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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含有馮天瑜的搜尋結果,共04

  • 誤導借錢即背債 財經素養太差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韓國瑜主張政府擔保設立「青年自立成家低利貸款」,綠營抨擊製造負債。對此,韓國瑜國政顧問團、社福組召集人馮燕強調,年輕人畢業後的前10年,是收入最少、壓力最大的階段,經濟因素不解,貧窮感自然會衍生不婚、不生的問題,民進黨卻隨便亂解讀,「那才是在亂騙人」。

  • 首義蘊含社會因素 是歷史合力結果

     辛亥革命並非單純一次事起倉促的事變,它背後有長期的社會肇因。武漢大學歷史學院 教授馮天瑜指出,今日我們作辛亥首義史考辨,必須超越狹隘的政治史觀,將視野投射到近代社會轉型全貌,從結構、局勢、事件的辯證關係探索這一歷史事變的生成機制。 \n 費正清(1907—1991)編《劍橋中國晚清史》提出一個值得注意的論點:最好是把辛亥革命理解為20世紀社會革命中的1900—1913年階段,不應僅僅看做是整個政治變化的1911—1912年階段。其次,根據這種廣義概念,革命者的重要性遠遠不是如同舊說法所認為的那樣。對此馮天瑜表示認同。 \n 考察辛亥革命,當然需要細緻入微地梳理1911—1912年間發生的「短時段」劇變,但還須追究其背後的「中時段」社會結構造成的久遠影響,考察19世紀60年代漢口「開埠」以來,尤其是考察1889年張之洞(1837—1909)總督兩湖、主持「湖北新政」以來20年間的社會變動,考察興實業、辦文教、練新軍等諸多近代化事業造成的經濟、社會及觀念形態的演化;還要考察首義之後錯綜複雜的政情演繹與社會變遷,才能在歷史視野下,辨析辛亥首義史的起承轉合。 \n 馮天瑜表示,辛亥首義是一次從新學堂走出來的知識分子「投筆從戎」,在近代城市軍營發動的新軍起義。而「近代城市」、「新學堂」與「新軍」正是張之洞主持的「湖北新政」的產物。孫中山辭去民國臨時大總統後,於1912年4月來武漢訪察,睹物晤人,發現正是直隸南皮人張之洞主持的湖北新政,為辛亥首義奠定了物質基礎、準備了人才條件,故孫氏由衷感慨:「以南皮造成楚材,顛覆滿祚,可謂為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可見,孫中山並沒有把辛亥首義之因由,僅僅歸之黨人的活動,他還把視線投向了較久遠、更深層的社會變革層面。 \n 辛亥首義是同盟會及其下屬地區性團體(共進會、文學社)組織領導的。然而,辛亥首義爆發以及之後的走勢,又決非單由革命黨人所左右。通觀歷史全過程,辛亥首義及其演進與終局,是革命黨人與立憲派、從清朝離析出來的漢官、袁世凱集團、清廷滿洲親貴、西方列強等幾種力量相互博弈的產物,背後更受國內、國際局勢所左右。 \n 辛亥首義為中國近代史上劃時代歷史事變,正是由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相互作用,造成的一個「合力」,馮天瑜引用恩格斯對歷史進程看法,認為歷史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衝突中產生出來的……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產生出一個合力,即歷史結果……。辛亥革命就是「歷史合力」結果。

  • 民國產婆趙鳳昌寓所 成革命樞紐

     身為民國人,未必知道民國事!2009年10月,大陸中國國家圖書館出版了十卷本《趙鳳昌藏札》,收錄2700餘件趙鳳昌與民國初年名人的往來親筆信札。這批史料徹底揭密了一個世紀以來不為人知的民國建立真實情況,也把被稱為「民國產婆」的趙鳳昌其人其事重新登上檯面。 \n 趙鳳昌何許人也?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馮天瑜指出,曾任湖廣總督張之洞幕僚的趙鳳昌在湖北新軍中具有不可小視的作用,趙與其密友莊蘊寬等江蘇常州系人士的活動,更成為民國肇建的關鍵。 \n 馮天瑜表示,趙鳳昌在辛亥首義前後運籌帷幄,折衝樽俎,與革命黨人、立憲派、清朝漢官均有深度聯繫,並與英、法、日、俄的駐華使團相溝通。上海光復,趙鳳昌又與張謇居中調停,趙氏寓所惜陰堂成為南北代表幕後商議地點,並約定在上海,由江蘇代表雷奮致電各省,派代表前來討論「將來國體、政體根本計議」。 \n 孫中山1911年秋冬之際從美國取道歐洲、香港,於12月25日返回上海,首先與同盟會黃興、宋教仁等商討組建政府諸事,次日即拜會惜陰堂主人趙鳳昌。孫中山還有聘趙鳳昌為民國「樞密顧問」的計畫。以惜陰堂為樞紐,江浙滬集團與孫黃、湖北軍政府及袁世凱、馮國璋的北洋勢力交相往還,並同外國使團反覆溝通,竭力預防列強干涉,促成清帝退位,從而對辛亥首義以後的中國政局走勢發生影響。 \n 辛亥年底,革命中心已從武漢轉移到滬寧,當然是全國大局演變、各方力量對比所致,然與趙鳳昌等人前台幕後的縱橫捭闔,有相當關係。人稱趙鳳昌為「民國產婆」、「山中宰相」,實不為過。 \n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馬勇在《民國諸葛趙鳳昌與常州英傑》一書序言也指出,趙鳳昌能一手托南北,將中國政治運作於股掌之中,除了政治智慧膽略膽識之外,最重要是人際交往,與各方形成的是利益共同體。馮天瑜認為,從歷史縱深處考察,趙鳳昌等常州系人士對民國創立的重要,不僅在政治智慧,更在其身處江浙,坐擁厚重經濟與文化的含量大有關係。 \n 《民國諸葛趙鳳昌與常州英傑》作者吳歡,父親吳祖光是當代中國著名戲劇、書法家;祖父吳瀛是故宮博物院創辦人之一;高祖父吳殿英為清末湖北新軍的創建者。吳殿英與趙鳳昌都曾為張之洞幕僚。吳歡因此說,身為後輩,不便以趣稱「產婆」稱呼趙,故書名改為《民國諸葛》。這本書也引起中研院近史所長黃克武的高度重視,對其中揭開的史實深感難能可貴。

  • 首義槍聲誰打響? 熊一槍變程一槍

     究竟誰打響「首義第一槍」?長期以來屢有爭議,近年出現全新歷史考據,傳頌多年的湖北新軍工程第八營革命黨代表熊秉坤所打響的說法,已被大陸歷史學者馮天瑜等人所推翻,「熊一槍」變成「程一槍」,真正打響「首義第一槍」的是共進會員、工八營士兵程正瀛。 \n 武漢大學教授馮天瑜與武漢社科院歷史學者張篤勤近期合著《辛亥首義史》,曾對「首義第一槍」考據,參酌相關文獻、史學論著,和親身參與武昌起義當事人的口述歷史、回憶錄,反覆比對查證,終獲前述論證。 \n 長期以來,兩岸對武昌起義由熊秉坤打響第一槍說法,主要是孫中山《建國方略》有相關敘述。熊於一九一四年七月在東京參加中華革命黨時,孫中山曾向黨員介紹:「這就是武昌首義放第一槍的熊秉坤同志啊!」 \n 一九一八年十月十日,孫中山為上海《晨報》撰文指稱:「今日何日,此非我革命同志熊秉坤以一槍起義之日乎!」此後,「熊一槍」之說鵲起,而熊秉坤晚年也曾提到自已率先發難,因而史學界的辛亥革命史論都接受此說。 \n 然而,對熊一槍提出異議來自首義參加者,熊秉坤早年接受湖北軍政府徵集的紀實文字,對起義之夜事跡敗露也曾描述:金兆龍見事敗,疾呼曰:眾同志再不動手更待何時!共進會成員程正瀛「持槍開擊」云云。 \n 馮天瑜在考據各方說法後認為,熊的文字表明,革命黨人與清方營官、隊官發生衝突時,率先暴動的是共進會支隊長金兆龍等人,而程正瀛響應金兆龍「動手」召喚,向排長陶啟勝、隊官黃坤榮等人開槍,應即「首義槍聲」。 \n 熊秉坤早年自已撰寫的四份革命事略材料,也曾多處提到起義當夜在工八營衝突過程,程正瀛「以槍擊之」、「再擊之」、「金兆龍復接擊之,即斃命」等敘述,其他首義者回憶錄也有提及「程正瀛槍斃」陶啟勝用語。 \n 馮天瑜認為,熊秉坤在一九一二年時尚未受到名位等因素影響,較可能留下「自然、真實的回憶文字」,其時當事人程正瀛、金兆龍多健在,基本情節彼此佐證容易,不容虛構。 \n 長期專研辛亥革命史的馮天瑜認為,熊秉坤是工八營革命黨人代表,是武昌起義發難的重要組織者,雖非由他打響第一槍,但熊秉坤對首義貢獻甚大,堪稱武昌首義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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