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与时势两者关系的讨论，属于施动者—结构讨论的内容，其本质是本体论的问题。本体论是假定层面事务，于是形成三种基本假定。施动者是决定性的，结构是决定性的和两者互动共同决定事务。由于本体论是哲学问题，因此没有实证检验过程，任何一个假定都无法证偽其他两种假定。然而，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角度讲，如果是科学理论就需要进行实证研究。而实证分析必须控制变量，而「互动」就是不控制变量，不观察双方的作用有何区别。控制变量是判断何者是必要条件的有效方法。必要条件是指其缺失导致事务不发生的要素。例如，没有决策者的人群形不成国家，于是也就没有国际关系，决策者是国际关系的必要条件。然而，无论有无国际形势，国家的决策者都存在，国际形势不是决策者存在的必要条件。因此从逻辑上讲，决策者的重要性大于国际形势的作用。
当下学界之所以又关注决策者对国际秩序变化的作用问题，原因在于体系层次变量的理论无法解释为何川普一人能使国际秩序发生如此重大变化，而拜登不能。拜登和川普之间的政权转换是在一天之内完成的，两人执政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在当天之未发生性质转变。在分析他们两人相反政策的原因时，国际和国内形势都是常量。由于常量解释不了变化的，于是只能从决策者的性质差别上进行分析。国际和国内形势每天都在变化，但这种程度变化无法解释性质变化，这如同水温在上1-100度之间变化无法改变水的形态。当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政策分析都聚焦于解释自由秩序的变化而不是其延续，因此无法用程度变化解释性质变化。国际秩序从冷战向冷战后的转变，当下国际秩序从全球化向逆全球化的转变，两次变化都非常迅速，两者都是体系层面的类型转变。当体系层次的变量无法解释体系层次的秩序快速变化，于是从个人层次寻找解释变量就成为了自然趋势。
由于川普并不是唯一的民粹主义领导人，很多大国的领导人都是民粹主义者。于是，有人认为这种类型领导在特定歷史时期集体出现，必然是由某种共同的政治形势所塑造。这种分析认为形势具有决定性作用，政治形势是自变量，领导人类型是因变量。这种认识有可能并不错，但这改变了所讨论的问题。鸡生蛋的原理和蛋孵化成鸡的原理是不同的，虽然这两件事有关联，但这两种事务。把领导人当作自变量的研究和将领导人当作因变量的研究研究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这如同研究太阳系如何形成的和太阳系是如何运行是两个不同问题一样。
社会上有人以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争论没有结果作比拟，认为决策者和形势何者具有决定性作用不得而知。这种认识可能忽视了哲学与科学的区别。目前看，要深化我们对决策者和形势两者关系的认知，有可能需要选择科学研究方法，因为两千多年对此事的哲学探讨意味着哲学讨论回答不了这个问题。科学方法也许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但有深入我们对这一问题认识的可能。
以上管窥之见供大家批评指正。（作者为北京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名誉院长）
（本文来源：《海外看世界》，授权中时新闻网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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