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交游,美才华,徵学说,勉销售,有些流水诗评是这样写的,也真不必写。当我细读《心术》,心动者实在是宇轩写道「后记是创作的副文本,能呈现诗人的思考能力」。一首首诗的个别音色,来自什么基础乐理?我们不妨视后记为导论──一窥《心术》,不妨从美学思考的批判着手,先读读〈诗是徒劳与必须〉。
老师如此回覆:「做这些工作还是有益的,美学品味扩大,人情事理也有更多体会。当然,写诗还是最牵挂的。」
大胆些,我们不妨说有益的「徒劳」就是修课,研究,田调,补助,採编《千禧世代诗人对话》,甚至令全书作品一一先行获奖。诗坛值日生愈苦逼,愈彪炳,愈折射出最牵挂的「必须」:《心术》感念亲爱的老师,写下「这些文字终于是艰难地走到了这里,身为它们的创造者,我们可以继续努力」。徒劳与必须,可能也就是诗后场与前台的关系。但「徒劳」果真兑现成「必须」?看来也未必,毕竟宇轩这两段文字刚好一问一答。
「可以的话,下周交一首诗,题目就叫『在世界末日的第二天上课』。」讲臺上,老师神态自若地说。……都末日了还要写什么诗?我在心里举手发问。
老师走进教室,看了看满座的听眾,然后一股脑地把行李倒在桌上,说:「你们要的答案都在这里了。」
世界末日暗喻经验的终结,次日竟还上课,显然学诗,就是返顾逝去的音容,让「你们要的答案都在这里」。为什么末日才写诗?或许末日即《心术》的米诺娃之鸮。它悬置经验,也规范了诗是,也只能是诠释,当现实里的一切已悉数发生。先认定了语言和行动绝不相容,《心术》才唯一关注起了情志。
也才保留了吊诡的叙事性。《心术》不乏歷史的诗,须文蔚的讚美更援引亚里斯多德的《诗学》:「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歷史则叙述个别的事」。却不好望文生义。《诗学》的「普遍」是指「某一类人可能会说的话或会做的事」,但「可能」为什么「普遍」?稍前,亚里斯多德已解释道:「情节既是对行动的模仿,就必须模仿一个单一而完整的行动」,并讚美史诗Odyssey略去主角受伤与装疯的史实,毕竟这有损诗的完整。 那么,直击事件,纪录细节,《诗学》看来也不过史家行当;诗人则被允许悖离史实,运用想像(即可能性)加以剪裁,好服膺文类公约数(即普遍性)定义下的情节自足。而论「诗」的公约,《诗学》主张是「以语言进行摹仿」。那么,须文蔚欣赏《心术》具有「普遍性」,其实是欣赏当宇轩想像歷史,可以与史实无关。〈如果罗福星〉的再现殊少,架空(alternative history)尤多,「……如果罗福星/什么也没做,一百年后谁会代替他/出现在歷史课本里?」全诗寻思着罗福星若是如何,将又如何,显然不是行动者,而只是歷史的旁观者的咏嘆;贯串「ㄧ」韵,又流露旁观者强势介入,以韵语句读歷史的企图。一一代换「经验」为「经验的诠释」,《心术》确就是末日的次日之诗。
重述经验真的能全然忠实,不带诠释吗?即使不可能,这也不代表经验不值得重述,更未必显得「情志包涵经验」是唯一的诠释手法。杜甫先写了「剑外忽传收蓟北」的大捷,接着「初闻涕泪满衣裳」的欣喜才有了根据。与此相较,争如〈诗是徒劳与必须〉写道「为爱而伤是全世界最庞大的孤独。当这些文字现形,我该如何调度、修整自己」,《心术》怕是勤于诠释,却寡于摹仿。读完全书,读者难免纳闷,具体来说究竟什么引生了爱,触动了伤,界划了我与雠呢?
让别人学会哭,或者不哭
徒劳与必须就是我的心术
这些事固然只能藏入内里
当有人抽出我锈蚀的臟器反覆锤打
〈心术〉或许是个明证。若「心术」即运用诗心的文术,本诗探索文术,又略过文术。让人哭与不哭,这文术的机制为何?「锤打锈蚀的臟器」云者,却终究是个譬喻。譬喻的根据,宇轩埋藏进又一个譬喻,重重后退,依然成谜。〈诗是徒劳与必须〉怀揣庞然的情志,以致经验这样轻微,这样珍稀。
〈诗是徒劳与必须〉展示《心术》的诗学命题。这篇批判性的回顾,我总期待一如乐理,能演示抽象如何律定了实有,远在我们从事之先。我也总以为正典级的诗人,因此是返身性的诗人,藉由作诗,该当审视藉以成诗的材料与观念。大音希声──我们沉默着的时候觉得充实,我们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是为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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