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闻道，夕死可矣？──如何发挥独特生命力（上）

楔子

退休后，我得暇从新文化地理学（new cultural geography）及文化人类学的角度，重复细读先秦典籍再三，多年下来，新意时有，好似初闻大道，获益良多，兴奋不已。遇有演讲时，不免把孔老夫子老掉大牙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的理想，搬出来，面对到场的男女老少，问卷一番。

「请问，在座有『志于道』的没有？」骤闻此一有关求「道」古老过时又玄远深奥的大问题，全场听眾，面面相覷，以充满狐疑的眼光，瞪着好像脑瓜子进水的我，鸦雀无声。

类似这样场合，我连续试了几次，都不得要领！只好另起炉灶，把问题改成：「想『做自己』」的，请举手！」

并在银幕上，配合放映台北街头张挂的巨幅广告，内容为吴尔芙（Virginia Woolf 1882-1941）在《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一书中的名言：「一个人能使自己成为自己，比什么都重要。」（It is much more important to be oneself than anything else）。

结果在场的男女老少，大多都毫不犹豫的，大方举起手来。

一、言论当随时代

事实上，吴尔芙那句名言，脱胎于铭刻于德尔斐阿波罗神庙上的古希腊警句：「认识自己」（Know Thyself）。因为，「成为自己」的先决条件，就是「认识」自己。吴尔芙把「古意」翻新重述，遂能再度打动人心，普世流传，甚至夸张的，贴上了台北街头，变成当代中国人的心声。

然而，「认识自己」，岂是简单的事，更别说「成为自己」了。从宏观角度看，平浅易懂的「认识自己」与貌似艰深的「志于道」，异曲同工，讲得是一件事。东晋建武将军殷浩（303-356）对如何认识自己，有非常戏剧性的深刻自剖，值得玩味再三：「桓公少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寧作我。』」 （《世说新语．品藻第九之三十五》） 可见「理想自己」与「实际自己」，永远「争斗」不休，此事古今中外皆同，胜败对错之间，并无绝对标准答案。正如象山先生（1139-1193）所言：「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于是，我有样学样，把「志于道」改成「志于发挥自己独特生命力！」对听讲者发问。几次尝试下来，发现此一古老的命题，换了个现代说法，果然立刻万古常新起来，毫不费力，就抓住所有当代人的想像力！

石涛（1642-1707）《苦瓜和尚画语录》有箴言曰：「笔墨当随时代」，传诵三百多年至今，已成绘画圭臬。语言又何尝不是！哲学用语，更当随时变化，必须时时更新，才能方便说法，普渡眾生。庄子于此，早有体悟。他那句遭人忽略的名言：「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庄子．齐物论》）意思就是「生命力从来变化无穷，无法封顶，随之而起的心得言论，不宜守常不变，应该随时更新。」

孔子后一百五十年，庄子在＜人间世＞一文中，重新阐释儒家「忠、孝」核心理念时，就完全避开此二字，採用简要的「义、命」新说法，取代复杂的旧调。

他藉夫子之口，申明「天下有大戒（关键大事）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无论何处）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意思是说父母子女关系、君臣关系，都是命定，是生活在农业阶层社会里的人，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强调人子无论处境好坏，都要事亲安亲；人臣无论事大事小，都该一律承办，如此才算忠孝两全。最后庄子建议，子、臣面对两大要务时，最好能「自事（修养）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把身心修养到，超乎荣辱哀乐之境，「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就算达到「德之至也。」如今，父母还是父母，君臣却变成了，公职与公仆，「自事其心」还是一门不分古今的必修课。

由此可见，即使是庄子，也不得不承认老子那种「小国寡民」互不来往的「渔猎採集社会」，早已一去不返。置身「精耕农业社会」，面对「家国一体」的春秋时代，儒家寄望于阶层等级森严的人间，藉由努力推行「礼、乐」，维繫人性尊严的根基，规范理性、感性的平衡。生活在战国时代的庄子，更是无法不面对精耕农业式的家国体制，「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在「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情况下，只能随时代之变迁，翻新安身旧说，展开立命新论。

二、德性如何践形

西哲虽然提出「认识自己」为人生核心命题，但却没有随之开示如何认识之道。孔老夫子则十分体贴，简捷扼要，为吾等「蠢蠢凡愚，区区庸鄙」（李世民（598-649）＜大唐三藏圣教序＞）指点「发挥自己独特生命力」的三大步骤。

首先「生命力」必须找到自己「独特德性」做根据，也就是「据于德」，才能充分发挥。而发挥「生命力」的最高目标与方向，要「依于仁」，也就是依靠与身边所有接触到的人，不断沟通对话，方能寻得。至于展现「生命力」的具体实践，要在各种「六艺」或「百艺」之间，在实用、劳力与非实用、脑力之间，随机应变，多方游走尝试，不停探索发现。

首先，要找到发挥自家生命力的焦点，也就是自家独特德性之所在，这是「认识自己」的核心条件。此事，说来容易，做到很难；其实，说难也不真难，只要依照道家老子的说法，一切顺性而为，似乎就可水到渠成。《老子．五十一章》有这样的漂亮话：「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命令、干涉）而常自然。」

然而人世间，如此这般，顺性贵德而为，就能水到渠成，修成大道的，几如凤毛麟角，百年不得一见。一般看到的，多半是终生为寻找实践自家「天然德性」，而不断苦苦尝试，而又莫衷一是，迷惘困惑不已的人。大家汲汲营营，寻寻觅觅，到头来，落得空忙一场，饮恨而终。

《孟子．尽心上》指出：「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 所谓「形」，就是天生的长相高矮胖瘦，「色」就是独特的表情喜怒哀乐；这都是「天性」外在特徵，与生俱来，一望即知。至于天性内在特徵或核心，则如探矿者在自己体内的大山中，踩寻矿脉，面对峰峦无尽，扑朔迷离，漫无头绪，无论是下苦功，或靠运气，都无法轻易发现。一旦真正找到，内外立刻合一，矿脉的入口就是自家山岳的正面，电钻、锄头等复杂的挖掘工具，皆可抛弃，只要徒手一挖，便得矿脉，天涯成为咫尺，「践形」毫不费力。

一般人，多半是找了大半生，刚刚看到一点端倪，就信心十足，以为找到了。其实到手的，多半只是一条假矿脉，一旦深挖下去，往往只是拾人牙慧，一无所获，闹得空欢喜一场，成了自以为天才的庸才。而生命此时，却不幸已到尾声。

生物界便不存在此一问题。例如分目分科为节肢动物的蜘蛛，繁衍出数百近千种，多半生来就有形色俱全的外在天性，也有能够吐丝结网的内在天德，不必寻觅，生命形色与生命活力，随时合作无间，发挥到极致而丝毫「无歉」，顺性而行，自然「践形」。与同类相遇，是敌是友，是雄是雌，胜败交配，一试便知，无所谓「依于仁」的问题；在结网上，神技自由天授，毫无「游于艺」的必要。

因此，「践形」问题，只有人，有自由意志、能自我抉择的人，才会碰上。《朱子类语》解释道：「人之有形有色，无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谓天性也。惟圣人能尽其性，故即形即色，无非自然之理。所以人皆有是形，而必圣人然后可以践其形而无歉也。践，如践言之『践』，伊川（1033-1107）以为『充人之形』是也。」

在此，我们姑且在各行各业中，选「书画家」为例，具体说明「践形」之道的艰辛。

孔子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 表示一个人，至少应在十五岁左右，即开始，通过各种学习游艺的过程，寻找发挥自己天性生命力的焦点。当然，天才高逸的，七岁八岁，就展现出所谓的「宿慧」，成为人们眼中的神童。不过「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神童」万一成了「假矿脉」，那就弊多利少，前途堪忧。

张大千（1899-1983）、胡若思（1916-2004）的师徒关系，就从这种令人惊艳的「神童」佳话开始。胡若思九岁时，诗书画表现，杰出超凡，有神童之誉；二十八岁的张大千，一见相中，收为大风堂弟子。当时大千自己，不过刚进入摹古有成的阶段，开始摆脱任伯年，尝试上通清、明、元、宋，与古代大师对话，建立自家风格。十年之间，胡若思随大千一起成长，尽得真传，画艺可为大千代笔，作品更可乱真乃师。寒斋「天下楼」藏有胡俨十六岁画的《深岚浅翠图》（1931），笔墨老练遒劲，气质清雅明洁，简直不让大千专美。

不久，日军侵华，掠夺北京，大千未能及时逃出，暂时下落不明。死讯谣言，不胫而走，传到上海。胡信以为真，遂偽造大千书画近百幅，以纪念恩师为名，展览牟利，出售一空。逃出北京后的大千，闻讯大怒，于上海登报，将之逐出师门，成了一则广为流布的笑谈。

胡若思早期作品，受大千风格影响，虽未自成一家，但毕竟系出名门，典雅明丽，韵味不俗。离开大风堂后，他以西式光影明暗法，发展自家风格，画品不升反降，东尝西试，无法显彰自己独特的德性，不时落入俗不可耐的恶道，完全无法与独创「月夜灵光」山水的陶冷月（1895-1985）相比。《中庸．第二十九章》云：「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一点不错。（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