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唯一死刑」的宪法灵魂拷问

甫结束国庆连假，此刻吾人缅怀114年前辛亥革命先贤使中国告别数千年封建人治，迎来民本共和，并引入现代法制框架。然一世纪倏忽而过，中华民国仍困于徒具形式的「法制」窠臼，「法治」仍原地踏步。近日一桩个案见微知着，不胜唏嘘。

歷数十寒暑的「福禄集团」（下称福禄）于进口货物时不慎短报少量菸品，然经查并无走私之故意，已获检察官不起诉处分，未料主管机关仍单凭其「进口报单短报少量菸品」，认定其违反《菸酒管理法》第46条运输私菸之规定，对其裁处罚锾；进而「极可能」援引同法第17条第3项，不问情节轻重、主观犯意，概以「废止」其多年惨澹经营所取得之菸酒进口业设立许可。

试想，一纸「废止」许可，无数员工生计堪忧，商誉毁于朝夕。面对显然过苛、不成比例之处分，其情可悯，其制可议！

一、「唯一死刑」法制，岂容企业动脉一夕断绝？

福禄面临之《菸酒管理法》第17条第3项，在业者有法定情形之际，「废止」进口业者之设立许可，此规定好比过去《刑法》存在「唯一死刑」，完全剥夺主管机关依个案情状裁量之空间。

宪法法庭于113年宪判字第8号判决中，已指刑事上「唯一死刑」有违罪刑相当原则。而回溯至民国79年，释字第263号虽未宣告《惩治盗匪条例》中的掳人勒赎罪唯一死刑违宪，却也强调应适用《刑法》酌减其刑之规定，以避免情轻法重。

上开解释，早已显露大法官对于僵硬刑罚规定可能造成个案不公之体察。刑罚手段作为国家最严厉之干预，尚且力求个案裁量；行政管制对攸关员工生计、国家经济动脉的企业经营权，岂能罔顾个案正义，一律处以最严厉之「废止」执照「死刑」？

此等显然缺乏调整机制之规定，充其量仅是徒具形式的「法制」，而非「上善若水」之「法治」。则所谓依法行政，不过是依法扼杀企业生机，徒令「法律产业」蒙羞。

二、调解制度的理想与现实：官僚积习与「图利」紧箍咒。

《行政诉讼法》于民国111年增订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旨在提升纷争解决效能、纾减法院案件负荷，并减轻人民讼累。

笔者曾与机关首长谈及此调解制度，谈话中其对新制乐见其成；不料下级机关却因唯恐触犯「图利罪」而不愿配合调解，使长官允诺调解的美意落空，显露行政官僚制度僵化无遗。

综上，财政部作为《菸酒管理法》的主管机关，应积极修正相关条文；而另一方面，立法者亦应正视「行政唯一死刑」之弊，参酌大法官歷来解释所揭橥之避免情轻法重精神，赋予行政机关个案调节机制与裁量权限。否则纵人民行为显可悯恕，仅受最低罚锾额度之裁罚，最终仍会导向「行政唯一死刑」规定，个案正义荡然无存。

三、从法制到法治：建构值得骄傲的法律产业，以臻良制。

而《宪法诉讼法》第55条赋予法院声请宪法法庭裁判的权限，行政法院法官更应勇于承担令法制趋向法治的宪政重担，裁定停止诉讼程序，向宪法法庭声请作成宣告违宪之判决。

最后，司法院虽引进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却未虑及图利罪对行政机关之掣肘，为德不卒，故笔者主张应引入「强制调解」机制，及公务员就其于调解范围内所为之决定，得阻却图利罪之刑事责任，以免憾事再度发生。

基上，法治之真谛，在于追求权利保障与公共利益之平衡，如此方能建立「值得骄傲之法律产业」，使我国从「法制」迈向「法治」，臻于「良制」。 （作者为律师兼法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