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萍家庭」需要外界援手 专家分析我国缺乏3面向

近年来携子自杀、狠父杀子、药瘾患者或同居人虐待儿童等社会新闻层出不穷，国家卫生研究院论坛去年召集专家研议分析多国针对高风险「浮萍家庭」的援助与照护模式，发现我国缺乏3大面向，并强调预防性政策的重要性。

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两年多，世界各国都经歷了不同等级的封锁，远距工作的型态变革却伴随着离婚率与家庭暴力的成长，而社会经济的剧烈衝击加剧了M型社会的现象，因经济、情绪、疾病、家庭、药瘾等因素造成的儿童虐待、儿少疏忽的社会事件也常见于新闻中。

每当悲剧发生，舆论的矛头经常指向家防中心、社会局、心卫中心、矫正机构或相关一线服务人员与单位。臺湾大学社会工作学系主任吴慧菁指出，这些高风险家庭，许多是「曾经在案或已经结案」，甚至是「被通报多次却未开案」，家长可能合併身心疾病、物质滥用或是受刑人议题，其复杂性及特殊性极需资源挹注、积极提供持续照护。

国卫院论坛110年邀请近20位专家委员，共同研议「风险家庭安全照护：领域建构与人才培育」议题，分析多国针对针对高风险的家庭的援助与照护模式，例如澳洲的「STACY for Children」计画、纽西兰的COMPIA(Children of Parents with a Mental Illness and／or Addiction)方案、英国的家庭支持服务(FSSFamily Support Services)、瑞典的BFI(Beardslee's Family Intervention)策略、欧盟国家的毒品政策等。

专家委员分析，「亲职教养能力的培训」、「一站式在地化社区服务」以及「服务不漏接的整合性」等面向，是我国对于浮萍家庭支持较为缺乏的部分，并提出多种持续援助和照护模式，以及强调预防性政策的重要性。

此外，社工专业人员的缺乏与知能不足也是一大问题。吴慧菁指出，由于对风险家庭的陌生、恐惧与排斥，服务意愿与量能相对有限，虽然学校亦有相关系所开设心理卫生、物质成瘾以及司法矫治的课程，但仍需打破科别主义，发展设计更细致的内容，才能提供专业人员更完整的知能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