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東西問》從台灣視角，如何觀察中國式現代化？（楊開煌）

從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中國共產黨研究視角，如何觀察中國式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的論述與西方的現代化理論有何差異？如何就此開展中外對話？中新社「東西問」近期就此在台北專訪了台灣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主任楊開煌教授。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在台灣研究兩岸關係、研究中國共產黨數十年，如何觀察、理解中共提出的中國式現代化？

楊開煌：大陸方面強調，在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長期探索和實踐基礎上，經過十八大以來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突破，中國共產黨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在我看來，今天，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大陸走過艱辛的歷程，總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論述，要讓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人與自然等關係平衡發展，是符合現當代中國以及第三世界人民所需的一種系統性現代化。所謂系統性現代化，如同中醫治病一樣不僅僅是只關心「肺」「胃」「腸」局部器官功能的改善，而是全身整個「免疫系統」都健康。

歷史上，孫中山先生曾努力推動系統性的現代化，這是他比同一時代中國知識分子高明的地方。孫中山當年被同時代的人評價為「不切實際」的《實業計劃》，如今中國大陸實踐而且已遠遠超越，是了不起的成就。中國式現代化是值得今天中華民族為之奮鬥、犧牲的新的長征。

並且，中國大陸已經從「迎頭趕上」發展到「帶頭應變」，中國正在領導世界趨勢，開創不同於西方現代化的路徑。對於非西方國家和人民，究竟何種現代化符合自己的需求，中國式現代化的新路是可供參考、檢驗的。

中新社記者：在您看來，中國式現代化的論述與西方的現代化理論有何不同？

楊開煌：中國式現代化與西方現代化的重要不同，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辯證式的現代化。現代化不是否定傳統、不是否定對方，所以習近平主席提出「兩個結合」，一是結合中國具體實際，一是結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如同馬克思與同時代的歐洲學者辯論政治學、經濟學、政治經濟學，最終完整寫出一套《資本論》。中國大陸有現代化實踐經驗，又有「一帶一路」的探索，現階段理應歸納出宏觀現代化理論，並持續充實、發展。

同時，現代化的實踐也是在傳統上創新、發展，才能獲得持久的泉源。

其二，中國式現代化的巨大動力來自：自我挖潛、自我創新、自我革命，故而可以表現為人民的現代化、和諧的現代化、可持續的現代化。最後大陸並不是和西方作比較，而是跟昨天的自己比，要自我超越，這當中蘊含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哲理。

其三，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共二十大報告概括的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之一。中共認為人類的未來應該是要共同富裕、共同現代化。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就是告訴我們，人類的前途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航天領域有「全景效應」一詞，即宇航員從太空看向地球時所產生「世界如此之大，而人類紛爭及邊界之狹小」的感慨或想法。以宇宙之大，人類卻在如同星河一粟的地球上爭到頭破血流，是狹隘的。

因此，中國式現代化論述要高於西方現代化理論，高於他們只為自己國家利益出發，可以損害他人、他國的現代化。西方一些國家在發展過程中，不利於己就「脫鉤」「去風險」、大搞保護主義。中國式現代化是著眼全人類的追求。

中新社記者：圍繞中國式現代化，中國大陸可以如何加強與世界的溝通、增進相互理解？

楊開煌：外部世界尤其西方沒有耐心、沒有責任感去認真理解中國大陸、去理解歷經艱辛而摸索到一條康莊大道的中國式現代化。

今天，中國大陸要改變外部對自己的認識，當然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搞好。例如，經濟方面不再是過去憑勞力的代工，而是發展新質生產力，這方面已經取得成果。中國人之所以能夠艱苦卓絕、歷久彌新地奮鬥，5000多年的歷史、不服輸的精神是基因，今後還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更有特色。

我也注意到，中共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基礎上，提出「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第二個結合」，致力於從自己民族的歷史與文化中產生現代化的推力，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次就是要整理、建構一套國家發展理論。中國式現代化不能只有實踐正確，必須要有一套能夠對應西方思維方式的理論論述。這套理論如實敘述，讓外界知道中華文化是相容並包的、欣賞並學習差異，她傳播、推廣自己的價值從不武力強迫，只有「近悅遠來」的王道精神。

西方世界有其文化脈絡和體系，要讓西方人完全跟著中國人的思維來思考現代化道路，是不切實際的。但中國大陸提倡尊重、開放、包容、互鑒的認知價值，以挑戰西方人的傲慢、自大，隨著中國的和平發展，他們終將調整。過程中更需要大陸學者能建構一套能引起好奇、引發探索的現代化理論系統，讓西方學者一看就懂。只要他願意跟大陸談，西方世界就不得不逐步與他們的傲慢、自大「脫鉤」。

5月初，大陸的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國家高端智庫和新華社國家高端智庫發佈了《中國式現代化發展之路》。應該要做的就是這種事情。要取得話語權，必須讓西方世界尤其是西方精英分子對你所做的事情從排斥到好奇，從好奇到願意思考研究。

這樣，中國大陸與世界對話的時候就可分為兩個層次，實踐與實踐對比，理論和理論對話，才有更長遠的未來性。

中新社記者：您曾呼籲台灣知識分子應參與建構中國式現代化論述。不過，台灣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名譽教授邱坤玄近期刊文談兩岸交流時提及，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逐漸淪為政治工具。此氛圍有無改變的可能？

楊開煌：簡略地說，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本應有其先天優勢，同文、同史、同文化。但從20世紀中期以來，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一直是服從於「反共」，並為此政治目的服務的研究。上世紀80年代末以後，研究需求曾經從「服從反共」轉為服務於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後來隨政權輪替、轉變，在「反中去中」「和平發展」之間擺盪。近年來，更成為一套相對封閉式「反中去中」的研究，形成了固化的政治偏見或成見，「自廢武功」，這是到今天為止，台灣的大陸研究最大一個損失。

過去中國大陸尚未開放或開放初期，西方陣營不太能理解中國文化。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曾在其中作為「接頭」，協助西方世界理解大陸。但是，從反共、反中到現在崇洋，既有的政治偏見在「去中國化」氛圍下進一步加深，以至於如今看不懂或者不願意看到今天中國大陸變化的情況，它正變得缺少價值。

要轉變氛圍，破解方法是交流。讓事實來印證許多研究者認知裡的中國大陸已被嚴重扭曲、醜化。事實上，深受西方影響的台灣知識分子可更好地反省西方的問題，並觀察中國大陸政策實踐的闕遺，以利中國式現代化的順利發展。

但不管台灣情況如何，整個世界對中國大陸、對中國式現代化的認識已經「起風了」，我們可以看到越來越多外國人所拍攝的介紹真實中國的短影音(視頻)，他們看到中國實實在在的表現就在那裡。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西方有其辯論的傳統、對事不對人的傳統。通過對中國式現代化論述的探討、辯論，引導其開放心胸，是最好的選項。

受訪者簡介：

楊開煌，台灣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台灣中國大陸研究學會理事長、東華大學公共政策所教授兼大陸研究中心主任、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文化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主要從事中國共產黨研究、兩岸關係研究及少數民族研究。

（本文來源：中新社「東西問」專欄，授權中時新聞網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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