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台词,虽未明说,倒也不难听明白;总的一句话:往下江湖路险,所以条条框框和责任都悉数下放;至于死活?好坏?还要靠民眾与机关团体,自觉、自发和自律。但毕竟,民眾担忧的可不只医师证明得开立期限啊;而是如何在关键时刻,取得已遭受感染的检验书效力。否则,若像某名记者的遭遇,CT值一旦变高了,哪管他是快筛还是做PCR,都会查无此「疾」啊。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美国大学率先恢復校园的实体授课,以免学生对持续缴纳的高额学费,心生疑惑和不满。综观台湾某私立大学所提出授课规范,其意旨大概是:若有学生隔离,教授应提供远距教学做配合;但不得自行停止实体授课,如要改为视讯授课,须先徵得全体同学同意。此外,并应报校核准;如果申请之时已无需要隔离的学生,校方将径自判定、不做审核。

显然,与病毒共存的社会参与跟维护有特殊需要的学生受教权,正是教育机关拟定共存政策和执行细节的最高指导。至于配合义务与执行的收放,则仍存乎一心的要依据上级的领导核可。于母亲节前夕,由指挥中心所做成的隔离规范与商业活动大松绑,大抵依循如此的上位逻辑与决断出新的主张。

由指挥中心所做成的说帖与图示说明,主要着眼于能减少地方卫生与医政庶务的高负载;同时在与病毒共存的原则下,将隔离的必要性与经济生产的积极度,全权委由生产机构内的疫病负责人来做判定。

其一、没症状的人,即使有过密切接触,除非被判定是属于高风险且仍要持续上班,否则就不需做快筛。

其二、除非是同住者,高风险密切接触者,是否需要隔离呢?全权由企业主与机关的防疫负责人,自行决定。

其三、即使需要隔离,除非是确诊者才会有电子围篱的监控与发放隔离通知书;因此,其他相关人等的出没往来,得靠当事人的警觉性与良心做判准。

诚然,全面阻却疫情的高爆发和做精确检验、追踪,已然不可行;于疫情窜烧和百废待举之际,先明确社会目标、追求与有暂定的责任划分,总是美事一桩。像是让诊所医师站到第一线,做PCR採检和快筛的判定与轻症的治疗,正是医疗负担吃紧之下的有效开源;在第一时间即做社区内拦截的一步好棋。

只是,让高风险的密切接触者,如有需要也可以继续工作,对同一企业内的知情同事,倒还好;但对于同栋商办的电梯、厕所或是大眾运输的接触者,资讯不对称性与其所增加的整体风险,还需要纳管和再加思索研议的。

跟据报载,台南和顺工业区协进会理事长陈文祥公开喊话,认为业者天天为了快筛剂几乎要崩溃,因为厂区外勤或送货司机,都被要求做快筛才出勤。再加上外籍劳工收假进厂,也要做快筛,业者被迫借健保卡去买快筛剂。

无独有偶,消基会于日前提出建言,认为快筛剂的管理必须依循市场法则。否则,工商产业的放宽要求与一切为出口的经济逻辑,却面临染疫黑数与监控数据的不足;再往下,可当真要回到看天吃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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