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份多雨

九份多雨。而九份的雨，其实已经编排在我的行程里。我甚至把一支短柄折合伞，预先藏进了行李箱。

那一年到台湾，逗留的时间其实很短，短得就只来得及打个转，但再怎么仓促，我还是不肯把九份的行程删去，即便只来得及当一天肤浅又鲁莽的旅客，我想我也乐意。

而最主要是因为，我记起《悲情城市》，辛树芬拿着父亲写的介绍信，到金瓜石的矿工医院当护士。初到九份，因山路不好走，负责照应她的梁朝伟安排了轿子把她抬进山里，那时是昭和廿年，她第一眼见到的九份是，「好天，有云，山上已经有秋天的凉意，沿路风景很好……」

我坐在电影院里看上去，银幕上的九份，清朗，舒爽，有一种素朴的美，和一阵扑面而来，说不出的熟悉，我于是把这景色牢牢记在心里，并且告诉自己，将来若是有机会到九份，那契机，应当是侯孝贤替我埋下的这一份。

可我上九份的时间不对，碰上了梅雨季，那雨下得又密又急，我从巴士上下来，站在九份「暗街仔」的街口望过去，眼前就只有络绎不绝的旅客和摩肩接踵的雨伞而已。

而我几乎全程都是被人潮推着往前走。随着人潮拾级而上，又顺着人潮拾级而下。并没有感受到九份悬在山丘的雾雨迷蒙，反而沾了一身的雨水和一脸的茫然，在巷弄中随着人流上落穿梭──坦白说，那一次的九份，比走马看花还要仓促，比竹竿赶鸭子还要狼狈。那些一心想去探的、看的、访的，比如祈堂老街恬静的日式老屋和文青咖啡座，还有老街尽头阿柑姨芋圆店──听说只要走进去打开大面窗口坐下来，就可以静静看上一整个下午的山海，统统都没机会实现──最终我唯有给自己一个苦笑当作奖励，至少我没有违背曾经给自己许下的承诺，就只可惜平白辜负了九份的静美。

而这一趟的不合时宜，并没有打击我从电影里和文字上对九份拷贝下来的印象──那开在山丘上的酒楼，那入夜挂起的灯笼，还有那从屋子里传出来的台语歌曲和一家子人閒话家常的对白，一直都在我的脑海里，一直都没有被移开，更一直很想仔细看一看，九份挂在秋天的夜景。

离开九份之前，我收起雨伞，上了一辆开往瑞芳火车站的大巴，在巴士上刚坐下来，就听见一个看起来明显像陆客的男人，拔开喉咙，对一个穿着花上衣的中年妇女说，妳把地址和电话留着，照片还给我，我们明天就回大陆了，如果真有什么消息，麻烦妳打给我。

那女人马上粗着嗓子回答，照片我不需要，你拿回去，都隔这么久了，除了金瓜石，很多地方都拆了，怎么可能还找得到，就算有消息我也不会打给你，我会叫我妹妹打给你，她在九份观光局做事，在九份认识人多。

当时我隔着两排座位，完整地听到他们的对话，并且在他们互相推让之间，瞄了一眼那张照片──

照片当然是黑白的。一位因为面貌实在平庸，所以照片拍出来特别写实的女人，眼睛睁得大大的，对着镜头，一点笑意都没有。而且我完全猜不出来，照片里头那个对生命惶惶不安的女人被拍摄下来的时候，到底有多大年纪？

那男的用下巴指了指坐在另一列座位上的另一个男子，接着说，我们刚刚也到派出所跑了一趟，把资料都留下了，他们也只是说尽量，恐怕希望不大，但我哥哥一心想找回他母亲，也不知道人还在不在。

你们不是亲兄弟？ 那女人明显吃了一惊。

不是，是表兄弟。当年他跟他父亲回一趟大陆，结果就回不来了，现在他父亲没有了，他想回来找他母亲。

而另一个头髮花白，一脸憨实的男人这时才回过头来，开口说了几句我完全听不出来是哪一个省县的方言。原先那男的听了，马上又把照片推过去给那女人，照片我哥说妳可以拿着，也许可以问问妳父母亲认不认识，妳父母亲还健在吧？

照片我不要，你拿回去，弄丢了我担当不起，那女的语气倔倔地回应，我父亲去世很多年了，我母亲还在，但她很老很老了，不会认得出来这人是谁了，然后又有点过意不去似的，嘀嘀咕咕地又说，你刚才早点见到我就好了，我带你到黄金博物馆去，里面有个办事的是我们亲戚，他年纪比我们大，也许他会认得──

而她话还没说完，司机已经扯开喉咙喊了起来：瑞芳火车站，瑞芳火车站，回台北的这里下车──一个刚刚挑起线头的故事，马上又被剪断了去。

而这故事会不会还有下文？ 即便还有下文，其实又与我这个南洋人有何关系？我不过是个败兴而归的游客啊，而且整个故事也只是听了个大概，根本搞不懂来路，摸不清底细，就只是碰巧在一辆从九份往山下开的巴士上，张开一双天生爱听故事的耳朵，听了半截跨越两岸的两代人的故事罢了。

于是我站起身，一边轮候着下车，一边禁不住蹩起了眉头，车窗外的雨势愈来愈大，台北的雨，原来比我想像中的还要缠绵，还要执拗。而今天的九份，显然一点都不九份。没有侯孝贤。没有吴念真。也没有梁朝伟和辛树芬，却让我留下了下一趟总得再回来的决意。九月这场滴滴答答的雨，一定有它的因由和道理。（本文选摘自范俊奇《天涯太远，先到海角》，有鹿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