敞亮的詞語裡暗藏隱喻─讀駱英詩集《知青日記》

＊一　在大陸當代文壇，無論是作為詩人的駱英（筆名），還是作為小說家，甚或是登完世界上最高的七座山峰、走完南北極，以及這些年正在行進中、走訪遍布地球每個角落的世界文化遺產的旅行家黃怒波（本名），他都是一個在不斷創造奇蹟的人。

一九五六年，駱英出生於西北寧夏賀蘭山腳下的一個軍人家庭，父親為退役軍官，籍貫中原新鄭。如果在一個正常的時代，作為幹部家庭的子女，駱英理應度過一個相對優越、體面的少年時光。然而生不逢時，在駱英幼小的年紀裡，他的父親卻因日甚一日的殘酷政治鬥爭而被迫害致死，至今屍骨下落不明。失去了家裡的頂梁柱，駱英度過了一個悲慘的少年時代，常常食不果腹，曾幾度無家可歸，恐懼著野狼的長嚎在破廟裡過夜。這種生命經驗是他人格形成的關鍵因素，鑄就了他的詩歌精神，也造就了他的剛強、野性和冒險精神。出生於大陸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這一代人，包括小說家莫言、閻連科，可以說都是帶著那個時代的傷痕在黑暗中長大的。貧困、飢餓、政治口號、文鬥武鬥自相殘殺的場景伴隨著他們野蠻成長。瘋狂、荒謬、扭曲的時代雖然賦予了這一代人刻骨銘心的苦澀記憶，罄竹難書的罪惡與苦難卻也鍛造了這一代人的生命韌性和頑強的意志力，使他們更加篤信未來，相信明天。

所幸的是，大陸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的改革開放國策為駱英帶來了人生轉機。他從邊陲的西北考入北京大學，命運從此發生了改變。大學畢業後，由於他的成績和表現突出，被分配到大陸政治核心機構的中宣部工作。之後的駱英與時俱進，在他的公職前途正順風順水之時，毅然決然下海從商，創辦中坤集團公司，獲得巨大成功。

作為時代的弄潮兒，駱英參與和見證了大陸從貧困走向富裕、從落後走向進步的過程。同時他也見證了自己從野蠻走向文明的蛻變。與一般詩人不同的是，駱英的企業家和寫作者的雙重身分，深刻影響著他的創作，他是為數不多成功地將兩種看似對立的社會角色集於一身的詩人，這一點也是駱英引人注目的耀眼之處。這些經歷也許為他的詩歌提供了更多的表現維度，他的詩歌當然也是這種雙重身分的激烈碰撞與融合的結果。生命記憶與個人經驗相互重疊，使得他的詩中常常流露出一種巨大的張力和批判性。作為企業家的他既有入世、理性、務實的一面，商海沉浮、資本邏輯、管理與決策、創新能力與戰略思維構成了他人生經驗的一半；作為詩人，他又展現了出世、感性、浪漫、理想主義的一面。對駱英而言，詩歌寫作不僅是日常生活的調和劑，也是他孜孜以求的精神原鄉，更是他對生命、人性、自然、社會進行深度思考和情感宣洩的通道。

特殊的人生經歷構成了駱英獨特的、有很高辨識度的文學風景，他的人生軌跡和創作實踐也形成了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文化現象。駱英的寫作一開始就不按常理出牌，游離於詩壇、集體和江湖，我行我素，特立獨行，不受任何主義、流派和理論導向的干擾。這一點在他的《都市流浪集》、《登山日記》、《駱英詩選》、《文革記憶》等詩集裡尤為明顯。作為商業權力的擁有者，駱英的詩中卻常常表達對世俗權力的批判和對個體自由的嚮往，彰顯權力與疏離的矛盾性。坐擁巨額財富，其作品卻時常探討存在的孤獨、生命的短暫無常與物質的虛無，凸顯財富與虛無的對峙。在時代突飛猛進的經濟狂潮中，作為主導城市的地產開發者，又以詩人的筆觸喟嘆逝去的自然與鄉土，建設與破壞這種內在的衝突與掙扎，使得他的詩歌超越了風花雪月的淺吟低唱，具有了一種與眾不同的文本深度和語言的震撼力。

＊二

與駱英的其他幾部詩集如《第九夜》、《小兔子》等激情四溢、語言激烈表現不同的是，《知青日記》以娓娓道來的平和語感為我們還原了一個過往的、不堪回首的慘烈時代。這本詩集共分兩輯－〈知青日記〉和〈水．魅〉，前者是忠實於內心世界和對真實記憶的追述，登場人物真名真姓，地點與內容有跡可循，以最大限度去還原被風化或漸行漸遠的人物、事件與場景。與虛構相悖論的表達，揭示了記憶與遺忘的辯證關係。恰恰是在個人記憶的模糊地帶，集體記憶的真相得以隱約浮現；後者是在創作經驗之上的拓展與探求，努力接近或抵達詩歌的本質。《知青日記》的書名本身便構成了一種詩學悖論。「知青」作為特定歷史時期的集體身分標識，與「日記」所暗示的私密個人紀錄之間形成了內在張力。《知青日記》恰恰就誕生於這種張力之中──它不是對歷史事件的簡單複述，也不是個人情感的直白宣洩，而是將歷史內化為個人精神地貌後的詩性重構，構成了一種獨特的「異質性存在」。某種意義上，《知青日記》並非單純的文學創作，而是以詞語為工具進行的一場精神拷問，敞亮的語言中暗藏隱喻，以此建立新的詩歌語言秩序。第一輯的詩篇如同詩人用記憶的鏡頭捕捉到的一個個瞬間，通過技藝和心靈的暗房，在顯影液與定影液的交替作用下，個體與時代的創傷逐漸顯影為文字的黑白底片，之後一張張清晰的詩歌影像呈現在我們眼前。

駱英詩歌的語言具有鮮明的動物性特徵。《知青日記》之前，他在詩集《第九夜》裡寫過馬和貓，在《小兔子》裡寫過兔子。在《知青日記》中，除了男女人物外，麻雀、鯰魚、貓、狗、駱駝、老鼠、野兔等紛紛登場，詞語不再是透明的能指，而是呈現出詩歌的厚重與質感：

今天我有了一個新的麻袋

我想有可能裝下二十隻老貓

劉家的老奶奶流著淚給我抱來她的花花

花花在麻袋中一聲不吭像已死過三遍

我是貓的死神在村莊裡遊蕩

我是生靈的殺手決定世界的毀滅

在牆角一隻老貓乖乖束手被擒

死亡的氣息已讓它放棄抵抗

老貓們在向日葵下等待我的麻袋

昨夜我的政府已向它們發布了滅絕令

一切都是因為它們過於貪吃田鼠

而田鼠正在傳播著黑死病

我是個知青無法決定命運

我只有殺戮和捕捉以換取工分

黃昏我在深坑中埋下那條麻袋

站在上面的整個世界都在抖動

－－駱英〈被活埋的老貓〉

閱讀這首詩，儘管我們很難斷定詩行中究竟隱含了多少寫實的成分，但即便如此，我們仍能強烈地感受到該詩帶來的活潑畫面感和身臨其境的臨場感，文字平和，節奏與語感如行雲流水，文字之外的餘韻讓人回味不盡，即使斷言這首詩是對真實生命經驗的紀錄也不為過。這種對生命體的抒寫與敏感，使駱英的詩作超越了單純的情感抒發，進入了存在論的詩學領域。詞語在這裡既是創傷的載體，也是療癒的媒介；既是歷史的囚籠，也是自由的翅膀。

《知青日記》中對身體的書寫隨處可見。通過對不同人物的刻畫，再現的記憶中身體已不再是抒情的主體，而是作為歷史銘寫的客體而存在。這種將身體隱喻化的處理，創造了一種有趣的詩學現象，個人的身體成了測繪歷史與記憶的儀器，而詩歌則是這些測量數據的詩意轉換。

即使將駱英置於當代漢語詩歌的譜系中進行考察，我們也會發現他有別於其他詩人的存在感。與北島的隱喻政治不同，與海子的神話抒情相異，駱英開創了一種「以石為言」的詩學範式。他的詩歌如同地質層，將不同時代的記憶沉積其中，既保留了歷史的紋理，又賦予了它們新的結晶形態。

閱讀駱英的詩歌，我們不期而遇的是一位詩人的心靈史，更是一部以詩寫就的「另類當代史」。這些詩篇提醒我們，真正的歷史不僅存在於宏大的敘事中，也蟄伏在詞語的裂隙裡；不僅只是記錄在官方的檔案之中，也銘刻在個體的身體記憶裡。在這個意義上，駱英的詩歌創作，是一次次勇敢的探求，對現實的對抗有時甚至觸及言論禁忌的邊緣，在歷史的廢墟中打撈出那些被遺忘、被壓抑，卻依然鮮活的人類經驗。

與第一輯的〈知青日記〉相比，第二輯的〈水．魅〉詩群的構成更加內斂、節制和深刻，藝術上的完整性與詩歌的完成度相得益彰，很多詩篇釋放出更大的闡釋空間和不確定性。詩人在〈水．魅〉這一輯中似乎不再滿足講述「發生了什麼」，而是執著於探究「如何言說發生」。這種與第一輯不同的表現方法，使他的創作從歷史見證昇華為哲學思考。不僅是詩歌的形式要素，更是個人記憶與歷史對話的接合點。

〈水．魅〉這一輯裡有不少詩都寫得意味深長，帶有一定的經典性。

雨夜　一隻蝙蝠從枝葉中飛出來

它圍著一棵樹飛　像在尋找它的耳環

耳環在我的手中閃閃發亮

我舉向空中夜晚也就微明

蝙蝠們紛紛飛翔像夜裡的雲

它們都像奔馳的馬不做任何重負

它們在夜空的後面時我開始走動

雨夜裡我可以讓腳步很輕

我伸出手臂觸動每一片枝葉

我吐出熱氣讓樹中有一絲溫暖

在沒有星光的雨夜我本就不想看清自己

走一步我就發現世界一個不同的歸宿

在我向夜空拋灑一把花葉後

每一隻蝙蝠就都戴上了耳環

－－駱英〈蝙蝠的耳環〉

駱英似乎很擅長表現這類物語性結構的詩歌。這首〈蝙蝠的耳環〉是一個完整的、帶有童話色彩的小敘事，從邂逅一隻蝙蝠開始，到蝙蝠的加冕結束，情節奇幻而生動。作為黑夜的精靈，蝙蝠是連接白晝與黑夜、人類世界與未知世界的使者，在此或許象徵著直覺、潛意識與重生。隨著詩句的遞進與節奏的流動，詩人把蝙蝠譬喻為「像夜裡的雲」、「像奔馳的馬」，輕盈、自由、無拘無束的特徵躍然紙上，它們「不做任何重負」，其實是詩人有意為純粹精神與自由象徵埋下的伏筆，寓意理想化的結局。

閱讀此詩，一個具體的場景躍然眼前：雨夜，「我」看到一隻蝙蝠圍著樹飛，似乎在尋找它丟失的「耳環」。而「耳環」正巧在「我」手中。於是，「我」參與到這個夜晚的儀式中，最終通過拋灑花葉，為所有的蝙蝠戴上了「耳環」。雨夜在該詩中營造了一個模糊、朦朧、界限消融的氛圍。它隔絕了白日的喧囂與清晰的視覺，讓位給聽覺、觸覺和超驗的感知。這是一個適合魔法與內心對話的場景。「我」是這場儀式的觀察者，更是參與者與成全者。「我」的手中有「耳環」，「我」的舉動能照亮夜晚、溫暖樹木，並最終為蝙蝠加冕。「我」代表了人類的意識與善意，一種主動與自然和神祕世界溝通，並為之帶來「圓滿」的力量。「我」與「蝙蝠」的關係性體現了「天人合一」或「物我同一」的哲學思想，人與萬物在神祕的雨夜中達成了某種共情與協作。這首詩奇妙的構思建立在極具象徵性的孤寂與迷茫的生存境遇中，個體雖然微小卻蘊含珍貴的善意與希望。詩人在此想傳達的也許是作為夜行者的蝙蝠不必成為當空皓月，只需成為一隻微微發亮的「耳環」就已足矣。

這其實是一首關於在黑暗中尋找光明、在迷茫中定義歸宿、在孤獨中渴望溝通的詩。它告訴我們，即使在最晦暗的「雨夜」，我們依然可以通過微小的行動和善意，為自身和他者的生命「戴上耳環」──即找到那分獨特的、發光的完整性與美感。「耳環」可以理解為這首詩的詩眼，一個極其精妙的意象。耳環是裝飾品，是美麗、完整與身分的象徵。蝙蝠尋找「耳環」，也可以理解為是對自身完美無瑕的追尋。當所有的蝙蝠都戴上「耳環」，意味著每一個黑夜中的靈魂都獲得了自己的光采與身分。

〈蝙蝠的耳環〉不是一首晦澀沉重的哲學宣言，而更像一個輕盈的、發生在雨夜的魔法，用最溫柔的方式，觸及了生命最深刻的命題。整首詩不足十五行，卻寫得專注而又感性，充滿靈性與神祕感。通過一個超現實的雨夜場景，詩人在詩中探討了存在、感知與生命歸宿等主題。「歸宿」在這首詩中不是固定的終點，而是隨著「我」的移動（即行動與探索）不斷呈現的。「世界」的意義和終點，在於我們與它的互動和感知之中。這是一種存在主義的觀點，存在先於本質，我們在行走中定義自己和世界的意義。

通過細讀，我們會發現這首詩蘊含著巨大的想像和思考空間，詩情、意義和作者的表現意圖深藏不露，可愛、幽默、深刻而又充滿美感。「我」與蝙蝠的諸多細節表現得細膩、透澈而生動，自然而然地向深度推進，形成該詩的時間範圍廣闊而邈遠，深化了主題，增強了藝術感染力，同時也烘托出天使般的蝙蝠在黑夜中出現的環境氛圍。〈蝙蝠的耳環〉構建了一個邏輯上不可能，但情感和感知上無比真實的場景。它不遵循現實世界的物理法則，而是遵循內心情感和想像力的邏輯，從而打開了通往潛意識與神祕世界的大門，抵近詩歌的核心殿堂。

＊三

豐富的人生閱歷為駱英的詩歌提供了更多的視角和思考向度，歷史與現實的反思，生命意識與存在之思，自然與城市化建設的衝突等等都在他的詩篇中得到了完美體現。對記憶、死亡、時間、孤獨等終極命題的追問，以及作為一位成功登頂七大洲最高峰並徒步到達南北極的探險家，登山成為他詩歌中一個重要主題和隱喻，對登山過程中孤獨與艱險的描寫，也象徵著對極限的挑戰、對自我的超越。他的詩中既有對雪山、冰川、荒原和雄鷹的禮讚，也有對都市異化現象的冷峻觀察。尤其是他的「知青」經歷，成為他創作中一個重要的精神背景和反思對象。駱英的詩風總體上冷峻、硬朗、充滿力量感，語言直接而富有衝擊力，有時甚至顯得有些粗礪。駱英的寫作特點不追求傳統意境的營造，而是更注重現代主義式的意象拼貼和思想表達，情感充沛，有時帶有悲愴和絕望的色彩。

身高一九二公分的駱英是生活中的巨人。無論從文從商從政，他都釋放出巨大的能量，像一個發光體，照亮周邊的事物和人群。不過，在今年夏天的首爾，他在長篇小說《珠峰海螺》韓語版獲得「東亞文學獎」的頒獎典禮上曾直言不諱地講，若不下海現在的自己肯定也是一個大貪官，逗得數百人的與會嘉賓掌聲雷動。這句看似幽默的調侃其實道出了中國大陸社會普遍存在的弊端。從商成功後，駱英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去擁抱繆斯，詩歌成為他精神成長的重要存在。他的成功證明了文商並非水火不容，雙管齊下同樣可以擁有深邃的精神世界和卓越的藝術創造力，為當代企業家群體提供了一個精神維度的參照。他多年前創辦的「辛庄課堂」系列講座就是在重構知識分子的定義，打破商與文的界限，促進了商業與文化的對話。他身體力行通過自己的實踐，將資本的力量引向文化領域（如對文化事業的贊助和支援，出版沒有太大市場價值的系列學術專著等），成為連接兩個看似隔絕世界的一座文化橋梁。

與生活上窮困潦倒不能自立的詩人相比，經濟上完全獨立的駱英，實現了精神上的絕對自由。他的抒寫，他的批判，無論是在詩中還是公共言論裡都因其不依附於任何體制和團體而顯得更為純粹和有力。駱英在當今社會的存在彌足珍貴，他代表了在當代中國大陸劇烈轉型時期，一代人試圖在物質追求和精神安放之間找到平衡點的努力。他的價值在於其複雜性和矛盾性，在於他以其獨特的方式，回應了這個時代關於成功、幸福、自由和生命意義的重大命題。基於此，駱英不僅是一位值得關注的詩人和企業家，更是一個重要的文化符號。他提醒我們，一個完整的人生，或許正是在各種極致的對立中，勇敢地活出統一與豐盈。

當我們在燈下翻開《知青日記》，我們不僅是在閱讀詩歌，更是在參與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關於記憶與遺忘、創傷與治癒、個人與歷史等等。駱英對詩歌的執著或許正在於此。詩歌雖然無法像麵包和牛奶一樣滿足人類現實生活的需求，它甚至也無法改變歷史，但它可以改變我們與歷史的關係。詩人或許不能治癒創傷，但可以讓創傷言說，讓沉默發聲。在這個充滿喧囂、戰火四起和獨裁者一手遮天的不安穩時代，這種詩學實踐本身，就是一分珍貴的精神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