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经济是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的主要特徵之一,并与地上(正式)经济形成双元经济体(dual economy),两者相互依存,时而互利共生,时而互相竞争而呈现消长关系。由于地下经济具有隐蔽性和讯息揭露不充分等特性,不仅扭曲了官方经济指标(如失业、劳动力、消费、产出以及通膨率等),更重要的是地下经济的存在导致政府流失了大量的税基和租税收入,从而影响一国的财政稳定和经济的运作,几乎所有国家都在努力限制其发展。

根据World Economics最新的估计,台湾2023年的地下经济规模占国内生产毛额(GDP)达22.4%,这比OECD国家平均值17.64%还高,也比邻近的亚洲国家明显偏高,例如:日本9.6%、新加坡10.5%、中国12.7% 以及香港13.7%,凸显了地下经济在我国经济体系中的相对重要性。

■数位化经济快速发展,地下经济也持续进化

近年来全球数位化经济快速发展,加速零工及共享经济、虚拟货币等数位经济活动的大幅成长,新型地下经济持续进化,例如外送平台上的幽灵厨房、微电商、线上代购、网红、电竞实况直播主等不易课税的数位商业活动也逐渐成为地下经济的一部分。因此,如何积极运用AI数位资讯技术强化查核效能与税政管理,避免税基侵蚀及增加税收,以期有效掌握地下经济新态样,已成为近期我国财政部高度关注之新兴议题。

在资料的可获性下,笔者採用美国经济学家Gutmann于1977年提出的现金存款比率法,来估算台湾1970年至2023年间的地下经济规模占GDP的比率。这项研究发现,地下经济整体平均占比高达35%。在1985年以前,地下经济规模介于38%至55%之间波动,期间歷经两次全球石油危机(1974年和1979年)的影响,各行业为了应付生产成本的遽增与经济不景气,增加了逃税与逃避管制的行为,导致地下经济规模急剧攀升至50%以上。

1985年,我国开始大幅开放金融与经济自由化,自此地下经济规模出现结构性转变,由55%逐年快速萎缩至1989年的27%新低。在1990年代,台湾面临股市崩盘、全球化和产业结构转型等挑战,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地下经济规模才逐步上升至1996年的38%。2001年11月,我国政府通过金控法,扩大金融机构的业务规模与稳定金融体系,2002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提高我国国民所得及促进出进口贸易,从1996年开始地下经济规模呈现长期下降趋势至2010年的22%。此后,地下经济规模才逐步扩大,这可能与智慧型手机的普及和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有关。

■疫情加速电子商务普及,2023年地下经济占比攀至31%

2020年初全球爆发新冠疫情,防疫封锁措施对我国旅游、观光和服务业等产业造成重大打击,虽然失业率微幅上升,但许多劳工面临放无薪假或缩减工时等,即使未失业,收入却明显减少,这些因素都导致地下经济规模自2019年起大幅下降3.2个百分点。随着2022年开始国内外疫情逐渐趋缓,政府逐步解除生活限制,以及推动振兴和国内旅游补助等措施刺激了国人的报復性消费,个人与商家开始恢復或兼差从事地下经济活动,以弥补家庭收支缺口,这些案例暴增使地下经济规模从2021年的26.63%快速增加4.3个百分点,达到2023年的31%,创下自2001年以来的新高水准。另一方面,后疫情时代加速数位化经济活动,这类新型态地下经济不易被政府掌握或查核,恐更广泛破坏租税依从度,也可能是近期推升地下经济蓬勃发展的因素之一。

地下经济在台湾扮演着重要角色,可缓解官方经济面对景气与社会动盪的压力,但也带来诸多挑战。近十年来,地下经济规模占GDP比率呈现逐渐上升趋势,甚至超越许多亚洲邻近国家及OECD的平均水准。这对财政稳定及正常经济运作不利,包括税基流失和成长压力。

■政府应棒棍与胡萝卜并用,让地下经济「扶正」

因此,笔者建议政府应加强税收和监管,提升税务合规性与执行力度,并放宽经济管制,提高经济自由度,优化劳动市场监管,强化金融市场发展。此外,后疫情时代数位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地下经济活动更加隐蔽和复杂,财政部应善用AI数位资讯技术,提升稽核效能和税务管理水平,防止新型地下经济的滋生和扩展。金管会等机关也应积极提高电子支付的诱因,以改变臺湾消费者的消费支付型态,减少逃漏税,有效缩减地下经济规模。综合而言,推动地下经济向正式经济的转型,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财政的稳定性,需要产官学各界的共同努力才能够实现。

#地下经济规模 #快速 #活动 #规模 #地下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