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年底地方选举来临,超过千万选票的劳工动向再度成为左右朝野政党胜选之关键。最近蔡总统在出席「全国产业工会会员代表大会」致词时表示,政府计画希望每年能够调高基本工资,加上国内通膨日益严重,将会「排除万难」提高基本工资,让今年即将召开的「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议」,更是隐含颇浓厚之政治意涵。

无庸置疑,受到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产业供应受阻及俄乌战争等外在因素影响,造成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年增率不断上扬,去年8月迄今连续10个月年增率突破2%通膨警戒值,尤其今年3月以来连续3个月超过3%,在年底前恐难重返通膨警戒值之内,在此将可以预期,明年此一落实蔡总统竞选承诺的基本工资有相当幅度之调高。

依据现行「基本工资审议办法」,每年劳动部将会按照往例,邀集劳、资、政、学各界代表召开「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议」,同时衡酌经济成长率、就业状况、家庭收支调查统计、各行各业劳工工资、国民所得、消费者物价指数、趸售物价指数等多项指标变化进行谘商,若同意调整,则汇整建议方案,经陈报行政院核定后实施。

然而,从近年以来调整基本工资审议的状况加以观察,每次审议过程始终呈现劳资双方各说各话、南辕北辙僵局,陷入双方皆不满意纠葛。虽最后劳资双方在斡旋下勉强达成调整基本工资共识,但并未化解彼此所存在的争议。如果归纳劳资双方纠葛症结可以发现,其实仍聚焦于缺乏客观调整公式,以及未能合理分配经济成长果实。

先从调整基本工资公式来说,自从民国45年透过行政命令订定基本工资之后,虽歷次审议委员会议皆按上述指标变化,透过劳、资、政、学谘商研拟调整幅度方案;但难以理解的是,迄今劳动部并未针对这些指标彼此关联、权重多寡等,利用计算订定较为客观调整公式,同时配合劳动情势与时俱进加以修正,导致迄今始终无法以合理的数据说服资方。

再就分配经济成长果实而言,劳方认为依据主计总处GDP构成分配统计显示,除生产及进口税赋净额、固定资本消耗外,受雇人员报酬占比从1992年51.06%逐年下降至2019年46.03%;相对企业盈余占比从29.49%提高到32.33%。再者,若从国际比较,以2019年为实例,仅有超过新加坡40.1%及南韩45.7%,不及英国49.5%、加拿大50.9%、法国51.0%、日本51.4%、德国53.3%、美国53.4%,无疑说明受雇人员并未随着经济成长合理获致分配果实。不过,资方认为面对日益竞争国际环境,必须保留资金厚植竞争条件,始能持续创造企业盈余。

在此同时,回顾劳动部为了落实蔡总统所倡议的订定「最低工资法」政见,虽2018年11月剑及履及公布「最低工资法草案」;但因为涉及劳资双方利害关系,在共识难求状况下,使得草案提出超过三年,迄今尚未通过行政院审议,遑论正式送请立法院进行审议完成立法程序,无疑让劳工权益保障陷入好事多磨的焦虑,更是让劳动主管单位肩负沉重之压力。

随着年底地方选举来临,我们希望政府别再採取政治操作,以「恩给」的作法调整基本工资,而是因应未来产业环境急剧变化,势必迫使就业型态大幅转型之下,期待「最低工资法」能够加速进行审议,同时订定较合理的计算公式,透过「法制化」加以落实,让「最低工资法」成为今后基本工资制度性及常态性调整的依据,如此始能让弱势劳工之权益获致保障。

再者,与其每年劳资双方陷入争议纠葛,必须注意未来在「最低工资法」中所配置的专家学者审议委员人选,则由劳动部和经济部分别推荐,以示合理,避免沦为悠悠之口。此外,在议案审议程序上,如果劳资双方无法达成共识,并非採取直接表决,而是「须经出席委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同时持续召开审议,力求周延」,以示公正,减少劳资双方陷入歧见。

整体观察,订定「最低工资法」不但兑现蔡总统所提出的支票,而且让基本工资的调整,落实「法制化」,同时让经济和劳动两个部门背后分别承受工商团体与劳工的「民意」压力,藉此获致舒缓。毕竟,基本工资制度良好与否,除了涉及保障劳工基本权益之外,更是创造劳资和谐关系,提高民间消费,进而促进社会安定最重要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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