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29日,一架济州航空波音737-800飞机在南韩迫降时撞到机场尾端护栏起火爆炸,181名的机上人员只有两人幸免于难。这是737-800在2022年东方航空飞往广州的途中,坠毁在山区,全机132无人存活后又一重大的空难事件。除了737-800外,还有737MAX在2018年和2019年一系列的坠机事件(狮航610航班和衣索比亚航空302 航班),造成737MAX全球停飞约20个月,而在中国停飞接近3年。

此外,层出不穷因维修失灵产生种种巨大的飞安问题。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2024年初阿拉斯加航空的737MAX在飞行途中机门的脱落。这一系列空难及飞安的问题让全世界对波音的品质控制、设计、制造与管理起了极大的质疑及不信任。

台湾中华航空公司2024年11月也宣布将斥资40亿美元汰换长途机队,由美国波音公司和空中巴士共同拆分,其中包括10架波音777X客机,预计2029年交机。

火上加油的是2024年波音的载人飞船Starliner 在送两名太空人上国际太空站时出现氦气泄漏及推进器故障的问题,至今没有解决方案。由于技术问题尚未解决,NASA 认为使用 Starliner 将太空人送回地球风险过高。因此,他们被安排乘坐 SpaceX 的 Crew Dragon返回地球,而这一决定将他们的返回时间推迟到今年3月。一个原本计画8天之旅延长成漫长的8个月之旅。波音,一个一向在美国航空及航太业执牛耳的百年老店,怎么变得如此不堪?

波音出了什么问题呢?

波音公司过去一向以注重工程质量为傲,1997年前在军用及民用飞机的设计制造占有领先的地位,在航太工业方面也是佼佼者,像设计制造太空飞船及国际太空站等,波音公司都是主要的承包公司之一。但是90年代空客(Airbus)的兴起,对波音业务造成很大的衝击,促成1997年与麦道公司(McDonnell Douglas)的合併。自此之后,麦道的高层管理风格逐渐主导波音,更加注重财务表现和股东回报,而非传统的工程卓越。一般认为这是波音公司从以工程质量为核心转向以盈利为主的转变开始。

2001年,波音将总部从西雅图迁至芝加哥,被视为远离工程核心的象徵,进一步凸显了对财务和市场策略的重视。波音开始迎合投资者(主要的两大股东是Vanguard 及BlackRock)的需求,强调成本削减、股价表现和短期利润,逐步淡化以工程师为主导的文化。此后20年,波音高层更多是来自财务或管理背景,而非传统的航空工程师。这些管里高层绝少与基层工程师有接触。他们重视的就是降低成本、提升股价,而不是致力于工程质量的管理及投资。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波音是如何做的呢?

为降低成本,波音增加了外包比例,将关键的软体开发和测试工作外包给印度的软体开发商,这些公司雇佣的工程师通常时薪仅为9美元。很多是没有航空航太经验的初创公司,他们对飞机的工程设计不是那么熟悉。因此在产品质量及维修方面就会出现种种问题。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波音在设计737 MAX 时用了自动调整飞机迎角(MCAS)。波音为省钱,没有提供模拟器培训,让飞行员学会如何关闭 MCAS,很多飞行员甚至不知道该系统的存在。不愿花钱训练飞行员也是基于降低成本的考量。

为提升股价,波音开始更关注短期财务目标,进行股票回购和高管薪酬。2013年起,波音启动大规模股票回购计画,至2019年共耗资430亿美元回购股票,远超过同期研发的支出(约150亿美元)。这样做当然是直接回应华尔街对提高股东回报(dividend yield)的要求,但同时也挤压了对新技术、供应链管理和安全合规的投资。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疏于监管,这是另一个原因。FAA与波音之间的互动是相当密切的。一些波音的高管曾担任政府职务,或是在加入波音前有政府工作经验。不少政府官员在离开公职后加入波音,就任高级管理职位。这些互动往往造成严重的监管疏忽。当737升级为737 MAX时,波音向FAA施压,要求将 737 MAX 视为 737 的小幅升级版本,以避免更严格的安全审查。而FAA居然也同意了。这项疏忽造成2018和2019年5个月中接连两起坠机事件,346人死亡。2020年11月,FAA 批准737MAX 可以復飞,但部分资料依赖波音提供的技术报告,没有完全独立的测试。欧洲航空安全局(EASA)因对FAA的认证不完全信任,復飞许可延迟至2021年才发出。

有毒的职场文化

2024年,两名提出重大安全问题的波音公司吹哨者连续离奇地死亡。一位是曾任波音公司南卡罗来纳州工厂品质控制经理的约翰•巴尼特(John Barnett)。他曾经指出了 787 梦想飞机的零件缺陷以及紧急氧气系统潜在故障等问题,向波音举报,但未获公司处理。2024 年 3 月,他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车内被发现因自杀身亡。去世前,巴尼特正在查尔斯顿参与该案的法律问讯。他原定周六继续参与问讯,但他没有出庭。酒店随后发现他死于停车场的卡车内。警方声称他是用手枪自杀身亡。

另一位是曾担任波音公司主要供应商 Spirit AeroSystems 的品质审核员,乔舒亚•迪恩(Joshua Dean),他是一个做事非常认真的审核员。在 2024年初阿拉斯加航空的737 MAX在飞行途中机门的脱落之前,他就是最早揭露737 Max机身潜在危险缺陷的人之一。可是他却在 2023年遭解雇。被解雇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他多次举报机身有钻孔误差的问题。迪恩曾对他人表示:公司此举无疑是杀鸡儆猴:若发声太大,就让你闭嘴;若制造麻烦,就会落得和我同样下场。和巴尼特一样,他在被解雇后也参与股东对Spirit的诉讼并提供证词。

2024 年 4 月30日,45 岁的迪恩感染了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而突然去世。迪恩的母亲对医院给的诊断深表怀疑。因为她的儿子一向注重健康,从不生病,也从来没有住过医院。母亲要求进行验尸,以查明具体死因。然而直到现在,验尸的结果仍未公布,迪恩是两个月内第二位与波音相关的吹哨者离世。两名吹哨者皆因揭露生产缺陷而卷入争议,他们的离奇去世加剧员工对「举报风险」的担忧。在这种非常压抑的环境下,员工往往选择沉默以避免被解雇的风险。毫无疑问的,这是一种有毒的职场文化。

波音的危机说明了华尔街短期逐利、金融化操作的逻辑加剧了波音的衰退。股价至上取代了工程先进的要求,成本的削减削弱了制造业根基。华尔街对回报率的苛刻要求最终加剧了技术退步、安全崩溃与供应链危机。波音的教训说明,没有长期技术投入,必将在全球化竞争中失去优势。

波音的危机也正是美国许多大型制造业的危机。川普要美国再次伟大,要制造业回到美国,但若不能对金融文化的贪婪有所抑止,使其需求和工程技术的投资取得平衡,美国再次伟大的梦,将难以实现。

(作者为中美论坛社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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