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翻译《台北人》俄文版的心路歷程

终于，《台北人》说起俄文来了！

这个消息对我而言，彷佛寒冬之后的春煦。近日来自俄罗斯的大小新闻愈来愈可怕，唯独这一封从莫斯科「东方文学出版社」传的电子邮件令我雀跃不已。

还记得三年前，我回国拜托我大学时期的恩师Olga Mazo女士，请她问问当地出版社是否有兴趣出版白先勇老师的着作；没想到迅速地就找到了出版社，并得到正面的回应。当时的我还以为，只需一年甚至更早就可以看到俄文版的《台北人》问世。谁晓得，过了没几个月全球就爆发了新冠肺炎的疫情，接着突袭而来的俄乌战争，接二连三的事件严重地衝击到俄国境内出版社业者，导致出版的计画一延再延。但现在回头看，或许每一本书的诞生上天早就注定好了：《台北人》在俄罗斯出版的命运，就已经被老天安排在今年九月！

我与《台北人》的不解之缘可以追溯到2007年的台北国际书展，我在展中看到一本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英对照版的《台北人》。隔年2008年（也是我考进政大东亚所的第一年）我开始认识白先勇老师的作品，同年政大举办了一场白先勇国际研讨会，我便开始阅读白老师相关的着作，也满足了我个人对台湾文学的兴趣。读《台北人》时我有一种特别的感受，我非常喜欢这本书，或许是因为里面的怀旧氛围、远离家乡的痛楚及悲戚的歷史观。大学时的我曾经研究过中国哲学，加上在东亚所读了两岸近一百年的歷史，《台北人》一书中的故事让我更了解时代的背景。几年之后，我就有了将《台北人》翻译成俄文的念头。

研究所毕业之后我在中央广播电台（简称央广）任职，负责俄语节目的制作与编辑。从2016年开始，我在工作之余就着手翻译《台北人》的第一篇「永远的尹雪艷」，接着继续翻译「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同年5月我把「永远的尹雪艷」的俄文版，分享给我认识已久的俄罗斯和台湾的俄语老师们，邀请他们一起聚在政大俄罗斯中心，举办了一场小小的翻译阅读讨论会。我猜想，他们一定会很喜欢《台北人》里面所描述的故事。果不其然，年迈的俄国前辈们不但跟我一样喜欢上《台北人》的风格及故事叙述的方式，而且也被《台北人》感动得眼角泛泪，我也得到了不少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我在翻译《台北人》时，大量地阅读俄国以及欧洲的文学作品，也看了不少电影（曾经拍成电影的《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以及《孤恋花》），舞台剧（1982年录的VCD版的《游园惊梦》），藉此吸取养分。我选读了契诃夫以及纳博可夫的短篇小说，吴尔芙的《戴洛维夫人》以及《到灯塔去》，当然，也读了乔伊斯的《都柏林人》。我也细读杜甫最经典的诗，比对许多俄文译本，都是为了翻译两首在《梁父吟》中所引用的杜甫写的诗句（刚好那两首在俄罗斯未曾翻译过）。另外，我更花了一番心思翻译刘禹锡的「乌衣巷」，因为这一首诗彷佛是全书的调音器。为了翻译如此富诗意的着作，我需要不断的寻找最好的诠释，一次又一次地反覆斟酌译文。

第一次见到白老师也是在台北国际书展，那是2017年的2月。我终于鼓起勇气向白老师自我介绍，并且告诉他，我希望能将《台北人》翻译成俄文。这一次的见面，对我而言是一件无比重要的事。白老师很亲切地跟我说，他会尽力协助我，有任何问题可以和他讨论。与白老师几次见面后才知道，原来白老师非常喜爱19世纪的俄国文学，而杜斯妥耶夫斯基是则是他最喜欢的俄国作家。

我曾经在童元方老师的《译心与译艺》读到「译海无边」四个字，我想，这四个字确实可以形容我翻译《台北人》的心路歷程。这些年在译海里沉浮，感谢每一位让我保持浮力的台湾朋友。特别感谢我的好朋友泰雅族勇士伊凡、身处俄国冰天雪地中教授华语的孟纬，以及俄国文学专业杰翰，感谢他们的热情帮助。最要感谢的是白先勇老师，在这漫长的旅程中提供给我各样协助以及对我的信任，《台北人》才能开口说俄文！

虽然我过去做过许多的翻译工作，包括中俄口译及笔译，但翻译文学作品却是我的第一次。未来，我希望能翻译更多白老师的作品，让更多俄罗斯的读者们能体验到台湾文学的美。

能让《台北人》说起俄文，是我一辈子的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