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日本战俘的愧疚──关于中国空军抗战记忆之4（朱力扬）

（罗英德上将原着）

●周鸣湘，手毙顽俘

10月17日下午3时10分，我由前线侦察浏河口及其以西白茆口一带，敌军之运输舰队以及敌军辎重之登陆情形回来，本来预定是周鸣湘在休息室等着我回来后，立刻报告全部侦察情况给指挥部，以作当夜作战之参考。我正拿起一瓶牛奶在喝，周鸣湘右手拿着一支左轮手枪，铁青着面孔，一边走，一边说：「王八蛋，看我非毙了你不可！」问他为何那么生气，他说，俘虏人员立刻要去汉口，等船转去四川，那个飞行军曹不肯走，怎么说都说不通。并且用他锁在手上的手铐，打伤了一个卫兵，所以我要毙了他。我跑过去看，见一辆卡车上6个枪兵和山下上尉以及那个少尉，那个飞行士就死在车旁的泥坑中。

●罗英德，赠送日俘亡友冬衣

我命令卡车不要走，等我15分钟。然后我马上将休息室里已战死的飞行员挂在那儿的冬季飞行衣拿下了15件，并请工友替我拿了4大箱奶粉、4大箱饼乾、4大箱香烟，都是用不完的慰劳品，交给了领队的陆军上尉，告诉他，此去四川要在路上过冬天，飞行衣是每人一件，食品大家用，千万不要分彼此，尤其是不要为难两位战俘。

同时，我请王少康翻译，告诉山下和那位少尉，这是战争，我们都是军人，必须服从，人活着总比死了来得好；而且他们两人都有妻儿在家里等着，千万要留着活命，将来好相见。此去四川，旅途千里，生死难卜，但总应在求生方面下工夫，千万要服从上尉押运军官的命令，不要学那位飞行军曹的样子。最后，我告诉山下七郎，很抱歉将他打下来，但是要他好自为之，这是我的工作，如果我不小心，也会被他打下来。而且，今后不知道哪一天，我可能也会被他们的飞机打下来。他们此行目的地是重庆，如果大家有缘分，会在重庆相见，如果他在重庆没有见到我去找他，那我就是战死了。人生就是如此，也许他的运气比我更好也说不定。总之，希望他能好好地跟中国人合作，留得青山在最是要紧。

王少康翻译后，他紧握着我的手，不肯放开，他哭了。旁边那位飞行少尉更放声地大哭起来。我说：「走吧！你们关山万里，前途多艰，善自珍重，我们重庆见面好了。」我怅惘地看着汽车发动，慢慢地远离我的视线。

10月下旬开始，作战更为困难了。第二十五队调回武汉改入第三大队；第二十四队本来还有8架飞机，10月26日，刘粹刚率领4架去太原，当晚刘粹刚失事殉国；南京方面，只有我带着董庆翔、敖居贤、张若翼等几个人，支持着上海方面大军转进。

●罗英德护送蒋介石离京，首都沦陷

直到12月6日下午，我在安庆接到由敌前总指挥部作战科长罗机亲自带来了命令，令我于12月7日晨4时50分前抵达南京上空，掩护最高统帅飞机。

任务完成后，于12月8日飞南昌，奉命将第二十四队交新任队长梁亦权接掌，然后本人则奉调俄国空军志愿队工作。

12月9日，我将第二十四队交梁亦权后，我还得去汉口将第七队以及第八队留在汉口的人员交代清楚。原因是9月下旬以后，第七队以及第八队的飞机和飞行员都没有了，但地勤人员还有73人，其中第七队有34人、第八队有39人。这些人员每日还有工作，于是前敌指挥部临时发表我暂代第七队队长，以带领这73个人员。第七队以及第八队两队的番号，由广西前空军第一队和第二队的人员接收，并改编成为一个新的第三大队（以原广东、广西空军人员为主），大队长李凌云（广东航校三期），副大队长林佐（广东三期），第七队队长陆光球（广东六期），第八队队长吕天龙（广西一期）。12月10日，空军前敌总指挥部令我到汉口办理第七、第八两队人员的交接工作。

1937年12月7号（南京沦陷的前一周），蒋介石的座机离开南京后，天空上有罗英德驾机随行警戒，而在江西鄱阳湖边，已经有侍卫先遣人员在那里等候。以下是张毓中先生《沧海拾笔》回忆录中，所描述的这段鄱阳湖边等待接机的情形。 「12月7日清晨4时，冒着刺骨的寒风，不时地搓着僵硬的双手，在此起彼落地鸡啼声中，在远近相应的犬吠声𥚃，怀着警惕之心，默默地加紧脚步，于天未亮前，到达新址码头等候。黎明时刻，我伫立在湖畔，遥望着湖光山色，忽然曙光初露，在光芒耀射之下，隐隐约约的发现一浮动物体，缓缓而来，很快地由模糊而清楚，由远而近，渐渐能辨出是飞机的轮廓，我不仅大喜过望，知道一周以来，千盼万望的领袖座机，终于来到。紧接着，飞机的雄姿尽收眼底，机声也清晰可闻，这确是一架水陆两用座机，领袖真的脱离了南京围城，安全扺赣，我的兴奋和喜悦真是无法形容的了。」

●罗英德，汉口再遇七郎

12月11日，我到了汉口，在汉口日本租界有两幢大房子是我第七队的队部。这房子是日本三井洋行所有，目前我们住了170人，有一大部分是眷属。我在航委会见了林佐和吕天龙，将部队人员名册交给他们，可是他们只要机械和军械人员，其他文职人员和事务人员都不要，因为他们已经有了。我只有交由航空委员会人事处另行调派，于是立刻派了7辆大卡车，将第三大队所需人员当时就运走，第七、第八队其他人员就暂时留下待命。

航空委员会在汉口旧日清公司办公，当我入门口的时候，正好遇到王少康出外办事。我问他关于他们的情况，他一见到我，眼眶一红，就哭出声来了。我请他慢慢地说，原来他们千辛万苦到了汉口，可是没有地方住，目前暂住在日清公司的地窖里，连米都没有，又没有哪个单位肯管他们的事，因为警卫团万团长人还没有到，这几天连买几个馒头的钱都没有。我跟他到地窖去看一看，简直不是人过的生活！里头暗得连对面的人都看不到，地面上有1英吋左右深的臭水，日本人撤退的时候，将排水系统破坏，使得上边还浮着粪便，木板上坐着男男女女十多个人。

那位陆军上尉出去找他的长官去了。大约过了5分钟，我的视力才能适应，见到山下七郎，我马上对他说：「这是战争，你们都辛苦了。但是要知道，许多民眾比你们更不如，你们要坚强起来，我马上替你们想办法改善。」

这个时候我听见有女人的哭声，正好，那上尉管理员也回了，我问他找着他的团长没有，他说没有，因为他们是乘汽车来的，而团部却要由安庆步行到汉口，还没有到。

我拖着他和王少康，马上去2楼找周鸣湘秘书，将前后情形告诉了他，他表示可以先发饷给他们，给养3个月，但房子没有办法。一则汉口没有房子了；二则他们正待船去重庆，不必找房子了。我说，如果我找得到房子是否可以给他们住？他说：「我比你清楚，你不会找得到啦！」于是我问他，我可不可以见见周主任？他拿起电话，问汤卜生，说主任有空，我马上就上去，将情形详细向主任报告。我说：「我是飞行员，可能明天就会被打下去，我不忍心想像我会有哪种（囚禁）生活。」他想了3分钟后说：「好，你和鸣湘商量好了。」

我马上去周鸣湘处，请他派我两辆大卡车，同时回地窖去，叫他们立刻准备搬家，并吩咐那位上尉，立刻去总务处处长室，支领3个月的薪水和生活给养等项。周鸣湘问我说：「罗英德，你发神精病么？你哪里来的办法？」于是我告诉了他我的做法：第七队和第八队全体人员乘船到汉口之后，有机械士、军械士以及文职人员连眷属共有一百几十人，他们以「代理队长罗英德」的名义，分配了日本租界三井洋行的一间大房子，并且有员工宿舍大小房间26间，厨房、日本式的男工和女工的浴室，房子很不错。我造册给第三大队副大队长林佐和第八大队大队长吕天龙的时候，曾建议他们全部接收，他们不肯要，只要技术人员，带来7部卡车，将机械士且连家眷130多人都接走了。当时我很不舒服，现在，可解决了我的大问题。上午他们刚走，正好，下午我带着「俘虏收容所」搬家。周鸣湘也高兴了，正好他的秘书处有3家人昨天到了，没有房子住，分他3间房子，大家都高兴地上车去等。

●山下人性犹存，愧述日机滥射无辜

在门口，山下七郎看着我，我马上告诉卫兵，将他的脚镣打开，他说了句「阿里阿多！」我让王少康转告他，在战争期间，一切都不能和平时相比，他要多多忍耐。他眼睛红了，低着头说：「在这40天的后退行动中，我见到日本飞机对逃难民眾的无情攻击，自己感到无限的耻辱与悲痛，日本军应该攻击的只有中国的陆军，而我所见到的飞机轰炸的都是手无寸铁的平民，日本的武士道到哪里去了？我实在在你的面前感到惭愧和悲哀！」我知道，人到底是人，他还有人性。

下午2时左右，我们到了日本租界的房子，叫人去买了100个麵包和200个茶叶鸡蛋，让大家填饱了肚子，然后分配了房间。我指定由第八队的乔副官负责今后的全部指挥责任，并由第七队特务员陈嘉义协助他。这里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第七队和第八队的飞行人员没有带走的行李，大概有24个大皮箱，在我看来，都是人员调走时来不及带走而寄存下来的，十之八九都是已战死了的人，连我自己也有一个在里面。我想想，召集第七队和第八队的人，我对他们说部队已没有了，这些东西都是死了的人的，我将它们分成3份，每队分8个箱子，第七队、第八队、俘虏收容所各一份，然后大家打开箱子，平均分配。至于收容所方面的8个箱子，则由我叫锁匠来打开，然后平均分给他们。

这时候，我才发现俘虏收容所多了3个女人，一个是收容所管理员那位陆军上尉的母亲（我忘记上尉的名字了），另外两个是20岁左右的女子，原是随丈夫逃难，丈夫被日机炸死了，只身无所归，上尉的母亲不忍心，在路上让她们上车的。8个大箱的衣物，他们男女13个人分，上尉管理员、王少康、6位枪兵、两个战俘、3个女人，很令他们满意的，尤其是我将七队剩下来的十几件飞行衣，日本人每人分两件之外，全给3个女的，好让她们去改做别的衣服。

●邀日俘泡澡堂

12月11日那一天，我从早上8点钟和林佐、吕天龙会合，办完了人员转移，送走了130多人，又将俘虏收容所搬了家，让他们分了24个衣箱的衣物。这个时候，坐下来休息一下，忽然有一个奇怪的想法，我想请山下七郎出去洗个澡。于是我请王少康和那位上尉来，问他们沿途的情况。王少康告诉我，两个战俘在沿途见到我们老百姓逃难的情形，及见到日本飞机前后攻击民眾30余次，皆摇头认为那是兽性的行为。他们的思想很矛盾，他们两次告诉他，他们很后悔没有战死，他们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回日本去了。我说，我想请他们去澡堂洗个澡，会不会出什么问题。他说山下不会，至于那位日本少尉有没有问题，那要问山下才能知道。我叫他去问一问，他回来对我说，山下表示：「罗上尉对我们那么好，我还能给他出问题吗？包在我身上，今天要我跑我也不会跑，放心好了！」于是，那位上尉管理员、王少康、我和两位暂时自由了的战俘，一起去洗了澡，吃了大三元的广东馆。

返回他们的住处去，我对他们说，我明天一早就要回部队去，以后能不能再见面，那是很渺茫的事，今天他们很自由，明天可能又要带上手铐，这是规定，希望他们不要介意。总之，一切要大家合作，免生不必要的事端。如果我再来汉口，我一定会来看他们。山下七郎看着我说：「我真希望能当你的僚机，好尽力去保护你。」我留下我的地址给王少康，回去空军新生社时已经晚上10点钟了。我觉得很累很累，但综观今年的一整年，从来没有比今天更令我愉快，自觉从心里感受的满足感！

（作者着有《中国空军抗战记忆》一书）

【未完待续，朱力扬专栏每周一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