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师大女足队爆出抽血研究事件,刚好让我们可全面检讨教育体制、学术伦理与学生权益之间的关系,不要只是聚焦「抽血多少次」的细节,而应深刻思考其暴露出的制度疏漏、文化不平衡,以及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

庆幸的是,多方监督机制最终发挥作用。从立委陈培瑜揭露,到监察院自动调查、教育部介入、北检侦办,事件一路升级,显示公权力与媒体社会监督的力量,扭转了学校内部处理的被动与自保倾向。这也提醒我们,没有强而有力的外部监督,校园内部的权力失衡就可能长期被掩盖。

真正值得深思的是更深层的结构问题,这起事件揭露了「体育团队中的特殊文化」。教练兼具学术与行政身分,权力被过度集中,形成不可质疑的「权威」,学生因此陷入两难,若拒绝,面临学分扣除、队籍剥夺;若配合,则冒着身心压力。

高等教育里若无严谨的人权保障与研究伦理监督,学术研究将失去最根本的指南针。从批判者角度来看,若不立即让「霸凌」具解聘性,制度改进恐怕只是一纸空文,若没有真正独立且全面透明的IRB,每一个研究都可能重蹈覆辙。

「体育教育文化」也需进一步重塑。中职球员工会明确指出,运动员首先是一个「人」或「学生」,他们不应被视为实验材料,教师与教练必须在运动、学业、人权三者间取得平衡。这不仅是制度问题,更是整体教育文化与权力分配的再思考。

这起事件的最大教训,其实是在学生勇于为自己发声的片刻。简奇陞摘下墨镜、具名指控的瞬间,让一切掩盖意图瞬间瓦解。许多学生站出来说:「抽血的初衷或许出于善意,但学生失去了任何自主性。」这样的勇气,才是制度改革最强大的核心动力。

若要把这起抽血案转化为台湾高教的转捩点,未来必须建立起真正独立、透明且具权威的研究伦理监督机构,包括外部专家与学生代表,审查资料公开可查,并有申诉与审查迴避机制。

再来就是大学的象牙塔如何透明运作,黑函和真正的吹哨者如何区别和保护,避免校内事件被内部冗长程序掩盖,让每一位师生都能在无后顾之忧下反映不公不义和敢于申诉。

只有当这些制度真正内化为每个大学的基本运作时,这起抽血案所引发的社会关怀才具备长远价值,才能成为台湾教育史上的关键反思与转型契机。学术不该只追成果,教育不该只追求成绩,唯有良制和良治,人权与透明监督并重,高等教育才能正当正常地发展。(作者为台北商业大学前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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