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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陸激進人士不滿反送中 遷怒破壞蔡元培香港墳墓

    陸激進人士不滿反送中 遷怒破壞蔡元培香港墳墓

    已故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位於香港的墳墓,昨天遭人破壞。一名大陸激進分子事後在微博發文承認是他做的,他曾發文不滿「反送中」學生把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段崇智與蔡元培相比。 \n蔡元培在北大校長任內催生「五四運動」,並與掌權的北洋軍閥周旋,以積極保護學生聞名。 \n \n《中央社》指出,蔡元培曾涉入1927年國民黨清黨的「412事件」,因此有部分大陸左派人士視為殘殺中共黨員的幫兇。蔡元培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葬於香港華人永遠墳場。 \n \n報導說,大陸微博帳號「哀極無淚」14日貼文稱,今天去香港,給蔡元培的墓碑打磨了一下,再在墓碑上貼上烈士汪壽華和趙世炎的遺像,各位鄉親這事與任何人無關,員警要來抓打個電話就行,咱自己走過去,「我不信那麼多熱血青年的人頭,因為是北大教授所殺,就會在人們的記憶裡蒸發」。 \n \n「哀極無淚」此前曾發文表示,「段崇智也好,蔡元培也罷,大學校長們風度翩翩的外表下面,並不總代表社會的良知與正義」。他形容反送中大學生為「廢青」,並稱「看看廢青的標語就知道,廢青們無知」。 \n \n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段崇智10月18日曾發表公開信,內容被視為支持反送中學生。香港《明報》此前報導,中大學生會24日向校長贈送「良知不會被威權滅聲」的大型橫幅,有人寫下「世上可能沒有第二個蔡元培,但有的是多一位值得敬佩的校長」字句,感謝段與學生同行。 \n \n「哀極無淚」發文承認破壞蔡元培墳墓,引發大批中國網友留言聲討,並向有關當局檢舉,痛批他如此毀人墳墓,超出文明底線,又與反送中「暴徒」毀壞香港立法會議員何君堯的祖墳何異。至今晚11時,「哀極無淚」的相關貼文仍未遭到刪除。

  • 走筆大世界 筆會回顧展

     中華民國筆會是一個由作家、譯者、編輯所組成的社團,也是國際筆會PEN International正式成員,1924年由胡適、蔡元培、林語堂、徐志摩等近代文化領袖於北京發起,1928年成立於上海。首任會長為蔡元培。 \n 政府遷台後,1958年中華民國筆會在台復會,以致力於推介國內優秀文學作品至國際為職志,目前亦為台灣少數在聯合國UNESCO旗下組織具有會籍之機構。復會60年來歷經張道藩、羅家倫、林語堂、陳裕清、姚朋、殷張蘭熙、余光中、朱炎、彭鏡禧等會長,現任會長黃碧端於2014年12月18日接任。 \n 「走筆大世界──中華民國筆會創會90周年暨在台復會60周年回顧展」,以筆會創會90年、在台復會60年以來的發展歷史、工作內容、會員的憶往記述、歷史照片回顧等,呈現筆會的工作成果及文友之間的情誼軼事,見證筆會為台灣的文學作品與作者付出的努力。 \n ★展期:2018年11月17日─12月16日 \n ★開幕茶會:2018年11月17日(星期六)下午14:30 \n ★地點:紀州庵文學森林─古蹟大廣間 \n (台北市中正區同安街107號)

  • 兩岸史話-南遷上海?北大險被拆台

    兩岸史話-南遷上海?北大險被拆台

     上海方面的黃炎培、沈恩孚、蔣夢麟等人,提出把北大「南遷上海」的備選方案,主要是為了維護蔡元培的學界地位,以及全國的教育事業。隨著蔣夢麟受恩師蔡元培的委託來到北大代理校務,這個備選方案也就失去了存在價值。 \n 在沈尹默落款時間為1966年1月的《我和北大》中,出現了更加離奇的舊事重提:五四運動時,胡適以「革命」為幌子,主張把北大遷到上海。有一天,我和幼漁、玄同、士遠、大齊等人正在商量事情時,胡適、羅家倫、傅斯年進來說:「我們主張把北大遷到上海租界上去,不受政府控制。」我們回答說:「這件事太大了。要商量。」羅家倫和傅斯年接著說:「搬上海,要選擇哪些教員、哪些學生可以去,哪些不要他們去。」我們一聽,這是拆夥的打算,不能同意,因為弄得不好,北大就會分裂,會垮台。於是決定在第二天早上七時開評議會討論。 \n 維護學生運動 \n 開會之前,我們要沈士遠去看胡適,告訴他,搬上海,我們不能同意。評議會討論的結果是不同意遷上海。胡適就來找我,他說:「以後北大有什麼事情,你負責!」我說:「當然要負責,不能拆北大的台。」當時,我的思想是,學生的態度是激烈的,教師的態度實質上應當和學生一致,但態度要穩重,才能真正維護學生運動,使政府無懈可擊,不會解散北大。 \n 同樣是沈尹默,此前在1951年12月2日上海《大公報》組織召開的「胡適思想批判座談會」上,公開發表有標題為《胡適這個人》的發言稿,其中另有相互抵觸的一段文字:「『五四』運動起來了,那時,胡適恰恰因事回到安徽家鄉去,並沒有參與這偉大事件的發動,等到他回來時學生正在罷課中。他一到就向我提出許多責難,一面說這是非常時期,你們應該採取非常手段─『革命』手段;一面又說這個時候學生不應該罷課,我要勸他們立刻復課。他要等學生開大會時去講話,阻攔他不住,終於到會講了話,但沒有人理睬他,討了個沒趣。」 \n 那麼,出現在馬敘倫、沈尹默筆下的北大南遷,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n 五四運動爆發時,北大教授胡適正在上海迎接並且陪伴他的博士導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著名教授杜威及其夫人。在此期間,他還與老同學蔣夢麟一起,陪同杜威前往莫利哀路拜訪了曾任中華民國第一屆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 \n 1919年5月7日,胡適與北大校長蔡元培(孑民)早年的弟子、江蘇省教育會負責人黃炎培(任之)、沈恩孚、蔣夢麟等人,一起參加了聲勢浩大的國民大會,對於北京方面的學生運動表示聲援。 \n 5月8日,胡適陪同杜威夫婦啟程北上。同一天,蔡元培向大總統徐世昌和教育總長傅增湘提交辭職呈文。 5月9日早晨,蔡元培在北大職員段子均陪同下離開北京。 \n 投入護校活動 \n 胡適回到北京後,立即投入護校活動。5月13日晚上,胡適參加評議會與教授主任聯席會議,會議由已經調任教育部專門教育司司長的前理科學長秦汾回校主持,會議決定由法科學長王建祖及張大椿、胡適、黃右昌、俞同奎、沈尹默共同組成委員會,協助工科學長溫宗禹代行校務。 \n 在北大同人努力維持校務的同時,上海方面的黃炎培、沈恩孚、蔣夢麟等人,也在考慮另一種備選方案。 5月22日,蔣夢麟在寫給胡適的回信中表示說:如北京大學不幸解散了,同人當在南組織機關,辦編譯局及大學一二年級,捲土重來,其經費當以捐募集之(炎、麟當赴南洋一行,《新教育》可請兄及諸君代編)。杜威如在滬演講,則可兼授新大學。總而言之,南方大學必須組織,以為後來之大本營,因將來北京還有風潮,人人知之。大學情形請時時告我,當轉達孑公。諸君萬勿抱消極主義,全國人心正在此時復活,後來希望正大也。諸乞密告同志。 \n 這封信中夾有黃炎培的一條眉批:「此亦是一句話,但弟意北方亦要占據,且逆料舊派無組織之能力也。炎。」 \n 另有沈恩孚的一條眉批:「此時未打敗仗,萬無退回老巢之理。孚。」 \n 蔣夢麟所說的「密告同志」,就是把擬議中的北大南遷計畫,由胡適轉告給共同主持北大校務的溫宗禹、王建祖、張大椿、黃右昌、俞同奎、沈尹默、康寶中、馬敘倫等北大同事。 \n 5月24日,蔣夢麟在寫給胡適的另一封信中寫道:「照你看來,大學究竟能否保全?照我的意思,如能委曲求全,終以保全為是。」 \n 由此可見,上海方面的黃炎培、沈恩孚、蔣夢麟等人,提出把北大「南遷上海」的備選方案,主要是為了維護蔡元培的學界地位,以及全國的教育事業。隨著蔣夢麟受恩師蔡元培的委託來到北大代理校務,這個備選方案也就失去了存在價值。 \n 馬敘倫在《我在六十歲以前》中,把上海方面的蔣夢麟、黃炎培、沈恩孚等人並沒有付諸實施的北大南遷計畫,借題發揮地轉嫁在學生輩的傅斯年、羅家倫頭上,以坐實兩個人沒有勇氣留在「黑暗裡」奮鬥,只是相對含蓄地報復傅斯年揭發他的抄襲醜聞。同樣的一件事情到了沈尹默的《我和北大》中,又被變本加厲地虛構誇大為胡適、羅家倫、傅斯年三個人,對於北京大學的拆台破壞。(待續)

  • 兩岸史話-蔡元培教起書來超級熱血

    兩岸史話-蔡元培教起書來超級熱血

     蔡元培不僅認真教書,還善於勸學外語。他對學生說:「現在中國被各國欺侮到這地步,「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n 蔡元培(1868-1940),出掌北大前當過教師,容易體會如何當校長。1901年9月,蔡元培得聘上海南洋公學經濟特科班中文總教習。黃炎培晚年回憶錄《八十年來》記述一段蔡元培教書,讀之聳然驚顏。 \n 1901年秋,南洋公學首屆特科班開學,學生42名。上午英文、算學;下午中文。蔡元培向學生分發一份清單,上列哲學、文學、政治、外交、經濟、教育等二三十門,學生任選一門。然後,蔡元培再開列各門應讀書目,分清主次,囑學生向學校藏書樓借閱,每天須寫筆記,送他批閱。 \n 每天批改學生筆記 \n 每人將所寫筆記繳送蔡師,蔡師不但親手批閱,還每夜輪流召二三學生到蔡師房裡面談,或就筆記,或就今天日報所載時事消息指示種種,學生也可以提出意見請教。不但這種教育方法切合學生們的要求,蔡師語言態度的親切謙和,使每一學生都心悅誠服,這些還影響到上院其他各班和中院。 \n 相信每位高校教師讀到「每天須寫筆記送師批閱,蔡師不但親手批閱」,都會駭然暗驚,汗顏與蔡師的差距。42名學生,每天一篇讀書筆記,每天批閱42篇文章,哪怕兩天一篇,天天也有21篇!估計今天高校教師無一人能做到,更不用說樂意為之。這份付出、這份負擔,沒一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怕是不行的。至於當年大中院校學生何以個個會寫文章,實在也是教師一篇篇批改出來。 \n 蔡元培還每月出題讓學生抒寫見聞,題材不拘。一次作文題目:〈春秋戰國時代的愛國者〉。如今莫說它系,就是中文系,所有教師都明白,每布置一次作文,等於自增工作量,得有一點真正的奉獻精神。 \n 蔡元培不僅認真教書,還善於勸學外語。他對學生說:「現在中國被各國欺侮到這地步,「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我們要知道自己弱點,還要瞭解國際情況。瞭解國際,要通曉外國文,讀外國書。英文自然要讀,通日本文,比較容易,從日本書中亦可以瞭解國際情況。」 \n 這番外語勸學篇,循循善誘,目的、效能、路徑,都有了。一次,蔡元培召集全班學生:「中國國民在極度痛苦中,還沒有知道痛苦的由來,沒有能站立起來、結合起來、用自力解除痛苦,這是中國根本弱點。你們將來出校,辦學校以外,還要喚醒民眾,開發他們的知識。這些固然可以靠文字,但民眾識字的少,如能用語言,效用更廣。你們大家練習演說罷!」 \n 蔡元培向學生推薦了幾本介紹演說方法的日文書。學生認為蔡師所說有理,積極開展演說練習。當時國語遠未普及,各省學子只會說家鄉方言,因此推請班中北方生李叔同教習「國語」。教育績效,首在「出人」。南洋公學特科班至少出了李叔同、黃炎培、章士釗、湯爾和、邵力子。 \n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出長北大;1917年1月4日到任視事,13日即聘陳獨秀文科學長。蔡元培以延聘優秀師資為首任,聘用青年梁漱溟也是蔡元培「傑作」之一。1916年夏,梁漱溟在上海《東方雜誌》第6-8月三期連載〈究元決疑論〉,闡述佛教出世思想,奉皈依佛門為人生惟一出路,引起蔡元培注意。 \n 1916年底,蔡元培在校長室約見陳獨秀與梁漱溟,正式提請梁漱溟來北大任教,教授印度哲學。23歲的梁漱溟戰戰兢兢,說不懂印度哲學,且印度哲學宗派繁多,自己只領會一點佛家思想而已,要教印度哲學,實在沒什麼可教。蔡校長鼓勵:「你不懂印度哲學,但又有哪一個人真懂呢?誰亦不過知道一星半點,橫豎都差不多。我們尋不到人,就是你來吧!」 \n 梁漱溟仍推辭,蔡元培再勸:「你不是喜歡哲學嗎?我也喜好哲學,我們還有一些喜好哲學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友,都引來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來呢?你不要是當老師來教人,你當是來共同學習好了。」校長大人誠懇如斯,梁漱溟只好應承下來。 \n 積極扶持青年教師 \n 振興中華,人才第一,為社會共識,報刊上喊得山響。可多年來,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樓,人才並不見刷刷冒出來。究其底裡,問題恐怕還是出在最為難辦的關鍵點:人才的辨識上。辨識之難,癥結又出在敏感的人性弱點:妒嫉。已被證實的才華,明珠璀璨,上下咸識。問題是如何及時發現泥土中的幼芽?識英俊於人群,扶雛鷹於幼時,這才是一道必須解破的社會難題,也是歐美社會實質性優於我們的根莖處。國家的先進性,當然得體現於人才的接續,具體就是對青年人才的扶助度。 \n 如果蔡元培不如此誠邀,以五旬師尊拜迎青年梁漱溟,梁氏能否成為一代學宗,至少存疑。1917-1924年北大教席,不僅給了梁漱溟極好平台,關鍵是迫使他坐下來遍閱群籍,教學相長,成為真正學者。梁漱溟憶及:「他或者感覺到我富於研究興趣,算個好學深思的人,放在大學裡總是好的。」(待續)

  • 撩看民國名士──蔡元培教起書來超級熱血(九)

    蔡元培不僅認真教書,還善於勸學外語。他對學生說:「現在中國被各國欺侮到這地步,「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n蔡元培(1868-1940),出掌北大前當過教師,容易體會如何當校長。1901年9月,蔡元培得聘上海南洋公學經濟特科班中文總教習。黃炎培晚年回憶錄《八十年來》記述一段蔡元培教書,讀之聳然驚顏。 \n1901年秋,南洋公學首屆特科班開學,學生42名。上午英文、算學;下午中文。蔡元培向學生分發一份清單,上列哲學、文學、政治、外交、經濟、教育等二三十門,學生任選一門。然後,蔡元培再開列各門應讀書目,分清主次,囑學生向學校藏書樓借閱,每天須寫筆記,送他批閱。 \n \n每天批改學生筆記 \n \n \n \n每人將所寫筆記繳送蔡師,蔡師不但親手批閱,還每夜輪流召二三學生到蔡師房裡面談,或就筆記,或就今天日報所載時事消息指示種種,學生也可以提出意見請教。不但這種教育方法切合學生們的要求,蔡師語言態度的親切謙和,使每一學生都心悅誠服,這些還影響到上院其他各班和中院。 \n相信每位高校教師讀到「每天須寫筆記送師批閱,蔡師不但親手批閱」,都會駭然暗驚,汗顏與蔡師的差距。42名學生,每天一篇讀書筆記,每天批閱42篇文章,哪怕兩天一篇,天天也有21篇!估計今天高校教師無一人能做到,更不用說樂意為之。這份付出、這份負擔,沒一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怕是不行的。至於當年大中院校學生何以個個會寫文章,實在也是教師一篇篇批改出來。 \n蔡元培還每月出題讓學生抒寫見聞,題材不拘。一次作文題目:〈春秋戰國時代的愛國者〉。如今莫說它系,就是中文系,所有教師都明白,每布置一次作文,等於自增工作量,得有一點真正的奉獻精神。 \n蔡元培不僅認真教書,還善於勸學外語。他對學生說:「現在中國被各國欺侮到這地步,「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我們要知道自己弱點,還要瞭解國際情況。瞭解國際,要通曉外國文,讀外國書。英文自然要讀,通日本文,比較容易,從日本書中亦可以瞭解國際情況。」 \n這番外語勸學篇,循循善誘,目的、效能、路徑,都有了。一次,蔡元培召集全班學生:「中國國民在極度痛苦中,還沒有知道痛苦的由來,沒有能站立起來、結合起來、用自力解除痛苦,這是中國根本弱點。你們將來出校,辦學校以外,還要喚醒民眾,開發他們的知識。這些固然可以靠文字,但民眾識字的少,如能用語言,效用更廣。你們大家練習演說罷!」 \n蔡元培向學生推薦了幾本介紹演說方法的日文書。學生認為蔡師所說有理,積極開展演說練習。當時國語遠未普及,各省學子只會說家鄉方言,因此推請班中北方生李叔同教習「國語」。教育績效,首在「出人」。南洋公學特科班至少出了李叔同、黃炎培、章士釗、湯爾和、邵力子。 \n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出長北大;1917年1月4日到任視事,13日即聘陳獨秀文科學長。蔡元培以延聘優秀師資為首任,聘用青年梁漱溟也是蔡元培「傑作」之一。1916年夏,梁漱溟在上海《東方雜誌》第6-8月三期連載〈究元決疑論〉,闡述佛教出世思想,奉皈依佛門為人生惟一出路,引起蔡元培注意。 \n1916年底,蔡元培在校長室約見陳獨秀與梁漱溟,正式提請梁漱溟來北大任教,教授印度哲學。23歲的梁漱溟戰戰兢兢,說不懂印度哲學,且印度哲學宗派繁多,自己只領會一點佛家思想而已,要教印度哲學,實在沒什麼可教。蔡校長鼓勵:「你不懂印度哲學,但又有哪一個人真懂呢?誰亦不過知道一星半點,橫豎都差不多。我們尋不到人,就是你來吧!」 \n梁漱溟仍推辭,蔡元培再勸:「你不是喜歡哲學嗎?我也喜好哲學,我們還有一些喜好哲學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友,都引來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來呢?你不要是當老師來教人,你當是來共同學習好了。」校長大人誠懇如斯,梁漱溟只好應承下來。 \n \n積極扶持青年教師 \n \n \n \n振興中華,人才第一,為社會共識,報刊上喊得山響。可多年來,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樓,人才並不見刷刷冒出來。究其底裡,問題恐怕還是出在最為難辦的關鍵點:人才的辨識上。辨識之難,癥結又出在敏感的人性弱點:妒嫉。已被證實的才華,明珠璀璨,上下咸識。問題是如何及時發現泥土中的幼芽?識英俊於人群,扶雛鷹於幼時,這才是一道必須解破的社會難題,也是歐美社會實質性優於我們的根莖處。國家的先進性,當然得體現於人才的接續,具體就是對青年人才的扶助度。 \n如果蔡元培不如此誠邀,以五旬師尊拜迎青年梁漱溟,梁氏能否成為一代學宗,至少存疑。1917-1924年北大教席,不僅給了梁漱溟極好平台,關鍵是迫使他坐下來遍閱群籍,教學相長,成為真正學者。梁漱溟憶及:「他或者感覺到我富於研究興趣,算個好學深思的人,放在大學裡總是好的。」(待續) \n

  • 撩看民國名士──開中國大學男女同校先河(十)

    蔡元培出掌北大最駭人之舉乃是開放女禁。此前,他在上海就創辦愛國女校,首先衝破教育界女禁。 \n蔡元培看重梁漱溟的「好學深思」,認定具備學者潛質,故而大膽擢拔。當今大陸學界,動輒要求「成果」,具體量化到論文發表的篇數檔次、課題級別,具體對應職稱評定。這種所謂「客觀化」評審,實為推避責任,將易引爭訟的辨才識賢推給學術刊物,讓所謂的高級別刊物替自己把關,以減少內部人際矛盾。然而,利益之下必「多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各利益相關者重金賄賂高級別刊物,動用各種資金購買那幾頁「決定命運」的版面。如筆者曾供職的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那些發表在所謂高檔次刊物的甲A甲B論文,還不是靠各種名目的公費「合作」而來? \n \n大力拔擢青年英俊 \n \n \n無緣進入「長」字輩和不屑拍馬溜鬚的狷介之士,只能「英俊沉下僚」:終身難上教授、研究員。就是上了教授、研究員,也雌伏最低台階。筆者乃12年的教授,專著六本、文集兩本、主編兩本,發表論文百篇(境外十餘篇)、各種文章上千(境外百餘篇),直至退休仍憋蹲最低四級。在大陸,得有好心態,見怪不怪,無欲則剛。 \n人文學科出人才原本就難,「高檔次」刊物就那麼幾家,不少中老年學者已「佔領陣地」,加上長期低薪,青年才俊能抵擋窗外誘惑堅守教職已屬難能,培育、鼓勵尚不及,還要他們全面過杠,實在有點望不到頭矣!小荷才露尖尖角,唯其稚嫩,才更需保護識扶。 \n梁漱溟還談到蔡校長的氣度:「他對於我講的印度哲學、中國文化等等自亦頗感興味,不存成見。這就是一種氣度。這一氣度完全由他富於哲學興趣相應而俱來的。換言之,若胸懷意識太偏於實用,或有獨斷固執脾氣的人,便不會如此了。這氣度為大學校長所必要的;老實說,這於一個為政於國的人有時亦同屬必要吧!」 \n學識決定氣度,哲學功底撐大蔡元培胸懷,他的「相容並包」至今仍令大陸教育界汗顏:不僅尚未達到,而且差距甚遠。蔡元培出掌北大,一力拔擢青年英俊,延聘胡適、陳獨秀、梁漱溟等「爭議人物」,大陸高校至今未能再演的「世紀故事」。 \n1940年代初,四川新聞界好事者為增戲劇性,稱梁漱溟投考北大而不得,後竟轉為教授。梁漱溟〈紀念蔡元培先生〉明確駁斥,特別聲明受聘為講師而非教授。 \n早在1913年,蔡元培力薦王雲五(1888-1979)為北大預科學長。這位後來名聲大噪的商務印書館編譯所長、國府財長、行政院副院長,其時不過25歲。王雲五幼入私塾,14歲為五金店學徒,無任何正規學歷,中學門都沒進過,靠跟老外學了幾年英語,自學成才,當過中國公學英語教師、孫中山總統府秘書,時任教育部第一科長。 \n王雲五記述:「聽說他(按:蔡元培)曾傳述意見,勸當局把我調任北京大學的預科學長,不知何故又有人從中阻撓……蔡先生愛我之深,更可於此見之。」 \n蔡元培出掌北大最駭人之舉乃是開放女禁。此前,他在上海就創辦愛國女校,首先衝破教育界女禁。當時,勇敢女生王蘭(王崑崙之姐)請求入學北大,蔡元培允她旁聽,一時轟動京城。1920年,北大正式開招女生。最初入學三位女生:王蘭、奚湞、查曉園,開中國大學男女同校先河。無論於女性於國家,開禁女學,蔡元培功莫大焉。 \n留意青年英俊,俯邀梁漱溟,當然是蔡元培「相容並包」的實質體現。蔡元培意識到新思想得靠新人物去傳播推行,舉賢不避低,大膽起用青年人才。當然,嘗試風險大,如果蔡元培薦舉的人物多不成器,未能經得起歲月的「實踐檢驗」,未能對歷史發展起到正能量,那麼蔡元培的歷史地位、口碑名聲也就不可能節節走高。 \n \n新思想需要新人才 \n \n \n除了王雲五、陳獨秀、胡適、梁漱溟,蔡元培的「伯樂識馬」中還有一匹美術界的林風眠。1926年,26歲的留法學子林風眠登上歸船時,還是回國覓職的待業青年,下船已是國立北平藝專校長,執掌全國美術最高教壇。筆者深慨:本人從上山下鄉大興安嶺到黑龍江大學,再到浙省政協機關、浙江政法專科學校、浙江廣電高專、上海財經大學,從北到南四十年,深層次透識各級共黨官員,不僅官大一級壓死人,而且求全責備,對中青年只打壓不扶助,不僅無有一位「蔡元培」,所有上司連蔡元培的1%都沒有。 \n留給本人的職業回憶:一張張無能妒才、巧佞鑽營、口是心非的小人嘴臉。很慶幸自己走了多少能自證實力的學途。學位、論文、專著,好歹有點「客觀化」。如果貪戀官場,能否混上處級都成問題,更不用說實現「人生價值」。赤潮禍華,當然具體落實到壓抑青年、摧殘人才,筆者親歷親嘗,真正「點點滴滴到心頭」。(待續) \n

  • 五四精神 陸青年緬懷蔡元培

    五四精神 陸青年緬懷蔡元培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曾說:「青年是標誌時代的最靈敏的晴雨表,時代的責任賦予青年,時代的光榮也屬於青年。」大陸以5月4日為青年節,緬懷五四精神,而這一天亦是五四運動「發源地」北京大學的校慶日,作為北大百周年前的校長,蔡元培所立下的典範,至今仍被傳頌。 \n 百年前的中國教育制度正從「學堂」轉型為「大學」,現任中國政法大學社會學教授應星的新作《新教充場域的興起》指出,他認為蔡元培最大的成就在於「為北京大學成功地構築起了防止政治干預的學術堡壘」。應星分析,蔡元培治校的前期,主要是採用「辭職」這一手段來阻止政治力量干預學校,在10年的任期內,就有多達8次的請辭。 \n 請辭頻率平均不到1年 \n 蔡元培任北大校長期間,平均不到1年就請辭一次,曾被陳獨秀批評為「抗議政府的消極做法」,但實則蔡元培曾自述:「必先審其可能與不可能,應為與不應為,然後定其舉止。」由此可知他的請辭其實是謀定而後動,朝著他既定的目標而為。 \n 在蔡元培的數次請辭中,以1919年5月,他的第3度請辭最為堅決而複雜,從請辭到回校復職就歷時4個月,他的辭職事件甚至演變成「五四運動」續曲的「挽蔡運動」。此次辭職原因在於五四運動發生後他積極營救被捕學生,並鑑於他自己成為政治鬥爭焦點而於5月7日提出辭職。 \n 北大建構成學術堡壘 \n 雖然蔡元培在《告北大同學諸君函》中說自己是「引咎辭職」,然而5月10日以北大師生為核心的挽蔡運動仍拉開序幕,北京各大學校長一併辭職,各校全體罷課,致使當時的北京政府於14日發出挽留蔡元培的指令,20日蔡元培的回電,則提出了復職的條件:對參與運動的學生不予追究。 \n 而後蔡元培在復職過程中又一度稱病拒絕赴任,一方面他發表了《不肯再任北大校長的宣言》,藉以表明心志拒絕政府對大學的橫加干預,他曾表示這些干預包括大學校長由政府任命,因此所有校內大小管理事務稍微破例就必須呈報教育部批准;而政治干預更是指北大的教育改革,連蔡元培辭退北大不稱職的外籍教員都屢遭外交部質問。 \n 在應星看來,風雨如磐的時代,要使大學抵制政治干預異常艱難,而蔡元培無論是一意辭職,或是有條件復職,乃至拖延回京,著眼點都是為了打造在政治上相對獨立的北大乃至整個北京學界,可說是用盡其全部的個人魅力,借社會之勢,成功將當時的北大建構成學術堡壘。

  • 兩岸史話-五四健將羅家倫

    兩岸史話-五四健將羅家倫

     當時蔡孑民時代的北京大學,是一種動力的發動機,是將來寫這個時代歷史的人不能不注意到的。 \n 好一部分愛護學校的同學頗責難羅家倫,顧頡剛更是把羅痛罵一頓。後來頗費些周折,馮國璋把蔡元培的辭呈退回了。羅家倫等人也去向蔡元培解釋這件事,完全是同學為著國家大問題而出,不是不顧北大。經過一再解釋,這場風波才算平息下來。 \n 羅家倫說這次事件是五四運動的先聲,也許不無道理,不管怎樣,這都顯示了當時學生愛國熱情因為時勢值得注意的是,羅家倫在非常明瞭蔡元培對學生運動複雜的情況下,一再強調五四愛國運動之所以產生,五四青年學生具備的品格和志趣,所煥發的愛國熱忱,正是蔡元培執掌北大所鑄造出來的精神。 \n 愛國熱情無可非難 \n 因此他說:「從整頓北京大學,改革課程內容,喚起青年對於自身人格的重視以至於產生文學革命和所謂新文化運動,對於社會的制度、固有的權威加以理性的批評和大膽的攻擊,再至於產生五四運動為中國近代一般青年和民眾直接參與國家問題和社會運動的開始,這一個大波瀾雖然是種種時代的動量促成功的,但是當時蔡孑民時代的北京大學,是一種動力的發動機,是將來寫這個時代歷史的人不能不注意到的。」 \n 而蔡元培這次的辭職,也呼應了五四之後他更加堅決的辭京南下之舉。蔡元培對學生的愛護、支持和營救固然非常明白,但這個問題的背後,仍然存在力學報國之責和當下政治行動間的衝突。蔡元培固然不會不同情學生的愛國熱情,但他在各種場合,不忘諄諄教誨學生當以學術教育作為救國任重道遠之計,對於學生犧牲寶貴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學生運動,他感到痛心。此痛心,亦復無奈。 \n 既以學生不惜犧牲神聖之學術,為喚醒全國國民愛國心起見,從事救國之運動,他無可非難,也認為學生之所以如此,誠不得已也。作為人生經驗和閱歷都要深厚得多的師長,救國乃長遠恆久之業的認識,在蔡元培、胡適這些人心中都是堅定不移的信念。而當時的青年學生,固然也了悟得師長們的心願,但作為信念,大概還沒能自覺和堅定如斯。一旦受到時勢刺激,血氣方剛的年輕人,一定是把他們愛國的熱情和勇舉立時付諸行動。 \n 對於五四運動的原因和過程,以及他個人所扮演的角色,羅家倫在《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中有詳細的記述,儘管不排除個人之見的因素,但藉助這個親歷者的身份,我們也可以獲得一個觀看五四的視角: \n 到了6月4日,全上海罷市了,別的地方跟著罷市的也有好幾處,而天津方面,因為一個南開學生馬駿在商會代表的前面,用一只碗向自己腦殼一打,表示他要求的決絕,商會方面的人大為感動,也罷市了。因此,這個北京學生與政府正在短兵相接的時候,學生方面,正是無可奈何的時候,忽而得到了這種有力的聲援,一剎那間,個個悲歡交集、哀痛淋漓,而聲勢遂大振。 \n 當時上海、天津方面所提出要求政府的條件,第一,就是釋放被捕學生,第二,就是罷免賣國賊曹、陸、章,第三,就是不簽巴黎和約。而三個條件之中,以釋放學生為先決條件,所以5號那天晚上,北大三院方面軍警的帳幕在半夜三更便悄悄地撤去了,當時拘禁在裡面的學生還不肯出來。 \n 到了第二天,步兵統領衙門和警察所卻派人來道歉,他們才肯出來,還有拘禁在警察所和步兵衙門裡面的,他們請他們出來,而卻不肯,以後預備了汽車和爆竹送他們出獄,還是不肯。 \n 最後一個總務處長連連向他們作揖說:「各位先生已經成名了,趕快上車吧!」至於罷免曹、陸、章的命令也隨著下來,以由學生運動擴大成的民眾運動,使內閣局部改組,在當時看來,也算是一件可以詫異的事情了。不過山東問題還沒有拒絕簽字,北京教育界還有受摧殘的危機,這兩件事是大家最不安心的。 \n 到了7月和約要簽字時,北京大學聯合各校學生又會在新華門一次,在新華門門口,睡了兩天兩夜。同時巴黎方面的學生同華僑,也就聞風興起,逼迫中國專使,不許他簽字。拒約運動,因為內外夾攻,所以終能實現原來的主張,而為後來華盛頓會議留下一個爭回山東的餘地。 \n 政府連夜通緝學生 \n 五四運動到了這個地方,似乎應該告一段落了,但是到了那年年底,因為要逼迫政府取消軍事協議,學生和政府又起了一個大衝突,這個衝突,使北京大學的第一院和第三院又重重的被圍,當時政府有命令通緝我和方豪等幾個人,在傍晚時分,我便由一院後門逃出,經過鐵獅子胡同,想到永定門上車,哪知道到了永定門,車已開了,於是跑到李光宇家裡坐了半夜。 \n 半夜時候,又到永定門去上車,車又開了,於是我只得和張國燾坐待城門開門,當時很怕守城的問我們是做什麼的。我們等他開城門,總是不開,到城門開了,火車又走了,於是我們兩個人只得直接沿著火車軌道走去,到了豐台,登車南下。 \n (待續)

  • 五四健將羅家倫--主導新文化運動(十一)

    通過《新潮》,可以看到羅家倫與《新青年》主導的新文化運動,尤其是同胡適新文化運動思想的互動,羅家倫響應文學革命的第一炮《什麼是文學?文學界說》是1月1日完稿的。 \n針對時下爭論中缺乏「文學」的定義,他從西方學說中探討許多不同的解析,進而向中國傳統文學挑戰,並且認為「文學是人生的表現和批評,從最好的思想裡寫下來的有思想、有感情、有體裁、有合於藝術的組織;集此眾長,能使人類普遍心裡,都覺得他是極明瞭、極有趣的東西」。 \n \n白話運動接觸世界 \n \n他第二篇將近兩萬字的《駁胡先驌君的中國文學改良論》,發表在同年《新青年》第5期,是以學習西洋文學的心得,來逐句逐段駁斥這位留學英國的東南大學教授對胡適和陳獨秀的猛烈攻擊。其中他特別推崇胡適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一文中,對於「死文學絕不能產生活文學」的讜論;同時也提出他個人對文學、藝術和人生的看法,認為:一、藝術是為人生而有的,人生不是為藝術而有的;二、要承認時代的價值,在這個時代就應當做這個時代的人,說這個時代的話;三、所以應當注重世界文學的分析和研究。中國的白話運動,乃是與世界文學接觸的結果。 \n1920年羅家倫在赴美留學的船上完成了另一篇長文《近代中國文學思想的變遷》,發表在12月的《新潮》上。文中他將「近代」分成幾個階段來分析,在「國語文學」這一階段中,說明新文學的勃興,乃是人生覺悟後應乎時勢所萬不能免的;並且強調「胡適之先生最初創議的那篇《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所提出來的四條,正是這種精神的表現」。 \n但是他認為新文學必須以新思想作為基礎,才能發揚光大。接著又發揮了胡適一年前在《新思潮的意義》文中所立下的定義,即是用「評判的態度」來研討社會、歷史、文化方面的各種問題。 \n至於學生對新文化運動的貢獻,胡適本著其一貫的那種誠懇謙抑的態度評論說,「這份《新潮》月刊表現得甚為特出,編寫皆佳。互比之下,我們教授們所辦的《新青年》編排和內容,實在相形見絀。」《新潮》創刊之初,傅斯年是主任編輯,羅家倫是編輯,他們是投入極大熱情和精力的兩個主創者。依新潮社社規,該社社員均為《新潮》雜誌的供稿人。 \n第一卷第五號出版於1919年5月1日,此後由於五四運動爆發,《新潮》諸人都忙於「五四」的各種活動,於是第二卷第一號延至同年10月才出版,第二卷第二號又延至同年12月。1919年11月19日,新潮社成立一周年,並在這天舉行在京全體社員大會,改進社務,改選職員。組織也做了調整,把原來的編輯、幹事兩部制,改為編輯一人,經理一人,記錄校對等多人。 \n傅斯年於是年秋考上山東公費到英國留學去了,人員改選的結果,便由羅家倫來擔任編輯。事實上,自傅斯年走後,羅家倫就已經全力承擔起《新潮》的編輯工作。在第二卷第一號中,一個人就寫了7篇文章,第二卷第二號又有一篇論文,一篇演講記錄,兩篇評論,一篇書評和兩通復信。 \n這件苦差事直到一年後他也赴美留學為止。《新潮》一之一卷66位作者中,傅斯年發表的文章最多,有44篇。羅家倫次之,有時署名羅家倫,有時署名志希,共計36篇之多,內容包括論文、評論、詩歌、書信等。 \n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之間的關係,現在論者們有諸多爭論,就是當年親歷者們的看法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在羅家倫對他親歷的新文化運動和學生政治運動的理解中,新文化運動之所以布滿全國,中間還有兩個政治運動在裡面,第一個運動是比五四運動早一年,因為反對對日的參戰借款和中日密約而起的。 \n那時候是馮國璋做總統,段祺瑞做內閣總理,這個反日運動,是由日本留學生發動的。有一天晚上,兩個留日學生的代表,其中一個叫阮湘,在北大西齋飯廳慷慨激昂地演說,大家莫不義憤填膺,但終覺束手無策。最後羅家倫自己跑上講堂對著大家發表了一通煽動言論:「這個事體,徒然氣憤也沒有用處,我們如果是有膽量的,明天便結隊到新華門圍總統府去,逼迫馮國璋取消成約,若是他用軍警干涉,我們要抱有流血之決心。」 \n \n反對帝國主義先聲 \n \n《新潮》這句話說出來以後,大家受了一個極大的刺激,當場表決,第二天去闖新華門。到了那時候,果然北大學生還同其他幾校的學生,集合在新華門口,一直圍到下午5點多鐘大家才散。 \n羅家倫認為:「這是學生運動的第一次,也是學生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勾結而有所表示的第一次,這是五四運動的先聲,然而這件事卻很少有人提起(說句沒出息的話,這也是民眾請願的第一次)。有了這件事做引子,再加上這件事卻使得校長蔡元培處境艱難,等羅家倫他們回來之後,方知道蔡元培為此而提出辭呈。 \n(待續) \n

  • 兩岸史話-五四健將羅家倫

    兩岸史話-五四健將羅家倫

     從羅家倫以及其他人的回憶中,都很可以看到當時北大那種極為難得的校園氛圍,充滿了生機與活力。 \n 北大當時的師資是這種情況,學生間也不例外,茲舉羅家倫所述一例可用:「那時候學生物質的生活非常樸素簡單,可是同學間的學術興趣,卻是配合成一幅光怪陸離的圖案。我住在校外松公府公寓,孟真住在校內的西齋四號。我早晨到校上課之前,首先要到他房裡談天,他沒有起來的時候,我有時候掀他棉被,他頗引以為苦,氣得大叫。他房間裡住了4個同學,一個顧頡剛,靜心研究他的哲學和古史,對人非常謙恭;一個狄君武(當時名福鼎),專心研究他的詞章,有時唱唱昆曲;一個周烈亞,阿彌陀佛地在研究他的佛經(後來他出家在天目山做了方丈);一個就是大氣磅礡的傅孟真,和他的一班不速之客的朋友羅志希等,在高談文學革命和新文化運動。這是一個什麼配合!可是道並行不相悖,大家還是好朋友。」 \n 新文化運動的中心 \n 今天許多人都認為蔡元培入主北大,直接導致新派人物在北大得勢。但就當時情形來說,最令人驚嘆的是北大兼容並包,新舊並存一校的事實。更確切地說,蔡元培的兼容並包,的確是囊括大典,網羅各家,恰好不是以派別論,而是不拘派別,只是「各派之中,勢力最大,而且最易號召者便是所謂新舊文學兩派」。至於新文化運動成為今天看過去的北大底色,首先可以說蔡元培兼容並包的確得到新派人物獲得機會進入北大的客觀結果,但新舊相爭而新之勝出則毋寧說是時勢所造。如此,北大很快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 \n 在蔡元培的提倡和支持下,北大各類學術政治團體紛紛成立,校內經常舉辦講演會、辯論會,思考和討論之風盛行,師生都活躍了起來。無論在教師還是學生中,都有左、中、右,有共產主義者、三民主義者、國家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有立憲派,甚至有帝制派、復古派(如中文系裡的「國故派」),真是五花八門,無奇不有。從那以後,學生們打麻將、吃花酒的越來越少,研究學問和關心國家前途命運的越來越多。 \n 蔡元培時代的北大所造成的深遠影響,正如羅家倫所說:「以一個大學來轉移一時代學術或社會的風氣,進而影響到整個國家的青年思想,恐怕要算蔡孑民時代的北京大學。」正如陳平原所言:由一個思想自由而嚴肅的講場,進而成為那個時代道義擔當的先鋒,「沒有比李大釗所書聯語『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更能代表五四時期北大師生的情懷。 \n 這一兼及『高深學問』與『社會責任』的自我期許,日後成為無數北大人的夢想。」這種由大學進而影響社會的理想,一定深深滲透在當年作為學生的羅家倫思想中,這於他將來執掌幾所大學影響至大。 \n 1917年,羅家倫21歲,負笈北上,入國立北京大學文科,正式開始了他的大學生活,適逢蔡元培主持下那個黃金時代的北大,對一個意氣風發的青年來說真是如魚得水。 \n 羅家倫在北大主修外國文學,但他和當時好友傅斯年等一干人都有些貪多務得的毛病,興趣極為廣泛,選課很多。羅是新潮派人物,但他也常聽幾位守舊派大師的課。他回憶當時去上辜鴻銘講英國詩歌的課,辜之頑固守舊的態度貫注在他對英國詩的說法裡,大為有趣。 \n 辜竟把英國詩分為「外國大雅」、「外國小雅」、「外國國風」,甚至還有「洋離騷」哩!羅家倫還寫到有一次他把辜鴻銘氣壞了。 \n 當時正是「五四運動」的時候,辜鴻銘在一個日本人辦的《華北正報》裡寫了一篇文章,大罵學生運動,說學生是暴徒、是野蠻。 \n 羅家倫看報之後受不住了,把報紙帶進教室,質問辜道:「辜先生,你從前著的《春秋大義》我們讀了都很佩服,你既然講春秋大義,你就應該知道春秋的主張是『內中國而外夷狄』的,你現在在夷狄的報紙上發表文章罵我們中國學生,是何道理?」這一下把辜氣得臉色發青,很大的眼睛突出來了,一兩分鐘說不出話。 \n 羅家倫自述當年師友間交往過從,很能見出北大風氣之一斑:「當時我們除了讀書以外實在有一種自由討論的空氣,在那時我們幾個人比較讀外國書的風氣很盛,其中以傅斯年、汪敬熙和我三個人,尤其喜買外國書,大學的圖書館,對於新書的設備比以前也好些,大家見面時候,便討論著自己所讀的書籍,而回去的時候便去看書或寫信給日本丸善株式會社去定買外國書。除了早晚在宿舍裡面常常爭一個不平以外,還有兩個地方是我們聚合的場所,一個是漢花園北大一院二層樓上國文教員休息室,如錢玄同等人,是時常在這個地方的。」 \n 兼容並包校園氛圍 \n 從羅家倫以及其他人的回憶中,都很可以看到當時北大那種極為難得的校園氛圍,充滿了生機與活力。這種生機與活力,當然有部分源自新文化運動的朝氣,但也來自兼容並包,新舊並存的切磋、砥礪。這番北大黃金時代的景象,已成為中國現代大學之道的一種理想型。(待續)

  • 訓練女學生暗殺慈禧 教育家蔡元培曾想當刺客

    訓練女學生暗殺慈禧 教育家蔡元培曾想當刺客

    北大校長蔡元培是中國近代教育家,年輕時為了推翻滿清竟也想出利用女學生暗殺慈禧的伎倆? \n新浪博客網報導,清末滿清政府腐敗無能,各地愛國人士紛紛投入革命行列。1902年,蔡元培等在上海成立中國教育會,想改造中國青年。1902年暑期,日本留學生因要求學陸軍,遭清政府反對,並被日本警察遣送回國,當時群情憤慨,中國教育會每周率領愛國學社社員至張園開會演說,宣傳革命,聽眾多達千餘人。當時教育會還組織學生義勇隊,進行軍事訓練,還開設物理、化學課教導研製炸藥,以便準備暴動。 \n1904年,以楊篤生為首的東京留日學生軍國民教育會秘密成立暗殺團,打算行刺慈禧太后,暗殺團成員之一的何海樵回上海活動,並介紹蔡元培入團。 \n當時蔡元培對暗殺慈禧很有興趣,他認為要暗殺慈禧需要自製隱密且方便的武器,於是決心研製化學毒藥,馬上找來化學教師鍾憲鬯、俞子夷,並吸收入暗殺團。 \n後來,暗殺團配製出刺殺毒藥後,蔡元培還找來一隻貓灌了幾滴,貓馬上中毒身亡。蔡元培還進一步想改成固體粉末,並且開始研究炸藥,並且訓練暗殺成員。

  • 他說錯話被清政府通緝 後來竟用假學歷當上北大系主任!

    當時想要任聘為中國學術首府的北京大學是要很高的學歷條件的,而陳獨秀雖然有留學日本的經歷,但是他並沒有日本留學學校的相關證書。當時,蔡元培上報給教育部稱陳獨秀畢業於日本東京大學,而且還在安徽公學擔任過教務長。因此,陳獨秀確實是造假了學歷,而且這樣的造假竟然得到了當時的北大校長蔡元培的幫助。 \n什麼樣的原因會讓蔡元培去幫助陳獨秀造假學歷呢?首先,自然就是陳獨秀本人的出彩之處,陳獨秀本人思想開放,他帶領創辦了《青年雜誌》,這個雜誌對於中國整個文化歷史有很大的影響,而且對於整個時代的中國人很大的思想啟示。除了思想開放之外,他一生的經歷十分豐富,雖然他不是東京大學畢業的,但是他輾轉於日本各大高校和補習機構,他的見識十分廣闊。 \n其次就是蔡元培所代表的北大的需要,北大在蔡元培擔任校長之前,學風保守,大多的學生在這裡讀書只是為了功名利祿,因而教師和學生整個狀態就是不學無術。蔡元培在接手之後,就決定要將新思想、新文化帶入北京大學,而陳獨秀就完全符合這一要求。 \n其實,在蔡元培聘請陳獨秀的時候,陳獨秀就直接表明了自己的學歷達不到教育部的要求這一問題,蔡元培也許正是被陳獨秀這份真學者的坦蕩折服,他當場向陳獨秀表態稱,只要陳獨秀願意來北大為學生授課,其他的事情交由他來解決。 \n當年的北大在蔡元培接手後,從當年的頑固守舊發展成為新文化推行的場地,同時北大也重新恢復成為中國的學術首府。這樣的結局正是蔡元培這樣的伯樂和陳獨秀這樣的千里馬一起努力的結果。 \n【本篇文章非正式學術論文,如有不同史實觀點,歡迎留言指正】

  • 求姻緣  蔡元培、章太炎曾登徵婚廣告

    求姻緣 蔡元培、章太炎曾登徵婚廣告

    憧憬愛情,古今皆同,民國時期,帝制廢除,思想解放,單身男女也紛紛通過「徵婚」的方式去追求個人姻緣。早在1900年前後,蔡元培、章太炎等名流就先舉起了徵婚招牌。 \n \n中新網報導,元培先生開列的五個條件中,有一多半卻是為女方著想:一,女子須不纏足;二,須識字;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後,女可再嫁;五,夫婦不相合,可離婚。 \n \n相比之下,太炎先生的徵婚條件還保留著舊文人的一些情調。比如,女方應是個大家閨秀,能寫小文章。最重要的,這姑娘須有服從性質。兩位成名的大人物,應徵者如雲自不在話下,最後當然也找到了心目中的如意伴侶。 \n \n普通人的徵婚,亦是千奇百怪,內容各異。1930年第1期的《青天彙刊》上,收錄了一位男子的徵婚啟事。現年24歲的「某君」,準備去歐美國家考察學習,離開之前想找一位女伴。倘若女方也有意出國,某君願意出資贊助;如果不願意,那待他回來後兩人結婚也可。 \n \n某君共提出了六項條件,比如,年齡應在17歲至20歲之間,身家清白,初中畢業及以上(大學生更好),性情溫和,思想活潑。還特意指出了對女方身體的期待「奶部未曾壓束者」。甚至明言如果對方也看過張競生的《性史》,那就再好不過!有符合條件且欲聯繫者,可寫信前來,並附上一張照片。某君最後保證:「不合原信寄還,絕對代守秘密」。

  • 北大防霾 蔡元培雕像也戴口罩

    北京21日首度發布橙色二級預警,24日進入霧霾圍城的第4天,對路上行人和寵物而言,口罩已是基本配備。除了「活體」,北京大學裡幾座知名人物的雕像,也意外的戴起口罩「防霧霾」。可見霾害除了活人擔憂,蔡元培、李大釗、塞萬提斯等先賢的「分身」,也避之唯恐不及。

  • 時論-黃榮村辭出蔡元培的味

    時論-黃榮村辭出蔡元培的味

     黃榮村先生憤辭校長一職,不僅是最近的一件大事,也是百年來中國教育界的一件大事,為了說明其「關鍵」所在,必須先從蔡孑民(元培)先生(右圖,本報資料照片)說起。 \n 蔡先生辭職的學校是北京大學,時間是民國八年五月九日,在五四愛國運動之後的第五天,其細節,當時的天津《大公報》、上海《申報》和全國報紙皆有載錄,我們不必細表。本文在這裡特別引述蔡先生辭職書中幾句話:「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汔可小休。」這幾句話曾勞動梁啟超、謝無量幾位時賢評論,咸謂「道旁兒」係指「外力」,有直接的,也有間接的,「民亦勞止」係指歷史不會中斷,「汔可小休」則指歷史的無形力量。這幾句話,頗顯示了蔡先生不輕易顯示的思想,仿如劉伯溫的玄妙語言。 \n 我們現在從字書中理解:止有數義,已也,至也,留也,又指心之所安,阻而不進,不妄動也等等,約有十數義,蔡先生用民亦勞止直指全國人心之嚮往現代化,是不必也不宜勸阻。至於這個汔字,原引自詩經大雅:汔可小康,有是也、幾也、近也諸義,因為歷史是永恆的,必須注意其客觀演進形勢,既然把腐陋不堪的京師大學堂改為北京大學,當然要注意並擴大其教育的本義,他從德國回來,屢提示出救國與讀書的關係,如救國莫忘讀書,讀書也要莫忘救國,喜歡把「遠」的和「近」的結合在一起。 \n 在這裡,特別還要指出的,是民國廿九年,我有機會陪侍武漢大學校長王星拱先生、皖贛監察使楊亮功先生去江津探望陳實庵(獨秀)先生,我以簡易的思想:「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叩問庵老如何看待孑民先生的辭職,庵老微微一笑,但說:「孑民先生此一作為樹立了一標竿」,這句話,如雷貫耳,伴我七十多年,一直繼續對我發生灌耳的作用。 \n 我也曾問過鄧文儀(雪冰)先生,孫先生二次革命的構思,是否多少也受到蔡先生此一作為的影響,從「不為」中潛伏了「有為」,使革命的思想「滲入」民間,而不是光禿禿的辭職,一如他老人家「讓位」袁世凱。鄧先生原本即同意這層意思。 \n 實庵先生與雪冰先生,一文一武,決不是一說左一說右,而是同樣的深者見深,拋棄了淺者見淺,他們同樣的「看到了」無形的力量,每在「玄」處。從榮村先生的且歌且走中,使我不得不想起孑民先生。 \n 借用康德的話:沒有實踐的理性是「空」的,失去理性的實踐是「盲」的,這雙「且」不正就是黑格爾「第二次」的前奏嗎?這才是榮村先生「點」出遙遠示警的隱喻。 \n 北京大學蔡校長返校的兩年之中,加倍加倍的努力才蛻變了京師大學堂,北大的「因」「果」,正是今日中國醫藥大學的鏡子,孑民先生的辭與榮村先生的辭,正是這一酵素的「再」檢驗。 \n 我與榮村先生係在中國醫藥大學才有機會接觸,但迄未謀面,然極知其識見之深遠,器度之恢宏,因此不揣譾陋寫出這短箋,頗同意曾志朗先生的話:「不宜輕言退」,近日見報載子堯賢弟:「我們以黃校長為榮」,願引為殿後語。(作者為中國醫藥大學榮譽教授)

  • 兩岸史話-北洋裂變 軍閥與五四

     學生根本不理,依舊上街演講和查抄日貨,直到進入6月,政府感到不抓人不行了,才開始動手抓人。 \n 因此,作為站在台前的政府機關,面對洶洶的學潮,首要的任務,是要把事情平息下去,不能再出現第二次火燒趙家樓事件,否則段督辦那邊沒法交代。於是,5月6日和8日,徐世昌接連發表兩個大總統令,措辭嚴厲地譴責學生,批評下屬彈壓不力,其實意思只有一個,那就是不許學生再上街。 \n 甚至,連5月7日外交協會一干名流張羅召開的國民大會,也被取締。對保釋學生的審判,也如期進行。最讓學生和輿論難以接受的是,曹、章、陸3人的辭呈,均被退回,而且各自得到了來自徐世昌的撫慰。其中對曹汝霖辭呈的批覆,說曹「體國公誠,為本大總統所深識」。而且強調,此番事件,係曹「因公受累」。同時給了曹汝霖和章宗祥各5萬元,祕密安排曹到北海團城靜養。 \n 煽惑令風潮再起 \n 雖然說,這種安撫和慰留,並未脫出舊時官僚對下屬態度的窠臼,也未必顯示出徐世昌對3人格外優待。但是在那個情勢下,卻足以引發人們對政府的強烈不滿。人們更關心的是,在這安撫背後皖系軍閥的動向,顯然,他們的動向,很是令人不安。躲在北海團城的曹汝霖說,眼看著上街的學生越來越少,事情大有平息之勢,可是林長民的煽惑,又令風潮再起。 \n 其實根本不對,真正讓運動再火起來的,主要是政府的曖昧,以及這種曖昧背後皖系軍閥種種強硬的表態和人們的猜測。在這以後的一段時間裡,社會上流言紛起,說政府「徇武人之請,主嚴辦學生,解散大學,更換各校校長」。段祺瑞的大將段芝貴也被扯了進來,說就是他說的,「寧可10年不要學校,不可一日容此學風」。還有說法是,段芝貴的嚴厲主張,是在軍警會議上提出來的。 \n 此公當年捲入名伶楊翠喜案,名聲本來就不好,藉他說事,不由得人們不信。在次年的直皖大戰中,段芝貴有上佳的表演,以前敵總指揮之貴,仗還沒怎麼打呢,就做了吳佩孚的俘虜。此時看來就有預兆。更多的流言,都集中在北大校長蔡元培身上。說是政府壓教育總長傅增湘,要他撤換蔡元培,連替換人選都定了,命令已發,送交印鑄局蓋印去了。甚至傳說有某上將,要用往年對付陸建章的手段來對付蔡元培,也就是說殺掉他。最離譜的是說曹、章等人以3百萬收買刺客,刺殺蔡元培,還要派人焚燒北大校舍,殺北大學生。 \n 這些流言,有的有影,有的沒影,但流長蜚短,一時間卻導致人心惶惶。就在這個時候,蔡元培留下一封至今仍舊費人猜度「殺君馬者道旁兒」的信,辭職南下。一石激起千層浪,於是原本就不安的校園,再度沸騰。北京學生全體罷課,不讓上街遊行示威,就分頭宣傳。這下,軍警又有事幹了。 \n 出來演講的學生,組織形式是五四時期具有特色的10人團,10人一隊(有時也不一定10人),四出演講,散發傳單,查抄日貨。機動靈活,十分便利。這種運動方式跟北京學生的罷課,很快傳染到了全國各大城市,一時間,幾乎所有的中國學生,從小學到大學,都在做一樣的事。北京的警察和步兵統領衙門的軍人,開始是阻攔,看見就攔,攔不住只好聽之任之。這一階段檔案中的警察報告,只是彙報學生如何演講,如何散發傳單,而警察則「加派長警勸諭」,「委長和平勸解」,「長警等用婉言勸諭」,無奈之狀,溢於紙面。 \n 進入5月底,眼看運動如火如荼,沒有絲毫停下來的意思。當局有點著急,態度轉為強硬,開始動手抓人。5月22日內務部的訓令,口氣還相當和緩,承認學生的愛國熱誠,「原為國民朝氣」,學生「集眾演說、散布傳單等情事」,偶一為之,也是可以的。只是擔心「若長此紛紜,人心將因之不靖」,而「不良分子,攙入其中,乘機鼓煽,難保不別生事端」。 \n 製作泥偶為日人 \n 然而到了第二天,內務部的訓令,就變得有些殺氣了:「近聞京師地方排日風潮,愈演愈烈,竟有製成泥偶,指作日人,陳列道路,加以種種汙辱。又各學校所組織之學生演說團遊行街市,所有旗幟及宣言,有指日本為敵國,日人為敵人字樣。似此昌言不諱指斥日本,不惟妨害國家交誼,亦且擾亂地方治安。且現聞安徽蕪湖地方,並有擊毀日人商店,毆傷日人情事。萬一京師地方亦遇有前項同一事實發生,殊非所以慎重邦交、維持治安之道。合亟令行該廳密行查察,分別依法辦理。」 \n 接下來,5月25日,徐世昌又下了一道大總統令,強調對於上街的學生,如果制止不了,「應即依法逮辦,以遏亂萌」。學生根本不理,依舊上街演講和查抄日貨,直到進入6月,政府感到不抓人不行了,才開始動手抓人。由於學生非常多,每個學校每天都會派出10隊8隊的10人團,「同時至少有二三千人」,抓不勝抓,抓多了也沒有地方關,於是就把北京大學法科占了,改做臨時拘留所,關押被捕的學生。沒想到學生越抓越多,法科裝不下了,最後臨時拘留所又擴張到了北大理科。 \n 即使政府已經開始抓人,但主動進攻的一方,依然是學生。雖然有傳說,被捕的學生可能被槍斃,被抓進去的清華學生李先聞,最初也感到「有些害怕」,被抓的人,心裡都有點感到有點沒底。但是,這點擔憂,並沒有減弱學生的衝勁。因為,很快他們就發現,其實軍警對抓人並不積極,即使被抓了,好像也無所謂。在某種程度上,是學生主動找軍警來抓他們。據時人回憶,6月1日運動中成立的北京學生聯合會決議,從6月2日起分隊外出演講,如果2日外出的學生都被捕了,那麼3日就加倍再出,如果3日再被抓,則4日全體出動。(待續)

  • 武陵五四畢典 校長化身蔡元培

    武陵五四畢典 校長化身蔡元培

     武陵高中十一日第五十四屆畢業典禮,學生將發揮創意配合屆數,將典禮布置成「五四運動」主題,不僅學生扮演當代學者胡適、魯迅等進場,校長林繼生也配合演出,穿上長袍馬掛,以時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裝扮入場,引起師生一陣尖叫掌聲。 \n 日前「台大畢業生像椰子樹」,只為成就自己卻無法造福人群的說法,也被武陵運用在畢業典禮上,林繼生勉勵畢業生要有五「樹」精神,分別是椰子樹、松柏、榕樹、木棉花與台灣欒樹。 \n 林繼生說,椰子追求成就、松柏長久、榕樹庇護眾人、關懷社會,台灣欒樹又稱英雄樹,希望學生能濟弱扶傾,木棉花則保持熱情、把握人生的機會綻放。他說,武陵身為桃園縣高中第一學府,畢業生要有成為國家棟梁的態度。 \n 武陵高中昨將活動中心布置成戲院,學生以「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五四學者裝扮進場,台上演出民國八年的山東半島陷入混亂,一隻全身火紅的憤怒鳥襲擊當地居民,隱喻當年德國將原屬中國的山東半島割讓給日本,引起北京大學師生抗議,引發五四運動。 \n 林繼生說,武陵學生不僅書讀得好,活潑外向更讓人印象深刻,昨天五四運動的畢業主題就是創意的展現。他說,戲院的布置是讓學生體悟,畢業後要做自己的導演,邁向新的人生旅程。

  • 景點搜查隊-滬都經典 名人故居處處

    上海有不少名人故居,張學良、孫中山、蔡元培等都曾在此留下足跡。 \n上海有不少名人故居、洋行大班豪宅。數量實在是太多了,無法一一介紹,只能挑幾個有意思的看看。可惜最令人好奇的故居,當年青幫老大杜月笙位於華格皋路216號(今天的寧海西路)的「杜公館」,已經在上海城市建設的過程中拆除了,這棟住宅的位置應該是在現在上海音樂廳的東北邊,目前是一大片綠地了。 \n號稱杜公館 杜月笙沒住過 \n號稱「杜公館」的東湖路70號「東湖賓館」,過去的確是杜月笙名下的產業,是他的門人金廷蓀建好之後送給他的,不過杜月笙一天也沒住過這裡,說是杜公館實在有點勉強。 \n另一棟也號稱「杜公館」的東湖路七號,根據上海市政府的資料記載,其實過去的業主是英國籍猶太人漢納·約瑟夫,跟杜月笙一點關係也沒有。至於全上海最貴的旅館:新樂路上的「首席公館酒店」也號稱是「杜公館」不過那是當年杜月笙創辦的「恆社」的所在地,也不是杜月笙的住宅。 \n張學良公館 趙四小姐相伴 \n九一八事變前後,張學良是風雲人物,但是卻扮演了悲劇角色。1933年以後他曾三次來上海。1934年他從歐洲回國,到上海之後先暫住在莫利愛路(今香山路)2號洋房裏,不久他的侍衛副官長譚海替他租了下高乃依路(今皋蘭路)一號的花園洋房。趙四小姐也從北平南下相伴。不久,張學良出任武昌行營主任,離開上海,而趙四小姐還是經常來此小住,因此這一處被人稱為「張學良公館」。 \n孫中山故居 孫著作構思處 \n在繁華的淮海路以南,思南路東側的香山路上(原莫利愛路),坐落著一幢歐洲鄉村洋房,這就是孫中山和宋慶齡1918年至1925年間在上海的寓所。 \n自1894年孫中山先生就一直奔波於海內外策動起義、革命,自己卻連個固定的住所都沒有。為了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活動,旅居加拿大的華僑集資買下這棟住宅送給他。 \n孫中山在這裡完成了《孫文學說》、《實業計畫》等重要著作。1924年,孫中山應邀北上共商國是,次年3月12日病逝於北京。宋慶齡料理完孫中山喪事之後回到上海,繼續在此居住,直到1937年侵華日軍占領上海,宋慶齡才離開這裏。抗戰勝利後,宋慶齡將此寓所移贈國民政府,作為孫中山的永久紀念地。1961年3月4日,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 \n現在故居內的陳設,絕大多數是孫中山和宋慶齡使用過的原件原物,並遵照宋慶齡生前回憶布置置。 \n蔡元培故居 建築親切高雅 \n1937年10月,蔡元培由上海市愚園路寓所遷至海格路(今上海市華山路)居住。日軍侵占上海後,蔡元培移居香港,隨後病逝於香港。 \n蔡元培故居是一幢黃色花園洋房,外形是高聳的兩坡屋頂,山牆一段露出深色的木構架,深灰色卵石牆面,加上紅瓦屋頂,親切而高雅。1984年列為上海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n在屋前有石階扶梯可直 \n(文轉B9版)

  • 讀者投書-呵護北大的旁聽傳統

    北大「紅樓」的重修竣工,使我不禁想起那些已經逝去的北大的人和事。北大的旁聽傳統,就是被後人津津樂道的美麗故事。 \n蔡元培從1917年1月4日正式出任北大校長,至1927年夏出任國民黨政府大學院院長離開北大,前後正好是10年。蔡元培校長所提倡的「相容並包,思想自由」的辦學理念,似乎成了北大不是校訓的校訓,不是北大精神的精神。它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幾乎影響了近一個世紀。 \n蔡元培校長主掌北大後,旁聽與「偷聽」之風盛行。「紅樓」就是老北大「旁聽熱」的最好見證,那段美好的歷史,基本都發生在老北大的沙灘「紅樓」。 \n北大曾有五大公開 \n北大教授馬敘倫曾對校長蔡元培說:北大有「五公開」:課堂、圖書館、浴室、運動場地和食堂公開,還有三種學生:正式生、旁聽生和未辦任何手續,卻大搖大擺地來校聽課的偷聽生,他們多數就租房住在這「中國之拉丁區」裡。 \n有作家回憶說:「最痛快的是求師。在這一點上,我覺得全國只有北大無愧於『國立』兩個字。只要你願意,你可以去聽任何一位先生的課,決不會有人來查問你,更不會市儈似的來向你要幾塊錢一個學分的旁聽費。所有北大的教授都有著博大的風度,決不小家子氣地盤查你的來歷,以防拆他的台。因此你不但可以聽,還可以向教授質疑問難,甚至拿長篇論文來請他指正,他一定很實在地帶回去,很認真地看一遍(也許還不止一遍),下一堂課帶來還你,告訴你他的意見,甚至因此賞識你,到處為你揄揚」。 \n學術乃天下之公物 \n「學術是天下的公物」這就是北大的精神。毛澤東、沈從文、曹靖華、周建人、李苦禪、許欽文、成舍我、孫伏園、瞿秋白、馮雪峰、丁玲、柔石、楊沫、申壽生、季羨林、金克木等等,都在北大有過旁聽的經歷,從80年代開始到現在,全國各地來北大旁聽、遊學的社會人士更不計其數。 \n北大從沙灘「紅樓」到燕園的「未名湖」,從北大的「蹭客」、「偷聽生」,到今天的「遊學生」、「北大邊緣人」,北大的旁聽傳統未曾中斷,得到了很好的傳承,這是令人欣慰的。 \n傳道授業解惑,不論出身,唯傳播真理和社會擔當為第一要務,這正是北大的優良傳統之一。蔡元培如此,胡適、魯迅、李大釗、陳獨秀如此,張岱年先生、季羨林先生、錢理群先生等也是如此,這是北大人的慶幸,也是中國人的慶幸。 \n我們希望在精心保護「紅樓」的同時,更要精心呵護「紅樓」所賦予的精神,願「紅樓」在新的時代,更加熠熠生輝,願「紅樓」精神,更加發揚光大!

  • 讀書投書-「旁聽貓」折射北大優良傳統

    日前《北京晚報》以《北大「旁聽貓」蹭課5年》為題報導指出,北京大學校園裡,有隻貓5年來經常與學生一起聽課,深受師生喜愛。這只流浪肥貓,短毛無尾,近日風靡網路,這隻貓因酷愛「旁聽」而被網友及學生們冠以「哲學貓」、「旁聽貓」、「學術貓」等高雅頭銜。一隻流浪貓為何能在北大的課堂「蹭課」5年,並受到北大師生的禮遇,引起媒體關注,想來有點不可思議。 \n北大旁聽有悠久傳統 \n北大旁聽傳統由來已久,自從蔡元培校長主持北大以來,北大允許旁聽逐漸成為傳統。中國的歷史上也出過一大批曾在北大旁聽或臨時工作而成就的名人,如毛澤東、瞿秋白、沈從文、馮雪峰、丁玲、楊沫、成舍我、胡也頻、柔石、金克木等,魯迅(周作人)的弟弟周建人、北大學界泰斗季羨林、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溫鐵軍、新東方創始人之一的徐小平等,也都有過北大旁聽的經歷。而李大釗、陳獨秀、胡適、魯迅、周作人、鄭振鐸等北大教授,都先後積極響應蔡元培校長允許北大旁聽這一不成文的規定,留下了許多佳話。 \n遊學旁聽長達20年 \n筆者先後也在北大旁聽過13年,我身邊也有不少朋友在北大遊學,北大待上3年5年的,比比皆是,有的甚至長達20餘年。我所認識的北大旁聽生中年歲最大的,有年近80高齡的浙江蘭溪李漁研究專家趙文卿先生。 \n從北大「旁聽貓」折射出北大優良的旁聽傳統,當然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得益於這一傳統,在北大遊學後,能夠有所建樹,「追求真理,振興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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