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納百川》從川軍到台軍 國軍要有法統的堅持（魯云湘）

「名稱」從不是中性詞。近代以來，誰握有命名權，往往就握有敘事主導權。把民初的各地軍系與戰時、當下出現的「渝軍」「台軍」並置，可更清楚看到：前者多為對權力結構事實的描述，後者則常被用作去正當化的政治修辭。然而，這種命名現象也需考慮對立方的視角、內部身分認同的轉變，以及國際與比較脈絡，以更全面理解語言戰的複雜性。

1916–1928年的軍閥時期，中央權威鬆動，地方實力各自為政。各地軍系多以地域或派系核心命名，例如：「川軍」（四川劉湘、劉文輝部），「滇軍」（雲南唐繼堯、龍雲部），「桂軍」（廣西李宗仁、白崇禧部），「湘軍」（湖南趙恒惕、唐生智部），「黔軍」（貴州王家烈部），「晉軍」（山西閻錫山部），「西北軍」（馮玉祥系），「東北軍」（張作霖、張學良部）。

這些稱呼均以地域或勢力範圍為名，反映多中心的治理現實，而非外力刻意貶抑。它們屬於「分裂結構的中性命名」，是政治碎片化的自然語言現象，而非對中央正當性的挑戰。

1928年北伐成功，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國軍」成為中央正規軍的統稱，連結法統與國家正當性。此後，再以地理名號稱呼中央正規軍，便不再是描述性用語，而帶有降格化、地方化的政治效果。名稱的轉變，也象徵國家中心的重新確立。

對日抗戰期間，國民政府遷都重慶。「渝」為重慶簡稱，屬中性詞。當時的日本與汪精衛政權，在宣傳上刻意使用「重慶政府」、「渝府」、「渝軍」等稱呼，意在將法統中的中央「地方化」，將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與國民革命軍描繪為「重慶地方政權」或「英美傀儡」。這種宣傳策略的目的，是打擊國民政府的對內凝聚力與國際合法性；對照國民政府官方正名的「中國遠征軍」、「國民革命軍」，可清楚看到話語競爭的界線。

而如今的中共媒體系統中，「台軍」一詞被常態化使用。表面上似為地理指涉，實則在語義上抹去「國家屬性」，將中華民國國軍歸入「地方叛亂武裝」的敘事框架。這種用法並非單純稱謂選擇，而是延續戰時語言戰思維的結果。然而，從中共官方敘事角度而言，「台軍」的用法是其「一中原則」邏輯的自然延伸，用以表述主權範圍的整合認知；但在效果上，仍構成語義上的去正當化。這種平衡視角提醒我們，命名不僅是單向的攻擊工具，也反映對方對主權的堅定主張。

此外，在台灣內部，自1980年代民主化以來，關於「國軍」vs.「台軍」的命名辯論逐漸浮現。一些本土派或民進黨支持者偏好「台灣軍隊」以強調去中國化及本土身分，視「中華民國國軍」為與威權歷史連結的遺跡。這也反映台灣社會的身分危機，年輕世代對國家認同的轉變，可能降低對統一用語的共識。尤須警惕的是，若內部媒體、公關或軍事文宣不慎採用對方用語，等於自我地方化，讓渡話語主權。

有鑒於此，在比較描述性命名與去正當化命名時，我們可以從兩個主要時期來觀察其差異。首先，在民初軍閥時期，相關名稱包括川軍、滇軍、桂軍、湘軍、黔軍、晉軍、西北軍以及東北軍，這些名稱的意涵主要是中性描述地方軍閥勢力，反映當時的政治背景，即中央權威分裂且無單一正統。

其次，從抗戰時期至今，名稱如渝軍與台軍，其命名意涵則轉向去正當化與地方化修辭，用以在政治上打擊對手的合法性，背景為敵對政權透過此策略來達成目的。這兩個時期的命名形式雖相似，但意圖與脈絡卻有明顯區別，前者源自權力碎片化的現實，後者則是政治矮化的工具。兩者形式相似，意圖卻迥然不同。

名稱，不只是語言問題，而是主權認知的防線。對外，「正名」關乎國際定位與法理承認；對內，「正名」關乎軍隊榮譽與歷史延續。然而，正名也需面對軍事及社會意涵的挑戰。中華民國國軍目前呈現混合的招募趨勢：雖然2025年10月宣布志願役招募率達109％，並在軍校註冊人數創下紀錄，但整體活躍人員從2021年的16萬4千人，降至2024年的15萬2千人左右，編制填充率約78.6％（2024年數據），志願兵退役率居高不下（近四分之一），留任率約86.7％，並面臨士氣低落、人口結構危機及身分認同分歧等挑戰。這些因素不僅影響戰備，也放大命名爭議對招募及公眾支持的負面效應。

此外，台灣獨立派往往視「國軍」為中國遺留的象徵，這加劇了身分分歧，並進一步打擊軍隊士氣，因為部分士兵或潛在招募者對「中華民國」的國家符號缺乏認同感，視其為過時的威權遺產而非本土防衛力量。

因此，應建立一致的用語準則：法規、公文與新聞稿一律使用「國軍」或「中華民國國軍」。英譯統一為Republic of China Army,Republic of China Navy,Republic of China Air Force或R.O.C Army,R.O.C Navy, R.O.C Air Force。教育訓練中納入「命名政治」案例分析，提高官兵對語言戰的敏感度。

為更全面理解命名政治，可擴及國際脈絡與其他分裂國家的歷史範例。國際媒體及組織常稱呼台灣軍隊為「Taiwanese military」或「Taiwan's armed forces」，部分因簡便，部分受中共壓力影響。例如，奧運使用「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來規避政治爭議，這延伸了命名對外交孤立的影響。美國政策文件在軍售中亦常用「Taiwan's armed forces」，可能被視為間接地方化。

歷史上，可參照韓國分裂的命名策略。北韓（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常稱南韓為「南朝鮮」，或在不同脈絡下以「韓國」（Hanguk）代指南韓，藉此來否定其作為單一朝鮮半島合法政府的地位，阻礙南韓主導的統一敘事。此外，1911年前清代區域軍隊命名，或1949年後內戰中中共對中華民國殘餘的「匪徒」稱呼，也顯示命名如何從中性轉為貶抑。這些比較凸顯，命名戰不僅限於兩岸，而是全球分裂情境的普遍現象。

從「川軍」到「台軍」，差在一個「中心」：當年是無中心下的描述，如今是有中心下的矮化。但融入平衡視角、內部辯論及國際比較後，我們看到命名更為多層次：它不僅是防務工具，也反映身分轉變與全球壓力。

正名不是情緒，而是防務；不是修辭，而是主權。唯有堅持歷史與法統的語言界線，同時面對內外挑戰，方能在敘事戰場上守住國軍的尊嚴，與國家的延續性。由此可見，面對當前的命名爭議，國軍必須對其所承載的歷史與法統有更清晰的認識與堅持。

（作者為戰略智庫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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