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月之间,几位学界、艺术界的大师相继过世,先是黄永松,继之齐邦媛,随之张照堂、傅申、欧豪年,引起文化人不胜唏嘘,深深感嘆「一个时代正在过去」。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重新凝视他们生平的贡献,以及怀抱的胸襟,我们将会看见存在其上更为动人的精神,以及处身立命之道。

跨越两岸传承灯火

齐邦媛先生因为战乱,少年即从东北流离辞乡,辗转过重庆、乐山,一边躲警报,一边读书。在战火烽烟里,打下深厚的文学根底。抗战胜利后她到台湾工作,一生奉献给教育。她不仅注重台湾文学的外译,让外国学界得以看见台湾,更注意中学国文课本的修改,务期让当代文学创作可以分享给年轻学子,体会创作的喜悦。

齐邦媛是一个典型,在1949的漫天战火中,渡海来台的30几万知识分子因台湾高等学府太少,无处可教书,只能高成低就,先寻找师范学校或中小学落脚安定下来,把杏坛当成传道授业的所在,尽其所能,让中华文化得以传承。不仅是齐邦媛,那时多少文化人、艺术家、大学者,一边感嘆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一边在民间默默传播着文化的灯火。

俞大纲也是其中的一个。他在台湾重建艺术教育,在大学教书之外,尽力传授戏曲、民俗、舞蹈、音乐等。他的弟子,包含了后来影响深远的1970年代艺术家、创作者,如林怀民、蒋勋、黄永松、奚淞、邱坤良等。因为他们的传承与创作,中华文化不再花果飘零,而成为不断传承、创新,开枝散叶的花园。林怀民创立「云门舞集」已逾50年;黄永松与吴美云创立《汉声》杂志,为台湾重视地方民间文化建立典范。在1970年代,台湾退出联合国时,他们在一股孤臣孽子的悲愤无助里,以在地踏实的报导,找回自信、饱满、优雅的民间文化。

此外如姚一苇先生,则在美学研究与文学评论上建立典范,鼓励培养了新一代的作家,如陈映真、尉天骢、白先勇、黄春明等。他们属于同一时代的文化人,都是在文学艺术上各有成就。不仅是知名的几位,更有无数不知名的「1949渡海传灯人」,在各个教育领域开枝散叶。傅申先生之于书法创作与研究、古文物鑑定上的专业,举世无出其右者。欧豪年先生之于画艺传承,授业弟子满天下。

超越政治悲悯胸襟

然而,在传承的意义上,不仅是专业艺术领域、学术传统,更深厚的影响毋寧是一种文化胸襟。黄永松以桃园客家子弟的身分,不仅在台湾,更到大陆展开文化根脉的保存,举凡手工艺人、建筑、老屋、民艺、剪纸、植物、婚俗、自然生态等,莫不作为最宝贵的文化资产,加以记录保存。他的用心与爱心,感动了无数人。大陆无分各界,一谈到黄永松,莫不竖起大拇指,感佩讚誉。张照堂则为台湾留下早期影像纪录,包括民俗、庙会、农村、自然生活等,也教育了许多后来在摄影界贡献良多的学生。

从俞大纲、姚一苇、齐邦媛、欧豪年、傅申,到黄永松、张照堂,一代代的文化传承自有超越时代的大胸襟。而正是这种大胸襟,让人可以超越政治、超越种族、超越语言,带领文明走向更高的境界。无论从广布于大地的民间智慧,或歷史叙述的谦卑与悲悯,他们都不是可以用本土或中国、新或旧时代来区分的人物,他们的辞世原该有更多的关注,更何况他们的一生绝大多数时间是在台湾过的,在台湾,他们都曾扮演过重要的文化角色。

作为个人,当我们看见这样的生命典范,即使世局纷乱、仇恨当道,至少在我们心中,仍有「人之所以为人,文明之所以为文明」的一盏明灯,看清自己的座标,看清生命价值的所在,以更大的胸襟,更长远的关怀为志业,传承并创新先辈们留下来的文化遗产。

事实上,当前世界局势正日渐走向分裂孤立,反全球化的风潮让美、欧、亚陷入更为分裂而难以治理的困境。今天,当我们追念着这些文化前辈的生命典范时,我们更要学习的是他们的文化胸怀。两岸之间,如果能以文化深度传承的胸襟互相对待,彼此敬重,抛开政治意识的分歧,而以文明传承人的共同情怀互相扶持,两岸或许会找到宽广的解方,而这纷纷扰扰的世界,也会看到新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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