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蒋经国对出国军官的承诺──望穿海峡的眼睛之2（朱伟岳）

抗战时期的学生，没有系统性学习的机会。尤其是针对考试制度的学习，必须得是重点式、教条式的灌输。我自小学到初中，正值抗战及内战时期，且在偏僻的乡间学校就读。到台湾考高中，我的英文、数学都是零分，因为26个英文字母总背不齐全。后来能留学美国念得学位，主要是建国中学老师们的功劳；我一直对这些老师，念念难忘。

在建国中学时，我最反叛的事蹟，是有整学期不参加升旗典礼。我在家乡小学及中学教育，是比较写意的。一个学期仅一次或两次集会，没有每天升旗集会这回事。建国中学升旗完毕后，例由校长贺翊新先生讲话，接着教务主任佟本仁先生，训导主任韩克敬先生相继讲话。

那时并没有扩音设备，在空旷的大操场听讲话，所能听到的十分有限。于是我每天都在升旗结束后才到校。班导师地理科禹文贞老师把我叫去询问缘由，我直白说不喜欢那些讲话。那个学期我的英文和数学都55分，两门主科不及格，当然留级。我英文、数学各55分，或许是当时的真实水平，但全班就我一个人留级，许多成绩不如我的同学，都以英文60分、数学60分过关了。

以后我很顺利的从建国中学毕业，很主要一点是，我被新的那班同学选为副班长然后班长，班长或副班长都要帮导师整队及点名，加之班上有两位女同学，不好意思再耍赖不升旗了。事实上，建国中学升旗后的讲话，也减少了很多。

我在乡间成长至14岁，已定型为很道地的乡下人。我喜欢和别人天南地北的聊天，但不喜欢竖起耳朵听训。当民国53年中科院筹办之初，蒋经国当时任国防部副部长，召见第一批选送出国的军官，我是其中之一。共计50名军官，每个人坐在一个小板凳上。蒋经国的口才是不错的，但他只简要提出三点：

第一，将来成立的研究院，没有政战部；

第二，所有军人工作人员不要穿军服，但保留军职；

第三，门禁不用宪兵，全用警察。

这是约55年前蒋经国对出国军官的承诺，也一直维持到民国73年。从民国53年到73年的20年时间内，中科院内是没有政治的，仅有紧张的科研工作及创新。民国73年时，创院的唐君铂院长退休，由郝柏村总长接替兼任院长，不只把警察改为宪兵站岗，又增设了政治作战部。

于是每个礼拜六上午，有近两万名的科学家，工程师及技术人员等的高科技团队，放下工作，分别在电视机前，聆听华视电视台女主播们照稿宣读的台词。「要离开中科院，当然就离开了佳安村」，这是一项原因。

还有其他原因吗？有，是个人的小小意见。我认为，现代的国防事业，当然要以科技建设为主。没有高科技的武器装备，军人再勇武，仗也打不赢。当时的中科院已有两万人，从国内外各着名学校罗致回来的博、硕士以上高科技人才，有好几千位以上，几乎包含了所有方面的国防项目，这是很不简单的国家资产。

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考虑，就是生产力和生产的组织关系。就高科技的生产力言，亦应如此。科技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科技生产的组织关系必需调整，否则一定妨碍和制约科技生产力的进一步提升。故应该把中科院的科技资源和管理能力，伸展到国防部甚至相关部会去，使整个政府团队高科技化，而不是由国防部派员来接管中科院。

事实的发展是，政战部在院内增设了，再由国防部派员接管了中科院。这岂不是把中科院的学者专家们，当作下棋的棋子？而没有想到在这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他们可能是更好的政策制定者或领导人吗？鸡同鸭讲呗，真是夏虫不足以语冰；所以要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对于那个时代，我并没有特别不满或怨怼。在中科院，也在佳安村，连续工作并居住了20多年，是我一生中的黄金岁月。石门水库的故事，中山科学研究院的故事，和佳安村的故事，是相互交织在一起而堪称辉煌的事蹟。

（朱伟岳为前中科院第二所资深研究员，本文为龙潭区佳安里里长罗济巧访谈朱伟岳之纪录）

【未完待续，朱伟岳专栏每周日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