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一鲍鱼老板锺文智，涉嫌炒作TDR遭判30年5月定谳，却在判决确定后弃保潜逃。惟于去年10月，台中高分院加具2000万元保证金以停止电子监控，经立委黄国昌于质询时，才发现此案竟以审理单代替裁定，也未送达检察官，直至今年3月28日，才以略式裁定公开。面对如此重大瑕疵，司法院仅简单以新闻稿称，会依据法官法来进行究责，只是这样离谱近乎荒诞的过程，仅以行政惩处、而无涉刑法吗？
羁押，因是对人身自由的拘束，且基于无罪推定及免于押人取供之指摘，就应是保全被告的最后手段。惟我国的防逃机制，一向为人所诟病，致使羁押反成为防止被告逃亡的最优先手段，致有违慎押原则。而2019年6月，为填补防逃漏洞，立法院修正刑事诉讼第116条之2，即法院允准停押时，在考量公益与人权而有必要时，可要求被告履行一定事项，除定时向指定机关报到、禁止对证人或被害人等的身体或财产为危害、不得从事与治疗无关的活动等，原先就有之规定外，亦增加要求被告交付护照与旅行文件、未经司法机关许可不得离开一定区域，甚至可施以科技设备监控等替代措施。
这些替代羁押之手段，既可同时併用，也准用于检察官或法官径命具保、责付、限制住居或限制出境及撤销羁押之情形。而司法院也于2020年8月会同行政院，订定有刑事被告科技设备监控执行办法，以为实施之依据，至于具体执行，则由2020年3月，高检署下设的科技侦查中心之科技监控组负责。故若能搭配电子监控为多元替代手段之使用，除可避免动辄羁押外，亦能有效防止被告逃亡。
只是在锺文智案，即便有逃亡之前例，第二审亦遭重判且犯罪所得超过4亿元，但为何保释金额提高至1亿元，即足以防逃而无庸电子监控，就令人费解。又依刑事诉讼法第121条第1项，此等决定应以裁定为之，除须当庭宣示外，更应在事后制作裁定书说明理由，并送达于当事人，以让其有抗告机会。故法院在当初，若未当庭宣示，亦未说明理由，更不可能有裁定书通知下，此程序实存有重大严重之瑕疵。换言之，此裁定根本自始不存在，则何来如今的所谓补正？更何况，所谓略式裁定，亦未说明理由，致也无亡羊补牢之效。
而如此重大的滥权违法，实非送法官评鑑可了事。因关于羁押、保释等之相关法定程序，乃属法官日常且核心之职权，若要说是无心之过，而无涉刑法第124条的枉法裁判罪，反令人对法官的法律专业，产生强烈之质疑。更糟的是，如果当初的所谓裁定，根本不存在，还于事后可以补正方式公开，恐还涉及偽造公文书罪，甚至踩到公务员图利罪之红线。故面对如此的司法不堪，必不可由司法院关起门来自律究责，而应是由检察机关来进行侦查。
（作者为真理大学法律系教授兼系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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