但要求「要派單位使用之派遣勞工,不得超過該事業單位受僱員工總額之10%」,且應經工會及勞資會議同意。於團體協約另有約定者,「其約定不得超過30%」。且「要派單位不得向派遣事業單位指定派遣特定勞工」。 \n觀前述修正,定期契約規定與先前最大之差別,在於取消「繼續性」之要求,故對於經常須要之員工類型(如櫃台人員等),只要公司可證明新僱勞工係「額外勞工」,或因「暫時性需要」而多僱者,即可以定期契約方式僱用。由於門檻降低,未來定期契約勞工可望大幅增加。 \n至於勞動派遣,修正草案雖正視其地位,惟由於有總額上限,加上須取得工會及勞資會議同意(勞工基本上應多傾向不同意開放派遣勞工來搶飯碗);要派單位復不能指定特定勞工(避免派遣公司變成僱用特定勞工之白手套),派遣業之業務可預期將受到相當衝擊。粗估修正草案若通過,未來極可能二年以下之非典型僱用,僱主會以定期契約之方式處理,其他情形才傾向以派遣為之。二者之互動仍值觀察。 \n(本文作者為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資深合夥律師馬靜如、律師許修豪)

  • 4年新高 32萬上班族想兼差

    行政院主計處昨日表示,受景氣衰退,家庭收入減少影響,國內有32萬個就業者想多兼一份工作貼補家用,創下近4年最高,另外「非典型就業人口」則直逼70萬人,續創歷史新高。 \n主計處公布98年人力運用調查報告,這份報告訪查了國內近2萬戶家庭,發現受金融海嘯影響,企業雖然減少全職人力的僱用,但卻增加對部分工時、臨時性人力、派遣人力等「非典型就業者」的僱用,總計這些非典型的就業人數達68.7萬人,較去年續增3.7萬,再創歷史新高。 \n主計處調查顯示,投入「非典型就業」的人口有趨於年輕化的現象,15至24歲的年輕就業者中有高達22.8%從事於「非典型就業」的工作,比去年的比率再度升高;另就學歷觀察,以國中及以下學歷者從事「非典型工作」的比率10.2%最高,大專以上學歷的就業者中每百人也有5.6人投入非典型工作,較去年明顯提高。 \n主計處官員表示,非典型就業雖然創造了就業機會,降低失業人口,但其薪水大約只有全職工作者的49%,這樣的工作使得國內逐漸出現「工作貧窮」的現象,值得密切注意。 \n主計處這份調查也詢問就業者還想另找工作的情況,結果發現,有80.6萬個就業者想另找工作,其中想額外增加工作的比例近40%,這個比例創下歷年調查最高,顯示許多就業者由於從事「非典型工作」,收入太少,因此想兼差者愈來愈多。 \n依此一40%的比例折算,全台總計有32萬個就業者想要兼差(第2份工作),這個人數比去年高出12萬,也創下近4年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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