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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作出貢獻,防止南京國民政府分裂。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宋子文第一次回到故鄉海南文昌視察,但來去匆匆,原來發生了「西安事變」,他得趕回南京穩住國民黨鷹派軍人和政客,使其不能藉故動武。並偕妹妹美齡親赴西安跟張學良談判,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作出重大貢獻。張學良的親信郭增愷在《一個歷史問題的交待》中說:「自一九三三年(宋子文)與蔣先生在牯嶺爭論而離開財政部後,一直就處於被南京政府所忌刻的地位。及事變發生時,南京還有人懷疑他與張楊通謀。宋子文之前往西安,就他與蔣先生那幾年的關係說,總算得上是公爾忘私」。「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了,但張學良遭到軟禁,楊虎城被投獄,宋子文內心很感歉仄不安。郭增愷回憶說:「宋先生在病榻上痛苦的語我:『你的話一些沒錯。第一次往西安前你在這裡說過:事情一定解決,結果則八面不討好!』然移時後,他又嘆道:『除了避免一次戰爭,少死幾萬青年外,我們沒有做出甚麼!』」。其實避免一場戰爭,少死幾萬青年已是功德無量。而且不僅於此,設使「西安事變」不能和平解決,南京跟西安開戰,國民黨馬上分裂,中華民族也大分裂,試問還能統一全國力量全面抗戰嗎?中國還堅持到一九四五年取得抗戰勝利嗎?當然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不只是靠宋子文兄妹之力,共產黨周恩來乃至斯大林都出過力,而斯大林之所以主張釋放蔣,目的是讓中國軍隊拖住日軍主力,使其無力北進配合德軍兩面夾攻蘇聯。假如無宋子文兄妹介入,讓何應欽等鷹派發動內戰,則周恩來、斯大林即使想調停也將成為不可能。
從清朝末年開始到中華民國成立,陝軍(陝西陸軍)是國軍中的一個非常特別的派系。這個派系的國軍部隊在早期甚少參與國民政府內部的政爭,反而是一直在西北地區進行地方權力爭奪戰。讓陝軍這個派系一舉成名的自然是發生在1936年12月的陝變(西安事變),其領袖楊虎城連同東北軍首領張學良扣押蔣委員長。在抗戰中,陝軍和其他派系的國軍一樣,盡力履行保家衛國的使命,奮勇向前。他們留存在今日的公墓或是紀念碑,是他們抗敵犧牲的證據,也是彰顯他們國軍屬性的最好豐碑。
西安事變是八年抗戰的序幕,亦是中國近代史上影響深遠的一件大事,關於事變期間各位要角如蔣中正、張學良、楊虎城、宋美齡、宋子文乃至蔣鼎文等人的活動,歷史學者研究已多,惟戴笠雖曾親往西安參與斡旋,尚無專文論述其事。
就諸多不同立場人士基於不同角度的記載來看,足證戴笠確實掌握了東北軍聯共的若干內幕,並及時報告蔣中正參考,然而戴笠終未挽回蔣中正被劫持的命運,其故安在?此中關鍵,首先在於蔣中正明知西安的環境險惡複雜,但基於國軍統帥的責任感,仍然決定冒險親往,這從蔣中正日記以及諸多相關人士的回憶中可以得知,學界論之已詳,本文不多贅述。
戴笠因其赴難西安之表現,日後更獲蔣中正之信任。誠如軍統元老唐良雄所言,戴笠之赴難西安,「是他一生生死榮辱之所繫」,「由於他的決心與勇氣,使他在蔣公心中立下牢不可拔好印象,他們師生之間的感情,在此以後自必又更不同」。再如軍統元老毛鍾新所稱,戴笠之情報事業,因其赴難西安而「打下了不拔的基礎」。又如學者徐有威所評價者:「甘冒生命危險前往西安探視蔣介石的戴笠,從此青雲直上,成為在西安事變中得益最大的力行社成員。」
宋東文寫自己的史話,常常以「我當年幾歲」做斷句或結尾。
26日是楊虎城誕辰130周年(1893.11.26—1949.9.6),西安有個紀念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