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習何等樂理─側記林宇軒《心術》

敘交遊，美才華，徵學說，勉銷售，有些流水詩評是這樣寫的，也真不必寫。當我細讀《心術》，心動者實在是宇軒寫道「後記是創作的副文本，能呈現詩人的思考能力」。一首首詩的個別音色，來自什麼基礎樂理？我們不妨視後記為導論──一窺《心術》，不妨從美學思考的批判著手，先讀讀〈詩是徒勞與必須〉。

老師如此回覆：「做這些工作還是有益的，美學品味擴大，人情事理也有更多體會。當然，寫詩還是最牽掛的。」

大膽些，我們不妨說有益的「徒勞」就是修課，研究，田調，補助，採編《千禧世代詩人對話》，甚至令全書作品一一先行獲獎。詩壇值日生愈苦逼，愈彪炳，愈折射出最牽掛的「必須」：《心術》感念親愛的老師，寫下「這些文字終於是艱難地走到了這裡，身為它們的創造者，我們可以繼續努力」。徒勞與必須，可能也就是詩後場與前台的關係。但「徒勞」果真兌現成「必須」？看來也未必，畢竟宇軒這兩段文字剛好一問一答。

「可以的話，下周交一首詩，題目就叫『在世界末日的第二天上課』。」講臺上，老師神態自若地說。……都末日了還要寫什麼詩？我在心裡舉手發問。

老師走進教室，看了看滿座的聽眾，然後一股腦地把行李倒在桌上，說：「你們要的答案都在這裡了。」

世界末日暗喻經驗的終結，次日竟還上課，顯然學詩，就是返顧逝去的音容，讓「你們要的答案都在這裡」。為什麼末日才寫詩？或許末日即《心術》的米諾娃之鴞。它懸置經驗，也規範了詩是，也只能是詮釋，當現實裡的一切已悉數發生。先認定了語言和行動絕不相容，《心術》才唯一關注起了情志。

也才保留了弔詭的敘事性。《心術》不乏歷史的詩，須文蔚的讚美更援引亞里斯多德的《詩學》：「詩所描述的事帶有普遍性，歷史則敘述個別的事」。卻不好望文生義。《詩學》的「普遍」是指「某一類人可能會說的話或會做的事」，但「可能」為什麼「普遍」？稍前，亞里斯多德已解釋道：「情節既是對行動的模仿，就必須模仿一個單一而完整的行動」，並讚美史詩Odyssey略去主角受傷與裝瘋的史實，畢竟這有損詩的完整。 那麼，直擊事件，紀錄細節，《詩學》看來也不過史家行當；詩人則被允許悖離史實，運用想像（即可能性）加以剪裁，好服膺文類公約數（即普遍性）定義下的情節自足。而論「詩」的公約，《詩學》主張是「以語言進行摹仿」。那麼，須文蔚欣賞《心術》具有「普遍性」，其實是欣賞當宇軒想像歷史，可以與史實無關。〈如果羅福星〉的再現殊少，架空（alternative history）尤多，「……如果羅福星／什麼也沒做，一百年後誰會代替他／出現在歷史課本裡？」全詩尋思著羅福星若是如何，將又如何，顯然不是行動者，而只是歷史的旁觀者的詠嘆；貫串「ㄧ」韻，又流露旁觀者強勢介入，以韻語句讀歷史的企圖。一一代換「經驗」為「經驗的詮釋」，《心術》確就是末日的次日之詩。

重述經驗真的能全然忠實，不帶詮釋嗎？即使不可能，這也不代表經驗不值得重述，更未必顯得「情志包涵經驗」是唯一的詮釋手法。杜甫先寫了「劍外忽傳收薊北」的大捷，接著「初聞涕淚滿衣裳」的欣喜才有了根據。與此相較，爭如〈詩是徒勞與必須〉寫道「為愛而傷是全世界最龐大的孤獨。當這些文字現形，我該如何調度、修整自己」，《心術》怕是勤於詮釋，卻寡於摹仿。讀完全書，讀者難免納悶，具體來說究竟什麼引生了愛，觸動了傷，界劃了我與讎呢？

讓別人學會哭，或者不哭

徒勞與必須就是我的心術

這些事固然只能藏入內裡

當有人抽出我鏽蝕的臟器反覆錘打

〈心術〉或許是個明證。若「心術」即運用詩心的文術，本詩探索文術，又略過文術。讓人哭與不哭，這文術的機制為何？「錘打鏽蝕的臟器」云者，卻終究是個譬喻。譬喻的根據，宇軒埋藏進又一個譬喻，重重後退，依然成謎。〈詩是徒勞與必須〉懷揣龐然的情志，以致經驗這樣輕微，這樣珍稀。

〈詩是徒勞與必須〉展示《心術》的詩學命題。這篇批判性的回顧，我總期待一如樂理，能演示抽象如何律定了實有，遠在我們從事之先。我也總以為正典級的詩人，因此是返身性的詩人，藉由作詩，該當審視藉以成詩的材料與觀念。大音希聲──我們沉默著的時候覺得充實，我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是為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