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论广场》大陆稳健发展攸关印太和平（洪奇昌）

中共二十大将于2022年下半年召开，二十大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权力格局仍是无可挑战；但未来5-10年中共内部治理究竟向左走或向右走？对外关系是战狼还是修正？两岸关系是兵凶战危亦或柳暗花明？不仅外界雾里看花多有争论，或许连中国大陆内部也莫衷一是。

早在6年前，北京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便在2016年「腾迅思享会夏季论坛」指出，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最让人困惑的一个时期」。

孙教授回顾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朝着什么方向走的问题，从来没有模糊过。」然而到了2016年，孙教授却发现，当前中国改革「就像我们在戈壁上、在沙漠里开车，前面的路都是很明确的，但是走着走着路没了，前面是一个沙丘，车辙沿着不同的方向走了，有深有浅。那哪条最后可能就走得通，可能就是一条路，哪条可能走不通，它根本就不是路呢？现在我们都有点弄不清楚。」

我们可以理解，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没有什么好失去的，就算遇到一些「困难」摸着石头也要过河。但在改革开放到了一个阶段之后，一个路线选择错误，可能赔掉的不只是改革的经济果实，还有政权正当性。恐惧因而衍生出对路线的困惑或者摆盪犹疑。

孙教授指出，这样的困惑和摆盪来自于：第一、国家的方向感；第二、精英和上层的安全感；第三、老百姓的希望感。这三方面「最现实的、最眼前的、最急迫的问题」没有一个基本的答案和方向，而孙教授认为，「这些问题不解决，(中国)下一阶段的改革就无从谈起。」

第一、国家方向感方面，孙教授发现，（大陆民间）都在焦虑经济上的不景气，而经济萧条背后是社会、体制甚至政府「转得慢了」，有的地方是「明转暗停」或「虚转实停」。孙教授认为，如果连官员都感到「现在不知道怎么干，一干就出错。」那么就不仅是中共中央「打贪反腐下的怠工」使然，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是「国家的方向感不明确」。

第二、上层与精英的安全感方面，孙教授认为，改革开放的作用在于「社会有了法治规范，让能干的人脱颖而出，并使他们的行为有利于社会。」然而「近几年来有钱、有知识的精英和上层在跑路，资金在外流；原因就是没有法治，缺乏安全感的基本保障所造成的困境。」

第三、百姓的希望感方面，孙教授认为，2012年十八大前后「老百姓应该是充满着希望的」，然而2017年中共十九大前后时期，中国大陆农村收入减少；城市则因为「去产能」而牵涉数百万人转业或失业。老百姓的生计出了问题，希望感自然受到打击。

孙教授在2016年点出的中国内政治理三大问题，在6年后的今日依然显其卓见。我们可以预期，二十大期间习政权的持续与巩固是确定的，民族復兴宏愿下各阶段的愿景目标也是确定的。但也诚如孙教授所言，改革开放的前30年「国家朝着什么方向走的问题，从来没有模糊过。」但是后30年改革要「朝着什么方向走？」若是没有明确稳定的预期，其衍生效应不仅涉及中国大陆政治社会稳定，也将外溢影响印太区域政经情势。

当下的中国大陆，虽有2021年经济成长8.1%的漂亮成绩，但几年前被受鼓吹的中国大陆青年「狼性」文化，也在2021年转向「站不起来，又不想跪着」的「躺平主义」，显见中国大陆人民对于经济前景的无力。加之2020年以来，中国大陆官方加强国进民退、反垄断、网路资安、金融、教育、文化娱乐、新闻产业等市场与思想监管，都可能让精英、百姓对于攸关生计的安全感和希望感更为不安，对政府政策「向右开放」或「向左紧缩」的方向感更为茫然。

中国大陆社会瀰漫的不安与茫然必是中共中央的治理难题，然而在政治风向不确定的情势下，政府官员为了个人政治站位和社会维稳考量，更容易选择寧左勿右的保守或紧缩措施；甚者将内部矛盾外部化，把内部治理风险扩散至对外关系乃至于两岸关系风险。

由此我们也可预期，2022年中共二十大前夕，台湾依然要面对许多来自中共的压力；即便是中共二十大后，中共中央如何处理国家方向感、社会安全感、人民希望感等议题，依然是评估中共对印太、台海和平稳定，对全球经济与产业如何产生动态影响的核心指标。

台湾自应审慎准备因应各种风险挑战，但台湾也可更积极地面向中国大陆，为中国改革发展道路提供一些合作与借鑑；一如台湾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前30年所扮演的角色；持续促进中国大陆改革发展能如孙立平教授所主张的：「朝着现代化的方向走，经济上朝着市场经济的方向走，政治和社会朝着民主、法治的方向走。」相信一个健康稳健发展的中国，必更有益于印太各国人民福祉和印太区域和平稳定发展。（作者为前海基会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