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金十年重贬六成！「追求稳定」竟反而害惨欧元

7月13日，欧元兑美元贬破1比1大关，创20年来最低纪录。欧元兑美元曾达到1比1.6，如今从最高点重贬6成。欧元何以至此？

最关键的致命伤，就是欧元区各国个别经济实力差异过大，偏偏要如「两人三脚」的游戏绑在一起走，结果不但走得慢，也走不稳。

但说来讽刺，欧元建立的动心起念，其实是寻求货币稳定。

深受石油危机等多次利空衝击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盟前身），决意建立一套属于欧洲稳定的匯率系统。歷经万难，欧元总算在1999年正式上路，起初为虚拟货币，直到2002年，才开始发行纸钞和硬币。

欧元要求会员经济力一致

成热门避险货币、攀上高点

欧元流通最重要的大原则被称为「趋同标准」（convergence criteria），它要求加入的会员国须达成一定的通膨率、政府财政赤字和债务比率、长期利率和控制匯率能力，也就是说，会员国的经济能力必须差异不大。

这样的理念源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被誉为「欧元之父」的孟岱尔（Robert Mundell）。孟岱尔的理论指出，若多个地区要使用共同货币，条件之一是经济状况必须相近，如此才能最大化经济整合的效益。

这些建立欧元的高标准，在欧元正式问世的头10年（1999年到2008年）起到一定作用，堪称该货币的「黄金10年」。

这段期间，各个会员国财政纪律良好，欧元竞争力上升。而且，自2005年起，美国一路经歷房地产泡沫和次贷危机，国际对美元渐失信心，欧元因而成为更理想的储备货币和避险选项，欧元迎来一波长期的升幅，在2008年4月，兑美元匯率站到了1比1.6的歷史高点。

「如果欧元有天取代美元成为主要储备货币，或成为同等重要的储备货币被交易着，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连美国重量级经济学家、曾5度续任美国联准会主席的葛林斯班（Alan Greenspan），都在2007年盛讚欧元。他认为，欧元的稳定让它逐渐被广泛使用，加速该区的经济发展。

制度僵化酿欧债危机

弱国丧失主导权被负债拖垮

但是，葛林斯班错了，欧元高升的声势没有延续，反而急转直下。

2009年底开始，经歷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大衰退后，欧洲多个国家，例如希腊、义大利等国，出现财政赤字和负债攀升的危机，烽火四起。最严重的希腊，其公债评级在短短几个月内被标准普尔从A-降到垃圾级别的BB+，开始爆发「欧债危机」。

欧洲央行无力解决欧债危机，令市场对欧元开始起了怀疑，不仅欧元占国际储备货币比率逐年下降，兑美元匯率也一路从2009年底欧债爆发前约1.5的高点，在隔年5月贬到约1.2，半年内重贬20％。

而且，欧元竟然也是压垮希腊等国经济的罪魁祸首之一！

当代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史迪格里兹（Joseph Stiglitz）在《失控的欧元》一书中指出，欧元的设计让成员国丧失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无法即时回应经济危机，例如贸易赤字攀升的希腊没有办法透过货币贬值增加出口竞争力。

相较下，史迪格里兹认为，美国各州之间虽然差异也大，有穷有富，但因为各州保有充分制定利率的权力，且联邦政府有充沛资源可援助面临危机的各州政府或银行。这是欧盟无法比拟的，因此欧盟通常会要求成员国为自己的银行负责，不像美国会由联邦政府出面主导。

「趋同标准的设计却导致了趋异（divergence）：当面临负面衝击，强国牺牲弱国而获益。」史迪格里兹在书中指出了欧元失控的核心。因为面对经济危机，严格的趋同标准，有利欧洲强国德国，得以保持高额贸易出超，却让希腊等弱国，持续遭遇逆差，最后让欧元区里「富者越富，贫者越贫」。

「欧元制度是欧债困境的根源，」曾任总统府资政、台湾知名经济学家陈博志也曾撰文指出，因为欧元制度把抑制物价做为首要目标，却因此限制欧元区各国政府调整金融供给的能力，共同匯率也难以符合个别国家需求。

连支持欧元的学者，都出面建议欧元制度需要改革。

孟岱尔在2012年接受媒体访问时曾出来信心喊话，认为欧元将安然度过经济动盪，而欧元的问题在于「太强，而非太弱」。但他建议欧元区应该要尽快成立联合银行体系，以及欧元债券与国库券，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他们仍须重写欧元区的比赛规则，并完成这栋盖一半的房子，」美国知名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创办人柏格斯滕（C. Fred Bergsten）认为欧元将会生存下去，但必须改变。

欧洲央行决策慢半拍

疫情、通膨都错失出手良机

欧债危机的余波荡漾，更揭露欧洲、美国的差异：欧洲央行偏重经济稳定，决策慢；而美国联准会重视经济发展，决策快速。

2008年金融海啸后，美国联准会早已进行多次量化宽松政策，带动经济强劲復甦，甚至2014年已准备升息，压抑过热的经济；反观因债务危机导致紧缩多年的欧盟，深怕松垮的财政纪律会再次酝酿新的债务危机，拖到2015年才开始全面发动量化宽松（指购债计画，利率约从2012年开始调降）。

一升一降，美、欧元的利差拉大导致2014下半年欧元的一波大贬。欧元兑美元匯率贬入1.1到1.2左右的区间，从此再也没爬回去过。

歷史总是一再重演。2020年至2021年，COVID-19重挫美国经济，美国联准会迅速把利率降至趋近于零（此时欧元区仍维持负利率），放贬美元提振经济；相较下欧元区论经济和防疫表现都较佳，欧元兑美元因而小幅回升。

但2021年之后，疫情缓和，经济开始復甦，通膨危机开始引爆，美国在今年3月开始採取升息措施，包括台湾在内，各国央行也纷纷加入升息行列以因应通膨。然而，即便通膨严重程度不亚于美国，欧洲央行却像慢半拍一样，迟迟不敢动作。

而且，祸不单行的是，今年2月底俄罗斯、乌克兰爆发战争，俄罗斯是欧洲的能源出口大国，更让欧洲头痛万分。

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在今年4月时表示，欧洲通膨5成和能源价格有关，「我今天调升利率，也无法把能源价格压下来。」几经波折才敲定预计于7月下半旬升息1码；而美国今年以来已经升息6码，7月底可能会再升3码。

令拉加德头痛的还有义大利高攀的债务，若升息过快可能会再次引发债务危机。虽然她在6月的央行会议表示，目前已在制定新的工具对抗债务问题，避免当年危机重演，但欧洲央行至今仍显得左右掣肘，对各国间巨大的差异没辙。

多年来美元虽然有上有下，称不上「稳定」两字，但面对危机却能展现更强韧性；相对以「稳定」为首的欧元，面对重大危机时却难以迅速应对，反而容易酿成更大的动盪。

欧元区好像一家公司，里面人才有强有弱，却硬加诸同一套标准在所有人身上，但有些人跟不上就是跟不上，导致管理层左右为难，迎合强者会逼弱者倒下，但为弱者放宽标准又会拖垮公司信誉，最终处处受制，难以作为，这间公司只能一起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