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专栏2周前预告:「如果是人类自然的行为,除了极少的特例外,大罢免不可能成功。」「大罢免在此也成为考验台湾人民公民素质的一次大实验」。7/26大罢免「25:0」证明台湾公民素质已达标,自由思想的选民挺住了不自然的威胁利诱,实现了本专栏的预言,使科学式的分析对台湾未来发展可能更有帮助。(请参见本专栏〈大罢免若大失败,谁负制度滥用与宪政毁坏之责?〉)

大罢免大失败更重要的,是向全球各地区人民作了大启示:天下没有完美事物,但相较于帝制与强人政治,宪政还是较适合人性发展的制度,是值得争取的选择。只要教育、经济自由化,就可以提升公民素质,民主、法治、再加上本专栏长期呼吁的「财富正义」,这样的制度较能保障人权与福祉,也让人民能够保护自己。

近几年全球震盪,法西斯思想復甦,各地都兴起了对民主宪政的怀疑,是否民主只是换皇帝的另一个形式。在台湾有最多25%的人,是容易受偏激民族主义牵引的羔羊,期待有个领头的皇帝。有最多15%的人,害怕当前政客由意图变强人、再变成皇帝,又因普选居于少数而有无力感,甚至认为即使换个外来的皇帝也不会更坏。

幸而还有25%有自由思想与判断力的人,会思考到底怎么样选择,可对人民与国家带来平安与福祉。台湾已进入宪政初步,虽然还有个「半不独立的司法」牵制,仍能够阻止赖准强人,自行导演「罢免式筹安」自封皇帝的野心。台湾地区的人民可以阻止「清德宗」自我即位,其他所有地区人民的公民素质达标后也可以做到。

大罢免的结果可以预测,科学逻辑就是3点:第一、人类取用行为的自然行为,大罢免不可能成功。第二、选民结构中的偏执群体、制度的漏洞,与资源的扭曲,无法排除产生误导的影响力,而成为大恶罢。第三、若公民素质的成长达标,会发生主动修正的力量,大罢免仍然不可能成功。

大眾有个普遍的「类误解」,就是「蓝白合」。「白」和「蓝绿」的属性差很大,他们会因所接收到的资讯而改变态度,通常接收的多元讯息愈多,认知也可能较正确,他们曾经追随过赵少康、宋楚瑜、柯文哲…但不太容易「忠党」。馆长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白」例子。

蓝绿都是意识型态,认定单一资讯取向,不过又有程度的差异。偏执者不仅为了相信而听假讯息、传假讯息,极端者还追求、凭想像自己创造假讯息。极端绿最多约15%,极端蓝最多约9%,不过,蓝的平均文化素质,要比绿略好一点。

大罢免虽然大失败,但留下了几项深远的创伤:

第一、如本专栏在预测大罢免将大失败时,同时提出的问题:谁负加重人民撕裂、制度滥用与宪政毁坏之责?

第二、自赖清德以下的发言,不仅没有歉意,也没有检讨,反而隐含有扩大斗争的语义。对罢免数据中的「牛顿第二定律」没有感觉,有可能扩大台湾的伤害。

第三、罢免制度的漏洞,几乎改变选区制度;而罢免经费不透明,无法排除隐藏弊案,都必须解决。

这次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无差别式大罢免,理由没有任何具体事项,全部都是概括性的「扣红帽」,只要反对一党独大,就是中共同路人,而中共被诟病的,却正是一党独大体制。

以「扣红帽」为唯一理由,把同胞变成敌人,带来台湾空前的撕裂与对立,让民眾互相谩骂争吵裂解,每个角落瀰漫着仇恨的情绪。把抗中保台扭曲成为必须支持民进党,而反对独裁的人就是亲共舔共,把宝岛上的一家人,扭曲成敌人。这次的伤痕比以往任何竞争造成的对立都要严重。

大罢免的投票率比前6次的罢免平均数,超过约10%,是「牛顿第二定律:作用力=反作用力」在人类行为上的体现。赖清德亲自担任恶罢总司令,投入全国党政、五院各部会总资源,还上第一线「十(四)讲」。柯建铭一再宣称自己首倡大罢免,卓荣泰、林右昌明目张胆介入,副总统带着各部长在网路上公开挺罢免,还有司法侧翼配合大逮捕、大羁押…。但大失败后,突然都变成「民团」的事了。

反而有多位国民党的领导人,与被罢免蓝委,主动强调这场闹剧没有胜利者,呼吁回归国家内政主轴,被斗者反而比较宽容。

赖清德的大力度,不仅造成量的、也造成质的反作用力。作者经由40余年民调,发现2个参数,第一、选民很难改变,必须在8个月到2年以上,才可能发生改变,但不一定改变。第二、即使改变,隔届之间很少超过2%,由于是来回关系,所以表面数字很难超过4%。

大罢免是几乎一选完就开始推,选民都来不及认识当选人,所以如果有罢免成功,出于选民理性抉择可能极小,而是结构、制度与资源的扭曲误导。

执政党以国家总资源投入,有当前制度缺陷足以利用,再以扣红帽子的手段导向「反共爱台」内战式对决,有可能产生罢免的影响力。幸而台湾的公民素质达标,非意识型态选民能够发现这次罢免的本质是以仇恨掩饰治理无能,反罢免才能维护民主生活方式,避免法西斯思想復辟,愿意出来投票,才保住了正常的民意结构。

「53237选民结构」发现纯意识型态者共40%,这些人不理会事实与合理逻辑,甚至追求虚假讯息,以求符合自己所属「分眾团体」的相信,继相信之后服从,服从而形成团结力与斗争力。其中,倾民进党的占25%,倾国民党的占15%。这个因素与下个「制度因素」联合作用,更见威力。

当前罢免制度严重扭曲了原始「大选区多席次」,改变成「小选区单一席次」,这2个制度的优劣可另题讨论,但却完全改变了「选举」与「罢免」的民意基础,在科学上,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分母。

在「选举」时,民进党和国民党选民的选票,是平均分配到各候选人人身上。但在「罢免」时,变成民进党和国民党单一席次式的对决,而意识型态取向选民中,民进党以25%远超过国民党的15%,如果非意识型态投票者—亦即自由投票选民的25%,认为「罢免」是「蓝绿恶斗」而不出来投票的话,民进党在理论上将在所有选区全面大胜。

但在罢免二阶段连署通过名单上,出现了非自然现象的交互作用。亦即在24位名单中,只有台东县的黄建宾选区,民进党的总票数高于国民党,其他23位的选区,都是国民党总票数略高。亦即在自然状况,不会发生罢免事件。

二阶段连署的分母并非该选区全体,之所以通过,第一,就是意识型态者比较容易被动员,而在低标准时可以达标。第二,是主要因素,国家总资源的投入。

大家都注意到有8位立委(32%)获得的不同意票,比当初选举获得的票还多,反映赖清德自办「类不信任投票」,结果反弹的不信任,在质量上比他当选时还强了。

不过,这个数值可能低估了,因为两者性质不同,且等同改为单一席次制,实质上比较接近和一位隐形的民进党候选人竞选,故每位立委应和他2024选举时,胜选的民进党候选人票差作比较。结果发现,有18位(17立委+1市长)共72%的胜票数,比上次选举还多。

其中最特殊的是新竹市长高虹安,她这次赢了38069票,而上次她赢民进党的沈慧虹为17416票,足足多了近1.2倍。这在过去所发现的选举模型中,属于戒严后选举中较少见的一种,即绑着人民对司法不公平的不满转移。不是说高虹安没有犯错,而是反映罪刑不符比例,有政治操作司法追杀的现象。

政府总资源除了钱外,还有权力。如以最高本刑不到2~5年的罪名,且在证据不明的前提下,已逮捕收押了20余人,就可知公开资讯,羁押行动缺乏具体事证支持,且以中轻罪名进行大规模收押,不仅违背民主宪政准则,更可能构成国家暴力的滥用。

赖清德把责任全部推给民团,对各种反作用力视而不见,有可能埋下未来更大的危机。

选举要花大钱,罢免因为还要加上二阶段连署,要花更巨大的钱!

党官媒与侧翼名嘴,在大失败后,全部推给「民团发动」,所谓「民团」如果有这种资源,有这种动员能力,为何在选举时一席也没得到?以一般人民团体名义进行募款,以过去实务可知,其实并不容易。所以经费到底是多少?由哪来?

资源来源的不透明与动员能力的落差。不只是财务问题,更牵涉到民主正当性与制度设计的公平性。

目前罢免活动:不需开立政治献金专户,不需申报财务收支,不受监察院审核。这导致罢免成为「高经费、低透明」的政治工具。虽然内政部已提出修法草案,拟将罢免活动纳入政治献金规范,但尚未正式施行。

由于赖清德、卓荣泰毫不避讳的领导投入,是否无法排除政府经费的弯曲投入,如以奖励补助名义引导(坊间称为收买)艺文人士等,是否有违法之虞?

当前网路上已经可以看到,指名疑为艺文补助被用于政治动员的案例。如果属实,可能违反《预算法》与《政治献金法》,将构成行政资源滥用与公器私用。

若行政资源被用于罢免动员,可能违反《行政中立法》,补助款分配依政党需求而非法定程序,可能违反《财政收支划分法》与《预算法》。若有公务预算被挪用至政治宣传,可能构成图利或贪瀆罪嫌。

虽然尚无明确证据政府经费被「弯曲投入」罢免活动,但从所需经费与行政言论来看,确实存在制度风险与违法疑虑。这个部分不能随着大罢免大失败而风过水无痕,立法院必须适当监督,这才是宪政中「权力分立」的功能,也才是「25:0」,大多数人民在反大罢免后,希望立法院能够达成的目标。

(作者为台湾民调创始人、台美法扶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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