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拜登6月10日于洛杉矶港演讲时指出,亚洲-美洲航线的国际航商,去年不断调涨货运价格,最高达到十倍,全年获利1,900亿美元。16日拜登总统正式签署「海运改革法案」(Ocean Shipping Reform Act of 2022, OSRA),加强对于各大航运集团的监管,以降低运输成本,做为抑制通膨「组合拳」的重要政策之一。而负责执行这次行政命令的联邦海事委员会(Federal Maritime Commission, FMC),能否达成使命,外界有诸多疑惑。

首先,联邦海事委员会负责海运供应链的竞争与公正(integrity),能否发挥平抑航运市场价格的功效,实有待观察。受制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分权的宪政体制,美国并没有真正的海运政策,如今却要求FMC监督并促进产业竞争,恐怕只是「尽人事」,宣示政府的关切而已。

究其根本原因在于,21世纪的船舶超大型化、航线枢纽港化、以及航商联合营运化,从而使得产业的景气循环,愈来愈快速而且剧烈。做为一个依据市场经济逻辑运行的产业,「货物-船舶-航线-港埠」的国际性产业,受到航商「策略」和从业「人员」的影响极大。一方面,当船舶运能过剩的时候,联盟航商的联合营运,从共同派船、舱位租用和互租/互换、乃至于彼此对于舱位过剩的协议,都是彼此互惠,共同因应景气衰退的对策。另一方面,疫情期间,货轮船员和码头作业与仓储劳工、联外货运司机的缺工或染疫,都加重影响到海运供应链的运作。

其次,去年秋季之后,由于缺少货柜和船只,进而被迫减少航次,再加上部分航商採取「跳港」停靠美国西岸港埠,以及去年底圣诞节庆,高涨的货运需求,导致运价节节高涨。在今年11月8日的期中选举之前,不能再度涨价的政治压力,是拜登「海运改革法案」的背景,希望藉此抑制航商涨价,进而压制通膨。

然而被拜登总统点名的全球三大航运联盟、十大航商里面,并没有美国的航商。从2017年2月,南韩的韩进海运破产之后,各大海运集团的陆续合纵连横,重组形成拥有80%运能的三大海运联盟,包括:「2M联盟」的马士基和地中海航运;「海洋联盟」的长荣海运、法国达飞海运、东方海外、中国远洋集团;以及「THE联盟」的阳明海运、哈伯罗德(Hapag-Lloyd)、现代商船、海洋网络快递(Ocean Network Express, ONE)。因此美国的政策对全球航商的影响力如何,有待观察。

最后,西太平洋与美西航线价格的居高不下,只是前面一段,美国港埠的改革和劳资协议,以及陆运货车司机的缺工问题,则是后面一段,对于降低货物运输成本,同样不容忽视。从亚洲厂商接单制造、托运货物开始,歷经陆运汇集到西太平洋各大港埠,透过各大航运联盟跨越太平洋,运送到美西港埠,最后再陆运配送到全美各地。「海运改革法案」主要是前半段的监管,虽然也有论及陆运,但对于海运与陆运的联结点-港埠,所扮演「货轮排队入港」和「货物塞在码头」的关键角色,只能寄望劳资双方的协商谈判,美国政府也难介入。

为了解决去年冬季因为货物卡在美西港埠,造成运输成本大增的问题,美西港埠的劳资谈判,迄今尚在协议过程,不管有没有「海运改革法案」,劳资双方的共存共荣,显而易见。然而,这种共识,却与拜登总统强调,三大海运联盟的垄断获利,没有直接的关系。

海运业是国际性的产业,受到全球景气好坏的影响,容易大起大落。「海运改革法案」的成效,操之在美国政府者少,而海运联盟的运费,受制于美国消费需求者多,两者环环相扣。对于平抑运价来说,最重要的因素,应该还是疫情过后的美国市场需求,与其尝试针对国际运价进行监管,不如促成美西港埠劳资谈判的成功,改善从港埠作业到内陆运输的缺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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