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劳德研究所的《世界智库指数报告2020年度》,世界共有1万1175个不同类型的智库,智库最多的国家是美国(2203),其次是中国(1413)。在亚洲共有38个国家参与调查,亚洲智库中除最多的中国外,尚有韩国的412家,日本的137家,台湾在亚洲排第9位有44家智库。
智库影响政府决策的案例在美国不胜枚举,以对华政策而论,如康伦报告提出的「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对华政策,曾影响中美建交前数届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此二关键词在两岸关系中至今仍保持高话语权地位。传统基金会、兰德公司、胡佛研究所等提出的「遏制+接触」政策,对布希及以后政府的对华政策影响也十分大。
在真相迟延的后真相时代,智库的超政府影响在于嵌入公民文化的「正本清源」,不是迎合执政者的「舆论认知」而是警世的「事实认证」,智库要影响的是公民社会的「真善美」,手段是「事实揭露」。
最近学者包兹(Pautz)提出从「功能而非形式的角度来理解智库」,可以说这是第二种定义的智库。可是这种「十字路口运作」在台湾是受政府的网路管制限制的,台湾的NCC是执政的民进党利益的代理人。在这种政治现实下包兹的第二种智库在台湾是难于蓬勃发展的。台湾近年出现许多网路声量高的第二类智库的雏形,诸如「杨永明观点」、「龙凤观点」和「政经关不住」等等,他们虽不是「笼中之鸟」,但他们的天空是被政党顏色分隔的,他们渴望非独裁民主的雨露蓝天。
哈佛大学奈伊教授用了一个绝妙的比喻描述21世纪全球主导权的国家游戏,他说:你必须同时下军事、经济、网路三盘棋,对手可能是国家联盟或单一国家甚至是「非国家行为者」。由于国家游戏的时空和对手变化,当然需要全新的策略,你需要的关键心态是「随境应变」,最好的关键词是「聪巧Smart」,即「巧实力」,奈伊的软实力概念的新补充。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成立了「巧权力委员会」,提出了「巧权力」外交思想,并为欧巴马政府採纳。台湾是一个小国处于地缘政治最敏感的台湾海峡,台湾需要发展用巧实力嵌入的不对称战略。在原则上台湾应该依循「战略模糊」的路径依赖,而不是言辞夸张的「抗中亲美」的一边倒的押宝路线,只有模糊才可以左右逢缘,绝路逢生。
新型智库体系应该是多元多层次的,除了有服务于政府的「政府型智库」,更要考虑到台湾外向型经济的特点,发展出有针对性的服务于企业的「企业型智库」,以支持可持续发展和适应全球变迁。「旋转门」的人才交流机制正是美国的智库得以成熟、发展茁壮的关键因素。智库和新闻媒体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一方面智库从媒体获取资讯更可以利用媒体影响「舆论气氛」,这种共生关系正是发展第二种定义的智库的必要而充分的条件。
(作者为前陆委会谘询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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