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黑暗，接引光明

传奇的开端

古蒙仁是早慧的小说家，大学时就执着于创作，耽误了成绩，延毕一年时，正逢高信疆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开辟「现实的边缘」专题，邀约青年作家书写报导文学，在报社预算大力支持下，得以利用半年的时间，以深度调查的採访模式，拜访了渔村、矿山、农村及原住民部落，深蹲于偏乡，和底层人物共呼吸，一个大学生发表了臺湾1970年代第一批的报导文学作品，收录于本书的〈没有鼾声的鼻子──鼻头渔港初旅〉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为新文类奠基，成就当代文学的一则传奇。

高信疆所掀起的报导文学风潮，最具体的标竿莫过于第一届时报文学奖报导文学类的系列作品，让臺湾读者眼睛一亮，发现了文学具有碰撞现实与改变社会的能量。其中最着称的莫过于古蒙仁获得推荐奖〈黑色的部落〉一文，树立了报导文学的文体要素：作家以见证者身分调查、访问与报导，背景歷史资料经过考据，叙事中夹述夹议，在感嘆与抒情中感动读者关心弱小者。

在1970年代涌现的报导文学写手中，相较于新闻系出身的翁台生、林元辉等人，擅长新闻特写，古蒙仁的报导文学并不採第三人称，而是採取散文书写的第一人称叙事，文章中时时看到「笔者」的身影，影响了相当多后续的报导文学作者。在「渐趋式微的狩猎业」一节，作者宛如说书人，以游记般的笔触，将平地人的笨拙与原住民的敏捷相对比，显现出作家进入山林的窘迫形象，令人不禁莞尔。

古蒙仁在臺湾文坛还在摸索「报导文学」的书写特徵时，就以高超的文字经营能力，重视段落转折与收束，展现诗意与议论能力，无论是电力设施没有铺设到秀峦村，因此「爱迪生的手伸不到这么偏远的山地，光明离他们仍然是十分遥远！」或是参与狩猎时，完全看不到猎物，「我裹于层层的被毯中，望着猎寮外黑沉沉的莽林，十月末的凛烈寒气竟冻得我整夜未曾阖眼。」都让人印象深刻，也道出了部落特殊的文化、习俗与智慧，更唤起了各界重视原住民族面临的困境与危机，确实发人深省。

地方学建构的先行者

古蒙仁其后任职于「时报周刊」外勤採访编辑，在本书中有二十篇作品，以臺湾各农渔村的产业兴衰、劳动现况、文化风情等，代表了这一个阶段书写丰富的成绩，成为臺湾的地方学建构的先行者。

1990年代开始出现的地方学系指，以臺湾各地行政区域为范畴，进行歷史、文学、艺术、文化、产业与社区营造等面向的研究。其实早在1970年代中叶，当臺湾的大专院校还没出现专业的臺湾研究时，古蒙仁以热情与学养书写报导文学，每篇五千字左右的篇幅，多元的主题，积沙成塔，累积为数可观臺湾文史的书写记录。

其中探究臺湾茶叶种植歷史与现况的〈鹿谷的春茶王国〉，展现林业兴衰的〈太平山林场〉，描写制糖业变迁与臺糖小火车退役的〈臺糖小火车的终站〉，在在呈现出作者精湛的地方歷史研究成果，藉以对照当代的实况，激盪出具有批判力道的报导文学篇章，更让臺湾的乡土与旧事步入媒体与阅听人的视野中。

攀上报导文学写作高峰

古蒙仁以小说闻名于文坛，绝大多数的报导文学书写採散文或报导笔法，但他不以既有的成就为满足。古蒙仁在1980年于《失去的水平线》的序中，就相当有自觉地提出：「就较长的眼光来看，报导文学还在发展成长之中，各种文学上的形式技巧都可拿来做实验，都可给它增添新的血液，来开创它的格局。」他自身最具体的实践，就是在一九七九年完成的〈失去的水平线──草岭潭崩溃始末记〉一文，以极具有魄力与创意地揉合小说笔法，攀上报导文学写作的另一座高峰。

报导文学务必排除虚构，不像小说创作能出入虚构与纪实，可以为了作者的想法而虚构事件、典型化人物、改写现实世界。细读〈失去的水平线〉一文，古蒙仁努力刻画人物与角色，无论是殚精竭力的陈文祥局长、萧山桥课长，或是奔走危机现场的李明修村长，都鲜活地跃然于纸上。特别是人们面对灾难时的呼号，带入了具有地方感的语言，诚如凯利．贝纳姆（Kelley Benham）所强调，让现场人们说话的语气和神韵能保留下来，更能触动读者的感受。

〈失去的水平线〉中更有着悬疑与紧张的情节，究竟草岭潭的土石坝是否能抵挡得住水压？古蒙仁不断抛出观察与疑问，例如：「现时水位正以每小时十五公分的涨幅上涨，那么，预计七天之内即会溢流，届时的蓄水量将达四千三百五十万立方公尺。而这五百万立方公尺的土石坝，能负荷得了吗？它又能屹立多久呢？谁也不知道！」或如「风从两端峡谷间呼啸而来，吹得潭面上一片波光粼粼，倒映的山影益发显得阴暗幽森，峭楞楞地透着一丝丝寒意，令操舟其上的洪胜荣等四、五个人，如履薄冰，毛骨悚然。」都让读者提心吊胆，怀抱强烈解谜的动机，进而一路阅读下去，感受到人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与无力。

古蒙仁笔下，土石坝溃决的时刻，由于翔实採访，能掌握住细节，让场景充满震撼力与张力，剧力万钧，震撼无比。更重要的是，古蒙仁所打造出的场景不仅记录下草岭潭崩溃的始末，更深刻传达事故中情感的、细腻的与无常的衝击，绝对值得更多研究者仔细分析与讨论。

见证时代，见证文字带来的光明

古蒙仁所书写的《黑色的部落》一书，与同一时代的报导文学作品，曾引发一场报导文学光明面与黑暗面的批判。特别是尹雪曼的〈从报告文学到报导文学〉一文，直指当时贴近土地与同情弱者的书写，是落后、腐败、衰亡的黑色影像，甚至批评为「一种变相的黑色文学读物」。在言论高度管制的时代，相信带给报导写手巨大的心理压力与挫折，但并没有浇熄作家走进田野的热情。

《司马库斯的呼唤：重返黑色的部落》一书的出版，见证了古蒙仁在风雨如晦的时代，以文字照亮人间阴暗的角落，以书写激起社会改革的动力，全书最令人动容的篇章就是〈司马库斯的呼唤──重返黑色的部落〉一文，时隔四十年，公路开通，电力与电信系统完善，部落摇身一变，成为社区营造与永续经营的典范，族人的感激不仅推崇古蒙仁的成就，也具体而微地揭显了报导文学的影响力，印证曹丕所主张：「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义大利作家伊塔罗．卡尔维诺 （Italo Calvino，1923－1985年）曾说过：「经典是从未对读者穷尽其义的作品。」《司马库斯的呼唤：重返黑色的部落》一书正是一本值得再三阅读的经典，甩脱旧时代保守评论的标籤与视野，读者将会看到一位青年作家坚毅的身影，他以实践的精神，充分的田调，多元的笔法，书写黑暗，接引光明，成就了臺湾报导文学史上意义非凡的篇章。

（本文摘自《司马库斯的呼唤：重返黑色的部落》一书，时报出版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