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检视标准,上(2020年)年我国将触及1、对美贸易出超逾200亿美元;2、经常帐顺差对GDP比率逾2%;3、净买匯对GDP比率逾2%等三项检视标准。

二、美中贸易及科技争端的转单效应、美国强化资安防护及COVID-19疫情,导致美国对我国资通讯及视听产品需求大幅增加,带动上年我国对美国商品出超达299.3亿美元,此现象与匯率无关。

三、在COVID-19疫情衝击下,各主要经济体的央行基于法定职责,于上年採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其外溢效果改变全球资本移动方向,导致鉅额资金流入小型开放经济体。而小型开放经济体为因应主要经济体宽松政策的外溢效果,也多透过调节匯市,维持金融稳定。事实上,小型开放经济体的匯率干预,与他国实施量化宽松相同,均为达成各自央行法定职责的重要货币政策工具。

四、面对贸易帐失衡问题,无法单靠匯率调整来解决。由于随全球价值链兴起,以中间财出口为主的国家(如台湾),匯率对贸易之影响弱化。此外,跨境资本移动已成为决定匯率的主要因素,若要以匯率做为贸易失衡的调整工具将更为困难。

五、台美间存有紧密且互利的双边贸易关系,且在半导体等科技供应链上为重要战略伙伴,此非匯率报告三项检视标准所能衡量。

央行表示,长期以来,央行与美国财政部保持畅通的沟通管道,基于美中贸易争端及COVID-19疫情期间系属特殊情况,央行将向美方反映,前述三项检视标准似不太适合美方用来衡量当前贸易对手国的经贸及匯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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