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在新加坡所举办的香格里拉对话论坛,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意外出现,举办方并安排他在大会中进行主题演讲,并针对中国决定不参加6月中旬在瑞士举办和平峰会提出批判。泽伦斯基意外出现会场,并未造成外卡效应,反而有为举办方,彰显论坛非区域性与安全对话的功能。
中美防长在5月31日的会议,是这次香会的亮点。2022年8月美国眾议长裴洛西访台,中国大陆终止了包含取消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国防部工作会晤、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等在内的8项议程与合作。中国中止沟通机制,看似对双方并无实质伤害,但从美国的视角,却是在西太平洋地缘政治上「管理力量」的流失。
中美防长于美中中断18个月的沟通后再次会晤,双方直接展现出战略底线。大陆国防部长董军声称三个不允许,不允许「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地缘衝突与冷战热战;以及任何国家与势力」损害、引入、生乱于亚太。明显针对亚太地区的「霸权者(美)、代理者(菲)、结盟者(日)」三类型国家的警示。
美中18个月中断接触期间,区域形势的热点爆发,如南北韩演习频率增加,其展示武器威慑能力升级;台海间在金门事件之后,中国行政管辖与军事活动空间的扩张;南海地区中菲岛礁衝突加剧等等。这18个月是美中接触中断,管理力量缺席的空窗期。但在区域安全趋势升温背后,却都有中美力量运行的隐伏。
美国在亚太「安全利益」的维护,是透过两条腿走路:一是威慑(吓阻)计画的构建。正如他所说的透过翻新、创新机制,编织新安全结构,名之约「新安全时代」,但他没有告诉我们的是,威慑计画事实上也是一种战争准备计画,是战争起始前兵力部署,武装力量快速驱动态势的确立,美国完成亚太的「威慑计画」预计为2027年,也就是美国认为习近平攻台的时间点。
二是管理力量的介入。美国威慑计画的实施,显然是建构「抵销战略」需要而来。但在竞争过程,仅有威慑手段,容易引起安全困境,更何况新兴大国发展的速度,不亚于原有权力平衡的大国,只要一方因蕴而致战,便背离拜登的战略设计。管理力量介入,也就是在战略竞争过程中,透过接触机制,施以战略控制,以达成预设的政治目的。
2016年后,美国对中国的竞争作为,是属于非军事战争行为的组合手段,「增长关税、科技封锁、产业压制、惩罚企业、阻断供应链、同盟战略、…。」正如拜登6月4日接受「时代杂志」访谈指出,「那里(中国)的经济已经处于边缘(相对西方),他们的经济正在蓬勃发展(自给自足),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能构成威胁(仍是主要竞争对手)。」
美国为了能不受中国威胁,又能削弱中国崛起力量,达到霸权地位巩固的目的,美国必须透过「管理力量」,节制中国对等报復力度与精准削弱的有效掌握,沟通、讯息、认知、情报、策应,影响力,成为管理力量的核心途径。
今年4月份,美国安全顾问苏利文、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叶伦、商务部长雷蒙多相继访中,针对安全、外交、债务、关税、科技等等政策施作效果,进行近距离观察与政策效应,进行政策反馈的调整:至于中国却仅能自我激励,创新发展,开拓国际政经空间,避免直球对垒,美国的管理力量,功能与弹性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美国战略管理力量,施作于小国,其力量甚至可以渗透对象国家内部的政治系统,小国无力对抗;冷战期间,前苏联的解体,也是透过持久威慑(核战略与传统战略)与管理力量併行的结果。如今,美中战略竞争,美国对于「不战而胜」的管理力量,仍表现优势的乐观情绪。(作者为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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