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腾思潮》继承与分歧？大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孙中山先生政治制度设想对照分析（柳金财）

近年来，大陆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在科技、产业、基础设施及重大工程领域推行「新型举国体制」。此制度设计旨在集中资源、统筹协同，以提升治理效能与战略能力。与此同时，孙中山先生在20世纪初提出的三民主义及五权宪法，亦包含对国家能力与民主制度的双重要求，即「人民有权、政府有能」。我们检视二者的契合与矛盾之处，并进一步对照当代西方治理理论，以探讨其制度特徵与优劣势。

一、中共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孙中山先生政府有能思想传承与差异

本文探讨大陆当前所倡导的「新型举国体制」与「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之制度特徵，并将之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及五权宪法进行比较分析，同时对照西方的新公共行政（New Public Administration, NPA）、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 NPM）及新公共治理（New Public Governance, NPG）等理论框架。在「政府有能」与实业建设等功能性目标方面，中共现行制度与孙中山的政治理念具有高度一致性；然在「人民有权」的制度化配置（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地方自治）方面，存在明显落差。

检视西方公共治理理论内涵，新公共行政（NPA）注重公平、回应性与公共价值；新公共管理（NPM）强调效率、绩效与市场化工具；新公共治理（NPG）则重视多元参与与协同治理；数位时代治理（DEG）则强调平台化、资料共享与智慧决策。上述理论中有共同核心元素，强调效率、绩效及协同治理，也是中共新型举国体制、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所着重内涵。

大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在工具与技术层面，包括绩效管理、专案化推进、数位平台治理具有高度雷同性；但在制度逻辑方面，包括多元制衡、程序正当、权利保障上，则呈现相对微弱。中共的新型举国体制、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在超大规模、跨域动员的政策领域具明显优势，但在需要程序民主、民主协商与多元参与的议题上，仍需完善补强。

如眾所周知，孙中山先生倡议政治制度思想主要是涵盖在三民主义，包括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并以五权宪法（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作为制度化设计框架。其中，民权主义赋予人民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等直接民主权利；民生主义则强调国家主导的经济建设；五权宪法的考试权与监察权意在防弊与选才。大陆新型举国体制，强调「全国一盘棋」及集中力量办大事，在重大科技专案，如航天、量子通信、高速铁路等基础设施，已取得显着成效。新型举国体制、治理体系现代化现已逐步推广至关键核心产业与社会治理领域，核心在于顶层设计、专案化推进、目标责任制与跨部门协同。

二、孙中山先生人民有权、政府有能的理念及制度设计

孙中山先生在其政治思想体系中，明确倡议「政府有能、人民有权」理念。这些话语主要散见于《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演讲以及其政论文稿。

（一）关于「政府有能」话语论述：

《建国大纲》中载明：「政府者，为办事机关也，必使之有充分之能。」其意为政府就是替人民办事的机关，必须具有充分的能力，方能推动建设。1924年广州中山大学演说《三民主义‧民权主义》演讲，宣称：「西方之民主，徒有人民有权，而无政府有能。中国欲富强，必须政府有能，方能谋国家之进步。」显然，孙中山批评西方代议制只强调人民权利，忽略政府效能，致无法迅速富国强兵。

尤其在《建国方略》中，陈明：「今日中国积弱不振，必待一有能之政府，集中全国之力，以谋富强。」强调国家必须建立一个「有能」的政府，集中资源始可能建设现代国家。有能政府及集中资源，显示孙中山先生并非是期待建构万能政府，而是在民主政治下建构权能区分之民主治理体系。

（二）关于「人民有权」的话语论述：

孙中山曾宣称《三民主义‧民权主义》：「民权之本义，在人民有权。」孙中山认为民权的核心，即是认为人民必须掌握真正的权力。另《建国大纲》也载明「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之权，以制衡政府。」清楚界定「四权」作为人民直接监督政府的工具。其中创制权及复决权可谓是直接民权。

孙中山发表《三民主义‧民权主义》演讲，「吾人所谓民权主义者，乃人民直接行使之权，不专以代表代行也。」这强调中国政治制度不同于西方代议制，中国的民权应当直接由人民行使。然实际制度设计既有直接选举，也有间接选举，避免间接民权之避害。

从孙中山先生所创《建国大纲》与《三民主义》相关论述表明，区分政权及治权分属人民及政府，「政权必须分开两大部分：一曰政权在民，谓之人民有权；二曰治权在政府，谓之政府有能。」

在人民有权方面，孙中山设计的「五权宪法」（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核心在于确保人民透过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等制度来行使主权。近代国家应落实民主政治，以避免专制或军阀割据。在政府有能方面，孙中山强调「民生主义」和「实业计画」，希望建立一个能有效推动经济建设、改善民生的政府。所谓「有能」，是政府要具备效率与能力，推动现代化建设，例如铁路、港口、农业水利。整体而言，孙中山的设计是权能并重，人民在制度上享有权利，政府在运作上必须展现能力。

三、中共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发展，与孙中山政治构想的契合与分歧

比较孙中山先生「人民有权、政府有能」的理念，与当前大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以及「新型举国体制」的差异。新型举国体制制度内涵与传统「举国体制」（毛泽东时期）相比，新型举国体制强调「政府主导＋市场机制＋社会参与」的结合。这不仅仅是单纯的行政命令动员，而是透过资金配置、科研投入、政策倾斜来形成合力。目标：聚焦战略性领域：航太、半导体、高速铁路、核电、5G、新能源。追求「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避免受制于国际封锁。

目前已取得重大成就：基础设施：高铁网、南水北调、港珠澳大桥。科技突破：探月工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神舟飞船、C919大飞机。公共治理：新冠疫情动员模式，展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孙中山的「政府有能」偏重经济建设与民生改善；新型举国体制则结合党国体制与市场力量，强调「国家战略突破」。最大差异在于孙中山设计的制度仍以「民主巩固国力」为前提，而中共的新型举国体制则以「集中力量服从国家战略」为核心。

对照孙中山理念，大陆「治理现代化」、新型举国体制差异。前者强调人民地位人民主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但后者是人民参与有限，以党领导为主，人民是动员对象，非决策主体。在政府角色方面，前者为有能政府，建设国家、改善民生；后者是党政合一，强调法治与效率，政府主导、整合市场与科研力量。在治理特色方面，前者强调权能并重，治理能力与制度效能；后者重视集中力量办大事，科技突破；成就焦点为实业建设、民生改善、社会治理现代化、精准扶贫及高科技、基建、战略产业。

新型举国体制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孙中山政治思想有其契合之处：1.「政府有能」：高度集中统筹与快速动员，与孙中山强调的国家能力建设及实业计画相符；2.防弊与选才：反腐与专业化选拔制度在功能上接近监察权与考试权的设计初衷。而其矛盾之处：1.民权配置不足：缺乏制度化的普选、复决与地方自治；2.监察与考试独立性不足：监察权与纪检合署，考试权与政治任务绑定。

孙中山的「人民有权、政府有能」是一种「民主＋能力」的平衡设计；而大陆当前的治理体系则偏重「政府有能」与「国家战略效能」，在「人民有权」部分明显不足。「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是集中力量突破卡脖子技术，但也容易牺牲多元与民主监督。

就三民主义所统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及民生主义与中共治理建设对比，部分具有继承、部分也是反转。大陆强调国家统一、反对外来干涉、提升国际地位，但民族主义与单一政党意识形态绑定，缺乏多元政治包容；少数民族议题政治化。在维护国家主权与现代化国防建设上高度契合，但大陆对政治多元性有抑制。在民权主义部分，大陆部分落实社会权（扶贫、教育普及、医疗保障），但未落实普选、言论自由及政党轮替；司法独立不足。

大陆在保障民生方面有一定作为，但与孙中山构想的宪政民主差距大。在民生主义方面，大规模基础建设、高速铁路、交通网、科技创新，与实业计画高度一致。经济分配不均；部分地区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福利覆盖不均；在经济建设与产业升级上契合，但社会公平性不足。在五权宪法方面监察权，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防弊反腐，集中反腐资源；监察权与党的纪检体系合署，缺乏独立性，与孙中山的分权理念衝突。反腐成效显着，但制度设计更偏向党内监察而非宪政监察。在五权宪法中考试权方面，仍保留公务员考试制度，并强调专业化选才；考试权受行政与党务影响较大，独立性不如孙中山构想。人才选拔制度契合理念，但政治干预风险较高。

与西方治理理论也有雷同与悖离。雷同：工具层面高度一致，例如绩效管理、专案化、数位平台治理等等；政策推进採用「试点—扩散」路径，与循证治理、先导计画相似。然其悖离之处，在于1.制度逻辑不同：西方以多元制衡与外部问责为核心，大陆则以单一中心统筹为主；2.资料治理规范差异：隐私保护与资料开放程度不一致。

总体而论，中共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有其制度优势与风险。优势：1.跨域统筹与动员速度快；2.长期规划稳定性高；3.大规模建设与资源集中能力强；4.数位化渗透率高。

然而其所遭遇风险：1.外部问责不足导致指标替代与数据失真；2.隐私与资讯安全挑战；3.地方与社会创新空间受限；4.路径依赖导致纠错成本高。

四、迈向政府有能及人民有权双赢互强目标

综上所述，「新型举国体制」在政府效能与实业建设方面与孙中山政治理念高度契合，亦在技术与工具层面与西方治理理论有显着雷同。然而，该体制在民主参与及外部监督上的制度化不足，使其在多元化与程序正当性上与孙中山完整构想及西方治理模式存在落差。未来的改革挑战在于如何在维持集中统筹与高效能的同时（强政府能力），增强制度的开放性与回应性（强民主治理），以达成孙中山所倡「人民有权、政府有能」的互强（empowerment）目标之平衡。

（作者为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副教授兼澄正书院主任）

※以上言论不代表旺中媒体集团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