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卷书摘》在海外侨乡的孙中山　变成了祖国梦想的化身

马来西亚华人的处境、他们的心情，比较接近当年孙中山搞革命时，围绕着他、支持他的那些人的处境与心情。

正因为他们不在中国，所以他们更关心中国，期待能找到一种方式和中国有更强烈的联繫。同时他们和侨居地的关系极其冷淡，他们成为没有国家、只有祖国的人。因而他们对祖国更加依赖，但他们的祖国不是来自现实体验，而是充满了各种怀乡想像。对于祖国的想像，比祖国的现实更重要。

如果不能理解这点，就无法理解孙中山的魅力。孙中山塑造基础、发展实力的资源，就是在海外侨乡变成了祖国梦想的化身。如何更有效地扮演好这个角色，决定了孙中山的策略与路线。

孙中山和康有为、梁启超都是广东人，但他是很不一样的广东人。他来自靠海边的香山县，一八六六年出生，在五岁的时候，他的大哥孙眉就离家迁居到了檀香山。

孙眉的两个叔叔，即孙中山父亲的弟弟在此之前就漂洋过海去美国当华工，这是孙眉年少离家的一个背景。这两个叔叔都死在美国，一个死于建筑铁路的意外，另一个则是被打死的。可是这样的前例都没有阻退孙眉离家往东远走的念头。

这就清楚显示了，当时在香山，人们不再将留在家里看成理所当然，他们觉得外面有一个更好的世界，年轻人应该去探寻、去追求。所以到一八七九年，才十三岁的孙中山就被送到檀香山去找他哥哥。

离开中国之前，孙中山有基本的中文能力，但他所受的教育绝对不可能和梁启超那种针对科考的密集吸收相提并论。孙中山的知识背景是夏威夷华侨的中西混杂教育。他在夏威夷待了四年，受到教会影响，到一八八三年他想受洗成为基督教徒，却惹恼了大哥孙眉，于是将他送回家乡香山。

即使这么多人去了美国，也长期待了下来，但他们仍然敌视基督教，将信奉基督教看作离经叛道、不可原谅。然而孙中山回到香山时，他和那个环境已经彻底格格不入，那个环境无法提供他任何想追求的人生，他只住了一小段时间就又离开了。

待在香山的时间，他认识了陆皓东。会认识陆皓东是因为孙中山毕竟还是去了香山的基督教会，陆皓东也是新教徒。以前「国父」孙中山的伟人传记中曾讲述一个故事，说孙中山从小就知道要破除迷信，看乡人信佛拜拜，就伙同陆皓东一起去庙里砸神像，证明神像没有任何神力。

这样的说法，回到歷史上，其实反映的是孙中山受到基督教会的强烈影响，接受教会将庙里神像视为偶像崇拜的立场。

孙中山没有因为回到家乡就变回乡人，又对时政多有批评看法，家人担心他会惹祸上身，就将他送到邻近的香港念书。他后来去了广州，又回到香港，念的是西医学院，毕业后就在澳门、广州开业行医，不过真正从事看病医人工作只有大约一年的时间。后来他刊登的行医广告，都是用来掩护革命组织与革命行动的。

南方的英国经验，上万言书的道路转折

一八九二年，孙中山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书院的教务长就是后来在孙中山「伦敦蒙难」时搭救他的康德黎（James Cantlie 1851-1926）。这段时间中，孙中山维持并深入他和新教教会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从他们那里学会了组织、募款等手法。他当时结交的朋友，如郑士良、陈少白等人，都是新教教会的华人教友。

这些南方华人教友，尤其是和香港有关系的教友，和北方如山东教案中的那些教友很不一样。在北方，通常是社会底层的人有动机参加教会、成为教友，在教会庇护下得以避免乡里或官府的排斥、惩罚。而在南方广东，入教的最大动机是可以藉此到香港或澳门发展。

在香港，进而产生了「高级华人」这种特殊身分，其血统上是华人，生活上可能也仍然保持许多华人习惯，但能够交洋人朋友，和洋人的生活圈有交集。要当「高级华人」，要创造和洋人互动的机会，那非得入教、非得上教堂不可。

孙中山在香港也曾参与这种华人教会，认识了一位「高级华人」何启，在鼓吹革命的初期，得到何启的大力赞助。「高级华人」人数很少，但在当时的中国情境中占了重要的位置。

孙中山崛起的背景，一边是中国传统社会，另一边是远渡重洋到夏威夷讨生活的下层华人。这两边都对中国的未来缺乏想像力，他们体会到中国出了问题，知道现状不可能顺利维持下去，但该如何解决问题，如何创造一个新的局面，他们没有知识与思想的资源能够探索、想像。

必须要有「西学」、「新知」的基础，才有可能去探索、去想像。而这些香港的「高级华人」有固定的管道，也有高度的动机，去搜集、掌握西方的现实情报。在这方面，就连透过中文书籍和报纸努力想要接近世界的康有为、梁启超这些读书人，都比不上他们。

香港的华人开始累积「英国经验」。英国的统治正在香港创造一种新的「另类秩序」，那是他们的生活现实。他们可以直接诉诸「英国经验」及英国在香港建立的这套模式，用以想像未来的中国。孙中山的思想有很大一部分是从这里产生的。

一八九四年年初，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孙中山写了一份万言书，要到北京去交给李鸿章。这是他涉入政治的重要一步。

孙中山是透过当时在上海的一位名人、也是广东香山县的同乡郑观应，托他安排交递万言书，因为他是李鸿章的幕客。郑观应在同一年出版了《盛世危言》，这本书搜集了很多资料，要让读者感受、明瞭中国已经陷入多么危险的境地。不过在甲午战事开打之前，要表现这样的想法，还是必须在书名冠上「盛世」两个字，表示一切看起来仍然很好，只是底下有些潜藏的危机应该被提出来、应该被注意。

这充分显现出当时清廷的颟顸风气，都还要讲究官场上的敷衍，没多久就发生惨败给日本的战争祸事，此时依然习惯于粉饰太平。

郑观应在澳门写书时，孙中山就前往拜访过，也受到郑观应思想观念上的启发。这时孙中山去上海找郑观应，不过默默无闻也没有任何功名身分的孙中山，就算有郑观应的介绍加持，怎么可能打动当时的「李中堂」？万言书没有得到任何注意，求见李鸿章也被拒绝了。

这篇万言书后来刊登在上海《万国公报》上，那是基督教会的一份刊物。走传统官场的路走不通，还是回到自己真正熟悉的教会管道才得到一点效果。这个经验让原本就和中国官场道路疏离的孙中山，更加倾向于寻找别的方式来面对他所感受到的危机。

(本文摘自《不一样的中国史13》/ 远流出版)

【内容简介】

晚清，或许对有些人来说，是与衰颓、骚乱、辱国、迷惘画上同义词的暗黑时代，也因史料纷杂而让人难以亲近。但在这本书中，作者用高度收束的线性描述，打造了一个读史最迷人的世界：不是只当事实来读，而是建立彼此间的连结，看到人事在个体或集体层次，会产生多少不同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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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照

本名李明骏，1963年生，臺湾大学歷史系毕业，曾为哈佛大学史学博士候选人。

擅长将繁复的概念与厚重的知识，化为浅显易懂的故事，写作经常旁徵博引，在学院经典与新闻掌故间左右逢源，字里行间洋溢人文精神，并流露其文学情怀。近年来累积大量评论文字，以公共态度探讨公共议题，树立公共知识份子的形象与标竿。

曾任《明日报》总主笔、远流出版公司编辑部制作总监、臺北艺术大学兼任讲师、《新新闻》周报总编辑、总主笔、副社长等职；现为「新匯流基金会」董事长， BRAVO FM91.3电台「阅读音乐」、臺北电台「杨照说书」节目主持人，并固定在「诚品讲堂」、「敏隆讲堂」、「趋势讲堂」及「艺集讲堂」开设长期课程。着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散文、文学文化评论集、现代经典细读等着作数十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