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思慎专栏》游移两岸 吉田茂定调的对中政策

二战结束后，中国再度爆发国共内战，在此内战期间，时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即预见中国共产党夺取中国政权的可能性，但他对此并未感到不安，因其认为共党政权会很快地转变为民族主义者，并像过去的中国政权一般地拒斥西方。吉田茂相信中共政权能成为一股削弱苏联在亚洲势力的力量，而日本与该政权间的来往可重建双方的共同利益。

对此，吉田茂指出，「日本只有在东南亚得到发展，中国採取门户开放政策后，始可指望经济的独立发展」，并认为日本外交的基本方针应是：使共党中国与苏联共产主义分离，努力改善自由阵营及共产主义国家间的关系，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繁荣，此为令各国承认日本外交优势的途径。

日本保守势力亦认为东亚恢復和平将为日本带来莫大的贸易商机。在中共取得胜利前的1949年春，吉田茂即对美国记者提及，个人虽恨极共产党，但「不论中国是红的或是蓝的，中国还是一个天然的市场，而日本必须想到市场。」

由于国际情势丕变，盟国对日媾和问题亦被卷入冷战的漩涡中。美国在让日本自主时，并不愿放任日本在外交决策上做出自由的选择，而欲日本扮演其远东外交政策的忠实践行者角色。故在《旧金山和约》定案的同时，美国与日本另行签订《美日安保条约》与《美日行政协定》。

从国际法观之，《旧金山和约》签订后，日本即恢復独立的地位，且和约签订前，英美曾就对日媾和中的中国代表权问题达成「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一方代表都不参加《旧金山和约》」与「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后，由日本选择中国任何一方的政府缔结和约」等两项共识。故在法理上，日本政府恢復自主后，有权在中华民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两者间，自行选择议和对象。

当时，日本的态度倾向与中共政权发展良好的双边关系。吉田茂在国会发言指出，「日本须从现实主义的民主国家立场决定是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吉田茂虽着眼于日本的经济利益，希望恢復战前的贸易格局，而计画承认实际有效管辖中国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但基于更迫切的恢復主权独立、重返国际社会与国家安全问题，只好暂时屈从美国的要求。

囿于美国对日本发出最后通牒，若日本未能明白地表示选择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并与之缔结和约，则美国参议院可能无法批准《旧金山和约》，导致美国持续在日本实施军事管辖。因此，吉田茂在两岸间的抉择美国始为关键，无关情感好恶。

「联合国中心主义」的外交原则在中国政策的形成过程里，是另一不可忽视的因素。1964年3月5月，日本外务省曾发表一份《关于中国问题的外务省见解》之文件。在该文件中，外务省明确地指出，「围绕国民政府与中共政权间之问题，将以联合国为中心充分审议，并在国际舆论的背景下，寻找公平解决的方案，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日本长久以来循此原则在联合国当中努力，今后也仍将持续。」

联合国《2758号决议》为日本承认北京为代表中国之唯一合法政府的重要因素之一，并制约其与台北方面发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关系。

战后日本在正式外交上无法同时承认两岸政府，但日本却技巧地在包括《旧金山和约》在内的相关法律文件中，模糊化两岸的一体关系，在实质上认定台湾与中国大陆在现实国际社会中为互不隶属的两个政治实体，彼此无法有效地代表对方。在台湾问题上，坚持此为日本放弃的领土，其归属日本无权置喙。

在1978年3月，日本自民党内部就《日中友好和平条约》签订进行讨论，依然强调此条约无涉台湾的地位问题。日本游移两岸的中国政策寓意「二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一中政策」，关于台湾主权问题，日本与北京的歧见难以弭平，此亦是造成「台湾问题」不时干扰着中日关系的主要原因之一，并带给台湾独派政治遐想。（作者为辅仁大学日文系所特聘教授兼日本暨东亚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