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早些时候,一个负责为川普政治运动提供资金的核心组织「第一政策」(America First Policies)被出售。近几年,这些亲川普的新旧组织一直暗渡陈仓,于是,多年来,为川普的政治运动提供高达数百万美元的资金来源和去向,又被蒙上了一层黑纱。
核心提要:
1. 今年早些时候,为川普政治运动提供资金的核心组织「美国第一政策」通过私人交易被出售。近年来,一些亲川普的新组织崛起,旧组织被洗牌,这意味着黑钱更难追踪,且在川普可能参选前,这些组织就「改头换面」以重新分配资源。
2. 这些亲川普「黑钱」机器虽收到巨额拨款,但在几年内都未提交税务报告。通过改名,这些组织逃脱国税局审查、摆脱媒体负面信息。例如,「美国愿景动员」的创始人曾发表反同性恋的偏执言论,几年前该组织改名为Million Voices Inc。
3. 美国政治选举一直是件烧钱的事,2020年总统及国会选举共花费了近140亿美元,比2016年高出一倍多。儘管每届总统候选人都会向选民承诺改革审查系统,但为确保选民能及时、全面瞭解候选人信息,花钱在所难免。在美国,钱和政治似乎无法分离,「私人捐款」受法律认可,2010年最高法院还作出募捐金额「无上限」的裁决。
4. 很多专家提出,如果金钱选举是本质,至少应加强信息披露, 但《披露法案》 迟迟未能通过,反而出现了许多秘密捐款行为,2016年大选中,秘密资金占了竞选中政治广告支出的三分之二。且由于追踪难的问题,亲川普「黑钱」机器的披露可能要到2022年11月中期选举之后,容易被人遗忘。
亲川普的旧组织被洗牌,意味着黑钱更难追踪
根据美国公共诚信中心披露的国税局记录,负责为川普政治运动提供资金的核心组织「美国第一政策」(America First Policies)被出售,并于今年10月份已申请改名为「美国第一工程组织」(America First Works)。
「美国第一政策」是由川普的一些高级政府官员于2017年共同创立的。随后,另一个名为「美国第一行动」的姊妹组织也相继成立,这两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联繫非常紧密,它们共享办公场所,甚至共享员工。
「美国第一工程」的发言人告诉《每日野兽》,其实「美国第一政策」并不仅仅是改名,实则已在今年早些时候通过私人交易被卖给了「美国第一工程」。这位发言人拒绝透露出售的价格,并称新归入的组织是一个和之前完全不同的组织,「美国第一政策」完全被洗牌,将处于全新的所有权之下。
此外,今年8月,《每日野兽》也曾报导,称「美国第一行动」组织也在逐步退出舞台,将其资源投向新的名为「让美国再次伟大行动」(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Action)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上个月,CNBC报导称,「美国第一工程」已与AFPI联手(AFPI曾支持川普对社交媒体公司提起诉讼)。
这些亲川普的新旧组织之间似乎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繫,近年来,一些新的亲川普组织正在崛起,并几乎已完全取代了原本的旧组织。 这次「美国第一政策」被「美国第一工程」收购,「美国第一行动」被「让美国再次伟大行动」洗牌,便是例子。
这些原与川普密切相关的庞大「黑钱」机器似乎已经完全改头换面,或者说,在新的机构名头下,原机构的资金来源和去向将更加难以追踪。同时,这次出售、洗牌也表明,在2022年中期选举以及川普可能在2024年参选之前,这些错综复杂的亲川普「黑钱」机器或许正抓紧时间重新洗牌以分配资源。
圣母大学的专家劳埃德•梅尔(Lloyd Mayer)认为这些不透明的举动是「令人不安的」,称它们打击了美国联邦阳光法的核心。
「无论你对所谓的『黑钱』有什么看法,这些机构及其变动正进一步掩盖其资金流动史。」梅尔说。
「黑钱」机器的巨额拨款如何逃脱国税局审查
根据公共诚信中心从机构税务报告中获得的数据,光「美国第一政策」去年发放的拨款就高达数百万美元。这些拨款的去向大多与压制选民的活动有关,其中一个是为了打击同性恋者言论。
这还是明面上的金额,一些组织似乎在几年内都没有提交税务报告了。
华盛顿政府监督机构的罗伯特•马奎尔(Robert Maguire)说,「仔细看这些文件就会发现,像亲川普组织这样的政治机器非常狡猾,能够把自己从公眾视野中屏蔽掉。」
以其中一个拨款接受者「美国愿景动员」(Vision America Mobilized)为例。根据「美国第一政策」的报税文件,该组织去年从「美国第一政策」获得了50万美元的拨款。儘管报税文件中的确有这笔捐款记录,但在美国国税局的数据库中并没有出现「美国愿景动员」的组织名字,究其原因,竟是该组织在几年前就改名为了Million Voices Inc。
此外,该组织(原名「美国愿景动员」)的公共数据库显示,这个亲川普组织自2016年以来似乎就没有向国税局提交过任何税务文件。
对此,梅尔解释说,这些组织有时会改变名称,以摆脱一些媒体的负面信息。 根据以往报导显示,「美国愿景动员」确实有一段黑歷史。其创始人里克•斯卡伯勒(Rick Scarborough)曾发表过反同性恋的偏执言论,2013年,他还试图对同性恋群体提起集体诉讼,2015年,他还曾威胁说,如果最高法院将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他将自燃(但其实他并没这么做)以表示抗议。
值得注意的是,斯卡伯勒还是另一家亲川普组织Million Voices的董事,该组织自2018年以来一直没有向国税局提交纳税申报。
在美国,如果一个团体三年没有报税,美国国税局就会自动取消其纳税资格。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组织没有被撤销,」梅尔说,「多年来,美国国税局根据法规已经撤销了数十万个组织,唯一的猜测是,国税局现如今因资源不足已不堪重负,再加上去年进行了大批量的新冠救济,这也耽误了国税局在这项任务上的进度。」
马奎尔说:「国税局在跟踪这些本应报税的组织方面本就非常糟糕,其实只要他们採取切实行动,就会发现其中的违规行为;但一旦他们真正找上门时,这些组织往往又会指责国税局在实施某种政治迫害,所以国税局情愿对这种活动避而远之。」
据《每日野兽》报导,「美国第一政策」去年还曾向一个名为Be Counted的组织拨款200万美元,以支持其进行压制选民活动,该组织甚至还被一份内部文件揭露其进行过羞辱选民的活动,即使有这样的不堪记录,但Be Counted的名号几乎没有出现过在任何媒体上。根据其2019年的提交给国税局的文件,该组织似乎与共和党州长有某种关系。Be Counted在2019年改名成了Be Registered LLC。
在美国,政治所到之处,金钱必将跟随
这些亲川普组织不断改名、合併的行为,以及那些来路不明、去向不明的金钱实则也透露了美国金钱选举的本质。美国政治选举一直是一件烧钱的事,据BBC报导,2020年总统及国会选举总共花费了近140亿美元,比2016年高出一倍多。
金钱及其潜在的腐败影响可以说是美国政治一直被诟病的核心,几乎每一届总统候选人都会在竞选演讲时向选民承诺,他们将努力改革那些由于国会、最高法院等机构的不作为而被破坏的审查系统。 例如希拉蕊•柯林顿就曾呼吁竞选资金改革,当然,这篇文章的主角川普也曾指责他的共和党对手们对其主要捐助者唯命是从。
金钱与政治媾和的问题受到普遍批判,甚至连自诩为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伯尼•桑德斯都对此表示赞同,桑德斯一直乐此不疲地在抨击富人和企业捐赠者对美国政治造成的腐败影响。
那么,在美国,钱能和政治分开吗?
答案肯定是不能。 就美国政治的核心而言,美国民主选举是候选人之间人格和思想的较量,而让选民瞭解候选人的唯一途径, 就是确保候选人的信息能够被他们及时、全面地知晓。 这一过程,无论是支付广告费、建立和运行网站、雇用工作人员,还是举行集会或媒体活动, 花钱是在所难免的,只不过是多少的问题。 地方公职的竞选活动往往可以以低廉的价格进行,但对于大型选举活动,受眾面广,花钱自然也就更多。
为此,许多提倡竞选资金改革的倡导者们曾提出用「公共资助」代替「私人捐款」这一解决办法,但即使在目前有公共资助的城市和州,大多数也是基于「配套资金」(「配套资金」首先就要求候选人通过筹集最低数额的资金以证明公共资助机构的可行性)。而且,国会的公共资金提案也没有完全禁止「私人捐款」。可以说,「私人捐款」在美国是普遍受到法律认可的。
「能不能把钱从政治中分离出来」,这其实是美国在竞选资金问题上的根本分歧。 最高法院甚至在2010年的「联合公民(Citizens United)诉联邦选举委员会」一案中作出这一裁决:竞选捐款是受第一修正案保护的一种政治言论形式,并把将这种保护扩大到了公司和工会,允许二者「无上限」的政治捐款。
这项裁决无可争议地允许了企业和其他组织团体利用金钱来影响美国的政治选举, 而且比以前更加自由,捐款数额「无上限」。至此,潘多拉的宝盒被打开,许多企业、组织花费数百万甚至数十亿美元来影响选举成为常事。
即使这项裁决收到多方批评,但此后,最高法院还以其他方式放宽了竞选资金的限制。2014年,最高法院甚至取消了富人捐赠者(个人)向候选人和超级委员会捐款总额的限制。
「在我们的民主制度中,没有什么权利比参与推选我们的政治领导人的权利更基本,」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在当年的裁决中写道,「我们已经明确表示,国会不得仅仅为了减少政治中的募捐资金而对捐款进行监管,也不得为了提高其他人的相对影响力而限制一些人的政治参与。 」
回到原点,其实即使最高法院对政治募捐行为进行限制,甚至禁止,金钱对于美国政治选举的影响依然是无法完全抹去的。 毕竟,在2010年最高法院做出「无上限」募捐金额的裁决之前,那些富有的公司早就享有很多自由度了。
如果金钱选举是本质,至少要做到信息公开
很多专家提出,如果无法推翻政治竞选募捐制度,则至少应该加强信息披露,这样至少选民会清楚他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关于竞选人的广告是由哪些个人和组织支付的。
国会之前曾表露自己过去没有能力召集足够的选票以通过信息披露的决定,最高法院也明确表示,它没有能力限制国会去要求相关组织披露捐助者的能力,所以《披露法案》(该法案将加强竞选资金来源的透明度)迟迟未能通过。
在2010年最高法院放开捐款上限后,善治团体的一大担忧是,富有的捐赠者、公司和工会不仅能够花费无限的资金,而且他们会试图秘密进行(前文提到的那些不断更名以掩盖行踪的亲川普组织就是例子),因为美国至今还并未要求相关组织披露捐赠者和资金去向的信息。
在总统选举层面上,两党中还出现了许多超级富有的捐助者直接向候选人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的秘密行为,这些捐助者通常会通过与这些委员会捆绑在一起以掩盖行踪。根据彭博新闻社援引的一项分析,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这些秘密资金就占据了竞选中政治广告支出的三分之二。
当然,回到这些亲川普的组织上来,这些亲川普的「黑钱」机器从来都不容易追踪。但随着川普的下台,他们的踪迹似乎更加模糊了。由于国税局的申报期限,选民可能要到2022年11月中期选举后才知道这些组织到底在做些什么。
专家梅尔补充说:「时间很重要,信息被披露的时间间隔越长,它在公眾心中的地位就越低。 而且,这些组织惯于掩盖自己的身份,这些行为只会使得这些本该被披露的信息只会变得更让人容易遗忘。或者说,即使这些信息能在2022年准确而准时地出来,它们可能仍然不会成为新闻。」
(本文来源:凤凰网《风向》,授权中时新闻网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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